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

写作是把内在语言转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文字，是有组织的文字，是经过组织能够使作者表达心灵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媒介，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操练使用以发挥它的性能。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把字一个一个教给孩子，因此，人们有一印象，“字”即一个一个方块字。白话文兴起以后，大量使用复音词，给新出现的事物命名也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新词，于是人们又有一印象，“词”是单字加单字的成品。文法学者说，词是表示观念的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尽管如此，练习写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词”分别对待，字是单字，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门”改成“僧敲月下门”，“推”和“敲”都是动词，可是，据说这是“炼字”，“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桥流水平沙”才是用词不同。有人把写作课程分作用字、遣词、造句、分段、谋篇，越往后字数越多，足以看出这种意见之“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受外来的影响很大，有些说法得放进外文的背景里去了解。我们现在谈文学，提到这个字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那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或三个字（是一个复音词）。可是大家通常不说“这个词”，仍说“这个字”。因为这个“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它本来是“一个”外国字，只是中文译者用两个三个中国字来译它而已。“‘电视’这个字”，“‘语言学’这个字”，这样的句子在报纸杂志上层出不穷，字和词的界限更不分明。

现在为了方便，把字词合并讨论，字和词的界限并不严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词，而非文法教科书中的字词。写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识字用字。他当然不能认识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认识他需用的字。现代作家用白话写作，用字比文言时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认识的字应该比他写作使用的字要多，因为他要阅读文言典籍。他用多少字？有几种统计资料可作答案，他或者需要六千字。从前有人自称“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这话很自谦也很自负。《康熙字典》收了四万多个字，一个现代人能使用五六千字，诚然不多，但是，这五六千字可能组合出来的“词”却算不清楚。作家识字用字尽管有限，储存词汇可能无限，老词、新词，他还可以自己创一些词。在写作时供他役使的，并不是那有限的字，而是那几乎无限的词。

有人说“拿破仑字典无难字”，中文字典有好几个“难”字，难查难认难写……难查是实，难认难写未必。即使难查也得多查，即使难认难写也得多认多写。一个人，既然已经或者准备用中文写作，他应该热爱中国语文，否则，何必对它投入那么多心血？对于中文，越难认越要认，越难写越要写，直到查出兴趣来，写出爱来，认出美来，更不肯罢手。中国话简直成了他的嗜好，中国文字简直成了他的情人，中国文学简直成了他的宗教。要有这几分痴迷、几分狂热、几分固执，“衣带渐宽终不悔”，才做得成中国的作家。

现代作家不仅要“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还得“用字不多，字尽其用”。用字不多的意思是说无须像古文派作家找冷僻的字使用，字尽其用是说抓住中国文字的特性充分发挥。一种语文的优点及其可爱之处，多半要靠使用那语文的作家发掘、发扬，甚至创造。一个中国作家也必须能证明中文可爱，他的作品才为人所爱。有人嫌中国字的笔画不规则，那么读缠绵凄清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全是方块，那么读对仗工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是单音字，那么读铿锵高亢的“风急天高猿啸哀”试试看。从前的文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中文可爱，并使全世界爱它们，而今轮到了现代作家。

一个字可以分成字义、字形、字音三部分。三者以字义最为重要，字形是教人看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音是教人听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义有“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刚刚造出来时的用法，后来用来用去，它的意思扩大了，用途更广了，于是产生了引申义。这好比向水中投入一枚石子，水中出现一圈圈的波纹，圆心是本义，那一层层圆周是引申义。“经”这个字的意思本是古时织布机上的直线（横线叫纬），织布时，横线来往穿梭，直线不动，因此引申出一个意思来，不常变动者为经，如经常。不变动的东西价值高，品质好，因此最高的最好的叫经，如《圣经》、经典……许多字都是如此。

观察字词意义的引申是有趣的工作。前面提到“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拿破仑生前并未编过字典，身后也没有一部字典以他的名氏命名，在这句话里，“字典”要用它的引申义来解释。字典是什么？它是一本“书”，是人们用字的总汇，对每个字的用法有可靠的说明。“拿破仑字典”就是拿破仑用过的字（第一次引申），也是拿破仑说过的话（第二次引申），一个人说话用字代表他的思想，拿破仑既然从没有说过写过“困难”，也就表示他从未想到困难，从来不怕困难（第三次引申）。为什么不干脆说“拿破仑从来不怕困难”呢？因为这样说没有文采，平板无趣。

有文学效果的语句，多半爱用字词的引申义。“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个坟墓绝不是埋葬死人的地方。“爱情可以化陋室为宫殿”，这个宫殿绝不是真正的白金汉宫或真正的明清故宫。“友谊是调味品，也是止痛剂”，这个调味品绝不是椒盐蒜粉，这个止痛剂也绝不是阿司匹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句话使许多人大惑不解，“弱者”并非个别实体，如何有名字？“女人”并非专有名词，又如何做弱者的名字？这是只注重“名字”一词的本义，忘了它的意义可以引申。在这里，“名字”的意思指外表、外形、表面。弱者是女人的内容，女人是弱者的外形，也就是说天下女子皆是弱者！这是哈姆雷特的愤慨之言。他为什么不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呢？名字是弱者未必就是弱者，“内容”是弱者才是真正的弱者。

