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与外来文明

在汉唐之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图上，长安无疑是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的盛地。当时欧亚大陆上外国人都将长安称为“胡姆丹”（Khumdan），在敦煌发现的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的粟特文信件真实地记载了西域各国经商贸易者称呼的“胡姆丹”就是中国长安，证明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作为一个国际性词语走进了千年历史的民族记忆，这一名字更是在古罗马、叙利亚、波斯等异邦远域传扬流播，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长安”成为现代西安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举世瞩目的外来文明遗产，值得人们仔细回味与衡量。

一 丝绸之路和中外交流

考古学家根据已发现的文物判断，大规模的欧亚游牧民族迁徙运动从公元前7世纪就揭开了历史的序幕。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今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纪前后在中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古墓中，都发现有精美的中国丝绸残片，甚至出土了刺绣着凤凰图案的中国丝绸，这证明当时已经有了丝绸之路的联系，所以公元4世纪前的古希腊著作中称中国为“赛里丝”（Seres，丝国）。

丝绸古道的存在，必然使地处关中地区的周人、秦人们与西域、中亚地区有着物质和文化的交流。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塞种”人像完全一致。不管这种蚌雕头像是周人制作，还是中亚游牧部落献给周王朝的贡品，都说明双方已有着交通往来。公元前623年，秦穆公“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迫使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塞人向西迁至伊犁河地区，现在新疆伊犁地区、中亚北部地区和阿尔泰地区都发现过许多塞人活动的遗址文物，在天山东部阿拉沟墓葬中还发现了中原丝绸（菱纹链式罗），在楚河发现关中西周式的曲柄刀、铜鼎、铜釜等，说明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就存在着丝绸之路的古道。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穿过里海战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同时征服了中亚，直到公元前1世纪将版图扩展到印度西部。而这时期匈奴人兴起，控制了天山南北绿洲上许多城邦国家。中国的秦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不得不修筑长城进行防御。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联络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另一方面急需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商业贸易，所以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城固人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时13年才返归长安，并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地理、物产、风俗上报给朝廷，这些材料均载入《汉书·西域传》，成为中国最早记载丝绸之路的历史文献。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率领300余人的使团出使西域，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安息（今伊朗）诸国，这些国家都派遣使节和商人纷纷来到长安，《汉书·西域传》记载长安上林苑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从此开启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

西汉长安是中外交流的首先得益者，又是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集中地。首先，西方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天马（大宛马）、西极马（乌孙马）被成批运入关中，促进了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仅中央掌管的军马就有40万匹之多，此后西方优良品种的骏马成为汉人追求的目标。到3世纪时，盛传“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从西域传入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瓜、胡蒜、胡荽（香菜）等被大量栽种于关中。印度的胡椒、生姜，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琉璃，罗马的火浣布、夜光璧、明月珠等，也在长安皇宫内不时出现，充作贵族的生活奢侈品。外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入陕西，大大推动了贸易的往来。

其次，西方文化艺术传入内地。由于月氏贵霜王朝向东扩张和印度人的商业活动，犍陀罗艺术中的古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被传入，汉代圆雕动物中新出现的狮子、有翼兽来自于波斯，以后演变为石狮、石马和天禄、辟邪。汉代画像砖上有许多狮、象、鹰头兽、长颈鹿、裸体人像、神仙羽人等艺术造型，其表现手法有和古希腊、古罗马雕刻一致的地方。铜镜中还有周穆王和西王母肩生双翼的形象，与希腊有翼天使及爱神的人像相同。海兽、葡萄、孔雀、忍冬草、宝相花等图案的铜镜在陕西屡有发现。用胡角演奏的波斯音乐《摩诃兜勒》（月神、雨神）被改编后在宫廷演出，罗马的艺人也在宫廷表演“百戏”，甚至还有成批的中亚人在长安表演人兽搏斗。

再次，外交管理机构开始设置。汉朝在长安设立了专管外交事务的大鸿胪，并有“译官令丞”，翻译人员中还有女译人。每当外宾来到长安时，朝廷都要盛情接待，遍览各府，表演百戏。长安城内藁街聚居有西域商人的“蛮夷邸”，皇帝去世，西域商人也供帷帐设祭。公元100年时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的商人组成商队曾经过长安到达洛阳。1965年和1973年在汉长安城遗址与扶风县姜塬村出土希腊铭文铅饼共15枚，据考释是安息“法拉克麦”钱币，为中外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两汉时代，中国丝绸的质量和品种均独步世界，因此它才能作为商品向西方传播。公元前64年，罗马人征服叙利亚后，对中国丝织品需求急剧增加，罗马贵族都争穿绸衣，连教堂也用绸幕丝帘，以致罗马人惊呼丝绸这种奢侈品花费了他们大量的金币。“赛里斯（丝）国”由此闻名于欧洲。除丝绸外，中国的漆器、铁器、铜镜、软玉、釉陶、麻织品等也输往西方，关中长安使用的穿井开渠技术也在此时传入中亚和印度，梵文中一些名词都加“秦地”字样，说明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是双向的。

