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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据《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曾拜儒家大师荀子为师。但他却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家思想传统，而是受到法家的影响，继承研究、吸收了法家思想的精华，成为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
韩非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青年时期的韩非目睹战国末期的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国强兵的计策，但都未被接受。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公元前234年，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读了赞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正好李斯在场，说：“这是韩非所著。”秦王立即发兵攻韩，战争的唯一要求就是得到韩非。在秦兵压境之时，他被献给了秦王。秦王得到了韩非，眉开眼笑，但没有信任、重用他。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要求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进谗言陷害他，说他“终为韩，不为秦”，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于是韩非被打入大牢。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他自杀。韩非申诉无门，被迫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狱中。
《韩非子》是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史记·韩长儒传》说：“常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这《韩子杂家说》或即今所传的《韩非子》。最初叫《韩子》，宋以后的刻本，才开始用《韩非子》这一书名。《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子》五十五篇，《隨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篇数、卷数都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无残缺。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子》五十五篇，本之刘向据中秘之藏编录的《别录》，因此今五十五篇，当即刘向校定的篇数。但是，这五十五篇，到底是不是全部为韩非所作，学术界争议颇多。特别是《初见秦》和《存韩》两篇，更是议论纷纷，刘汝霖、容肇祖、胡适、梁启雄等认为不是韩非所作，陈奇猷、张心徵、高亨、邓思善等认为是韩非所作，尚无定论。胡适和容肇祖认为《韩非子》中其中靠得住的韩非真作很少，胡适以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可靠的诸篇如下院《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篇”（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容肇祖则认为：“确为非所作者，为《五蠹》与《显学》，思想与韩非子合而又有旁证足证为韩非子所作者《难》四篇、《孤愤》，从学说推证为非所作者，为《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八说》、《忠孝》、《心度》、《定法》篇”（见《韩非子考证》）。
梁启雄和陈奇猷则认为《韩非子》各篇大都是真的。梁启雄认为见诸《史记》的十篇，当属韩非子的真作。《解老》、《问田》可能有别人的著作发展、加入。《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等九篇，思想文字都和其他各篇有不同之处，是否伪作难以考证。其余三十四篇，大体都像韩非子本人的作品（见《韩子浅解》）。陈奇猷则以为除《人主》与《制分》两篇，因文势与各篇不类，谅不出于韩非子之手外，余均与韩非子思想相合（见《韩非子集释》）。
《韩非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体现了“以法为本”的法、术、势论。韩非的核心思想是法治，韩非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之精髓，认为三者都是君主手中缺一不可的工具，应把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大一统服务。
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饰邪》）。法体现着国家利益，如果忽视法，国家的利益就要遭到损害，所以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安危》）。如果重视法，就能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五蠹》）的功业。所以他得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他又认为要明法，就要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因为这是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因此，他反对儒家“仁政”、”德治”的思想，以其“禁奸于未萌”（《心度》），实现统一思想的目的。
韩非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颁布成文法。它有两个好处，一可以使大家有所遵循，二可以防止官吏专横徇私。颁布法令以后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使用赏罚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因为人性重利，只有严格实行赏罚，才能使之“畏其威而归其利”。而要进行赏罚，就要审合刑名，使赏罚符合法令的规定。他还指出，法要不分贵贱，一律遵守“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以“法治”代替“礼治”的思想，有一定进步意义。
韩非认为，“术”是实现法治的手段。君主要掌握政权，使臣属贯彻法令来实行法治，就必须具备驾驭臣属的“术“、”法”、”术”对于君主来说是“不可一无之具”（《定法》），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法治。因为“徒法而无术”，君主就“无术以知奸”，难以防止臣下篡位夺权、损公肥私和阳奉阴违。反之，如果“徒术而无法”（《定法》），释法而用术，君主就丧失了判断忠奸的标准和赏罚的依据。韩非认为“术”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任免和考核臣属的办法，即量才而用，用“循名责实”的办法考核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守法令。奖赏名实相符的，惩罚名实不符的。他认为这是“知奸”和“禁奸”的好办法，不仅能了解臣属是否失职，而且可洞晓臣属是否越权。二是说，“术”是君主藏在自己心中而不显露出来的，掌控各种事件和驾驭臣属的手段，用来防止臣属篡位夺权和损公肥私，来维护君主专制。
韩非认为，君主之所以能立法和行赏罚，前提是掌握权势。他说，势是使人服从的政治资本。君主失去了权势，就要君臣易位，成为臣子了。”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孤愤》）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主必须“擅势”，必须高度集权，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外储说右下》）。韩非还强调了“法”与“势”结合，不能分离，因为有“势”而无“法”，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实行人治，中人之君便无法治好天下。反之，实行法治，中人之君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好天下，以此来阐明法治优越于人治。
