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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第一本以确凿的事实来指导你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的书。因为我想告诉你们那些所谓的自我提升、心理治疗、禅坐和遗传学的效果虽然被吹得天花乱坠，但并不可信。有些改变难于上青天，有些则易如反掌。当然，你们首先应对我有些初步的了解，这样我讲的话才能让你们心服口服。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所谓的“可塑性”问题。“可塑性”是学术界给“能不能改变”冠上的专用名词。我的学术生涯始于心理学的“学习”领域。正如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习心理学也热衷于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这是学术界对纳粹基因主义梦魇的一种反击。学习理论认为，只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惩罚，有机体（鸽子、成人、老鼠、恒河猴或小孩都一样，在学习上没有任何差别，心理学家统称之为“被试”）就会学会任何你教的东西。
多年在学习实验室里的研究经验告诉我，有时无论实验设计得多好，有机体就是学不会。老鼠不会明白一个单调的变化就代表着食物是有毒的，鸽子也不会知道啄一个键能让电击停止。我的第一本书《学习的生物极限》（ Biological Boundaries of Learning ）中提出了一个“准备”理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决定了哪些是我们能够学会的事情，哪些是不能学会的事情。我们基因和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我们倾向于以某种固定的方式去改变，而其他的方式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了解了进化对学习的限制后，我很谨慎地选择了我要研究的问题。我一直是个不怕打击、野心勃勃的改良家。我一心想抚慰人们的痛苦，但我发现有些心理的痛苦却因为生物机制的原因而无法改变。而其他的则是只要人们有耐心、足够努力和聪明的话，便可以迎刃而解的。因此我找出了那些我要研究的可塑性问题。
这样，我选择研究习得性无助、抑郁症和悲观这三个问题。我发现这三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是能够学会的，也都能被遗忘。我在1975年写了一本《习得性无助：沮丧、发展和死亡》（ Helplessness:On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Death ）。这本书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习得性无助是如何由于一连串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而习得的；二是这种心态怎样严重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我最近的一本书是在1991年出版的《活出最乐观的自己》（ Learned Optimism ），这是我15年研究的总结。书中有一些消极的内容：悲观的思维习惯会让人沮丧、一蹶不振并损害身体健康。但是书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这种悲观的心态是能够改变的。一旦改变了，成就和健康将随之而来。我目前的研究项目就是尝试对美国最昂贵的心理疾病——抑郁症未雨绸缪，而不是等它发作了再来亡羊补牢。这也正是自我提升和心理治疗时代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