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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6），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与司马光并称为“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10岁时，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几次随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的父亲司马谈死后，司马迁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接替父亲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动手编写《史记》。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
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一年，司马迁50岁，他出狱后做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这也许是“尊宠任职“，但他还是专心致志地写书。直到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所以他们的传记就叫做世家。从西周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合传是记两人以上的传。类传是以类相从，将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纳到同一个传内。《史记》中，司马迁也将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了下来，这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讫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对后世贡献很大。
第一，《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本纪，即皇帝的传记；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将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第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
《史记》第一次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极为深远。
第三，忠于历史史实，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史学家写史料，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而《史记》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来编写的。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第四，《史记》可以说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
《史记》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
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史记》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史记》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他往往能将极其复杂的事实，安排得非常妥帖，秩序井然，再加上见识高超，文字生动，笔力洗练，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第三，《史记》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在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编撰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此后，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发展应该归功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四，《史记》成为了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了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
第五，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后代史书的文学性虽然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烟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正因为《史记》一书影响深远，所以今天我们编著了《本纪精粹》、《世家精粹》、《列传精粹》各书，书中选录了《史记》中广泛流传的大部分著名篇章。各书内容分为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解读五个部分，帮助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全面深入地了解《史记》。
“本纪”主要以历史上的帝王为中心，上自黄帝，下至司马迁当时的帝王汉武帝，作者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全面的勾勒，依次记叙了他们的言行政迹，同时也记载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其中将项羽列入“本纪”也是对“以成败论英雄”的一大突破。纵观全篇，本纪是一部按照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本纪排在全书的最前头，历来被视为全书的纲，它保存了许多历代相传的历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年代发展顺序有着重要的价值。
而今天我们编著的《本纪精粹》一书，是选取了“本纪”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有关人物的篇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或历史事件，让读者在享受文学之类的同时还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演变、朝代的兴衰更替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