丝绸之路贸易兴盛缘于其巨大的利润，《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长安成为各国商人汇集之地，“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而且“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甘肃敦煌泉悬出土的汉简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国使者进入中国内地的珍贵记录，五百多条记录涉及二十四个国家，证明史书记载不误。

匈奴人从中国北方西迁后，6世纪中叶崛起于阿尔泰山地区并雄霸中亚的突厥人，向东扩张造成又一次民族迁徙浪潮，但丝绸之路仍连绵不断。西安草场坡和咸阳底张湾都出土有波斯军队装备甲骑具装陶俑，表明中西交流的继续。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古希腊罗马和犍陀罗壁画、雕塑艺术也进入西安周边地区，并逐渐和中国式衣冠相融合。

公元7—10世纪的隋唐帝国先后定都于长安，更使丝绸之路走向极盛繁荣。隋代大业年间（605―617）朝廷曾大力招徕胡商，并吸引大批西域商队前往长安，以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当时为了睦邻安边和“扬威异域”，隋朝通过“互市”“赏赐”等渠道大量输出丝绸，这种特殊的背景导致更大规模的东西交通，隋炀帝派出大臣出使波斯、罽宾（今阿富汗）、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西南）、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沟通了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唐代由于西部疆域超过了汉代，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丝绸之路畅通提供了保证。强大的唐王朝十分注意国际间的密切联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各国进入长安的使节中，新罗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东罗马7次，波斯、婆罗门（印度）、朝鲜、泥婆罗等不计其数，丝绸之路的联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密切。考古文物证实，仅中国境内就发现波斯萨珊银币近2000枚，在长安还发现了希腊文铅饼、拜占庭式金币和阿拉伯文金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交流的珍贵证明。

8世纪50年代以后，回纥继突厥之后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中原丝绸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回纥，然后又经中亚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亚、拜占庭。而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狮子、骏马、驯象等大量传入中国内地，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盘、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精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10世纪之后，由于中亚分裂战争不断，中国境内也相继动乱，丝绸之路渐渐失去其风貌，特别是宋元以后，海上交通日趋重要和繁荣，陆地丝绸之路逐步陷入凋敝和停滞，长安所起的中外交流纽带作用也渐渐丧失了。

二 长安外来的侨民与移民

秦汉以后，西域各国因战争避难、贸易经商、互通使节、质子侍卫、传播宗教、入仕任官、各行技艺、求知留学等原因来华的人很多，从张掖、敦煌、武威到长安形成一个个迁移的侨民区。如北魏以后进入长安的印度僧侣就达70余人，《梁高僧传》记他们有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保留的一些碑刻也记录了月氏、粟特、龟兹、匈奴等移民的定居，如临潼新丰有支胡数千人，蓝田有数千粟特人在康横率领下按部落“归化”，韩城有粟特人康维摩率部众据地占关，蒲城有龟兹白氏后裔居住。因而《晋书·江统传》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其人数之多，不难想象。近年西安北郊连续考古发现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都是中亚粟特人移民的典型实例。

长安是一个移民城市，故乡与异乡的交融，乡音与胡音的交错，移民是其城市的特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移民来到长安不仅带来聚会与包容，更带来激情与活力。

唐代长安是当时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朝廷奉行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政策。据《唐六典》记载，曾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往来，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到达京城，因而长安成为民族成分和各国人种最复杂的地区，具有国际化都市的性质与色彩。《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至长安，仅突厥受降五品以上官员就达百余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占当时长安城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资治通鉴》还记载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由于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逐步沦陷于吐蕃人之手，侨居在长安的外国人无法返回自己的国家，成为长久居住的移民，唐人习称他们为“杂种胡”，仅城内西市就常有数千人。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唐人墓志与中外交流文物，说明了外国人在长安的活动。下面我们仅举几例。

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康法藏，他自号“康藏国师”，曾与玄奘一起译经著述，地位很高。康志达，墓志记载他系康日知第四子，官至幽州衙前兵马使，不仅在长安永乐里有官舍，而且康氏家族在长安龙首乡兴台里有祖坟，是由灵武迁来的侨民。康国人入居长安或归降的康姓人特别多，康苏密、康武通、康续等人墓志说明他们有的入朝为高官，有的以军功授将军，有的入唐为质子，留居长安为寓公。有些康姓侨民还冒充汉人后裔，或与突厥人混杂在一起，唐代诗人李端云：“黄须康兄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

