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偕妻去京度假时，约定转几处通常观光客不去浏览的景点。所以那天下午游毕雍和宫，我们便一头钻入马路对面的国子监街。

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孔庙和封建时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都坐落在这里。书有“成贤街”路名的彩绘牌楼跨街而立，从茂密的浓荫中露出绚丽的身影。一路行去，这条不长的街上，竟连绵着四座一间式牌楼。

从前，牌楼是中国式建筑中的一种重要象征和装饰符号，更是北京街景的主要点缀，犹如欧洲城市随处可见的雕塑和喷泉，如今却成了凤毛麟角的罕物。譬如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单牌楼、西四牌楼，都是以当街立有巍峨的牌楼建筑而著名，以至演变为地名。如今，不要说牌楼早已湮灭，连地名也被简略，使得后人猜不透“东单”、“西四”到底算是什么意思。据说，50年代在是否还要保存北京街头的牌楼问题上，决策层曾有过争议。建筑学家梁思成为此上书周恩来总理，以文学笔法，细腻地描绘了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在夕阳西下之时，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会而成的绝妙景色。而周恩来回应这位梁启超大公子的，是两句著名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以后，整个北京街道上的牌楼，除了保留国子监街上的四座和颐和园前马路上的一座外，全部拆除了—按照杨东平兄在《城市季风》一书中的统计，被拆掉的牌楼达八十座之多。

踏着霭霭暮色，我们在成贤街漫步，看着太阳给牌楼抹上金色余晖。路南“退休之家”里，老人们在京胡、小鼓和锣钹的伴奏下演唱京戏的高亢旋律不时随风飘来，心中自然涌起一番沧海桑田之感。

走过抱鼓石雕碑座并刻有满、汉、蒙、回、托忒、藏六种文字的“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我们来到了孔庙。这是元、明、清三朝统治者祭祀孔子的地方。在从前，多数县级以上的城市里都有孔庙 （或曰文庙、夫子庙） ，有的和学校合二为一而称为学宫。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全国仍有三百多座。论规模，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的孔庙最大，占地二十一万平方米，南北纵长超过一公里。云南建水文庙占地达七万六千平方米，大概可居第二位。北京孔庙面积二万二千平方米，但位踞京师，是皇帝的专用孔庙，因此规格最为高贵。

孔庙类建筑，往往在正门外，有所谓的“万仞宫墙”—在曲阜孔庙是一座小小的城池，在北京孔庙则简化为一块高大的照壁。“万仞宫墙”出典于《论语·子张》，当年鲁国大夫叔孙武叔对人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比孔子更贤。子贡说：“不能这么说。好比围墙吧，我家围墙同肩一样高，谁都可以从墙外看到我的房屋美好。我老师的围墙有几丈 （数仞） 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富丽堂皇、房舍的绚丽多彩，可是能找到门进去的人是很少的。”子贡的话说得很坦然，显示出学生对老师的由衷崇敬和得体自谦。但曾几何时，把“数仞”发展到“万仞”，把门墙夸张得如此之高，高得别人无法逼视，就显然过分了。从历史上看，中国士大夫在对权威制造谀词方面，从来是不遗余力的，所以有“万岁”、“万寿无疆”之类词语可供后世应用。在现代，仅仅二三十年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又出现过无数谀词，诸如“天大地大”、“爹亲娘亲”、“光焰无际”、“绝对权威”等等，托名于“工农兵”的“肺腑之言”，其实仍然是笔杆子们的炮制。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情结，学者们是可以认真探求和反省的。

从先师门踏入孔庙，第一个院落的两厢是宰牲亭、井亭、神厨和神库。通常的孔庙，都在这里设一个叫做“泮池”的水池，池上还有石头的“泮桥”。北京孔庙不设“泮池”，我起初不明就里，后来去了孔庙西侧的国子监，才发现“泮池”设在隔壁了，叫做“辟雍泮水”。迎面是大成门，此庙建于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六年至十年 （1302—1306年） ，距今已阅七百载风雨。庙成后，诏命孔子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以表彰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加号诏书石碑便耸立在大成门的东侧，如今被装在一个做工粗劣、涂着红漆的铁皮大盒子里，游人参观时，将盒子的两扇大门打开，以展示其碑。

