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犹如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二人都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寂寞。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得悉祖父的名讳，竟然还是来自她的弟弟：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我很诧异这名字有点女性化，我有两个同学名字就跟这差不多。

此外，她对祖父的了解，就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了，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又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1819年中举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官居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印塘本人，娶一妻二妾，生六子七女，想来张家应该不致太穷。此外，张氏老家，应是直隶丰润的齐家陀，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云云，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想当然。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父亲在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现在常见一些作者不经考证，就按着《对照集》的说法去写张爱玲的家世，结果在许多地方都搞错了。

二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鋆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龢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者引为口实。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崚嶒，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也有被骂得急了的时候，如张佩纶谈论丁戊奇荒，说河南数百万灾民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翁同龢就抱怨，“吾辈何苦在此席为人指摘唾骂耶？”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

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一般认为，前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数百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李鸿章回忆，“方江淮鼎沸，独君 （张印塘） 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张佩纶在1879年9月10日日记中说：

申刻，合肥（李鸿章）来答拜。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1880年初，李鸿章在回复张佩纶给他的请求为张印塘作墓表的信中说：“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不以文辞？”不久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谓：“佩纶初弹劾鸿章，鸿章以五千金将意，且属吴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此说依据何在？不详。不过，李鸿章答应撰写的“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倒是吴汝纶代的笔。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 （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 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张佩纶前述日记中还提到：“高阳师 （李鸿藻） 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1880年1月2日，张佩纶与张之洞饭后高谈阔论，他们认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闻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这是一个宏大的角度，与今人所论颇有不同。在这个视野中，二张认为李鸿章学陶澍之大而举措未公，可以说是有独到识见的。

但在私下，张佩纶似乎跟定了李鸿章。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请假去武汉奔丧。行前，他安排张树声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佩纶私下同张华奎约定，协助张树声进行北洋海军建设。但当张佩纶得悉李鸿章获朝廷挽留，将夺情复出，而李对他与张家父子的接近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就不惜与张树声翻脸，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张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限于史料缺乏，有许多事情我还一时理不出头绪。比如张佩纶1882年弹劾王文韶事件。张的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朱学勤。朱学勤十几年中深得恭亲王的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 （李慈铭语） 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张佩纶在京时，一直寓居在北半截胡同朱家，这个地点与李鸿藻、陈宝琛居住的丞相胡同紧挨，走动极为方便，陈氏诗中，有“十载街西形影随”之句。而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1879年娶了朱学勤另一个女儿，张佩纶就与王庆桢成了连襟，张王二家结了“新亲”。王文韶与张佩纶交谈后，认为他“学识人品俱好，可敬也”，显然，他也可以成为张佩纶攀附的又一座靠山。什么原因使得张佩纶非要同王文韶反目呢？张佩纶在奏折中表示：“臣与洪良品、邓承修、景廉及其子治麟均无一刺往来，而王文韶究涉姻亲，并无嫌怨，揆之人情，即不欲稍自贬损以阿附之，亦断无从而下石之理。实以机务至重，时会方艰，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云云，他是否就是这样地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内中没有其他隐情？比如李鸿藻是否愿意借此机会搬掉同僚王文韶？张佩纶难道就不可以像对待李鸿章那样，回避批评王文韶吗？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朋友们在陶然亭为他送行，清流健将宝廷作诗曰：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

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

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

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

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

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宝廷本人，官至侍郎，却在前年出学差返京的路上，买船妓为妾，自劾挂冠而去，论者多以为这是他自保的一种策略。晚清清流消长兴衰，不可解的疑问尚多，此即未解之谜也，暂且不作讨论，但从这篇诗歌的气氛看，送别的气氛是压抑和低调的。

