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城墙尚未拆掉的时候，北京城包括内外城两个部分。

内城是明初永乐帝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以皇宫为中轴，将城区分成东、西两半，也就是现在地铁环线所包围的整个区域。到了清朝，旗人全住内城，王公贵族的府邸自然也就建在内城里。外城紧挨着内城的南部城墙，修筑于明嘉靖年间 （1553年前后） 。由于是新城区，商业区和各种娱乐业、餐饮业在前门一带有较大的发展。居民住宅则集中在靠近前门和宣武门、崇文门一带。因此，历史上北京有“东富西贵，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的说法，不是后来人敷衍出来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更不是现在某些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自古以来南城“风水不好”云云。

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外城，尤其住在宣武门以南一带区域。在他们的笔下，常把这里称作“宣南”，而自称“宣南寓客”。那时候，因为外城空地较多，房价不贵，所以也成为各省会馆集中的地方。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多借寓会馆暂居。嘉庆、道光年间，一些官僚士大夫在此组织过著名的“宣南诗社”，观花饮酒，赏碑吟诗，潇洒而风雅。

宣南虽说是个笼统的地域概念，但也是可以大致匡算一下的。当年外城房地产开发缓慢而有限，从宣武门向南一千七八百米直线距离 （即今枣林前街至南横东街一线） 之外，便没有营造街区和住房，因此可说宣南的南限到此就终止了。它的东西方位，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左右展开，进深也不很大。

晚清的菜市口以南胡同略图

今日菜市口以南街道略图

这一带的崇效寺、法源寺，以培植牡丹、丁香等花卉著称于京师，是文人雅士爱去的“花之寺”，也是人们谈论宣南旧事时常常会提到的地方。关于“花之寺”，我是在沈渭滨师的大著《一八四○年》手稿中叙及林则徐早年在京活动时，首次读到的，因此更增添了对这一区域的浓厚兴趣。

“流寓”过宣南的名人真是灿若群星。可惜现在难以找到这些旧居遗址分布状况的系统资料。光绪年间，李若虹编撰的《都市丛载》，记载了当年384个会馆的名称地址，这些会馆，如今悉数无存。

1988年底，为了寻找康有为的故居南海会馆，我去宣南做过一次踏访。南海会馆地处米市胡同43号，在它附近的135号，是清末军机大臣潘祖荫的祠堂；64号原安徽泾县会馆，则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著名杂志《每周评论》编辑部。若再往前追溯，明代权相严嵩的别墅“怡园”，也在这条胡同。米市胡同西面的菜市口胡同，明代叫绳匠胡同，清代演化为丞相胡同。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府第在胡同的7号，另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的府第在斜对门的12号，所以称它丞相胡同确不为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住在这条胡同。再早些时候，1841至1844年，曾国藩也曾在这里住过三年。胡同里，还有明清时代北京规模最大、匾额最多的安徽休宁会馆。丞相胡同南部与北半截胡同相交，张佩纶、张人骏叔侄曾住在北半截胡同，想来张佩纶去拜访李鸿藻，是极其方便的。丞相胡同与北半截胡同的交会处，有个破烂的大杂院，就是当年极有名气的广和居饭庄。

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已属于城市中心地段。岁月的风霜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使得几乎每一个四合院落，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只要有点儿历史知识，熟悉宣南的沿革掌故，在这一带小胡同里转悠，看着一块块红地白字细长条的胡同名牌的时候，仍会如同遇到久违的故人，产生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那些写在书中的名字，仿佛都站立起来，化作一个个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血肉之躯；他们入值访友乘坐的骡车似乎正从胡同里辘辘驶过，家人手里提着的灯笼，也在风中晃动着火苗；而一扇扇或启或闭的门扉里，主人正和朋友议论朝政、切磋学问、闲谈风月……