过大成门，一条笔直的青砖甬道通向大成殿。左右两翼翠柏掩映，虬枝峥嵘，都有数百年的树龄，要两人才能合抱。最出名的，要数大成殿右前方的那株。据说当年严嵩代嘉靖皇帝来祭孔时，柏枝掀掉了他的乌纱帽。后人认为柏树有知，能辨忠奸，称作“触奸柏”或“除奸柏”。中国人主张泛神论，树草虫豕皆能成仙成精，其实寄托的是自己心中的企愿，一种弱者的白日梦。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重檐庑殿，黄瓦红墙，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显示出孔夫子已得天子之尊。殿中木龛里，供着孔子的牌位。正位两边，东面有配享的复圣颜回、述圣孔伋牌位，西面有配享的宗圣曾参、亚圣孟轲牌位，称作“四配”。殿堂正上方，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手书“道洽大同”的匾额。供案以及殿内的桌子上，灰蒙蒙地堆满了尊、爵、卣、豆之类祭器。另外的空地上，还放置着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等乐器。几位日本游客，神情专注地倾听着穿上道袍的工作人员用古乐器演奏的古曲。宁静的氛围下，钟磬的奏鸣和回声显得格外地庄严、悠远和圣洁。随后，另有表演者，用陶埙“呜呜”地吹出一曲日本民歌《樱花》，赢得了客人的阵阵掌声。

历史上，每年在仲春上旬丁日和仲秋上旬丁日，都要举行大祭孔子的典礼，称作“丁祀”。每逢祭日，午夜过后，参祭的人便齐集孔庙门前。凌晨三时，钟鼓齐鸣，奏乐，迎神，跳八佾舞，跪拜，送神，至天亮而礼成。所谓“八佾”，原是周朝最高等级的宫廷奏乐舞蹈，只能由周天子享用。“佾”为行、列的意思，一佾为八人，八佾六十四人，即六十四人参与表演。当年，按周礼只能用四佾的鲁国大夫季孙氏，在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孔子愤愤然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话的后半句后来变成了著名的成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用极广，以显示对帝修反、牛鬼蛇神反动罪行极度仇恨的心情。尽管孔子本人只是鲁国大夫，但从唐开元二十七年 （739年） 被追封为文宣王，所以便能安享“八佾”级别待遇，从未听到其他知识分子有不满意的指责。大陆的祭孔仪式在停止了大半个世纪后，近年又在曲阜和北京恢复，但与从前的祭孔在含义上完全不同，更多地带有旅游节目的意味。套句时髦的话，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滥觞于孔子故里山东，是潍坊“风筝节”带的头，可见今日山东人民经济头脑之开阔和富有想象力。但一经普及推广，弄得神州大地，到处是“酒文化节”、“茶文化节”、“豆腐文化节”、“杨梅节”、“桃花节”，乃至“孔子文化节”，实在也有点儿亵渎文化，引得学者们暗暗发笑或发怵。倘若孔老夫子九泉有知，不晓得又会发表什么议论。

我们从大成殿往西走，去看陈放在孔庙和国子监之间夹道中的十三经刻石，然后再回到先师门和大成殿之间的那个院落小憩。院子里，几个小贩在卖字。他们用一种小巧的平头排笔，在红黄蓝绿各色颜料上仔细地蘸过，然后在裁成长条的厚白纸上，写出“鹏程万里”、“一帆风顺”之类吉祥字眼的条幅，每一笔画上都有数种颜色像彩虹般地排列。又将排笔中间剪去一小撮笔毛，在写字时就自然地留出了飞白。小贩在每个字上还精心地画上一些灵巧的装饰纹样，算是一种民间工艺品。这些琳琅满目的条幅，一张一张地挂在小摊儿上方的架子上，随着晚风微微地摇曳。高鼻子黄头发的老外在那儿瞅了半天，又讨价还价了半天，兴致勃勃地买了几幅，以为这便是中国的书法。我想，爱书法的中国人肯定是不会买的。