第二部分主要体现了历史进化思想。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是来源于《商君书》，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上古之世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指鲧、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汤、武征伐的殷、周的时代。当今之世，指他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前进的，一成不变、因循守旧、复古倒退就要闹笑话。他认为，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相应地改变，从而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结论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固为之备。”“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韩非还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探索。他从物质生产方面来分析历史进化的原因，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观念的变化。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并不是人人都好，而是由于当时人少物多；当今人们互相争夺，不是人的思想退步变坏，而是人多财少导致的。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他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既指出了变化的必然性，又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说明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条件下，只有用赏罚的手段进行统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和富国强兵，才能实现大一统。因此，历史进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主要体现了人性好利的思想。
韩非的人性论，并非继承荀卿的性恶论，因为荀卿认为人性好利是恶，需要改恶从善。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无需改变，君主可以通过赏罚的手段来利用它。韩非是继承了慎到和《商君书》的人性好利思想。他认为人的好利的本性首先出于人的本能需要，但他又指出，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当今之世人人都好利，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至于君臣关系则更是利害关系了，他在《难一》中更具体地把它看成是一种买卖关系，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这就是君臣在进行“死力”与“爵禄”交易。
韩非又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他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五蠹》）。“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因此，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
韩非认为人性既是好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统治者就可凭借手中的权力，运用赏罚的手段来进行统治。因此，人性好利思想，也是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认识规律，得到知识。
韩非还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法，他说，检验一种言论是否正确，要把事物排队，作比较研究，注意到各个方面，包括自然的天、地、物和社会的人各种因素。只有这些方面都符合的言论才是正确的。他还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所有他们的言论都没有“以功用为之的彀”，因而都是无用的。由此可见，认识论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第五部分主要体现了自然观的思想。
韩非论述了道、理、德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他说，道是自然界及其总规律，理是区别万物的特殊规律。他还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的总和，体现出了世界的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又认为自然界万物所得于“道”而成为自己的内在性质的，是“德“。”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所以“德”是“道”的体现。
韩非认为，天没有意志。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扬权》）”非天时，虽十、不能。冬生一穗。”（《功名》）他发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自然物可以被人类运用工具去改造，并以这种看法去论证他的法治主张。他反对对自然和人事任其自然的态度，而赞成积极的自觉活动。这又显示出自然观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相通的。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使法家成为与儒家、道家齐名的重要学派。韩非的核心思想就是法治，他的法治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两千多年来，他的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统治天下的教科书，被长期奉为圭臬，至今还被推崇。韩非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生活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夕，秦国通过兼并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是中央集权大统一代替群雄割据分裂的大变革，在这大变革过程中，对秦国起政治指导作用的政论家，继公孙鞅之后就是韩非。韩非虽然在秦国没有执过政，但是秦始皇赞赏他的著作，李斯运用过他的政论，秦二世引述过他的文章。可见，他的政论对秦国影响重大，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秦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建立是韩非政论的具体表现。因此，在促进历史前进、促使天下统一和制度变革中，韩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韩非的政论中过分强调君权，把君权绝对化了，导致了暴政。因此，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韩非君权绝对化的言论对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
《韩非子》就其主体而言，堪称是一部政治学巨著，在古代文学、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它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驾驭臣民、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即古人所说的“帝王之学”。当然，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外，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必备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人情世故的剖析与感慨。法家是与儒家、道家齐名的重要思想学派，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韩非子》则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无独有偶，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两个“半部说“合二为一，彰显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之魂。
正因为《韩非子》，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既是研究韩非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又是我们现代人学习借鉴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今天我们编著了《韩非子精粹》一书，书中选录了《韩非子》中广泛流传的大部分著名篇章，目录仍然采用通行本的编排顺序；每篇文章都按文意分段加以注释、译文，篇首有题解、篇尾有评析，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全面深入地解读了韩非的思想。
本书的编写以实事求是、批判继承为指导，以思想性、历史性、文学性、通俗性并重为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需要的统一、提高与普及的统一。书中有许多精辟的名言警句、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