南海会馆曾是分四路前后四进的大型院落。北跨院的中间院子，从前叫做“七树堂”，以院中的七棵葱葱郁郁的老槐树而得名。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历次进京赶考，乃至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策动戊戌变法，都住在七树堂的三间西屋。康有为曾浪漫地把南海会馆想象为海，自己乘着一叶轻舟在海里作汗漫 （漫无边际） 游，故把居室命名作“汗漫舫”。

站在“汗漫舫”的门口，我轻轻叩门。

屋里传出老太太的声音：“谁呀？进屋吧。”

“汗漫舫”的正房很黯淡，墙皮剥落了，积着厚厚的灰尘。门的一边，放着液化气灶。另一边有口大水缸，缸上用三块木板做盖，这在北京是很少见到的。墙角里堆着几棵大白菜。一位老妇人斜坐在破藤椅上，缓缓地用调羹搅和着搪瓷茶缸里的麦片糊。

我说明来意：想看看康有为的故居。

老妇人对于这样的访问毫不意外。她介绍说，三间西屋，北面那间已另住一家，在外面自开门户进出。南套间是她家的卧室，中间有小门相通。

卧室凌乱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僵卧着瘫痪的男主人。男主人八十多岁了，名叫关胜勋。他的祖父关文彬是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的进士，排名二甲89名，位列后来编撰《光绪朝东华录》的朱寿朋先生之前。关太太记得刚来关家时，整个南海会馆共有十三个院落，住着八户人家。她说：“他家的老太太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有福气！”

关太太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轻轻地絮叨着：康有为搬走后，区棠亮的父亲住在这里，然后便是关家。直至50年代，七树堂依然雕梁画栋，林木茂盛。回廊的墙上，镶着镌有苏东坡“观海棠帖”的刻石。如今南海会馆挤挤挨挨地住满八十几户人家，树木假山统统不存，每一寸空地上都搭起平房，尽西头康广仁 （康有为弟，“戊戌六君子”之一） 故居前的通道，搭建得只容一人进出了。

关太太如今年过花甲，患有半身不遂。女儿和老人不住在一起，只能两三天来一次，帮着买点东西，洗洗涮涮。平常全靠她挺着歪歪斜斜的身子，凑合着料理家务，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我没有细问他们从前的经历和人生故事，但觉得他们真像退潮后被遗留在海滩上的鱼，只能相濡以沫，一起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告别了汗漫舫，我又来到米市胡同西首的第二条胡同—北半截胡同。这里的41号，以前是浏阳会馆。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就在会馆的第一个院子里，五间坐西朝东的厢房，距离康有为的寓所非常之近。

浏阳会馆也沦为污秽的杂院。莽苍苍斋的现主人上班去了，门上别着把挂锁，我只好在院子里转悠。住在会馆山门搭出的小屋里的刘保利对我说：“来这儿考察的人多着呢，人人都叹息，但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咱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搬走。咱家在这里已住了五代，我曾祖父当年是会馆看门的，曾为谭嗣同收尸。咱总不能在这破门房里住第六代吧。”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生前十分钦佩谭嗣同，他把自己的室名取作“小莽苍苍斋”。我不知道他是否来过浏阳会馆。

此后我再也没有重访过宣南。但我的脑海里却常常会想起在密如牛毛的胡同里穿梭奔波的康有为。

康有为初登政治舞台时的许多重要活动都是在宣南进行的，这些活动更是与戊戌变法直接关联，所以人们总把康的名字同戊戌变法放在一起。我到宣南凭吊康有为、谭嗣同的故居，其实也是来缅怀这段逝去的历史，缅怀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浴血奋斗的志士。但是后来，当我阅读了有关戊戌政变的基本史料后，我对康有为在当时的作为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同时更觉得应当对康、对当时的许多历史事实进行重新考订。