我转身去看竖立在院落两侧的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这里有三座元碑，七十七座明碑，一百十八座清碑，记载了六百多年中中榜的五万数千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考试名次。它是古代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宵衣旰食、皓首穷经地拼搏奋斗，终于通过国家级考试，晋身上流士大夫阶层的象征，是胜利者的丰碑。这一大片灰白色石碑群，如同一个曾经古老兴隆而后又潦倒败落的大家族，静静地伫立着。碑上镌刻着的名字，已随着自然的风化而残淡，但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故事，透过这些名字，不难想象当年科举路上的曲折和艰辛。

民国年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说：

科举八股之弊，至明迄清坑陷天下聪明材力之士几六百年。清季废科举，士人始脱离苦海。现今名公学士，大抵皆此中过来人，谈之犹为色变。数十年后，士咸由学校出，承学术思想变迁之余，优游自得，此中甘苦，如天宝遗事，恐无人复能话及者。

这是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后知识分子的美好梦想。如今，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或从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旧址的展览，去体会在那犹如监狱的考棚中应试的感受了。但中国学生真要达到“优游自得”的目标，却依然十分遥远。我们的民族，大约是一个天生喜欢考试的民族，如同当年发明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把它推向极端：八股制艺和馆阁体书法。今天，所有读书人的苦难—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无穷无尽的测验考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依然年复一年地强加给孩子，以全中国读书人的大智慧，却找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也被视为奇观。平心而论，学校老师们为保证升学率所作的努力，本身是对考试制度做出的无可奈何的被动反应，但他们由此而设计的永无终止的作文模拟和层出不穷的数学题目，在本质上确是一种无用的新八股，与“子路曰有佞者”、“得一善则”二句，“柳下惠不”一句 （乾隆十二年丁卯科浙江乡试题）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子曰道不远人至忠恕违道不远”，“庆以地”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题） 之类制艺题目并无二致。用四书出题是一种对人性的折磨，用解析几何出题不也同样可以折磨人性吗？我们应当责怪谁呢？

清末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八股无用，科举无用。他们推崇西学，以为办学校才能救中国。如今，中国的学校教育是否在异化而走向另一种极端呢？看着孔庙里的进士题名碑，我想到现代的学子，我为他们叹息。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所要经历的磨难，实在也不逊于古人。

如今的北京孔庙，已经改为首都博物馆。我不知博物馆的经济状况，但似能感觉到它在经费上的匮乏。比方说，为了保护十三经刻石，在安放石经的夹道上加了个灰白色的石棉瓦屋顶，犹如简陋的乡镇工业厂房，与孔庙和国子监的红墙黄瓦极不相称，惟有把它解释成一种后现代风格，才不至于大煞风景。又如，大成殿外的那些歇山重檐黄瓦朱栏的碑亭，本来四柱之间都是透空的，现在大多砌起墙窗，安上铁皮门，装上铁锁，我猜多半不是为了保护亭中的御碑，而是改作仓库堆储物品了，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但在利用馆藏文物创收方面，首博还是不乏想象力的，在进士题名碑旁，我看到了这样一块木牌：

专家咨询台

寻根问祖，查找名人—主持人：副研究员刘根生先生孔庙进士题名碑，是中国保存最多、最完善的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物，刻有元、明、清三朝进士的姓名、名次、籍贯。为您能光宗耀祖，我们利用这些碑开展寻根活动，为海内外的同胞查找您的祖先考中进士的情况和代为寻查历史名人，如郑板桥、林则徐等，并提供拓片。

早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过朱宝炯、谢沛霖先生编著的三卷本《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印数六千部，售价十五元一角。1987年春节，我在上海文庙特价书市 （顺便记一笔，上海的这座孔庙，近年来一直是个图书市场） 以一元五角购得，曾感慨过学术的没落。但有此书在手，任何懂得拼音字母或四角号码的中小学生，都能毫不费力地检索到明清两代51624名进士中的任何一人，完全不必跑到北京孔庙去查石碑。但石碑闲着也是闲着，这年头，想光宗耀祖的人，多半不曾读书，当然更不读历史。而读书人却要设法挣钱糊口，靠山吃山，靠碑吃碑，亦是无可厚非的。像军事博物馆这样的军队单位，都腾出场馆常年展销家具和BP机，又何况首博呢？孔庙中有此服务，进士题名碑能推陈出新，值得记入青史。

