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不得去过多少次故宫了。

每次陪友人游览，心中都有种压抑和怅然的感觉，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细细想来，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紫禁城的建筑太单调呆板乏味，浸透着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威严。初来乍到的人，会被它巍峨连绵的殿宇群落所震慑：悠悠蓝天之下，黄瓦红墙、白石基座，额枋上青绿和金色基调的彩绘，与老北京城灰黑低矮的建筑群落产生强烈的反差对比。看多了，却无非是十五个庑殿式、八十多个歇山式、十来个攒尖式和一二百个硬山式屋顶的组合，几十个大大小小连环相套的封闭四合院单调地重叠，在七十二万平方米的面积上平平地展开，像个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呆呆地趴伏在大地上，以至天子们也大感腻味。为了日常起居时调剂生活，另在紫禁城西侧挖湖堆山，建造了碧波潋滟、白塔高耸的三海景区，还在西郊乃至承德盖起离宫别院，以打发消闲的大好时光。

二是宫中珍藏的极品文物早被运走。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博士参观故宫后直率地说，论东西是台北的好，论建筑是北京的好—因为紫禁城本身就是件大文物。1933年初山海关失守，日本军队迫近华北，国民政府将故宫所藏历代传世的数十万件重要文物装成13427箱又64包，搬迁至南京。当时限于运力，明清宫廷家具，尤其是皇帝宝座，太大而无法搬运；有的是限于眼力，认为是伪品的弃置不运；或是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认为不太重要的，比如藏传佛教文物，也没有运走。

鲁迅当时在《申报》上撰打油诗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辗转迁徙至四川，直到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60余万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包括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其中最著名者，如玉器中的新石器时期鸟纹玉饰，汉代的玉角形杯、玉辟邪和清代的翠玉白菜；青铜器中的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瓷器中的宋代汝窑莲花式温碗，明代景德镇釉里红菊花大碗、宣德年间的宝石红僧帽壶；书法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叙帖》，苏轼的《寒食帖》；绘画中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范宽的《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以及古籍善本中的宋元刻本，都是无上珍贵的国宝。

余下的文物，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另有少部分被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我们知道，时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超过100万件，其中20余万件是解放后陆续汇聚到故宫的。有的是解放后用重金从民间收购的流失品，比如三希堂法帖中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有的是收藏家捐献的，比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历来秘不示人。而故宫院方单独售票的珍宝馆，其展品水准，并不见得特别高明。

三是陈列方式落后。多数展品都放在昏黯惨淡的旧殿宇里，以自然光照明。一些设计怪异做工考究的钟表和金玉珊瑚镶嵌的摆件，用玻璃罩子盖着，里面积满了灰尘，多少年不曾擦拭，缺乏动人心魄的精美感。尤其是代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结晶的青铜器馆和陶瓷馆，博物院将其安排在乾清宫侧翼的东西庑廊里，除了研究人员外，寻常旅游者绝少光顾，也难以尽兴地欣赏。都说中国陶瓷的巅峰是明清官窑，作为宫廷所在地，我却一直没有看到过特别的展示。故宫是中外游客必到的景点，这些年来，其门票从我记忆中的五角已经蓬蓬勃勃地涨到四十元 （还不包括另外单独收费的珍宝馆、钟表 馆），票房收入在全国文博系统中一直雄踞龙头老大地位，但在陈列展品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上，改进得并不明显。

四是管理不善。管理人员穿着颜色古怪的制服，要么粗鲁地大声喝斥游客，要么无精打采地趴在椅背上打瞌睡，要么躲在展室一角抱着电话机喋喋不休地聊天，从来没见过他们职业化地微笑地彬彬有礼地向参观者解说 （故宫门口出租导游录音机，因此早就不需要人来讲解） 。加上千千万万潮水般涌来退去的游客，把金銮殿的汉白玉台阶棱角打磨得溜光且凹陷，还到处留下痰迹、废物，使得高贵的皇家气象大为逊色，令人扼腕叹息。博物院为了保护文物，就用竹片钉成简易的架子罩在石阶外，虽然行之有效，但看上去粗鄙不堪，踩上去更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各宫各殿，一律使用落伍的铁门鼻儿加弹子挂锁，细微之处，流露出这里的文物保护缺乏专业水准和认真的考虑。—北京实在是皇家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也就不当一回事儿，直到最近，2003年1月，我还看到颐和园排云殿的殿堂里，负责室内管理的工作人员，在紫檀木的条几上堆放着她吐出来的葵花子壳呢。