康有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史学圈子以外的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个改革家，而圈子里的朋友，除了承认他的改革家地位外，却每每对他颇有微词。前些时候读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康有为由狂入怪论》。这类立论的角度，除了对康，在其他历史人物研究中，真是不多见的。当年，御史文悌曾上奏严参康有为，说他常常晚上来访，车中携有衾枕，行踪诡密。经向康的随仆打听，是跑到住在东城锡拉胡同的户部侍郎张荫桓家去投宿。康为自己辩诬，说他在内城活动时，晚间借寓金顶庙。庙中没有铺盖，所以只能自备行李，而绝非住在张家。这个解释也有点儿勉强。因为金顶庙属于出租房舍的“庙寓”，在那儿投宿的人很多，难道都是带着被褥去的？就算庙里没有被子，康也可购置后放在那儿。一个正六品的“处级干部”，老是带着铺盖卷儿四处周游，确实招人生疑，至少也表明他是个行事怪僻的人。

行事怪僻是个人习惯，但康有为的怪僻更表现为他的极端固执，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狭隘和不成熟，也注定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滩暗礁走向胜利。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代，在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领导改革走向胜利的领袖人物的时候，却无人足以担此重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

南海会馆七树堂旧照

南海会馆大门 姜鸣1995年摄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康有为看作变法的策动者，把光绪帝看作变法的支持者，把慈禧太后看作变法的反对者。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其实来源于康有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和后人对康有为之说的轻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康有为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进行政治宣传和历史回忆的时候，康有为是很不尊重事实且又擅长吹牛造假的。但学者们出于种种善良的考虑，没有对康有为的作伪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专业论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中，反而为他隐讳，结果又造成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叙述的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和读者的不幸。

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应当承认：作为改革思想先驱，康有为提出的整体变法主张，在最初实施时，其实是获得皇帝和太后共同支持的。皇帝颁布改官制、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设邮政、裁军练兵等措施，事先全都征得太后同意。从宫闱的角度论，慈禧不算是个有懿德的贤后，但在治国上，她还是个通达的女人，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必须变法以求生存的客观形势，她也了解。她不搞“引蛇出洞”，明明不同意的事也先同意，让维新派表演一番再来收拾。当然，对于变法，她的认同是有界限的。康有为引入的立宪法、开国会等激进的西方政治主张，她就不能接受，但皇帝同样也未必会接受。所以光绪和太后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并无本质区别。过于贬斥她反对变法，并不符合实情。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

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可是太后和光绪帝之间，却有权力之争，也就是对治国的大政方针究竟谁最后说了算的问题。三十多年间两度垂帘听政，使太后成为实际上的女主。光绪亲政后，她名义上退居二线，但她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权力的能力，使得本非皇位继承人，又从小在她监护下成长起来的光绪依然有名无实。当光绪感到痛苦，想通过变法向太后索回权力以“独振乾纲”的时候，这种斗争就变得激烈和残酷。

光绪发现，他身边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人们以为，皇帝的班底就是“帝党”，领衔者为翁同龢，其实不然。翁是书生，不是权臣。说他想藉帝师的声势主持朝政升大学士则有之，说他为皇帝为自己在政治上勃兴而与太后争权则未必。—当时所有高级官员，即便彼此在政见上有重大分歧，却都懂得把太后伺候好，尽量不卷入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纷争，久居官场的翁同龢，又岂会引导皇帝去与太后搏击？时人说他“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可见晚清政坛上未必有真正可靠的“帝党”，光绪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孤家寡人。

1898年春夏之际，光绪帝亲政有十年了。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割台赔款的屈辱，经历了德国强租胶州湾和俄国强租旅顺口事件，中国的国运越来越坏。光绪帝强烈地想要有所作为。他开始起用新人。康有为以其炽热的变法言辞吸引了光绪的注意。康是想通过依附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介入，使帝后关系中大大地增加了复杂的因素。