无论科举，无论孔学，离开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十分遥远了。记得我自己最初接触孔子，是十岁时看到表哥的初中中国历史课本上画着的那个蓄着髯须、双手叠在胸前，腰中系着一支长长佩剑的老人，得知他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却不能理解他的“仁”和“礼”，就像不懂另一页书上介绍的墨子的“兼爱”和“非攻”。那年是1967年。

过了七年，在批判“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的热潮中，我第一次阅读《论语》全文，记得书名叫做《论语批注》，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作的注本 （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 。书的前言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为了改变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把孔孟之道当作他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是混进我们党内的大儒。

我和我的同龄人就是在批林批孔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传统文化的。因为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打倒孔家店”就一直是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尊孔读经早被摒弃。1949年以后，除了学术界的专门讨论外，国民教育中对孔子的介绍，仅限止在初中中国历史课本里的“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之类文字加一幅插图，决不会比外国历史课本中介绍汉穆拉比或亚里士多德讲得更多。

打开《论语》正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倒是觉得很亲切很知性。这话怎么批判呢？哦，可以用阶级斗争的照妖镜来分析。批注写道：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主要还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为了复辟奴隶制，阴谋篡夺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孔丘从鲁定公初年（公元前509年）开始，便开坛设教，广招弟子，大肆宣扬他那套反动说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队伍，积蓄实力，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

真是妙语连珠，犀利非凡，如同鲁迅小说《风波》中赵七爷捏起空拳，比划着无形的丈八蛇矛迈向八一嫂，“你能抵挡他么！”

那会儿，我没有像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孩子那样，整天在街头晃悠和打群架，而是很认真地读过许多“两报一刊”社论，“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的署名文章，但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林彪和孔子结合在一起批；也不懂军人出身的林彪，给妻子儿女部下写了一些孔子语录条幅，就跃然而成了“党内的大儒”，自然更无法体会孔学的精髓。当时许多人愤怒的是，“林副主席”在家中，为什么不抄录他作过“再版前言”的《毛主席语录》？可见早已背叛了毛泽东思想！而若干敏锐的青年人，却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感悟出最高层 （或他们的子女） 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另一种看法。

孔学是很精深的。在历史的风云舞台上，它一直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基础。它所给予中华民族的精神营养，决不亚于基督教对于欧美民族的抚育。由“仁”、“礼”、“中庸”、“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思想交织而成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在绵延两千年的岁月长河中，一直滋润着陶冶着麻痹着华夏儿女，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航船的东来，人们才发现孔孟之道的义理之学，完全不敌现代科技的坚船利炮，而“忠孝节义”之说，也无法继续维系社会统治和伦理关系。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变革和学习西方的潮流，直至响亮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完全把孔学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中。

但是，是否只对青年们说“仁义就是吃人”就够了呢？

公元1966年8月23日下午，文坛巨匠老舍和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文化名人，被首都红卫兵押到孔庙，剃成“阴阳头”，跪在大成殿前焚烧戏曲服装道具的熊熊大火前，遭到铜头皮带的殴打而头破血流身心交瘁。后来在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中，再现的就是这一惨烈而丑陋的历史场景。老舍忍受不了人身侮辱，次日清晨在太平湖蹈水自尽。而年轻的小将们，则坚信他们是在按照伟大导师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教诲，对封资修、帝王将相、走资派开火，是在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此时，距离他们在明亮的教室里书声琅琅地诵念课文，仅仅不过两三个月。

