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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鲍利是个浅棕色头发的英国中年男子。离开《国际先驱论坛报》和《金融时报》的欧洲分社之后，已在国际新闻版工作多年。业余时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喜马拉雅山脉乔戈里峰的书。在我跟踪观察他那天的前一个周日，他在旅游版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报道，又在周日的经济版发表了有关摩根士丹利新任首席执行官的人物报道。鲍利说我应该把观察日定在披露高盛集团财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他会快节奏地围着网络转，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新闻从最初的网络版到最后的纸质版（也是网络最终版）的整个过程。
2010年，《纽约时报》记者猜测很多美国人对高盛集团的所作所为感到沮丧，这家银行似乎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大赢家。对许多观察者而言，高盛作为华尔街的重要角色，现在俨然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华尔街对抗主街
的象征。记者、政府委员会、电影人和非营利机构经过调查、接触，认为高盛与摩根大通、富国银行以及从金融危机幸存下来的其他银行一样，都犯了错，可能正是这些错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对许多政界人士和公众来说，
高盛是那些开发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担保债务凭证的银行的代表，引起通货膨胀，随之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把美国市场推到了悬崖边，并最终导致美国经济走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鲍利告诉我，任何有关高盛的新闻这个时候通常会排在要发送的电子邮件列表的前列，它会收到车载斗量的评论，还很可能会登上首页——尽管鲍利的报道远不止要告诉大家高盛赚了多少钱，料多到足以登上头版：他还必须使这则新闻内容有别于其他所有新闻机构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包装，或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通常而言，第四季度收益会在12月到2月期间发布，会是新闻编辑室最关注的话题，理论上讲，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上一年的盈亏总额和员工薪酬情况。更准确地说，它们透露了高盛员工的平均奖金额。
虽说是大新闻，但鲍利还是在此前一天提醒我，跟着他一天可能会让我感到无聊，因为写新闻稿本身的过程是一如既往的。鲍利准时走进新闻编辑室，等待上午8点准确数据的发布，但他在前一晚已准备好了发到网上的新闻稿（数据部分空着）。在《纽约时报》，这种预先准备好的新闻报道被称为“B稿”（B matter），有时是几周前准备好的，有时是几天前准备好的。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因为互联网。准备这样的报道其目的在于，无论是企业收益、失业率，还是选举结果，一旦预期的信息发布，下一秒它就可以发到网上。
预先写好的新闻稿通常行文干巴巴的，有时也包括在事情发生之前汇编好的一些引文。为了保险起见，记者通常会做好两手准备，正面的和负面的引文都要准备。这样一来，《纽约时报》就能有一个全面的、更深思熟虑的报道发到网上，有望为读者创造出一些“增值”内容——有线新闻来不及提供的某些突发新闻；而不是像美联社或路透社那样只能迅速发布一个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增值”（或附加值）内容是《纽约时报》记者常用的术语，以将其新闻报道与其他新闻机构的报道区别开来。
鲍利解释说，这一天时间会因为各种信息的发布而被分成几段，上午8点财报发布，9点参加高盛首席财务官与记者的电话会议，11点与投资者和分析师通电话，上午还要选个时间与高盛首席财务官本人通电话；之后，再经过多次修改更新，鲍利才算完成供报纸发表的最终新闻稿。早上8点前，鲍利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盛在网上公布数据，然后把它们填进由商业版的网络编辑马克·盖茨弗莱德编辑好的文稿中。“B稿”（或预先写好的新闻稿）一般是这样的：
高盛集团周四表示，该集团第四季度取得了＄TK美元的利润，为这家华尔街银行在2009年的表现画上句号。
高盛宣布其2009年全年盈利为＄TK亿美元，并且还透露了一个可能会激怒评论家的消息，即已经确定将留出高达＄TK亿美元作为其员工的奖金。
