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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室（尤其是报纸的新闻编辑室）正陷于巨大的困境。报纸的发行量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而这种降幅在加剧，过去6年间，报业眼看着发行量的降幅从0.7%达到了7%。从某种层面来说，这是新闻行业面临的经济问题。但从另一层面看，这是美国民主体制出了大问题。当报纸的发行量下降，流失的不仅仅是报纸订阅者，他们还不得不降低广告收费。利润的减少最终会影响报纸的原创新闻报道的核心能力。营利的减少，对于耗时、耗力、耗人、耗资源的公共服务新闻的投入也必然会减少。
新闻机构原以为可以通过网络广告的收入来弥补报纸广告收入下降的部分，但事实证明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被我们看到的网络广告数量误导了，这些数字每个季度都有起伏。网络广告常常是与报纸广告捆绑在一起的，一旦报纸广告撤走了，网络广告也会跟着撤掉。对于网络广告，广告商通过点击量来了解注意到他们广告的确切人数，而对报纸广告，他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广告，一旦你拿到了报纸，他们就假设你看到广告了。或许对报纸而言，更糟糕的情况是广告商已经意识到他们并不需要通过报纸把广告传递给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这时，作为中间人的新闻机构就被踢出了这个过程。
2000年以来的衰退，即新千年伊始出现的第一次下降，以及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第二次更为严重的衰退，使报业的情况尤为严峻。广告商的出价越来越低，也越来越不愿意投放网络广告，新闻编辑室（与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新闻业与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经济回暖，情况也不会好转；事实上，报业的核心财务模型存在一个系统问题。《纽约时报》媒体记者大卫·卡尔（David Carr）认为，报纸的时代即将终结。他说：
很显然，在经营僵局和无章法的尝试大幅削减成本之间，过去15年里一直担心即将到来的危机的纸媒始终在为维持原状而苦苦挣扎。当然，有些聪明人也在尝试创新，每天都发布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但财务困境已更为明显。
新闻业、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以及那些关心民政事务的人——从知名富豪到科技行业的企业家——都表达了对新闻业前景的深深忧虑。学者方面，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指出，鉴于有关地方、州、国家和国际的报道在稳步下降，我们的“公民预警系统”（civic alarm systems）存在很大的危险。
一些重要的报告也指出，报纸发行量的下滑长期以来被视为原创新闻报道减少的源头。
[1]
全美排名前25位的报纸的发行量连续几年都在下滑，就连把网络订阅的数量也计入发行量的《华尔街日报》亦有小幅下滑。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新闻媒体现状报告》（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Report
）显示，与2000年相比，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的规模缩小了30%。据行业分析师肯·多科特（Ken Doctor）估算，考虑到新闻编辑室的裁员情况，记者全年报道的新闻数量减少了80万个。
[2]
新闻报道本身也爆出了一些更令人吃惊的消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2009年《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发行量减少了20.6%。
对于像亚历克斯·琼斯这样之前做过记者，如今任职于哈佛大学肖文斯坦中心（Shorenstein Center）的人而言，为失去调查性报道这样的新闻“硬核”而惋惜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这个“硬核”已经随着新闻编辑室试图少花钱多办事并以温和的小报式新闻来吸引读者的做法而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3]
正如C·W·安德森、艾米莉·贝尔（Emily Bell）和克莱·舍基在他们题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 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的一篇报告中（这个报告提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目前已经进入旧“工业”时代终结后的阶段）所指出的：
新闻生态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导致了美国新闻质量的下降。现有资料表明，我们确信在美国新闻业的形势好转之前将会先经历一个恶化的过程，而有些地区（主要是没有日报的中小型城市）的情况会更糟。 [4]
尽管我们可能都会说到传统新闻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记者过于接近消息来源，到他们写作时过于（或者太不）注重客观性，再到记者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缺乏兴趣、报道不够——但是，传统新闻机构
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报纸仍在为绝大部分社区提供原创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为收视率较高的地方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素材。美联社的通讯（wire reporting）独具特色并且有新闻价值，但在符合地方需求的具体新闻报道方面从无优势可言。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编辑室缩减了驻州议会，尤其是驻华盛顿的记者数量，以节约开支。《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