我相信，对故宫的这种失望，是许多参观者的共同感觉。

二

这次去故宫，我在坤宁宫流连了较长时间。

坤宁宫位于内廷生活区的正中，乾清宫、交泰殿之后，三座宫殿同在一个“工”字形的汉白玉基座上。广九楹，深七间，照例也是红墙黄瓦，额枋上绘满了精致的彩画。在明朝，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正宫。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帝跑到煤山自尽，周皇后在此悬梁。清朝将此地改为祭神的场所。

清朝的祭祀名目繁多，除了每日朝祭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外，正月初二和仲春秋朔都要大祭。平常的日祭由皇后行礼，但为了方便，设一女官代之，食三品禄，称作萨满太太。日祭每天用猪二口。宫西侧设有专用的神灶，安着三口大锅，祭神的白肉就在这里烹煮。《大清会典事例》第1183卷载：“乾隆五十二年奉旨：‘旧制坤宁宫每日祀神祭肉，理宜洁净熟暖，给散秩大臣、侍卫等分食。乃近来该首领太监等每将整块好肉私行偷用，以冷肉及瘦脊残剩皮骨分给充数，以致散秩大臣、侍卫进内食肉者渐少’”，透露出宫中太监胆大妄为，竟敢将祭肉偷出宫外售卖，可见这类以权谋私的第三产业也是自古就有，源远流长。大祭要跳神和祭神肉，不仅皇帝亲自参加，王公、贝勒、辅臣、六部正卿也能分享祭肉。此外，四月初八日浴佛、腊月廿三日祭灶，这里都要热闹一番，想来当年坤宁宫很带有神鬼气氛。

皇帝天人相通，所以选择坤宁宫举行婚礼。康熙、同治、光绪三帝还在此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1923年，前清逊帝溥仪也在坤宁宫结婚。他回忆说：

这间房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成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看了会，只觉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熔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了门，回来了。

这番记载，同电影《末代皇帝》中婉容皇后在小皇帝的脸上吻满好莱坞式的朱红唇印情节是大相径庭的。

“皇帝的洞房”，说明牌上的文字吸引了游客的无穷想象。中国历来宫闱野史发达，尤其到了只有专业工作者啃正史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故宫的殿宇是不让人入内的，游人只能撅着尊臀，饶有兴致地挤在坤宁宫东暖阁的吊搭窗前，窥看洞房内景，盛况不亚于养心殿寝宫两翼后妃们侍候皇帝时临时居住的体顺堂和燕禧堂窗外的景象。

洞房的窗台下，是铺着丝绸褥子的连通大炕。对面挨着北墙，有两个落地花罩。东侧花罩里安着宝座，座后墙上，悬挂着御书《坤宁宫铭》。西侧花罩里，是最引人注目的龙凤喜床。床的上方，悬挂着题有“日升月恒”四个大字的匾，床前挂着五彩百子帐，床中悬有对联字画。喜床四隅，各放一柄如意，以求“事事如意”。喜床和宝座之上，还有雕镂精美的仙楼，宛若两个华丽的神龛，但给人的总体感觉并不舒适—其实在我看来，故宫内几乎所有的房间，除了养心殿西暖阁内隔出的那间精致小巧，面积似乎还不到十个平方米，乾隆专门用来陈放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三件稀世珍宝的三希堂外，似乎都是硬邦邦不舒适的。以享受著称的中国皇室，为什么在居室装饰的舒适性、家具设计的功能性上远不如欧洲人？这个谜底相信不少人都曾费心地猜想过。

三

以欧洲宫廷的通常布置方式来对比故宫，不同之处大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中国古建擅长木结构和硬木家具，故宫在这方面可谓集大成者。奇怪的是，宫中没有硬木拼花地板，一律采用金砖墁地。所谓“金砖”，是以江、湖水底淤泥为原料，经糠皮烧制、桐油浸泡磨制而成。长2.2尺、宽2尺、高1.7尺，为皇家建筑专用的材料。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之作金石之声，全国只有江苏太湖附近出产。据古籍《金砖墁地》解释，这种地砖运到北京，供皇宫专用，称之“京砖”，后逐步演化成“金砖”。中国古代不缺乏木材，可是从宫殿庙宇到寻常民居，均极少使用高级木料铺设地面 （我印象中只有楼阁式建筑的二层以上是采用木材做楼面地板的，比如山西应县木塔和嵩山悬空寺） 。民间的说法，砖地可以接“地气”。但从视觉上看，灰黑色的“金砖”无论烧制得怎样平整光滑，仍有室外的感觉。加上宫内多数殿宇，室内外的檐柱、金柱、斗拱、额枋、门扇，不仅样式，就连油漆颜色、彩绘图案也完全一致，给人的联想，设计者显然是在刻意追求外在的等级礼制，较少关注居室本身的使用功能。欧洲的镶木地板据说是在马赛克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马赛克最初采用天然石料拼制，这和中国传统建筑材料不是一个路数。无论马赛克，还是硬木拼花地板，甚至欧洲人后来广泛选用的釉面地砖，我们的古人一概都不采用。他们独爱金砖墁地，因此室内缺乏温馨的气氛。