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 拒绝转递该部主事王照建议皇帝奉太后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访问第一站的奏折。公开的理由是日本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和李鸿章在日本都曾遇刺，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显然是对本部下属这种耸人听闻、标新立异的主张不以为然。光绪认为二人阻挠言路，将他们连同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而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四级，以示激励，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这事极大地象征了光绪帝广开言路、起用新人的变法决心，也是他借题发挥，为自己树威的一个举措。但处理过严，于法无当，激起老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太后感到了皇帝隐隐发来的攻击力量，她对光绪变法的支持，在干部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转捩。

此时主政的大臣，总体上都具有洋务倾向。毕竟已是19世纪末叶了，积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对于世界大事也有所了解，只是观念还比较保守，要他们拿出新思路也比较困难。但冲突的真正焦点在于，皇帝驱使不惯这批老于世故的官僚，注定要搞自己的班底，而大臣们看不惯康有为和一批资历尚浅的后进，觉得小臣的得势预示着自己的没落。变法图强的宏愿最终变为纠缠不清的人事纷争，从太后与皇帝的权力再分配传递为老臣和小臣的权力再分配。

带着情绪，军机大臣荣禄曾对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这种想法，对其他感到大权旁落的枢臣，是极易得到共鸣的。而康有为认定老臣必然是改革的阻力，当面向荣禄发出挑战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双方如此杀气腾腾，矛盾又怎么会不激化呢？

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请安，并向太后请示开懋勤殿以议新政之事。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同治年以后，一直空关着。康有为授意宋伯鲁、徐致靖、王照上折，呼吁仿照康熙、乾隆、咸丰三朝事例，开懋勤殿，选一批“通国英才”如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黄遵宪等通达时务者和外国政治专家在此办公，日夕讨论，以做皇帝的顾问。也就是把维新变法以来实际上依然无法接近光绪的康有为、梁启超送进宫去 （至于皇帝选择谁进入懋勤殿辅佐自己则是另外一回事） 。富有政治经验的慈禧一眼看出这是维新党人在建立制度局、议政处的设想被否决后，藉祖宗成法打压当权元老的新举措，当即对光绪处理礼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恐怕是变法以来光绪帝十二次上颐和园请示懿旨第一次听到太后的反对意见。所以他感觉不好，次日在召见军机章京杨锐时，发出如下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反映出光绪在观念上激进而在行动上受到太后掣肘时的焦虑。但并不是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咨询“良策”，而不是授权救援行动，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后来康有为在流亡中，篡改密诏，欺骗外国人和华侨，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就面目全非了。他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

真正使康有为感到惊讶的是，17日光绪帝明发了一道上谕，促其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道上谕的真实含义是很费思量的。按康的说法，这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递折请太后训政，皇帝感到形势紧迫，为了保护他而公开示警。但排比日期发现，杨氏奏折要到18日才递，17日并无征象表明局势会有大的变化。因此亦有人理解为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一种妥协；或是光绪在慈禧太后压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光绪对康有为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 （康在变法期间，平均两三天上一道奏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有些言论过于激烈，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气势，极为引人侧目） ，在给杨锐的密诏中未列康的名字就是一个佐证。

康有为对于光绪用严峻的语气促他出京肯定大不受用。为了给自己长脸，他在流亡到上海时，对英国领事班德瑞 （Frederick S. A.Bourne） 信口编造说皇帝还有给他的第二份密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说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

这是整个戊戌变法史上最为关键的谎言。何以见得呢？

其一，所谓18日早上与林旭、谭嗣同同读密诏。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入值为15日、17日；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18日早上谭嗣同应当去宫中处理公务，岂能与康有为等人聚读密诏？

其二，如前所述，“勤王”之说是以假诏“今朕位且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为前提的，该假诏在18日尚未伪造出来，因此，维新党人倘若聚读密诏的话，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们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回书房去写奏折提建议。

