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太阳从铅灰色的云层中露出慵倦的身影，像个白乎乎的盘子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不刺眼，也没有丁点儿暖意。前些天下的那场雪早已融尽，只剩下路边行道树的根部还残留着一圈圈白色的痕迹。

空气中弥漫着凛冽的寒意，伴随着不时刮来的朔风，驱使行人匆匆赶路，而不像秋天的上午，可以悠闲地散步，看看街头的橱窗，看看挺拔的穿天杨树干上长出的一只只神秘莫测的大眼睛。但我不愿悠闲地待在翠明庄招待所暖融融的房间里，如同每次来京那样，我总给自己的空余时间安排了凭吊故地的寻访计划。这天，我要去的地方是达智桥胡同。

达智桥胡同，清代的地名叫做“炸子桥”，也有写作“诈子桥”的。桥在何处？桥名何意？均不详。反正现在没有桥，也没有谁去猜想它从前的命意。我沿前三门大街拐至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走不多远，从一个正在推销有奖储蓄的小邮电所旁边拐弯，就看到了胡同的路牌。

这是条极不起眼的小巷，长二百米，宽五米，西头通往校场五条。除了住户，留意它的人很少，但在明清两朝，这里却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著名的松筠庵和嵩云草堂都坐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

松筠庵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宅第，现在的门牌为12号。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曾因上奏反对大将军仇鸾与蒙古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而贬官。仇鸾事败后，明世宗念其反仇有功，将他一年里连续提拔四次。首辅严嵩也因与仇不睦，将杨引为同调，对于杨的升迁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杨继盛认为严嵩是比仇鸾更坏的奸臣，毅然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上奏前，他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义无反顾地与严嵩抗争。旋被捕下狱，历尽酷刑折磨而不改初衷。《明史》记载说，他受刑昏迷，半夜醒来，用尖锐的瓷碗碎片刮去身上发炎的腐肉，再用手将刮不干净的筋膜弄断以疗伤。前来探视的狱卒吓得差点儿将手中的油灯打翻，而“继盛意气自如”，是个刚强的铁汉。三年后，严党仍不放过他，将他判了死刑。杨夫人伏阙上书，“愿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报。临刑前，杨继盛赋诗：“浩气还太清，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夫人亦自缢殉夫。杨氏夫妇就此成为天下闻名的忠烈，故居被改作松筠庵。

到了清乾隆年间，松筠庵又被辟为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杨继盛生前所住的房屋，题名为“景贤堂”，当年书写弹章的书房，扩建为“谏草堂”。他上谏弹劾仇、严的两篇奏稿，被镌刻成八幅石刻，连同后人的纪念墓志和序跋，一同镶嵌在景贤堂的东、西墙上。四周筑起回廊，堆起假山，林木扶疏，景色雅致，成为宣南一带士大夫雅集聚会的重要场所。光绪年间，清流党人每每在此议论时政，一时殿陛风生，万众瞩目。

台湾学者高阳在《明朝的皇帝》一书中说：

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做官原是义利并取而不侔的一件事，宰相既富且贵，名利双收；疆臣起居八座，煊赫一时，只要所作所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个人私欲如何，固可以不问。但唯有言官，只许以名，不许以利；因此有志于做言官，固不妨以获大名自期。就此意义而论，杨继盛得报不菲。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归于瓦砾，而杨继盛的故宅，巍然独存，那就是北平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

然而高阳想错了。

你若在大街上问一百个北京人松筠庵在哪里，保险一百个人答复全是“不知道”。时下出版的各种北京游览图册，从不著录松筠庵在何处。我在到处寻找它却一时无处可寻的时候，也曾揣度过它的废圮颓败，但当我终于来到松筠庵旧址凭吊时，满目疮痍的景象仍然大大超出我的料想而使我震惊：各堂室的匾额毁于“文革”，谏草堂改为居民住房，景贤堂成为街道工厂堆放杂物的仓库，假山林木亦已荡然无存，每块空地都见缝插针般地搭起了平房，比上海的棚户区还要拥挤不堪。我问一位住户，松筠庵还有什么遗迹？她指给我看景贤堂后墙约二米高处，镶着宣统二年重刻“松筠庵条规”石碑，也被一大堆蜂窝煤叠峦重嶂般地遮挡住了。

