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鲍利是一名财经记者,正准备处理一项他明知肯定会燃起美国民众怒火的任务:披露高盛集团2010年的财政收入。那场金融危机之后,高盛集团接手了各大银行搞砸的业务。它不仅是存活下来的最大的银行,而且事实上还在营利。同年,在国会听证会上,由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领头的银行家们非但没有对金融危机承担应负的责任,还义正词严地指责美国民众。但正如后来公众所知,高盛公司在刻意做空房地产市场的同时还建议其客户把大笔的钱投进去。
鲍利的任务是披露高盛的财报,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时,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其实只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报道,可以板上钉钉地会上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但这是一次大衰退 ——虽然道琼斯指数已经从2009年3月的低点6443.27点回升至2010年的11000点附近,全美的其他方面却未出现复苏迹象。贷款业刚刚创下了一年新增380万个家庭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的纪录, 失业率依然徘徊在10%附近。银行业已成为这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行业之一。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美国人对银行家的好感下降了17%。
财报发布之前,新闻编辑室里气氛紧张。他们担心财报的内容和《纽约时报》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变成政治的炮灰。编辑们也认为这必将令《纽约时报》的广大普通读者感到愤怒,尽管几年前他们对高盛还一无所知。编辑们猜测这篇报道很可能会在网上引发大量讨论。
这项任务的重点在于,鲍利这一天无论何时得到关于高盛的新消息,都会立即在网上发布、更新。所以,当鲍利早上7点半去上班时,已经做好为这个头版报道忙碌一天的准备。他有过这种经历,而且他也准备就绪。
鲍利的这一天是个例子——下文还会进一步回顾——反映出了《纽约时报》记者是如何在网络环境下体现新闻的即时性的。本章中,我会记述鲍利和其他两名记者在一天中是如何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新闻记者通常会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里,而我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剖析他们一天的工作方式和具体过程。我选择的这三天,凸显了《纽约时报》业已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工作惯例,反映了记者如何在数字化的随需应变的新闻环境中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每一天都展示了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如何体现(或不体现)在记者的日常工作中的。尽管本章将把这三种价值观合起来以日为单位进行讲述,但在之后的章节中,会对这三种网络新闻核心价值观专门讨论。
格雷厄姆·鲍利是一名财经记者,他的一天经历为我们演示了全天候工作模式究竟是怎样的。第二位是安德鲁·马丁,他也是财经记者,但他的工作更偏向消费者方面,他的经历将告诉大家没有截稿时间限制的一天是怎样的。最后一位是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技术博客 Bits 的博主,他在商业版的外围工作,那天正值第一代iPad发布,新闻编辑室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报道。我可以从我观察的传统记者和非传统记者从早到晚的工作日中选择任意一天,但这三天浓缩了新闻编辑室在即时、互动和参与方面的核心情况。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这些术语一般为学者所用,记者很少使用。本章以这些新价值观为背景,选取这三天来记述,将为记者的实际工作经历提供一个规范的维度。
鲍利的一天,主要展示的是记者应对即时的压力,尽管那天他的故事也涉及一点互动和参与。他必须先把突发新闻发布到网上,然后再为纸质版写一篇报道,这反映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方式,记者不得不以更传统的模式来协调解决网络上时刻发生的需求。他与视频团队有个小插曲,后者临时想为网络录一个短视频,而这体现了他基本只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所遇到的混乱和不协调。而且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别扭事还很有趣(他被叫去做个采访,谈谈他的报道,录制这段视频的人是商业版的,但这人既不是他的编辑,也不是与他共同完成这则新闻报道的人)。很多记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他们认为互动性是对工作的一种干扰。鲍利这一天并没有涉及太多的参与,但他有关受众的观点在新闻编辑室的许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即不值得花时间跟受众互动。
马丁的一天在许多方面都与鲍利相反,他所展示的是一个不受截稿时间限制,主要关注创业或调查性新闻的记者的工作状态。他的工作重点包括表面上看来属于《纽约时报》的独家消息,还有其他媒体机构不希望报道的,并且他的报道也不一定要在特定日期发表。但这并不是说马丁没有做过全天候实时更新的网络报道。事实上,他的报道方向也包括美国银行 ,这与鲍利报道高盛集团的情况类似。还有一次马丁的任务是分析美国银行的季度收益,那也是令人抓狂的一天。
但是,在《纽约时报》工作并不总是与当前有关,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种竞争动力需要时间来完成报道,来形成新闻视角。马丁的一天也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凸显了互动: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创造出互动内容。但他没有自己固定的工作模式和流程:他临时约见了自己喜欢的摄像师,而且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编辑(或者商业版的网络编辑)。他把互动融入自己工作环节的方式与《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是截然不同的。
比尔顿的一天则反映出一个非传统记者(或博主)是如何处理一个非常离奇的报道的:第一代iPad的发布会。对于新闻编辑室来说,这绝对是个大新闻,记者们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策划了一个大型的发布会,但没人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可以用来做什么。比尔顿的这一天记录了他所承受的双重压力,不仅要实时报道,还要尝试运用非传统平台进行报道:一方面要留意竞争对手的博客和推特消息,另一方面要在《纽约时报》官网上开通“直播博客”(live blog)。他为新闻事件创建图表和内容的尝试,表现出了记者对互动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能力。此外,比尔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工作,印证了下文中将要涉及的另一重要主题——参与。记者一旦上网,他们利用互联网报道新闻、传播观点或与其他网民进行交流。除极少数的例外,参与仍是一个一对众的形式,来自受众的声音却不多。
整本书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记者,从网页制作人到互动新闻记者,不一而足。但我关注的是那些凸显了新闻编辑室的“传统与变革” 之间关系的记者。从鲍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派记者在新压力下的工作状况——尽管他也可以选择做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新闻;从马丁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位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传统记者以新的视角从事新闻工作;从比尔顿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类记者,需要使用各种新工具和平台进行新闻报道。通过对鲍利、马丁和比尔顿的一整天近距离观察,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记者是如何(或不)去适应即时、互动、参与这些价值观的,这些价值观引起的争议体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