其三，康有为说，同读密诏者中还包括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这也仅是孤证 （戴逸先生引徐世昌日记，说徐本日行踪为“出城，料理回津。晚又回城”，即是去南海会馆读密诏，旋陪谭嗣同去见袁世凯，似属推测，证据并不充分） 。如果徐世昌早上即读真诏，则明确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但密诏提到“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语，他必然要设法立即转告袁世凯，岂会将剩下的大半个白天继续厮混在康有为处？如果他真的留在康处，则是完全介入了军事密谋，到了晚间，谭嗣同再去袁世凯处游说，则袁对康的整个谋反计划已经一目了然，他的算度，显然就不再是站在帝后之间的选择，而是站在太后和康有为之间的选择。这样的话，袁世凯后来在戊戌日记中大可正面指出，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完全是矫旨政变，他完全可以不背“欺君告密”的罪名。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还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的话，徐世昌也参与跪读密诏的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可是，康有为却预感要出事了。这恐怕是他已经获悉了本日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重新训政的情报。尽管四天前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和上一天命令康有为出京的上谕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在18日早上读来，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何况康有为早就酝酿要采取军事动作，密诏坚定了他实施政变冒险的决心，于是他不再奉诏设计方案，并在没有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策划当夜游说袁世凯，准备发动政变，进行军事冒险。

康有为后来在国外说，光绪给他的密诏原文，他已经烧毁了。他以为这样就无可对证。他没有想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死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出京的机会，将密诏缝在同县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宣统元年 （1909年） ，光绪和慈禧都已作古，他们将密诏交呈都察院，也就是交给大行皇帝的弟弟兼新皇帝的生父摄政王载沣。康有为伪造密诏的真相由此大白于天下。1910年，资政院议员陈宝琛又上《请宣布杨庆昶所缴景庙手诏并昭雪戊戌冤狱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

话说回来，假如光绪真的给了康有为密诏的话，无论站在“忠君”的道德立场，还是看在江湖好汉的哥们义气上，康都应该严守秘密、保持缄默，因为此时光绪待在北京，处在慈禧的直接控制下，透露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只会加剧慈禧对光绪的仇恨和虐待。这是政治家的基本人格。然而康有为不，他明明没有密诏，却偏要伪造密诏，并大肆宣扬光绪皇帝对他如何如何之好，由此他发誓在海外一定要“保皇”！以此来募集捐款，提供他的生活和活动所用。他后来果然凭此向华侨募集了很多钱财，则得以周游世界，广置产业，过着优哉游哉的富裕生活。

在康有为，采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慈禧太后，其实并不是9月18日才想出来的急智。事情还要向前追溯。

这年6月间，太后提出秋天到天津去阅兵。康有为研判她是去搞“兵变”来废黜皇帝，从这时起，他就萌生出“武力废后”的基本思路。太后有没有兵变计划呢？迄今未见证据。从她后来发动政变的实际动作看，则证明完全无须跑到天津去干，也无须动用军队。所以有人认为她不过是想借机会到外面玩玩罢了。做皇帝做太后其实都是缺乏行动自由的，清朝皇帝，只有乾隆最为潇洒，六下江南，留下许多传奇佳话。但这也是劳民伤财的苛举，乾隆之后就完全停止了。太后性格上爱玩爱热闹，活到六十多岁，除了早年去过热河避暑山庄和祭扫祖陵外，整天只能待在皇宫、三海和颐和园，自然寂寞。到天津阅兵，算是桩支持富国强兵的新政，谁也不好反对，可是此行却被猜测去搞政变。所以，康有为在策动王照前往天津游说驻守芦台的淮军将领聂士成而为王照拒绝后，又积极建议皇帝重用正在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于9月14日应召到达北京，引起官场的震动和种种猜测，直接加剧了北京的紧张气氛。

宫廷政治总是充满着阴谋，政变是这种阴谋的最高形态。诸如运动军队、废除太后 （或是皇帝） 、捕杀大臣、改变年号，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绝如缕，对于阅读过《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饱学之士，更是耳熟能详。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比军人更爱议论军队与政权的关系。作为后人，我们无须对政变这种方式作出是非或道德评判。从当时整个局势的发展来看，康有为显然十分明白，到了斗争的最后关头，双方狭路相逢，总是要白刃相见的。既然如此，不如未雨绸缪，先发制人。