中国古建筑很少将石料用于室内装潢。宫廷中没有华丽绚烂的石柱石龛石壁炉，云南大理出产的大理石，只被选来用作硬木家具的椅背镶嵌。—我揣想，中国人不是不喜欢色彩美丽的石头，而是缺乏这类石料。通常我们只看到北京西郊房山盛产的汉白玉，被大量使用于宫廷庙宇的基座、牌楼和装饰性的桥梁；而欧洲宫廷和贵胄豪宅中普遍采用的大花绿、爵士白、紫罗红、老米黄，似乎仅产于欧洲非洲，直到现在我们还得依赖进口。50年代北京造十大建筑时，讲求自力更生，连人民大会堂都不曾使用考究的进口石料，这是老天爷对中国人的不公。我们的先人，只能把对石头的浓浓兴趣转移到更加精致纤巧的方向：他们玩鸡血、玩田黄、玩翡翠，做成插屏、做成印玺、做成翎管、做成挂件，这是欧洲人不玩也不会玩的。高等级的室内装潢缺少刚中带柔的云石点缀，显然就不够华丽舒适。

没有软体家具似乎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又一个特点。老派的中国人讲究“坐如钟，卧如弓”，所有的家具线条都是平直硬朗的。上海博物馆陈列着瓷枕头，有人说凉爽，我劝他不妨回家试试用板砖垫着脑袋，一定难以入眠。究其原因，可能同中国人当时不能制造弹簧有关—我不知道欧洲人何时发明弹簧，却知道没有轮就没有车，没有螺栓就没有金属材料的紧固与可拆卸，没有齿轮就没有钟表，没有火药就没有枪炮，没有罗盘就没有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科技上的发明，有的看来微不足道，却能使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没有弹簧，自然没有沙发，即便在椅上炕上安置了明黄缎子缝制的垫子 （不知里面的填充物是丝绵、棕麻还是棉絮） ，仍旧缺乏弹性，改变不了硬木家具的刚性格调。

此外，今天的故宫陈设里，没有柔软的从天花板上一直垂落下来的丝绸帷幔和窗帘 （一些房间隔断和床架前有刺绣的帘子） ，居室里很少见到厚实的毛茸茸的地毯 （主要殿堂的皇帝宝座前有小幅脏兮兮的地毯） 。丝绸制作的帷幔本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在古装戏中常常看到。欧阳修词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写的就是这种感觉。地毯则是从西亚到蒙古早就普遍流行的装饰物，不知故宫里原来曾有现在没放，还是当初就没有？反正缺乏这些织物，房间里就缺乏温馨的气氛，加上大多数殿宇外面都有宽阔前廊影响光照，殿堂内也很少考虑光线的运用，因此房间里就越发显得阴冷昏暗。所以我想，倘若从前确有织物饰品，故宫的陈列部门应当用复制品把它装点起来，使得后人能够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宫廷生活的全貌；而如果确实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对列位皇帝爷的亡灵说，原来你们的奢侈生活，在同时代能够达到的水准上看，还是有许多不足的。

上述推测是建立在与欧洲宫廷建筑的比较上的，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这种比较的角度。然而在实际上，明清时代紫禁城乃至北京城的修筑，本身同欧洲许多重要城市的兴起是同步的。中国皇室通过传教士得悉欧洲建筑的最新成果，但他们基本没有采纳这些成果。这一方面显示出皇室固步自封的保守心理，另一方面也表明宫廷建筑需要附会传统礼教的程式，来体现统治者的法统和威严，在这种时候，舒适性往往被忽略和放弃。问题的实质在于，现代社会是以西方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为基调的，而西方建筑及装饰中体现的功能性和舒适性，在破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后，不仅易为平民百姓，而且更为皇室贵族所接受，并成为现代建筑装饰的主流；而纯粹中国风格，反倒成为偶然为之的一种点缀。因此我以为，用现代眼光检讨古人生活方式上的缺陷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不用当时人无法达到的水准去评说，我不提出紫禁城里缺乏自来水、电灯和抽水马桶。我也相信明清宫廷建筑布局在设计时是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

四

岁月的交替，常使我们很快就忘记从前的生活细节，仅靠老建筑本身远远无法满足对具体生活场景的追思与怀想。而生活方式包括无数琐碎的细节，无论穷人富人，均是如此。

用洋胰子代替皂角洗涤究竟是在哪个年代，恐怕许多上海人已经记不清了。可他们是否还记得取代“工农肥皂”洗头的第一代洗发水护发素，品牌叫做“蜂花”？是否还记得就在前几年西装取代中山装的过程里，本地各级党政干部们，曾有过一段穿着藏青色“涤盖棉”茄克衫处理政务，参加重要会议，走亲访友乃至出席婚丧活动的时期？