我从东北角门退出，发现原先的山门 （现已堵死） 外侧的墙壁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名称是“杨椒山祠”。旁边是居民委员会贴出的标语：“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把首都建设成优美清洁的城市！”一个孩子站在风中傻傻地吸着鼻涕。

当年松筠庵，南北长七十五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占地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后三进。其中各种建筑、住房和花园占去大部分面积。清人昭涟《啸亭杂录》称之“地甚湫隘……想见当日 （杨继盛） 清贫之状”。这为我们了解明清两朝“司局级官员”的居住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历史考据有时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零碎的记录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证。以“清贫廉正”著称的杨继盛，居住如此规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认作“湫隘”，尚书、侍郎级大员的府邸又该是怎样的规格？四合院是一种舒坦恬适的平面式建筑，规模从小型到大型，变化繁多。鲁迅1924年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购下的寓所属于典型的小四合院，仅有一进，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佥事和几所大学的兼职讲师。可见当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进而联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远不如后来发达的江南县城上海筑豫园以娱老父颐养天年，恐怕并不显得有什么大不了。

如同一辆老牛负载的重车，四百多年光阴“嘎吱嘎吱”地碾过了崎岖坎坷的沟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杨继盛是谁了。真正使松筠庵这个名字得以延传的，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大肆鼓吹的“公车上书”事件。

说来惭愧，尽管我在大学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对于“公车上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1988年底，我正是抱着寻找戊戌变法旧址的心愿，来松筠庵访古的。此后我曾写过《戊戌变法遗址寻访》的散文，作为我撰写“京华胜迹”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两代爱国志士的一方圣土。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猛然发现“公车上书”的真相，与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唤起我对康有为的另一种看法。

关于“公车上书”，通常学术界采用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

其实，康有为的说法大可怀疑。

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早在4月14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即给清政府发电：“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濬、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

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5月2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8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

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 （5月24日） 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5月2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

是日天本晴丽，风和星爽，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逾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左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歔欷，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

按此说法，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5月2日胎死腹中。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局已大定，不复可救”；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95年5月下旬还承认，作为他后来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根据翁同龢5月2日日记，这天天气晴朗。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已“幡然有批准之谕”。他们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军机大臣们“战栗哽咽，承旨而退”，在午前结束办公，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申初 （下午3时左右） ，雷从西北来，甚震，雨一阵旋过，风雨自然与是否用玺无关。此时最高层即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反对签约的上书，也不会成为决策的依据。但需说明的是：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因此，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云云，全然不知从何说起。

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公车拟上书”事件，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集会的？“湫隘”的松筠庵，能够挤进上千人吗？按康有为和“未还氏”的说法，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那么当他写罢公呈，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抑或仅是征集签名？这些疑问，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由于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且又说法不一；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在他们的书信、笔记、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外，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康本人除了说一千二百人外，又说有三千人。梁启超有时说一千三百人，有时说千余人，有时说三千人或数千人。《公车上书记》所刊题名，为六百零二人。人数的上下悬殊，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的呢？因此有人猜测，《公车上书记》上刊载的题名录，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过字，则是一笔糊涂账。

可以说，“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他后来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介事地说：“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又吟诗称：

抗章伏阙公车多，

连名三千毂相摩，

联轸五里塞巷过……

美使田贝惊士气则那！

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

凭空把没有上奏的万言书的社会影响说得如此之大，似乎已到洛阳纸贵、神州传颂的地步，并将美国公使搬出来唬人，目的只有一个：抬高自己的身价。

据当代学者考证，《公车上书记》其实是康有为及其门生避开北京，拿到上海租界里自行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此书初版广告刊载于当年7月10日《申报》，从时间上说，距松筠庵会议不过68天，速度可谓极快。其广告曰：