写作的人早已发现，字形、字音跟文学上的表达有密切关系，先说字形。“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齿而笑”，此处必须用“齿”，不能用“牙”，因为“齿”这个字的形状可以使你觉得看见了一粒粒排列的玉米像骨骼刻成，于是有恐怖的效果。白天可以鸟叫，夜半只宜“乌”啼，“乌”的繁体字“烏”比鸟少一短横，那一短横恰是它的眼睛，夜是黑的，乌也是黑的，怎能看得见它的黑眼珠？这样，更使读者觉得面对茫茫的、深沉的夜。描写大的乌龟，我赞成写“龜”，描写小小的金钱龟，我赞成写“龟”。大户人家灯火辉煌，我赞成写“燈”，若是“人儿伴着孤灯”，我赞成写“灯”。“泪珠儿点点滴滴湿透了罗衫”，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予人印象甚深，你看句子里有多少三点水和四点水！那都是黛玉的眼泪！

我在电视公司工作的那一年，发现电视剧的编导对剧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讲究。务使字的形象和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如果他是个瘦皮猴，怎能让他姓关？如果她是个肥婆，怎能让她姓卜？有一段时间，电视剧里的坏人都姓刁，“刁”这个字的形状尖尖棱棱，难亲难近，最后一笔更是倒行逆施，刀尖向内，我们望形生义，颇符剧情。可是刁府中人来信抗议，指出姓刁的也有很多忠信芳草，不得歧视。于是到了下一部戏，坏人姓巫，“巫”这个字的形状像一张脸，两颊有阴沉的纹，老谋深算，喜怒难测。戏未演完，巫府的抗议信又来了，下一部戏只好打开百家姓仔细琢磨。

再谈字音。有些字音能强化字义，而不同的字音能引起不同的情绪。作家为“表达”而用字，当然第一要考虑的是字义，但在许多可用的字中，倘若有些字的字音也能陪衬烘托，锦上添花，岂不也是一项选择的标准？每读“沉重”二字，总觉得比读“轻松”多费力气，“紧张”似乎又比“轻松”要多动员几十根肌肉。“呼”的字音像吐气，“吸”的字音像吸气。“江”是大水，读来声大，“溪”则声小。“长”之音长，“短”之音短，而“断”的声音亦戛然而断。“马马虎虎”究竟是哪四个字，颇有争论，也许无论哪四个字都可以，这个成语的创设，也许就是用模糊不清的声音来表示休认真和难分明。“吊儿郎当”是这四个字吗？它是怎么来的？这四个音在一起轻松而不成节奏，人们是要用这一组音节来表示没有纪律没有责任感的态度吗？

多年前我曾鼓吹诉诸听觉的文学。我们研究诗歌、戏剧、演说、谚语、民谣小调，发现前代作家对字音巧为运用，现代作家亦有所继承发扬。“渔阳鼙鼓动地来”，其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是那个“动”字，它的声音颇像战鼓，令人惊心动魄。现代作家有人描写锣声，说那面锣响得坦坦荡荡，“坦坦荡荡”的音和义都恰如其锣。“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段描写尽量避免声音响亮的字，以免破坏了月夜听箫的情调，这段描写又用了许多“〤”（u）韵的字，使字里行间与箫声共鸣。到了现代，一位诗人咏叹广场、夕阳、废炮、鹁鸽，焦点在鹁鸽，用字也多选“〤”（u）韵，读来处处有咕咕鸽语。

有一部小说，以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为背景，其中有一个人物突然卷进疑案，死了。小说描写这件事给当地社会造成的震荡，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压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时，有一句话是:“他们是遗孽，还是遗烈？”这句话在小说中有很强的效果，它的精妙之处，即在“孽”和“烈”是叠韵，两字的韵母相同，读音虽然相近，而意义又完全相反，特别能表现出事态的暧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危机感。俗谚有“上台一条龙，下台一条虫”的说法，“龙”和“虫”叠韵，听来差别很小，想一想差别很大，而两字同韵，顺流急下，也表现了“转眼成空”的事态。如果换成“上台一块金，下台一块铜”，就不能有同样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虑到字形字音，还考虑到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像“梅”这个字，在中国人眼里绝不仅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瓣五片，叶卵形而尖，边沿有锯齿”而已。它还是岁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许多美女的姓名。它还是许多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里面藏着美丽的想象和高洁的人格。这些条件使一个中国读者看到“梅”这个字有丰富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一般英国人、美国人看见英文里的“梅”字所没有的。这是历史文化赋予“梅”这个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说梅兰芳诚然是大艺术家，不过他有幸姓梅，这个字帮了他的忙。这话有些道理。

谈到历史文化色彩，我们可以谈一谈“关”字。这个字使人想起关云长，关云长是何等人物，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江湖好汉，让他姓关。这使他笔下的人物特别得到读者的敬爱。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姓关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当年清朝有人写信给大将岳钟琪，劝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岳钟琪的祖先是立志直捣黄龙的岳飞。抗战期间，日本人劝一个姓岳的出来担任伪职，这位岳先生当场拒绝，并且在自己手里写了一个“岳”字给那个日本军官看。那日本人居然点头放过他，这也是历史文化赋予“岳”字的魅力。文学作家是用文字去感染、影响、征服读者的专才，他要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因此，他用字遣词要连文字的这一部分潜能也放射出来。

现代中国读者对西洋的历史文化颇有了解，因此，“云雀”“橄榄”“罗马”在他们眼中也放出异彩。“星空非常希腊”，把“希腊”一词放在中文的背景里看，这句话有些古怪，但是，放在西洋文学背景里看呢？那些星座，那些天神都出来支持这句诗，其中意象瑰丽而诡奇。至于说诗人在中国看星，为什么要扯上另一遥远的空间，那么不住在长安的也看过长安月，不住在弱水旁边的人也饮过一瓢弱水，这仍是文化背景迎拒的问题。

好了，让我们回顾前面说过的话，问题很简单也很不简单，作家用字要善用本义（这是理所当然，我没有多说），要善用引申义，要善用字形来帮助表达，善用字音来帮助表达，要善用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来加强表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