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开始主持福建海防。当时闽省官场“十羊九牧”，疆吏大员，有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论资历、论科名，张佩纶都比他们差，然而他是新贵，朝中大受宠信，于是大家对他恭恭敬敬，称他“幼翁”，将大局交他主持。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谋求自保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愣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他说：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之际便被摧毁 （船政局的造船设备连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 。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带人上中岐山上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北京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军台效力。福建人将他和另几位大员何璟、何如璋、张兆栋放在一起，作词讽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描绘得十分不堪。张佩纶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腻味清流们喋喋不休的高论而设的一条借刀杀人毒计。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军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也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政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本身就是意气冲动：“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事后给予张佩纶真实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张爱玲说他在“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只铜脸盆逃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表示，他读了唐振常先生在《新民晚报》所写“张佩纶徒事空谈”，说张在马江战败逃难时还携猪蹄大嚼，感觉很是难堪。究竟有没有顶铜脸盆或嚼猪蹄，恐怕现在难以考证清楚了。当年左宗棠上奏为张辩诬，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解释，是左的幕僚谢章铤与张的密友陈宝琛交谊甚笃。我不太相信这个推测，因为仅凭幕僚与陈宝琛友善，似乎还左右不了左宗棠，何况当时陈宝琛也受到攻击，自身难保。后来我读到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一封信札，提到左氏出京时即面告李鸿章：“幼樵与彼交好，马江之挫可惜”，李对张分析说：“此老尚顾名义，当不至媒孽颠倒”，显然，左宗棠的面子是卖给李鸿章的 （也不排除同时卖给李鸿藻的） 。陈寅恪先生又说“马江战败，丰润 （张佩纶） 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 （李鸿章） ，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原因。官场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比如李鸿章在1886年春安排亲信幕僚章洪钧出任宣化知府，说是能与流放张家口的张佩纶就近走动，“为戍客添谈助”，同时招翁同龢的舅子汤伯述入幕，李翁两家的关系，局外人又岂能说得清楚？

四

从照片上看，中年的张佩纶略显肥胖，脖子很粗，眼泡浮肿，留着唇髭，毫无精明强干的样子。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继室边粹玉的令尊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第三位夫人就是李鸿章的女儿李经 （小名鞠耦） 。就丈人的地位而论，一个比一个高。边夫人1886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耦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1888年5月21日，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2000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6月14日，李鸿章致电李鸿藻说，张佩纶在此小住十日，“秋后再来”。这次相见，他们估计谈论了张的亲事。同日，李鸿章在给驻德公使洪钧的信中说，俾斯麦若生在中国，“必为清流所攻”，而在日本，则将成为伊藤博文。一天里说这两番话，倒是很耐人寻味。

同年11月15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正式娶鞠耦为妻。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定稿时被李鸿章圈去。张佩纶的原配朱夫人殁于1879年6月24日。9月，张佩纶赴苏州迁葬母亲灵柩，途中与李鸿章在天津见面，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处婚约云云，不知二人究竟是如何确定的，但李对张个人才华的欣赏，却是贯彻始终的。野史记载，张佩纶自戍所回来后曾做鞠耦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张爱玲说张佩纶是在李鸿章衙中做记室，某日“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李鸿章就通过别人，暗示张佩纶前来提婚，这些记载，显然都不正确。倒是在1880年前后，张佩纶就做过李鸿章儿子李经述的私人老师。

张佩纶比鞠耦大十七岁，是个死过两任太太且又“犯过严重错误”的刑满释放分子，因此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做对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西床变东席不是东西。”又有人做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婚后，张佩纶与太太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旋有御史端良上奏弹劾，光绪帝表示“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接旨后上密折，为张佩纶辩解：

张佩纶曾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直言敢谏蒙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擢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非捐纳杂流毫无行检者比。马江之役，以船旧兵单为法所乘，获咎遣戍军台，人犹谅之。是年臣适入觐京师，召见时蒙皇太后垂问，臣即以张佩纶经此挫折，阅历益深，人才难得，若竟废弃终身，殊属可惜等语奏对，瞻仰慈颜，似尚不以臣言为谬。其时臣未与缔姻，无所用其袒护也。及该已革学士释戍言旋，……臣察其意气已平，学养益粹，留署深谈，乃始妻以臣女。夫人无贵贱贤愚，孰不爱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难求一快婿？即张佩纶尚为学士，年齿相悬，申以婚姻，已不谐以俗见，况系军台释放回之废员，使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爱女而畀之品行有亏之人？此臣区区怜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于朝廷，下质于天下后世者也。若如端良所云，先以夤缘，继以姻戚，则臣虽衰朽之余，不应不近人情老悖至此。

又说张佩纶虽住在直隶总督衙门，却从不干预政事：

张佩纶在臣处杜门谢客，外人罕见其面。近日宦途拥挤，或因其与臣至戚，干求奔竞，踵门投书，张佩纶崖岸过峻，一概拒绝。……至其常在署中，亲戚往来本属无干例禁。臣忧深责重，以张佩纶持论虽多偏激，心地极为忠诚，遇有疑难之事，间亦与之商榷，而张佩纶犹拘执姻嫌，竟至畏首畏尾，不赞一辞。臣心颇怪之，尝告以胡林翼之于陶澍、沈葆桢之于林则徐，均以女婿在署襄办公事，未闻有所避忌。汝曾任大员，留心时事，岂宜一蹶之后，遂于军国要务漠不关怀，未免忧谗畏讥，太形偏隘。而张佩纶操心虑患，矢志不回。近年以来，臣亦听其匿迹销声，不复与谈世事矣。