结果显示出高盛在2008年最后三个月从金融危机中反弹了多少，又在季度性亏损中损失了多少。公司披露的奖金数额反映出补偿金将再次吞掉今年的华尔街很大一部分收入。
在政府动用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金融体系一年后，这些奖金数字可能会激起对华尔街高管薪酬水平的强烈抗议。
多家银行正在为应对来自华盛顿方面以及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M.Cuomo）等官员的薪酬审查做准备。科莫去年曾要求银行披露有关奖金的细节。一些银行家担心美国可能会效仿英国，对银行业的奖金额外征税。
但撇开这些担忧不论，很少有银行正采取措施大幅削减奖金。考虑到外界潜在的批评，一些大银行正在改变他们的薪酬支付方式，削减甚至取消了部分现金奖金而改为股票奖励，并减少了其收入中用于支付薪酬的部分。
12月，高盛宣布其职位最高的30名高管的薪酬只以股票形式支付，不发给现金。目前，华尔街几乎人人都在等着看高盛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会分到多少股票，他的薪酬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7年，布兰克费恩先生的薪酬是6800万美元，创下华尔街新纪录。2008年，他没有获得奖金。
早上8点，鲍利准时上网查找结果。他发现《华尔街日报》已先于《纽约时报》发布了财报数据。“《华尔街日报》已经发布了！”他喊道，并大声把数字告诉了盖茨弗莱德。鲍利亲自核实了收益数字，又看了一眼财报，大叫：“《华尔街日报》的数据是错的。”他语气急促，带着一种得胜的口吻。
随后，鲍利和盖茨弗莱德商议是否把净收入或净收益作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当时，鲍利已经把收入报表和季度收益都打印出来了。收稿编辑丹·聂米认为他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49.5亿美元的净利润上，理由是“这肯定是广大普通股民更希望看到的；对了，要说明这一数字高于华尔街的预期”
。盖茨弗莱德和鲍利看着这个足以成为热点的奖金数，盖茨弗莱德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补偿金的］最低值。”
鲍利和盖茨弗莱德一起把收益数字填入鲍利提前准备好的“B稿”中，并将第一稿上传到内容管理系统和网上。然后，鲍利回到自己的位子，刷新首页。几分钟后，高盛的这篇新闻报道出现在商业版页面，随后出现在首页的新闻导读区，尽管相关内容《金融时报》、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已经发布。
鲍利与盖茨弗莱德一起调整了导语部分的措辞，尽管他们二人来来回回地改动了很多细微之处，但报道是要给公众阅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闻报道仅需经过盖茨弗莱德的编辑：这类突发新闻在发布到网站上之前是不经过文字编辑之手的。但是，对于一个要刊发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在读者见到之前可能需要经过2至7次文字编辑。
鲍利发布的这篇新闻只是第一版，在这一天中，他还将持续围绕这个展开工作。在发布基本收益后，鲍利开始查阅前几年的奖金总额，以此来推测今年的人均奖金额度，再与其他年份进行比较。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鲍利仔细查对，尽量避免犯错，否则网络版的修改和报纸信息的纠正会很麻烦，甚至报道的下面还会招来大量的恶评。
然后，鲍利停止了对新闻稿早期版本的修订（他的每一个改动都会由盖茨弗莱德及时在网页上更新），安排我和他一起参加一群记者和高盛对外联络事务主管卢卡斯·范普拉格（Lucas van Praag）、高盛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亚尔（David A. Viniar）的电话会议。首席财务官首先介绍了高盛财报中的所有要点，然后，进入提问环节。英美媒体关心的话题从奥巴马提议对银行增税，到补偿金问题，再到高盛是否因“体量太庞大才没有倒闭”，不一而足。
鲍利发现他开始收到读者发来的有关高盛报道的邮件，他给盖茨弗雷德写了张便条，说希望开放这篇新闻的评论功能。由于《纽约时报》会在发布读者留言之前先中和一下，网站上每天只能对少量新闻报道开放评论功能，而开放评论意味着该新闻会在首页上排位靠前，这某种程度上是中和评论的做法所致。
鲍利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一回复读者来信，但在这天，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定期涌入的邮件，这些邮件很可能是由于高盛的报道而出现的，他说：“只要一提到高盛，就会有读者写信过来。”鲍利通过一个简单的窍门区分读者邮件和其他消息：如果读者通过点击文章的作者署名发送电子邮件给《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时邮件的主题栏就会出现以［读者来信］打头的字样，这样的功能便于记者忽略某类邮件（我平时见到的也基本如此）。