我的中学同学尔冬强 （就是上海绍兴路上“汉源书店”的主人） 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旧物件。我在他的藏品中看到过一大堆竹筹子，不仅有小时候常常用过的泡老虎灶热水的、洗澡的、吃小馄饨和油条的筹子，还有妓院里嫖窑姐用的筹子，这样的实物在书中是不见记载的。

北京后海的醇王府是宣统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旧宅，当年的住宅和花园都保存完好，但没有从前的家具和陈设，使我们今天难以体会出这家为大清帝国贡献了两位皇帝的头号皇亲国戚钟鸣鼎食的情景。倒是由于王府的花园部分60年代初改建为宋庆龄寓所，并在1981年宋庆龄故世之后，将宋氏使用过的全部用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对公众开放，使得我们对于解放后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侧面的了解。比如他们居所的房间都极高敞，使用的家具都不考究，大会客室总是配置着一大溜官式沙发，沙发都有卡其布椅套，羊毛地毯都极厚实。加上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带壁炉的优雅旧宅、香山路上精致的中山故居都得到妥善全面的保护，后人对于二三十年代至40年代花园住宅主人的生活细节也可略知一二—由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特殊地位，他们住过的房子，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所有花园洋房住宅中仅有的连同橱柜、桌椅、银器、油画、灯具、打字机、厨房烤炉和锅碗瓢盆全部陈设器具保留下来的建筑物，犹如真正凝固在昔日岁月的某个时点，因此，除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外，还有民俗史、社会史，乃至建筑装潢史上的特殊意义。同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旧居，也是30年代上海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硕果仅存的真实标本。

有的建筑物，虽然打着名人旧居的牌子，比如位于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竹园宾馆，它昔日的主人，曾是地位显赫，权倾朝野的盛宣怀和康生，但到现在，除了美丽的花园，曲折的回廊，三层楼高的海棠树和婆娑曼舞的竹影外，室内一切旧有痕迹全被抹去了。剩下的，是新主人的趣味：猫耳洞夜总会，在模拟成坑道，张挂着伪装网的舞厅里，男男女女伴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扭动腰肢载歌载舞。这种80年代初的趣味保存到90年代末已是异数，它还能保存多久呢？有的建筑物保护不善，变为许多人家割据而住的大杂院，当初房屋的格局，早先的细部都已荡然无存，即便门外墙壁上镶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也不过是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面对这类建筑，我们惟有扼腕喟叹。

五

在故宫参观，常会听到有人说：“从宫里随便弄一件东西出去，就够咱吃一辈子了。”这真是最令人沮丧的无聊话题了。扭头望去，说这话的倒还不像是打家劫舍的材料。当年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仪，对他叔叔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之。”亭长刘邦则用一副艳羡的嘴脸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都是底层人士对帝王的不同反应。湖南农民在大革命的日子里冲进地主老财家，往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断喝一声：“劣绅！今日认得我们！”翻身的心情跃然如画。可是破坏之余，缺乏建设，往往也跟着模仿，其奢侈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农民革命家的陈胜，起义之后，昔日的伙伴来看他，见其殿宇帏帐，门禁森严，咋舌说：“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陈胜便杀了他的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虽然清军压迫就在身畔，洪秀全却马上起盖金碧辉煌的王宫，蓄后宫姬妾八十八人，用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的说法：“如此粉阵肉屏之中，大脚小脚应付之不暇，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言欤？自起宫墙自绕，这位开国昏君，不论生死，就再也不愿全尸离此金粉之乡了。”等而上之者如是，等而下之者，便在博物院里窃议展品，这都是历史的悲剧，人性中的弱点。

我一直期待着，到什么时候，大多数游客能在故宫潇洒漫步，心平气和地点评帝王将相的历史功过，认真地观察建筑物的精微细部，研究乾清宫东西庑廊里的青铜陶瓷，而博物院，也不再强迫大家购买没有任何意义的“文保鞋”，我们的社会才能说真正进步了。

我也相信，到了一定的时候，北京的文化机构也一定会在自身的素养上再跃层楼。至少在目前，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上海图书馆的管理和运作，已经比北京的对应机构，更现代化也更人性化了。

1989年4月初稿
2003年10月修订

（本文插图见彩版九至彩版十二） lli7zliDSrX5EWCMBnisgaYefhZ8GqSIOzihA5pPJENITcqBPwXXGVyL2bMFDb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