李鸿章还说张佩纶现已病痊回里，无待驱逐。惟张是直隶人，凡在直隶境内，无不可以寄居，能否仍让他住在天津？然而此时已是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自己的处境也如同张佩纶当年经历了马江之败，完全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光绪帝断不同意。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此处“伯鸾”是著名成语“举案齐眉”故事中的梁鸿，他是东汉初年的高士，隐居乡间，为人舂米谋生。“元节”是谭嗣同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一句中提到的张俭，《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两个典故都是张佩纶述说自己的落魄。清流时代的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遭到舆论的一致唾骂，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五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从前的朋友，来往得不多。昔日的恩师李鸿藻在北京向李鸿章抱怨：“蒉斋不来一信，与我绝交！”李鸿章向他笑笑，却不忘记把这个细节写信告诉女婿。

张佩纶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夫妇俩写过一本食谱，还合著过武侠小说。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说，张佩纶“先娶某京宦女，女有兄，曾在曾忠襄公 （曾国荃） 幕，保至江苏候补道，太平军平后，饱搜典籍，至百余箱，大半皆宋元旧本，未膺大任而殁，孤子七人，长者未成童，幼者尚在襁褓。其弟以抚孤计，亦由顺天府治中改官道员，指省江苏。张好读，即移眷金陵，得饱观其书。出李夫人奁金，数甚巨，畀其弟，尽得之。在京本有书癖，至此收藏弥丰富，收藏家所藏宋元版本，张特甲于天下”。按此说法，张佩纶曾用李夫人的陪嫁，收购前任舅子的宋元古籍以帮困，倒是两全其美的双赢买卖。

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曾被改为立法院，即今天白下路273号南京海运学校院内。据说当时有三栋房子，南侧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一个院子，东楼专为鞠耦居住。现在，这座二层砖木建筑的楼外竖着铜牌，叫作“小姐楼”。这真是奇怪的命名，李大小姐既然出阁，在此地便是主母，哪有将女主人居住的地方叫“小姐楼”的？抗战之中，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曾去看过张家老宅，他说那儿“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胡兰成还说：“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解脱了兴亡沧桑。”

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鞠耦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关注投资，她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曾提到“商局新股票已交仲兄存沪源丰润、庆善两处，候市价稍涨再售。电股遵谕不售”。她还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耦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 （按，指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 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曾电告盛宣怀，电报每字收费四角，刘、张空论长电，转报时要删冗摘要，以免糜费。奕劻、李鸿章在给军机处的电报中曾评论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盛宣怀立即把这个密电泄露出去。鞠耦则劝告父亲：

闻大人电内有讥香（香涛，即张之洞）语，杏（杏荪，即盛宣怀）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

这个判断，同李鸿章在1897年告诉儿子李经迈，盛宣怀不过一个道员，家资已数百万，官未显而已反噬的看法完全是一脉相传的。李家人早已看出盛氏的不忠，却没有拉破脸面，利用盛又防范盛。只是远在南京的张太太，究竟如何在上海布下眼线的呢？

1901年2月10日，清廷致电李鸿章：“革员张佩纶虽经获咎，其心术尚属端正，办理交涉事宜是否熟谙？”命李鸿章据实具奏。盛宣怀密告李鸿章：此事“闻出自慈意，因无人用，自可乘机切实奏保”。李鸿章立即致电军机处：

张佩纶前在闽省，以船政木船当法国铁甲快船，宜其败绩。嗣在天津，并未参谋戎幕，言者妄加诬陷，其获咎实有可原。谕旨称其心术尚属端正，仰见知人之明。臣以至戚不便保荐。今蒙垂询，该员曾在总署行走，交涉事宜，尚肯用心。现年逾五十，阅历深稳，意气已平，若及时起用，不致蹈书生迂腐之习，或于时局稍有裨助，请代奏。

次日，清廷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张佩纶回电，称翁婿例应回避，且身体不好，予以婉辞。李鸿章回电：“内意似怜我老病，派来襄助，义不可却。时艰交涉，有何回避可言？”4月13日，张佩纶到京。不久，在处理交涉事务中，二人观点不同，张佩纶遂乞假归去，从此不再复出。

张佩纶死于1903年2月4日。他去世后，张之洞做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

1998年初稿
2005年改定 +vWAyKIsVRVNLrjJ61xR0gFiVfQ8tbLDBn6imigFlJyE/MC+ci3lkQihpS8/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