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心想事成的机会实在太少。康有为不是日本的“维新三杰”，更不是法国的拿破仑，他手中没有可供调遣使用的军队。他想借用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毕永年于9月12日到达北京，旋即住进南海会馆。在汗漫舫，康有为多次与他谈论了包围颐和园，逮捕乃至处死太后的打算。但整个计划由于缺乏操作性，毕永年不以为然。

康有为最后想借助袁世凯的军队作垂死一击。按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所述，9月18日白天，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午饭时，同住会馆的钱维骥告诉他康有为要杀太后。毕答，我早就知道了，康有为就想要我去干呢。晚上，康、谭前往法华寺走访袁世凯 （在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回忆中，这天夜间的谈判仅谭嗣同一人前去） 。次日，毕永年从谭嗣同处获知袁世凯没有允诺，知道事机已经败露，立即搬出了南海会馆。

18日夜间谭、袁会谈的真相究竟如何现在难以搞清楚了。回过头来总结，既然没有军事夺权的可能，康有为在最初算度双方力量、构架变法策略时，就不应该走极端化的路线。若干年以后，曾是维新激进人士的王照批评说：

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依赖矣；而张荫桓之为皇上谋，与此意相反。南海（按即康有为）袒张，谓撤帘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它指责康有为和皇帝都操之过急，偏于极端，不仅没有与太后结成统一战线，相反先要封杀太后，将其归入顽固党中，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的错误；而后人又偏信了康有为对于维新失败原因的一面之词，而忽略了康的错误判断给历史发展带来的重大挫折。

康有为是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接近9月下旬时，北京的政局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太后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觉到了威胁的阴影—皇帝不听话的迹象当然很多，从“礼部六堂官事件”，到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的任职安排；以及开懋勤殿、召袁世凯入京觐见等种种迹象中，她看出皇帝的政治主张趋于激烈。加上那几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来访华，皇帝预定20日在宫中接见他，一些大臣谣传皇帝欲聘他为懋勤殿的改革顾问，从而以外国人来压太后，这都触犯了她的大忌，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就凭这些，足以使得太后翻脸，暂时放下她对维新的支持，甚至借用维新派的人头，来恐吓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于是老太太也准备发动一场政变，从皇帝手中收回最高权力。

19日白天，康有为试图争取英国公使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支持，没有成功。他手里所有的牌全都打光了。

傍晚，太后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她宣布此后新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交她先看。这样一条规定，就使皇帝扶植自己羽翼的努力轻而易举地失败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光绪命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其工作职责只是处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务条陈，拟写签语以便皇帝阅读，并不接触更不替代原先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处理的日常朝臣奏折业务。刘光第、谭嗣同从入值起到被捕止，甚至没有机会见到光绪。康有为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说四章京“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实伴食而已”，故意夸张他们的权限，也使后人对于当时中枢的权力结构产生误解。当然，即便四章京的实际权力不大，慈禧太后此时仍作限制和防范；光绪天性懦弱，本来就没有采用政变方式来处置太后的打算；康有为虽然已到不惑之年，但在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上，只有“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程式，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一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林旭

谭嗣同

刘光第

20日这天在平静中度过。早晨，皇帝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与此同时，皇帝接见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活动进行之际，太后的影子始终就在皇帝的身边。由此可知，所谓袁世凯当晚向直隶总督荣禄出卖维新党人，荣禄又连夜赶赴颐和园报告之类说法，都是蛇足，可不必再论。

