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策者与自助者

19世纪的前半叶是社会改革的大时代，乌托邦社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以使人们过得更完美。那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人是能够改变和完善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选为总统时说过：

我相信人是可以提升自我的，人能够创造更多的奇迹。人会越来越像上帝，并能掌控自己。让我们继续完善我们的人民，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直到完美，我们可以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在那个时期，甚至到现在我们已进入21世纪，关于谁是改变的执行者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两大主流思想的争执。

驱策者认为人是可以完善的，但使他进步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对一些驱策者来说，改变的方法便是引导病人去找治疗师。弗洛伊德——心理治疗运动的创始人，曾尝试过自我分析但又放弃了。

我的自我分析还是中断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了，不然，就不会有神经病人了。

当分析者和被分析者是同一人时，这个冲突会产生思考上的扭曲，使我们的洞察力变得迟钝。对于其他的驱策者来说，使人进步的方法就是改变社会制度。这些改革者成立了公共图书馆，开设学校，普及教育，支持犯人的改造自新以及人道地对待疯子。为争取女性参政进行游行，还建议废除奴隶制度，建立乌托邦的社区。马克思将这个改变的看法总结为：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犯人，而改变经济体制，把生产工具交回工人们手中，就可以完善人性。

现在仍有一些其他的驱策者认为改变就是通过操控环境来影响人。行为主义者在约翰·华生（John Watson）的领导下，告诉我们孩子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华生在1920年谈到改变的唯一方法是：

通过改变环境来使他的新习惯建立起来，从而改造一个人。环境改变得越彻底，人格改变得就越多。很少有人能够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改变。

学习理论便是致力于这一理念的科学。

所有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坚信人是能够改变的，但他们须借他人的帮助，可能是治疗师、社会改革机构或对环境的有利操控。人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弗兰西斯·培根思想的继承者。

赞成自助者的人则是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卫斯理（Wesley）个人主义的推崇者。他们认为改变的原动力是自己。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是一群自助者。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鼓励人们把“自我实现”作为人类动机的最高形式，不过这只有在所有基本的需求，如食物、安全、爱、自尊都得到满足后才能实现。意志力、责任感和自由是存在主义和人本治疗的重心，所以病人可以出现有意志力薄弱的情况，而他们的治疗也强调扩大选择的接受力。

美国匿名戒酒会的会员也是自助者。1935年，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H.Smith）创办了这个戒酒组织，它帮助数百万人成功地解决了曾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酗酒问题。然而，匿名戒酒会不仅是单纯的自助者，成功戒酒还包括其他重要的因素，比如个人的决心和意志力以及坚不可摧的信念和团体的强大支持。实际上，匿名戒酒会是个自我提升和上帝力量的奇妙组合，我会在酗酒这一章具体讨论它的训条以及它的成败之处。

在20世纪的美国大地上，人不可塑性的说法已经销声匿迹。旧的信念已经被推翻，新的信念隆重登场。新信念认为人借助别人和自我的帮助，是能够改变和完善的。人类个性的各个方面，只要通过足够的努力、学习或洞察力，才可以变得更好。

这个人类可塑性的信念是对的吗？ ctBBq7KhDgC5Ja7LEr4DV6qjmBb0sKyvPXzCB/9HEgokOm8ovKdjm2LevInQlG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