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历来与《史记》并列为我国官修史书的两座高峰。二书的作者则被后世学者誉为“史界两司马。”

该书撷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前403—959，即战国初至五代末）共16朝1362年的史实，为我国编年史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巨著。作者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将1362的史实按顺序记述，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由于该书主要撷取历代政治军事的经验教训，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编成始末——

司马光（1019—1086），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出生于光州（辖今河南潢川、光山等县），原字公实，后改为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好学，尤其偏好《春秋左氏传》。宋仁宗（赵祯，1010—1063）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年方20岁，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1085）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宋置，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辖今甘陕大部，豫西小部）。次年，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哲宗即位，司马光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早年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为纪传体一书，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初撰成8卷史稿，记战国至秦二世时历代君臣的事迹，随之进献英宗，并上疏说：“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立知者，略依左传春秋体，为纪传体一书，名曰《通志》。”

同年4月，英宗下旨设立崇文书局，着司马光继续编撰此书。宋神宗即位后，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予以嘉奖。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一书。元丰七年（1084）书成，神宗再次予以褒奖。

《资治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由司马光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司马光养子）4人。刘恕博闻强志，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资治通鉴》的纲目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三人分工合作，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司马康则主要负责誊写工作。正因为该书由司马光一人定稿，故修辞统一，叙事生动，文字优美，除了必要的史学价值外，兼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据有关资料显示，《资治通鉴》的编订，几乎耗尽了司马光毕生的精力。尤其在他晚年，更是含辛茹苦，执着不辍。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志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因此上，此书成书不到两年，他便因积劳虚耗而逝。《资治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1085），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

全书概要——

《资治通鉴》全书计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全书按朝代分为16纪：计《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事件的著录，以警示后人。该书在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时，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使人非常容易对整个事件形成系统而明晰的印象。该书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此外，该书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也是作者史学思想进步的表现。

《资治通鉴》征引的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凡遇年月、事迹有歧义处，均加以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附为《考异》，因此该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较为公认的，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为最高。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比如，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尊卑纲常，绝无阙处。再比如，记三国史，魏有“纪”，而蜀、吴无“纪”；记南北朝史，南朝有“纪”，而北朝无“纪”；记五代史，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称诸葛亮伐魏为入寇。

对此，朱熹曾表达他个人的强烈不满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在政治立场方面，司马光主张“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像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因此，当神宗与王安石锐意变法时，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宿友，转眼化作了政敌。

后世点评——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鸿儒学者争相品读。其中，给予点评、批注的更是不乏其人。南宋学者王应麟评价此书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元初学者胡三省评价此书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此书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中至当，开拓心胸。”同时，他认为《资治通鉴》兼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此在编订《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时，选录了《资治通鉴》中的11篇。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此书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一生，阅读、批注《资治通鉴》曾达十七次之多。他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瑕疵与不足——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本身也有不足之处。如历史学者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新唐书》和《旧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而是将错就错：“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通鉴考异》则载：“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明代学者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中认为，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宫闱之事”只见诸野史，而《资治通鉴》将之纳为正史，显然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两处作“鱼志弘”，一处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愍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朱熹经考订认为，齐人伐燕在齐愍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批评该书说：“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学者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该书“约七病”，即所谓“漏、复、紊、杂、误、执、诬”。

此外，《资治通鉴》对政治军事着墨甚多，而对于经济方面记载甚少，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事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微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其中。

《资治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大约因为他是翰林学士，曾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杜牧曾多次上书提出对策，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他的《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5篇文章摘录其中。又如韩愈一生积极捍卫儒家道统，司马光却对其学术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又如，该书详细记述了鸠摩罗什译经，以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却不记玄奘译经；详细记述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的“开科取士”，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多加留意的。

精粹说明——

由于《资治通鉴》的原典卷帙浩繁，一般读者阅读起来会非常吃力，因此我们着意撷取其精要，加以注译，集成上下两卷，目的主要是帮助读者对该书有一个简略的印象，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另外，在总领精粹纲目时，我们尽可能保留了全书的历史大线条，这样，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感知历史的脉络。由于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