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方才编撰完成。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之。两书各有所长，同为我国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成书始末——

班固（32～92），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享年61岁。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为东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显示，为《史记》写过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巨作。

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班固遂无罪开释。汉明帝颇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二千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典故的来源。班固又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在心。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61岁。

此时其所整理的《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尚未完毕，班昭即病逝。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汉书》内容管窥——

《汉书》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约八十万字。

《汉书》继承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为“纪”。《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政权“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汉书》把《史记》的“列传”省称为“传”。《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其中的《古今人物表》，作者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汉书》把《史记》的“书”改称为“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中。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两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汉书》的独特价值——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 “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因此比《史记》显得更有史料价值。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仅为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了。

自秦汉以来，历代政权均为君主体制，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为前朝作断代史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于是，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

《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在《艺文志》中，作者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同时它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汉书》现存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更为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了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此外，《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

原书体例及精粹说明——

与《史记》相比，《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

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另外，《汉书》出现有大量的通假字，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一一作注，而是在原文中以括号附注的形式直接标出。例如，“亡”通“无”，“乡”通“向”，“戏”通“麾”，我们标注为“亡（无）”，“乡（向）”，“戏（麾）”。

那么，《汉书》为什么会产生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现象呢？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汉字虽然是以象形、会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并不能实现形与义的完全统一，因而在造字之初便有了假借。这说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本来就是允许和存在着借音表义的。

用字的通假和造字的假借虽有不同，但在借音表义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在使用过程中能做到约定俗成、得到社会的公认就不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因此，某些通假现象在某个时代通行，当时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以之为怪。也许正因为《汉书》的作者刻意追求文意古奥，所以原文中出现了大量的通假字。这是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由于《汉书》原典卷帙浩繁，作为一般读者，通读全译全注本不仅精力不允，而且也无必要，因此，我们慎重遴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注译，让读者在了解西汉一朝的基本史实的同时，同时对《汉书》的行文风格，作者的著史观念和立场有个大略的印象。至于未选入的篇章，如《食货志》、《五行志》等，因为内容专业而枯燥，文字艰深难懂，则有待有需要的专家学者去关注、发掘。

同时，由于《汉书》原典中大量引用了诏书、典章和诗文，其篇幅往往盖过了叙事骨干，出于篇幅考虑，我们做了适当的删节，仅在原文中用“……”表示，而不一一注明。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多有不足之处，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