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是昭武九姓中的显族，他们东迁凉州后世代侨居。隋唐时期安姓人大量入居长安，如安兴贵以军功拜右武卫大将军；武德元年（618），“舞胡”安叱奴被拜为散骑侍郎；贞观四年（630），安附国一家率所部5000余人入朝安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受到唐太宗召见，封爵拜将，子孙侨居京师直到武则天时期。1956年西安枣园出土的《安万通墓志铭》载“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其高祖安但入朝位至摩诃萨宝，安菩墓志称“其先安国大首领”，封为唐朝定远将军，夫妻均死于长安私邸。昭陵陪葬墓中安元寿墓志，亦证明其为凉州安国后裔，曾赴西域屡立军功。又有《安令节墓志铭》说明其“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后流寓长安。

米国（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人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称“弭秣贺”。唐宪宗、穆宗两朝著名国乐师有米嘉荣与米和郎父子。太和初年，皇家教坊有米禾稼、米万槌，善于演奏婆罗门乐。西安出土的《唐故米国大首领公墓志铭》云：“公讳萨宝，米国人也。”萨宝为祆教教职，天宝元年（742）卒于长安崇化里，时年65岁。1956年西安土门出土的《米继芬墓志铭》记：“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永贞元年（805），92岁的米继芬死于长安礼泉里，埋葬龙首原。其夫人也为米氏，其长子米国进任宁远将军、守京兆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其幼子号僧惠圆，为大秦寺僧。米家居住的礼泉坊是西域侨民汇聚的里坊，建有波斯胡寺、祆祠等。

其他如何国（今撒马尔罕西北）人何稠，以擅长工艺技巧著称，入仕长安后为工部尚书。佛教大师僧伽生长在何国30年，侨居长安则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何国国王第五代孙何文哲，太和四年（830）死于长安，其祖是高宗永徽年间作为朝廷质子来长安侨住的，是中国内地唯一有何国质子后裔的明确记载。其两位夫人均是康国人康普金之女，其子6人皆在唐朝供职，是深度“汉化”的侨民世家。

源出曹国入居长安的曹氏更多，西魏以后出现名乐工、名画家如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等。唐代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才、曹刚一家三代在长安教坊中大显身手，演奏琵琶著称当世。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西安出土的《谯郡夫人曹明照墓志》称其“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玉阶”，开元十一年（723）终于居德里私第。曹明照也是从曹国移居武威一带后入居长安的侨民。

比中亚人更远的波斯（今伊朗）人，从3世纪萨珊王朝兴起到5世纪，波斯与中国北朝、隋唐一直有使臣往来。642年，波斯被阿拉伯大食人占领，波斯王子卑路斯从栖身的吐火罗向唐求援，高宗龙朔元年（661）封其为波斯都督府都督，不久卑路斯亲自入朝，被授以右武卫将军，遂客死长安。长安礼泉坊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为流亡的波斯贵族集会之会馆。卑路斯儿子泥涅师召集数千波斯人，志图复国，请唐朝护送出兵至碎叶城，因道远离散，景龙元年（707）再来长安，不久病卒，与其父同埋于长安。《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和十八年（730）波斯首领穆沙诺两次到长安，“授折冲，留宿卫”，侨居不返。1980年西安东郊出土的李素墓志，记其“西国波斯人也”，他是波斯国王的外甥，天宝时期“来通国好，纳充质子”，后拜朝官，赐姓李，封陇西郡。另一个在唐朝做官有名的波斯人是李元谅，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今陕西华县有德宗贞元五年（789）的李元谅碑。中唐后，有些萨珊波斯灭亡后侨寓长安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曾被编入神策禁军中。1955年西安发现的祆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墓志为汉文、帕拉维文双体合璧，苏谅就是神策军中的波斯人后裔，时任左神策军散兵使。

波斯人来到中国最多的还是商人。唐代诗文和《太平广记》等文献中对波斯商人有很多生动的记述。长安西市有“波斯邸”。穆宗长庆四年（824），波斯大商贾李苏沙向皇家进贡沉香亭子材，被皇帝重赏钱绢。在长安布政坊、礼泉坊、普宁坊、恭靖坊、崇化坊均建有祆祠，祆教是波斯国教，这么多祆祠充分反映出波斯文化对长安地区的广泛影响。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与阿拉伯大食国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住唐”贸易，他们在唐长安以经营珠宝和鉴别珠宝而闻名。中唐以后，侨居的大食人还参加科举，钱易《南部新书》说：“大中（847－859）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其中以进士登科的大食国人李彦昇最为著名，他是侨居中国完全汉化的阿拉伯人。据考证，还有一些援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的大食军队，和回纥人同时留居在长安周围没有回国。