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限三日具奏。同日荣禄进京。27日，慈禧太后召见荣禄。

康广仁

杨深秀

据当时担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回忆，28日清晨，御前大臣庆亲王奕劻特在家中密嘱他和工部司官铁良代表其参与审讯，同办案官员商量设法解脱杨锐、刘光第。这说明连庆王都未闻政变之说，而且已接到一些方面的营救请求，开始做疏通工作。假若此时听说谋害太后的“大逆案”，他是决不会插手营救的。约9时，陈、铁出庆王府。旋闻早晨某京堂封奏，请毋庸审讯，即由军机大臣刚毅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六人一体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者，史称“戊戌六君子”。

人们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是告了密的。即便政变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还是把有关情况泄露给了荣禄。问题在于，他回到天津时，尚不知道太后会在次日重新训政。根据常识，训政之后的告密，在太后看来，虽然也属揭发，但更是大势所趋下的“坦白”。坦白固然欢迎，未必会被认同，反而会归入“脚踩两只船”、“首鼠两端”的另册。袁世凯日后的境遇是受到信任和提拔，则他的告密应当在训政之前。比如袁世凯戊戌日记里就没有交代他19日的动向，而这也正是他获悉了康有为政变计划后的第一个白天，他去见过什么人呢？有人判断袁在20日回津之后即向荣禄汇报，22日通过杨崇伊将消息从天津带回北京，23日告知慈禧太后，但这种推论没有史料支持，而在24日捕拿新党人物时，也没有将谭嗣同特别列出，谭在抓人谕旨中的排名，位居四章京第三，不过是作为新党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难道这个告密直到27日才由荣禄当面报告太后吗？这似乎能解释迟至29日，上谕中出现了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没有细节，也没有涉及谭嗣同。近百年来，人们翻遍了故宫档案，迄今没有找到一件关于此案的人证物证，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袁世凯何以得到宠信的缘由。

或说在政变后的某天，消息才传到北京，京津道上，往来之人固然很多，与太后取得联系的中转渠道，可能会是庆王，但我从常识推测，假如庆王听说了围园劫后的“大逆案”，又岂能分清谁是真正的参与者，28日他敢布置人开脱杨锐、刘光第？

其实杨锐是张之洞的人，而非康党人物。他在入值后的私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就是一个证明。而张之洞在听说杨锐被捕后，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要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指出杨与康党无涉，是另一个证明。杨锐死后，盛昱作《杜鹃行哀杨生也》。诗中有“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茂陵遗稿分明在，异论篇篇血泪痕”之句，说的都是当时熟悉内情的士大夫的看法。这些旁证，使我产生一个疑团：光绪的密诏为何在他手中从15日压到18日？这期间，杨锐是否对皇帝密诏提出的问题已有建言，比如赶走康有为换取太后的谅解，所以他要看一下皇帝的态度，直至见到17日的明发上谕，他才把诏书抄给林旭。同时，他似乎也应当对朝中大臣有所沟通和作出铺垫。让大老们确定他与康党的区别。他有没有向谁泄露过这封密诏？

此类猜测还可以提出许多。经过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戊戌政变的种种细节，有的开始澄清，有的依然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正是历史研究永远吸引后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还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探究事实真相。当然，有些真相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了。

北半截胡同的北口外，是著名的菜市口，清朝著名的行刑地。那天我出了浏阳会馆后，在菜市口流连了许久。

菜市口地处宣南的交通要冲，当年就很热闹。史书记载菜市口刑场“东至铁门 （胡同） 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亦由东向西顺序斩决”。这是一种严酷的治术。而那时的居民，并不因为挨近刑场而感到晦气，大家都愿意观赏杀头的红差。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

在中国近代史的浩瀚人物中，谭嗣同是我景仰的英雄。他是在这里死的。谭嗣同一直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个亦儒亦侠的传奇人物。但从前些年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纪》中，我们获知谭嗣同其实并不支持康氏搞政变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思路。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局势恶化之后，康有为走避了，梁启超走避了，他却和林旭相约不走。