San Diego Union-Tribune
）的记者凭借对美国众议员兰迪·坎宁安（Randy“Duke”Cunningham）的腐败行为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该报却撤销了驻华盛顿办公室。驻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Trenton）的记者从2003年的35人减少到2009年的15人。在得克萨斯州，驻州议会的记者从28人减少到18人，佐治亚州的则从14人减少到6人。
当代表当地社区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的记者的数量减少，斯塔尔关于新闻将无力曝光腐败的警示是不无道理的。
报纸也是一片惨状，有些关闭，有些宣告破产，还有些维持着不死不活的状态。其中最让人遗憾的要算2009年丹佛的《落基山新闻》（
Rocky Mountain News
）和《西雅图邮报》（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的停刊。
后者有着146年的历史，如今只保留了网络版。
但至少这两家所在的地方仍有两份报纸在发行。《费城问询报》在随着奈特-里德（Knight-Ridder）报业集团的解体而被出售后也宣告破产，并且5年内被转手了四位买家。
报业连锁也瓦解了：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 Company）2007年以8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地产大亨山姆·泽尔（Sam Zell），后因管理不善和糟糕的经济状况而申请破产。
当然，记者并没有因此而一损俱损，他们仍能在业内有所成就。比如，2012年，《费城问询报》因其为费城公立学校所做的贡献而摘得普利策奖的公共服务奖。
最令人头疼的是，面对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能回答究竟怎样才能使传统的报业模式走出困境，尽管这些报业公司都在努力。为了节约成本，曾经的日报改为每周出三期，或者只发行网络版。先进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s）决定把仍在营利的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
The Time-Picayune
）缩减为每周出版三期，引发员工（200名员工因此失去了工作）和当地人强烈不满的举措。
这一做法，先进出版公司其实是在效仿《底特律自由新闻报》（
Detroit Free Pres
s），后者才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和威斯康星州的《首都时报》（
Capital Times
）则是最早决定只保留网络版的。至于这些举措究竟是能节约成本还是具有破坏性，眼下还很难说。各家报纸的绝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报纸广告和订阅服务，但印刷也在开支中占很大一笔。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闻机构恰好刚刚迎来“全新的”新闻付费墙
时代，读者必须付费才能获取其网络版上的内容。《华尔街日报》的网络版一直设有付费墙，部分原因在于这样能准确锁定商业方面的专业人群，这些人很有可能会花钱订阅。但直到最近才有少数几家适合大众阅读的报纸尝试设置付费阅读。《纽约时报》于2005年至2007年间推出“时报精选”（TimesSelect），读者需付费阅读网上的一些专栏和专题报道。在一封致读者信中，他们表示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新闻生态对于争论和观点的需求。
2011年3月17日，《纽约时报》推出“咪表付费墙”（metered paywall），在当时算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举措。每个访问网站的人每月可以免费阅读20篇文章（2012年减为10篇），之后就会被询问是否进行网上订阅（这可以与订阅纸质版结合并有价格优惠）。这种付费墙模式采用多孔计量（porous）：通过社交网络发布的文章可免费阅读，不会被计入付费范围。《纽约时报》发言人艾琳·墨菲（Eileen Murphy）认为，这样做才能使《纽约时报》“既向所有人开放，又成为社交网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此，《纽约时报》赢得了不少订阅用户，网络版和纸质版的都有。其他同行随之也纷纷以各种方式效仿：甘内特（Gannett）报业集团（除《今日美国》外）、《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和《波士顿环球报》（
The Boston Globe
）都对网络新闻采用了混合付费形式。自我开始研究《纽约时报》以来，1380家日报中有450家的新闻编辑室采用了付费墙模式。
不过，早期有关付费墙的报告表明，可能只有最大的几家新闻机构能从中获利。而且有多种模式共存，从《纽约时报》的多孔计量付费墙模式，到《阿肯色民主党公报》（
Arkansas Democrat-Gazette
）2002年开始实施的模式——阅读任何出现在纸质版上的内容都要付费。对于一些地方新闻网站，付费墙模式可能会减缓但无法避免报纸衰落带来的损失。瑞安·切特姆（Ryan Chittum）在《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中称付费墙模式该结束了，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模式的有效性以及报纸可能会因此获得额外营利。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称它的付费用户在读者中只占了非常小的比例。