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盛世危言

寄售上海四马路古香阁书庄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兹觅得全稿，并上书姓名，石印成书，以餍众目而快人心。每部实洋两角。

为了推销此书，代销商在《申报》上又刊登过六次广告，宣传声势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但只过了五十多天，《申报》又登出如下“告白”：

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

本坊前售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因存数尚多，兹自七月十一日（按，即8月30日）起减价发兑：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要者请即购取。

此布

四马路古香阁告白

这本售价洋二角的小书，已经成为特价书了。

德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证明一件事很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材料，但要证伪却不难，因为往往只要一两条材料就够了。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原始史料。

康有为为什么要杜撰出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呢？这要从中国官场制度和知识分子入仕之途说起。

作为一个想有作为却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的出路，唯有先通过科举改变地位和身份，然后顺着官场的阶梯慢慢地攀援而上，直至熬到一定地位，再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布衣晋身卿相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北宋汪洙所撰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科举制度尽管为平民入仕打开了一扇门扉，而整个官场，却沿循着资历等级、逢迎阿谀、明哲保身等原则，来消磨人的意志和锋芒，待到位极人臣，往往已经没有办事的魄力了。

清代有人作《一剪梅》四首，讽刺官场弊端：

其 一

仕途钻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

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 二

大臣经济在从容，

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 三

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

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 四

无灾无难到三公，

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

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虽是戏谑文字，却把为官之道揭露了个淋漓尽致。

这种弊端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反映的是整个官场的集体堕落。到了清代，中国的封建专制已臻完善，根本不允许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家和政治反对派。所有的政策只能由皇帝来决定，所有的争端只能由皇帝来裁决。而一切有思想有见解的高级官员，也只有在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或特许后，才谨慎地发表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见解，并且还要时时忧讥畏谗，以免遭遇不测。于是，一方面是专横的皇权统治，皇帝对于他所发现的一切腐败和弊端，采用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官场对于底下发生的一切问题，能掩盖的就竭力掩盖，后任对前任的亏空，能弥缝的都竭力弥缝。面对一个同乡、同年、师生、姻亲及其他种种利害关系编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官僚利益集团，谁又能保证自己将来不碰到什么麻烦呢？

对于这种末世的悲哀，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但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龚自珍只能写诗作文含蓄地批评一下；曾国藩在他没有手握实权拥兵自重之前，也仅仅只在咸丰帝登基时，应诏说了一次，其余时间，依然坚奉“沉默是金”为圭臬。

康有为的风格做派就完全不同了。他到北京后，双管齐下，一面入仕，一面从政，办媒体、兴学会，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成为不依附自己官员身份的职业政治家。这是晚清政治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兴起。

毕竟时代在变。

腐朽沉闷的中国社会快要走到尽头，确实需要冲击一下了。康有为应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那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表演起来驾轻就熟，四两拨千斤，不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我甚至隐隐觉得，他在起草上书时，就已经准备拿到上海去出版，而不是送到都察院递交的。有没有真正上过书，在他看来并不重要。

摄影术是可以假造的。这张收录《中国百年摄图录》中的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就是通过简单特技伪造的照片。因为梁启超从来未曾见过光绪帝。

在历史上，使用伪造照片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著名事件，是1907年“丁未政潮”中，粤人蔡乃煌将伪造的两广总督尚书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合影（或说与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单独合影），通过李莲英进呈慈禧太后，袁世凯遂达到扳倒岑春煊之目的，蔡乃煌则得上海道台之肥缺。慈禧太后不知照相是可以拼接的，所以上了大当。但在时尚人士中，这却不是新奇的秘密。再往前追溯二十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以马建忠为总办，沈能虎副之。马为倾轧，伪造沈与妓女合影照片密呈李鸿章，李鸿章见沈能虎，斥责之，沈当场不敢辩解，回头告诉旁人：“苟以傅相（李鸿章）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一时传为笑柄。