我站在大成殿前，无法把那天烈火熊熊、血迹斑斑、哀号声声的现场，同眼前斜阳西照安谧幽静的庙堂庭院联系起来，感到的只是彻心的悲凉和战栗。“文革”中一直批判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际上，这代年轻人的狂热，不正是十七年中的极左路线和“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相结合的产物吗？我的视线落在大成殿前的十一座明清碑亭，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把平定朔漠、青海、准噶尔、大小金川的武功碑送进孔庙，以显示武治本身便是文教的结果。而北京孔庙，连同孔子的最高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都是元朝蒙古人兴建和敕封的，这真是一种极有象征意义的展示。作为统治了广袤的中原帝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对孔教的运用，显然十分高明。如今，中国人究竟应当如何去对待孔学呢？

当代中国人应当如何对待孔学，是个极大的题目，不是这篇游记用几千字便能讨论清楚的。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孔学讲“礼”、讲“仁”、讲“中庸”，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它成为官方哲学被独尊了两千年。直到19世纪，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来，传统的孔孟之道在交汇和碰撞中，充分显示出它的迂阔落伍和无能为力，寻求真理的中国人，才开始鄙夷其陈腐而崇尚西方。最终，从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建设、体现综合国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直到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人权、实用主义、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派别—统统都成了西学的天下。近年来，在经历了价值观念的破灭和重构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些人开始感到缺乏文化上的底蕴和根，于是，流行于海外学人中的“新儒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并被广泛介绍。但是，恐怕没有人会真相信，三四十年代在国共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上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新儒家”圣贤，后来坐到国外书斋里，他们所重新包装的孔子学说，便能解决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市场走向现代走向后现代所碰到的重重困惑。以为文化便能解决一切，期望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恐怕只是文化人的一种漫腾于空中的遐想，离开地面的目标其实是很遥远的。

心静下来的时候，我常常感到，中国人所需要进行的探索之路，实在还很漫长。什么才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我说不清楚。全盘西化，显然不行，是不是非要到孔子著作中去摘引某些章句，来解释现代生活中的困惑，才能显示我们传统的悠久和精神的充实？我也不相信。所以我只能痛苦。我自认不是先知，为了摆脱痛苦，我便不去想它，等待别人去想明白而自己先去做点俗务。偶尔去图书馆看看学界的进展，又一无所获—如今连各种大学学报也越来越看不下去了，大约许多从前做过点学问的人都和我一样，亟亟去为稻粱谋。刚才在雍和宫，我看到许多喇嘛在虔诚地做法事，这使我想起在甘肃拉卜楞寺里设有六大学院，一位年轻的僧人告诉我，他在其中最高级的闻思学院已经就读了十年，“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用宗教的语言说，应是研究三藏 （论藏、律藏、经藏） 、三学 （戒律、禅定、胜慧） 和四大教义 （毗婆沙、经部师、唯识师、中观宗） ，从而通晓因明、般若、中观、俱舍、戒律五大部。而要读到毕业，获得喇嘛的地位，还要再读十八年。在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上，僧侣确实比世俗的学者 （甚至比研究孔学的学者） 更加执着。就这点来说，我们确实应该惭愧，当今真是缺乏一个或一群孔子，抱定开创未来 （不是“克己复礼”） 的宗旨，以广阔的世界眼光，筚路蓝缕地开启山林。

离开孔庙时，我回眸深深地再看了这片古老的建筑一眼。确实，这个宁静的庭院，旅游者是很少光顾的，但有空来走走，也会有很大的感触，激起思索的涟漪。

1989年初稿
1995年修订

附 记

1996年初，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上映后，首都博物馆立即推出了“乾隆、刘墉、和珅文物真迹展”，使得历来冷清萧条的孔庙出现了门庭若市的火爆场面，最多的一天，游人有一千多人次。从3月4日起，一个月间门票收入达到二十余万元，相当于平时二百五十天的全部收入。观众“想知道刘墉、和珅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有其人”，评论界认为，这应当归功于电视的传播功力，也“提示了博物馆在目前条件下繁荣、发展的一种可能”。可见粗茶淡饭坚守文博第一线的首博员工，在努力盘活存量资本、普及历史知识上真是极肯探索，也是卓有成效的。

顺便告诉没有机会去孔庙查访进士题名碑的朋友，刘墉是乾隆十六年 （1751年） 中试的，名列二甲第二，也就是这年殿试的总分第五名。

1996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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