新闻业的这些变化发生在经济崩溃但创新力出色的时期。2010年，iPad的诞生带来了平板电脑领域的重大变革。社交网络继续普及，脸书的用户数量达到了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功能意义上的“公共性”早在它作为投资工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宽带还在不断提速，无线和移动通信远比以往成本低廉（尽管数据存储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搜索、整合以及用户制作的内容（peer-produced content）上大大便利了信息的获取。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传统新闻机构的故事中，也有令人为之一振的创新。如今我们亲眼可见的是，随着网络新闻机构的受众规模日益扩大，像Buzzfeed这样的新闻聚合网站为了提升原创内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招聘，尽管该网站有动物图片幻灯秀保证流量。而《赫芬顿邮报》（
The Huffington Post
）凭借对负伤的退伍军人细致入微的一组10篇系列报道，摘得2012年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
该网站还利用名人新闻和原创性评论来提高点击率。利基
型新闻网站也比较成功，比如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在提供精选的付费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发行纸质版；TPM（
Talking Points Memo
）以博客起家，提供左派的政治报道，并以政治新闻与政治观点相结合的方式保持网站对美国政界的深度报道。《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自夸其推出的商业新闻平台
Quartz
吸引了来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机构的记者参与其中。其他的利基博客，比如以监督最高法院为己任的
SCOTUSblog
，也获得了大量关注。
基金会赞助的新闻编辑室也开始成为新闻生态系统的补充形式。《得克萨斯论坛报》（
The Texas Tribune
）最初靠风投资金起家，如今已吸引了一些公司赞助商，报道得州当地包括从政治到移民在内的各种新闻。其新闻内容不仅会发布到网站上，也会被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其他合作新闻机构采用。新闻网站
ProPublica
最初以桑德勒（Sandler）家族的1000万美元资助起家，其经营方式与《得克萨斯论坛报》较为类似。这家新闻媒体数次荣获普利策奖，并将众包
作为其新闻报道的常规方式。略小的非营利机构，如《明尼苏达邮报》
[5]
《圣地亚哥之声》（
Voice of San Diego
）由奈特基金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提供资助，还从会员制、公共活动以及其他收入上获得资助，但目前仍缺乏能提供大笔资金的出资人。尽管它们在新闻圈内广为人知，但对一般新闻受众的影响仍然不大。马修·欣德曼（Matthew Hindman）指出，这些网站的流量还太小，还够不上去网络流量统计平台注册。
参与作为一种价值和实践，也助推了其他类型的初创新闻媒体的发展。这些初创的新闻媒体意在向用户提供一个能自己制作新闻报道的机会，而不是等着收看专业记者制作好的内容。
Storify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用户可以将推特上的信息整合成新闻故事。Matter则是风投的孵化器，宣称自己是“公共媒体价值与硅谷创业精神的交汇地”。
同样，奈特新闻挑战赛（Knight News Challenge）也为初创的新闻媒体注资数百万美元，强调具有新闻参与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参赛者才可能获胜。
甚至连黑客也开始把新闻业当作一个令人激动的探索领域。正如Mozilla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马克·苏尔曼（Mark Surman）所说，新闻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问题的地方”。
一些黑客在新闻编辑室之外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app），这些客户端使人们可以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另一些黑客本身就是新闻编辑室的程序员，既开发互动图形工具帮助记者完成工作，也开发一些面向公众的应用程序。黑客与新闻界之间的合作是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Mozilla以及奈特这样的新闻基金会所乐见的。
那么，现在是新闻业最黑暗的时期吗？对于传统新闻业的现状我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市民的参与和网络版新闻的补充，可能仍然无法取代安德森、贝尔和舍基等人一再强调的传统职业记者的核心功能：
从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中提取关键信息，对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僚的口头回应做出强烈质疑，了解准确查找重要文件的方法，或者跟复杂的现代机构的惯例和癖好打交道，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智力锻炼，也是对公众很好的发动。在许多例子里，单枪匹马进行的新闻工作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那些他们一直就很擅长的方面，比如采访、现场观察和分析文件。 [6]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新闻抱有希望，新闻也有理由获得深切的关注。本书并非要宣布美国新闻业将死，也不是想预测新闻业的未来。但是，提供一个语境去理解《纽约时报》2010年发现的自身的企业前景是件非常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