鲍利一直尝试几件事同时进行，在确保网上内容不断更新的同时继续跟进报道。他必须掌握分寸，让报道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角度，但此时这种分寸更难控制了：一有新信息他就放到网上，最近一次是对媒体引用部分的更新。《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此并未表现出独到之处。
尽管如此，但鲍利在每一次较大的更新前都会收到同事们给他的意见，他自己也会偶尔停下来思考新的报道角度。例如，当鲍利等待与高盛首席财务官的一对一电话时——这是他第一次突破来自网络的压力，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使自己的工作与众不同——他得到了商业版周日版编辑的一些建议，关于他或可向对方提的一些问题，包括调查高盛目前对自己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的看法，由于对这些金融工具的放松监管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
鲍利对同事的建议做出了回应，说他想就“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提问，这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它将把银行最赚钱的自营交易业务（银行以自己的资本而不是客户的进行交易）与代表客户的投资业务分离，还将禁止银行拥有、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股权基金。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银行是否也可以成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但此刻鲍利无法把所有的建议都用于完成网络新闻稿。
鲍利接到了首席财务官的电话，就奖金的性质和沃尔克规则的涵义进行了提问。鲍利的主编、财经新闻团队负责人大卫·吉伦（David Gillen）指示他考虑一下奥巴马提议的金融管理条例可能对高盛产生的影响。吉伦在策划其他相关报道，想让一位记者报道沃尔克规则在法律上对高盛公司意味着什么，另一位记者报道在政策上对高盛意味着什么。
在多次细枝末节的更新之后，一篇较大篇幅的新闻报道逐渐成形。在这个一对一的电话结束后，鲍利知道机会来了，可以开始以他想要的视角来突出《纽约时报》的新闻特色了。他开始在当前的网络报道中插入首席财务官的一些话。
吉伦下令制作这个报道：“让我们来定一个［这样的］框架……高盛［在金融危机中］受影响了吗？收入是不是仍然涨了50%？”
鲍利问：“会不会觉得身心都很痛苦？”他指的是高盛内部那些没有获得高额奖金的人的感受。鲍利还说，他会尽量弄清银行内部对此的反应。对于如何从交易大厅得到反应，他们已经有了计划。
编辑莉兹·奥德曼和吉伦问鲍利：“你对A1版内容有什么想法？”鲍利想了想，答道：“华盛顿和华尔街。”
吉伦说：“那导语就放一篇对银行的分析。”
换句话说，鲍利的任务是深入下去，弄清楚当华盛顿方面对银行家们口诛笔伐之时——彼时，奥巴马总统刚刚针对补偿金这种特殊形式的奖金提出“民粹主义”征税方案——高盛打算在这个棘手的奖金问题上如何过关。
A1版的想法，或者说头版的想法、A1版的报道，是指提交给头版会议讨论决定是否作为报纸头版的新闻。以“分析”为导语，反映出了《纽约时报》所采用的逐步后退法，此时记者完成了网络版的更新并开始为纸质版做准备。
在讨论了这个报道的更大的思路后，鲍利终于有时间阅读来自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的收益分析。他问
DealBook
的一位记者（他的工作主要是获取华尔街的突发新闻并迅速发到《纽约时报》的博客上）削减奖金在高盛内部会有什么影响。这位记者告诉他：“一切都取决于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得到多少。”
上午11点，鲍利按计划参加了高盛与为其服务的金融分析师之间的电话会议。电话会议在大量复杂的金融术语的主导下进行，分析师要求对方澄清损益表上的具体要点和其他一些问题，以利于他们对公司的未来做出预测。有这一大堆财经术语在，电话会议的内容我听得云里雾里。会后，鲍利对我说：“该我们来把官样文章翻译成大白话了。”
于是，鲍利开始改写这些金融专业术语，使它们能被他认为的《纽约时报》读者所理解，这些读者是看不懂这种行业术语的。鲍利和其他一些人告诉过我，《纽约时报》记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读者是受过教育的、感兴趣的读者群体，但可能对商业知识不是太懂。然而，大多数记者发现很多重要的决策者也在读《纽约时报》。
与分析师通过电话之后，鲍利又对发在网上的报道做了些修改，再次反映出一些并非《纽约时报》独家特有的信息，尽管经过鲍利的改写，电话会议中最重要的信息都包含进去了。改到满意为止后，鲍利说：“我以为我们已经把网络版用的报道更新完了，但稍后其实还会更新。”这时，我暂时离开了，留他独自一人为纸质版写稿。他戴上耳机，过会儿又摘下耳机打了几通电话，包括打给国会山的一些人。但此刻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写稿，不是更新。