站在过街天桥之下，我不由默念起谭嗣同的著名遗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是多么高尚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在一同殉难者中，林旭是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孙女婿 （沈是林则徐的女婿） ，也是个激进的青年才子，死时年仅23岁。林夫人闻其死讯，亦自杀殉夫。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在改革观念上更趋持重。但临危受命，正气浩然，目击者说他就刑之时，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后，尸身不倒，观者惊叹，皆焚香罗拜。他的嗣子，伏尸痛哭一日一夜而亡。更有御史杨深秀，在慈禧重新训政，朝中形势突变，维新言论万马齐喑，大小官员正准备调整自己立场倾向的9月23日，上奏诘问光绪被废原因，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这份梗直和勇气，令我肃然起敬。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继续探讨，为变革流血牺牲的烈士却是不可轻慢，更不可以忘却的。“戊戌六君子”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如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飞架着一座过街天桥。宽敞的马路上，车流和人流匆匆来往。路东，当年监斩官歇脚并代为保管杀头砍刀的鹤年堂药店早已迁到路西，原址改为百货商场，喇叭里正播放着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时代曲《蔷薇蔷薇处处开》。关太太告诉过我：从前鹤年堂是有权用死囚的颈血做人血馒头入药的。此说使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夏瑜和华老栓。中医是种古老的医术，但有许多奇怪的药引和偏方。为什么会想到人血呢？我不明白。

谭嗣同也是想到血的。

大约，在最古老最神秘的祭祀仪式中，血是巫师手中祈祷胜利与祥和的象征。

1988年12月初稿
1996年修订
2003年12月再次修订

附记一

在完成本文之后，我于1996年3月8日，利用去京开会之便，重访宣南，为本书补拍一些历史照片。在原南海会馆，我得知关胜勋先生已在几年前作古，关太太被送入敬老院。汗漫舫的门紧锁着，大杂院显得更为破落。一位邻居妇女正色地告诉我：这里属于私人住家，是不能拍照的。而更多的人，以为我是房产商，纷纷向我打听动迁的消息。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找到有钱的开发商，快把这旧房子拆了吧。

1996年记

附记二

2003年12月，我再次踏访宣南。今非昔比，从前破旧的城区，造起了高楼大厦。本来，宣外大街到骡马市大街就打住了，形成一个T字形的路口。现在，南北向的宣外大街穿过骡马市继续向南，铲除了菜市口胡同到南、北半截胡同之间的大片旧宅，新辟出车水马龙的菜市口南大街，也有人把它称作“传媒大道”。从前的一些会馆房舍，消失在柏油马路之下。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借谭嗣同的光，得以保留西面的院墙，原来胡同深处的四合院，现在成了突兀的临街房子。从1995年摄下的照片对照今天的景观，我发现会馆外墙被贴上暗红色的墙砖，显得不伦不类。而院子里，莽苍苍斋更加陈旧不堪。浏阳会馆北面，耸立起一栋栋据说为21世纪“传媒人”准备的高档住宅。一个居民问，这房子什么时候拆啊？我说，这是文物，大概不会拆吧。居民说，那老百姓在这儿怎么过？我说，前面不是盖了许多高楼吗？居民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拆迁，也住不到那房子去。而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由于靠近菜市口，新楼房很难出售。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还在，门前堆满了垃圾和蜂窝煤，旁边还有等待转让的小发廊。南海会馆对面的54号，是栋民国时期的西式两层建筑，一位在这里住了七十余年的老人说，这儿曾经是婚丧嫁娶轿子租赁铺，相当于如今为年轻人结婚提供豪华轿车的服务。这是目前米市胡同最气派的房子了，不知将来能否被有“文化眼光”的传媒大道开发商们相中，创办一个充满怀旧风情的婚庆公司？

2003年12月记 AkAXcX3LeRxuXY3Ac3sZ34/q1AcclnfzmpLSU47EExFxxadxsbgQa4akq5iaQX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