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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正努力从工业型城市向居住型新城市迈进的二线城市来说，三线城市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好好的提升工业化的水平，完成原始积累。而一线城市的城市化任务，就是打造核心经济区，也就是CBD。
我算个小账，如下：一个稍有规模的新城区，占地至少应有10平方公里，也就是15000亩。征地成本在二线城市大致需要50万/亩（考虑到绝没有国有闲置地，新城区建设必然要征地，前述标准仅系针对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如果是城市拆迁，更不得了），征地总投入要达到75亿。要完成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占用的土地需大致占到40%的比例，投入约40万/亩，也就是投入约60亿，仅能得到9000亩的可建设用地；这个新城区还没开张呢，135个亿先花掉了。然后，生活设施配套，譬如学校医院以及各色政府机构等服务型设施，需占去25%以上的可建设用地，总投资最少也要15亿。现在，只剩下6700亩左右的熟地可以卖钱，而政府方面的硬性投入已经超过150个亿。如果不这么狠狠的花钱，那么打造出来的所谓新城区，与旧城区相比，将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生活品质上不具有质的变化。这些成本折合到剩下的可建设用地上，大致达到220万/亩的水平。上述这个花钱的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地一级开发。
上面这个数字，220万/亩，150亿，是目前二线城市在近郊打造新城区通常所需的最低成本。虽然新城区可以逐年开发建设，但各项成本也是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征地成本，在新城区未成形时，勉强可以以前述的50万/亩的价位征到地，一旦新城区初具规模，立马提升到200万/亩左右的水平。因此新城区的建设，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是烧钱的过程，它需要当地政府具有雄厚的财政实力，而雄厚的财政实力只能建立在扎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三、四线城市的财力有限，往往不能承担这种规模的财政支出。因此三线城市的所谓新城区，往往只能开始第一期工程，之后就极难推进。这与它们的整体财政实力有限有关，一旦它们的政府领导头脑发热，不愿意艰苦创业，推进产业经济的发展，而是要狂热的推进新城区建设，必定会导致一场空城的悲剧。
一线城市早已经完成从工业型城市向宜居型城市进化的过程，相对于二线城市从2000年初期才开始城市建设相比，它们的起步的时间要更早。广州大致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建设的进程，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城中村改造及地铁建设。到2000年，广州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心区内工厂外迁的任务，偏远的萝岗开发区从那一年开始迅猛发展，接收了分散在广州各地的几乎所有零散工业，开发区的领导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却没有意识到这仅仅只是城市化的必然。从2000年之后，广州的主要精力就放在CBD的打造上，这同样是城市化的必然：已完成宜居型城市化进程的一线城市，必须要打造一个核心经济区，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向它汇集的财富的交易需要（附带说一句，我一直认为，写字楼就是社会财富的交易场所，只不过它的交易比商品零售要稍显隐蔽而已）。从2000年至今，广州的城市化进程，就是珠江新城的变身历程。这个历程褒贬不一，批评的声音比表扬的声音多得多。批评者大多举出深圳福田、上海浦东和北京朝阳区的例子，来责备广州市的CBD建设速度太慢。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认为，一切建设都不能脱离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深圳的CBD梦想只不过是一个虚火翻腾的幻梦，迟早破灭；而上海的金融型CBD和北京的政治型CBD集合天时地利人和，成功是一种必然。广州的CBD之路具有完全不同于上海和北京的特征，因此发展之路也迥异与这两个城市，这里我卖个关子，到后面的城市篇再予以详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