下午2点左右，《纽约时报》的电台主管及视频工作的主要推动者简·伯恩迈耶带着摄像团队过来了。他们向鲍利解释说，希望请他和编辑温妮·奥凯利一起面对摄像机谈谈高盛的收益情况。鲍利想了想，从椅子后面拿出一件休闲西服，问：“我可以穿这个吗？”这段视频打算录制“90秒到2分钟……不是……概括新闻要点，而是陈述你的报道脉络”。伯恩迈耶解释说。与她同来的一位同事对鲍利说：“透露一些消息吸引读者注意就行，用不着亮出重磅干货。”她的意思是不需要鲍利把整个报道和盘托出。这是鲍利第一次被要求录制这类视频。
这次的视频拍摄是为
TimesCast
做的，计划放在午间网络节目里让读者看到《纽约时报》这一天的重要新闻集锦。由于重大突发新闻登上头版的可能性较大，记者的写稿过程因多媒体制作需求而打断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鲍利和奥凯利一起为视频录制做准备时，略有点不知所措。奥凯利说：“挺有意思的，我们平时甚至都不在一起工作。”伯恩迈耶又给了他们一些提示：“这段视频要看起来像是我们在偷听你俩的正常聊天。”
鲍利的编辑吉伦模仿起了鲍利的英国口音说：“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觉得鲍利的口音听起来特别温文尔雅。
奥凯利问了鲍利几个关于沃尔克规则和分离商业银行业务的问题，并问在奖金支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整个视频录制过程持续了大约20分钟。然后，鲍利又戴上耳机继续写稿。下午4点半，鲍利把纸质版的初稿交给了吉伦。“他是个非常严格的编辑。”鲍利特别强调说，估计自己的这个初稿会有很大的变动。
随后，鲍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高盛员工的妻子。他边接电话，边兴奋地在pad上写下“高盛员工家属”几个字。这位女士看到了网上的新闻，所以打电话来抱怨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拿到鲍利的报道里所说的50万美元奖金。鲍利答应不引用她的原话，但是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万一他的报道需要从她那里获知有用的信息的时候，可以打过去。几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摩根大通可能会推迟发放奖金。“这会是个大新闻！”他答道。然后转身对我说：“我太喜欢做这个了。”他咧嘴一笑，神情严肃而真挚。
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新闻稿与预先准备的B稿已经大相径庭。鲍利共写了五稿，盖茨弗莱德给我的打印稿上详细地留下了网页上的报道被来来回回改动的痕迹，细微的改动不少于26次。这篇报道已经转移到了首页的头条之中，并且未开启评论功能。倒是有一篇关于奥巴马总统和银行业政策的报道，占据了首页上第二位的突出位置，其热度仅次于竞选开支的新闻。鲍利的文章并没有像鲍利希望及编辑预期的那样出现在A1版，而是被安排在商业版的第一版。标题在撤掉了收益数字之后，最终定为《势头强劲的一年：写在高盛削减奖金后》（
Strong Year for Goldman after It Trims Its Bonus Pool
）。
导语部分内容如下：
周四，高盛的纽约总部里没有人为自己拿到的巨额薪酬欢呼雀跃。尽管2009年的收益创下了历史新高，但高盛宣布仅仅留置了162亿美元奖掖员工。
仅仅？
如果你不曾在华尔街工作过，那很难理解这个11位数对于一个重要的发薪日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对高盛来说，这个数字背后的财政和政治的计算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克制性。
面对外界对华尔街巨额奖金的诟病，高盛做出了一次惊人的让步，打破了长期的行业惯例，即把大约一半的年收入用于补偿金发放。
纵观鲍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开始揭开贯穿于本书核心主题的点点滴滴了。在鲍利的案例中，即时、互动和参与的网络新闻价值观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即时性可能是他的新闻工作中体现出的最明显的价值：他整个上午都在忙于写出新闻稿。鲍利的编辑和他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鲍利要整天更新报道内容，一得到新消息就立即添加进去。与此同时，新闻编辑室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难以名状的压力，觉得网络需要更多的料，人们都在反复检查，寻找更多的新消息。为了体现竞争力，《纽约时报》认为必须向人们不断提供新资讯。