1916年5月22日，蔡乃煌在广州被龙济光、岑春煊逮捕枪毙。罪名曰：“蔡乃煌无罪可科，国人皆曰可杀。”这也是中国司法史上最别开生面的判决词了。

他是极富想象力的，三年以后，他还策划了鼓动言官入大内乾清门伏阙痛哭，以请变法的表演，尽管没有实现，但同样显示出他所刻意追求的轰动效应，使人想起明朝嘉靖三年 （1524年） 七月，二百二十九名京官为反对以旁支入承大统的嘉靖皇帝尊本生父献王为皇考的“大礼议”时，在左顺门伏阙力争的往事。而松筠庵，正对他的胃口。据说康有为就是坐在谏草堂里起草万言书的，他是否觉得自己很像杨继盛？他行事从不“中庸”，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怪不得翁同龢在向光绪皇帝举荐他之后，又说他“居心叵测”，阅历丰富的翁同龢显然没有看错。

在封建时代，品评士大夫的操行是有严格标准的，我们今天可以不从道德的角度去评论康有为在宣传“公车上书”时的所作所为，但不能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登台亮相的第一幕演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拍案叫绝。

于是我又想起了杨继盛。

杨死后七年，严嵩方败。又越五年，才获昭雪。也就是说，他至少先行了时代七年。杨继盛是君子，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耿直、刚毅、愚忠，不回避责任、不玩政治游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了皇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品行，容易为士大夫甚至统治者接受。假如文学家艺术家多编些戏文的话，他今天的知名度应当在海瑞之上。

与其对比，康有为无疑更是先知，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行动，大大领先于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也大大超重于杨继盛。但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极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作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他天生就把现代政治家的阳和阴、优点和缺点、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公开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史上还可举出数位，他们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场的关注。他们是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历史在他们手里，总是发出灿烂的光彩。在没有光彩的时候，他们还会营造出光彩，召唤着追随者一同前进。于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装没有看见。

不是一两句结论，就可以概括历史上的许多复杂事件。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是否应当对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呢？你所回避的消极面，对于民国以后的社会政治，对于后来许许多多期望从政以改造社会的善良知识分子，究竟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订

附 记

拙著《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我在网上读到孤云的文章《偶像的黄昏》，接着是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的文史小语《孙中山、梁启超的“自白”》 （《羊城晚报》2003年1月27日） ，都同意我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考证。袁教授指出，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1996年，姜鸣在上海出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其中《莫谈时事逞英雄》提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历史上没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伪造。姜鸣以大量史实论证这是欺人之谈。梁氏所谓“将真迹放大”，原来如此。

我也读到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的批评。汤文《公车上书答客问》先发表于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后又收录于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史》 （修订本） 。惟汤文举各地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约为例，得出结论“怀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说甲午战后没有‘公车上书’，似欠妥当”，令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说的是，当时确有大批公车上书，都察院并不拒收公车上书，但康有为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不存在。这个观点，汤先生其实并没有找到史料予以反驳。

去年，茅海建教授以其大作《“公车上书”考证补》手稿见示。茅海建运用大量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指出由广大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其实是由高层政治人物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发动，京官组织，目的为了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茅海建认为，康有为组织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被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色彩越来越靓丽，情节越来越戏剧化，从而成功地书写了他们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记》的刊行，是康有为及其党人聪明且效果彰显的重大决策，是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也使得康有为名声一震。而这一时期递至御前的31件公车上书，此时正默默地在军机处的箧柜中睡觉。

2005年2月 KJeFOVKjaH1IqosnJQHX9MH6QWsrcwjpS5LcVaTK9galak7uxIU0gQQEHH3Kzu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