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停下来问问：是否真有人把这篇不断更新的高盛报道读了26遍（甚至5遍）？这一次次的更新目的是什么？然而，《华尔街日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甚至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将高盛事件作为突发新闻，而一有新消息披露，《纽约时报》都会将其填充进新闻报道。如果不这样，可能会使《纽约时报》的内容看起来苍白无力，这与其目标，即成为美国最好的（如果不说是英语国家最好的）报纸以及新闻最权威的来源，是不相符的。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编辑手头并没有关于其网络版读者的数据（这被称为网络计量学），而新闻编辑室有人在收集这类信息，但这还不是日常新闻工作的正式部分，因而编辑对于人们（或者说登录《纽约时报》官网的人）是否阅读了这一次次更新的内容，并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他们仍然感受到压力，觉得要不断更新。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即时也是一种存在争议的价值观。尽管各家新闻编辑室都在努力做第一个报道者，但更重要的是新闻的准确性，比如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虽然是第一个发布该报道的新闻媒体，却弄错了财报的数据。那么，究竟新闻编辑室要做到多快呢？那天早上的新闻内容主要是一些事实和引述，稍晚些时候才到鲍利的主编手中。在整个过程中，鲍利的主编——吉伦和奥德曼——更关心报纸A1版上的大新闻，希望某条新闻可以挤进《纽约时报》当天的五大新闻。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催促鲍利，在不断更新网上内容的同时考虑一下怎么成为当天的五大新闻之一。
《纽约时报》的宏大目标之一是将一天中网站上马不停蹄地更新的内容，整合成一篇更深思熟虑的分析性报道。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第二天新闻”，是《纽约时报》员工的一个术语，以此来表示他们所做的报道在各项工作和分析上有别于其他新闻机构的。“第二天新闻”并非是个新概念，以前的新闻都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才刊出的。但在如今这样的数字时代，“第二天新闻”实际上就是面向纸质版的“当日新闻”。新闻编辑室的编辑和记者都视之为头等重要的新闻，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总结，更重要的是，它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知道的，这种“第二天新闻”仅在网上存在非常短的时间，大多数人正是在网上读到后，才转而向《纽约时报》寻求更多的资讯。
某些较小的子主题在鲍利这一天中是以互动和参与与他的工作流程交织在一起的方式出现的。摄像团队来找鲍利录制视频，显然是有上级的命令。而鲍利尽管一开始有些困惑，但他乐意配合。这种视频录制不过是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不是要把报道的内容和盘托出，这是新闻编辑室的一个策略，目的是让读者更关注故事本身（“透露一些消息吸引读者注意就行，用不着亮出重磅干货”）。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次意料之外的多媒体生产由摄像团队全权构思、安排、制作，参与其中的其他记者还不习惯这样的程序、操作以及像这样快速录制视频的工作方式。显然，有人意识到了互动内容生产的价值所在，但追求越快越好的传统记者并不是这样想的。换句话说，互动内容生产仍是一个纷杂的过程，尚未形成相应的新闻工作惯例。
最终，我们看到对于参与的重要性，新闻编辑室只有少数人接受了。鲍利会收到自己的读者邮件，每次收到都会兴奋不已，但我从未见他真正读过。尽管如此，他很明白他的读者是积极的，并且准备对他的报道做出回应——这点很重要，意味着时代变了，读者的反应再也不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的了。鲍利知道人们想要谈论高盛的事，而《纽约时报》可以成为一个让他们发表意见的地方。但鲍利要求开启评论功能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让这个报道在首页上停留更长时间。在我看来，鲍利似乎对这些评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并不很感兴趣（但是因为最终并没有开放评论，所以我对此也不能确定），只要有评论在那里就行了。因此，鲍利似乎是了解何谓积极的读者的，但对他来说，参与并不包括真的去回复读者。参与也是个混乱的说法，谁能说得清：他应该回复所有的电子邮件吗？什么时候应该开放评论？他在这一切中起到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