除上述国家有大批侨民居住在长安及周围地区外，还有一些国家的贵族、商人等也侨居在此。天宝七载（748），勃律（今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流域）国王苏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罗密多来长安，被赐金袍金带，留宿卫给官宅侨居。第二年，护密（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国王罗真檀来朝，授左武卫将军，侨居长安。据说当时长安人口中侨民人数就达5万之多。西安地区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深目高鼻、满脸胡须或穿胡服、戴胡帽的胡人陶俑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一些“卷发黑身”来自东南亚的“昆仑奴”陶俑，这都为长安外国侨民居住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也是其他区域比较罕见的文化特色。所以对长安的研究与回顾，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个城市的支撑能力、人居环境、生活保障、公共服务、移民聚落等等，才能真正理解长安对文明的辐射力。

三 东西方交流与风俗文化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下的长安，从风俗影响上看，也风行着异域胡人和其他国家的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宗教信仰等，甚至连胡床、胡帐、胡坐等都对长安人产生很大影响。从西汉到隋唐，各国的特产源源不断输进长安地区。大宛国献汗血马，大秦国贡花蹄牛，月氏国进返魂香，身毒国（古印度）献连环羁，黄支国进犀牛，弱水国献香料，波斯国送玻璃，大食国输沉香，西海国献胶裘，条支国运鸵鸟，黎轩国进眩人（称幻人的魔术师），都卢人表演缘竿杂技。长安的西域风尚遍及许多领域。

在建筑上，宫室第宅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有唐玄宗模仿拜占庭引水上屋、悬飞流如瀑的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太平坊王鉷私宅中建自雨亭，夏天檐上飞流四注，凉爽得凛若高秋。杨国忠用沉香、檀香、麝香和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建造类似西亚的“四香阁”。唐中宗时宰相宗楚客造新宅，以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唐代宗时宰相元载造芸辉堂，用于阗芸辉香草捣碎泥墙。这些私宅建筑无疑吸取了西方外域宫殿以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的建造方法。

在服饰上，长安受西域风气感染极深，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为唐人模仿的对象。贞观初年的胡帽、羃纱仿自波斯人的缯帛大帔，永徽年间的帷帽来自吐谷浑的长裙缯帽和吐火罗的长裙帽，开元天宝时期露髫浅帽和女着男装更是尊卑难分、胡汉难辨。仿自印度的女子披肩巾，沿袭中亚各国的翻领折襟衫，回鹘装的小腰身和出自吐蕃的面赭、髻堆，都在长安不同时期风行流传。现在西安出土的陶俑、壁画都清楚显示了唐代士庶好衣胡服胡帽的风貌。

在饮食上，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平康坊的姜果店、长兴坊的饆饠店、升平坊的胡饼铺等都非常著名。“饆饠”是中亚、印度等地区盛行的抓饭。“胡饼”外沾芝麻内包馅。“烧饼”则用羊肉、葱白、豉汁和盐熬炙而成。“搭纳”，即油酥饼。《唐语林》卷六载：“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此外，于阗烤全羊，回纥“腩”（烤肉片）等西域风俗饮食都传入长安；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西域龙膏酒等均受到长安百姓的欢迎。

在绘画上，侨居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是隋代作为“质子”到内地的，他们和康国画家康萨陀一起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发挥了西域画风的特色。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卢棱伽等都受此画法影响，对中国画风的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现在西安出土的艺术品来看，如忍冬纹镜、海马葡萄镜、石榴荷叶纹琉璃盘、镶金玛瑙牛首杯、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等，都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装饰图案，说明外来艺术的渗入非常普遍。

在乐舞上，隋唐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十部乐”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音乐占了大多数。许多乐器系从波斯、印度和埃及等传来，筚篥、五弦琵琶、箜篌、横笛、金钲、胡笳、羯鼓等都起源于西域。在长安的胡乐名家更都是西域人，来自西方的拂菻、柘枝、胡旋、胡腾、阿辽等舞蹈，分为健舞、软舞等多种，连演出都是“肌肤如玉鼻如锥”的石国、康国、米国、安国等国的舞蹈家。各国多次进献胡旋舞女，每每在长安引起轰动。

在体育娱乐上，源出波斯的泼寒胡戏经常出现在长安街头，跳舞乞寒者裸体跣足，挥水投泥，互相嬉戏，连唐中宗也率百官到街坊观看。波斯传来的波罗球戏（又名击鞠）是一种马上击球运动，连许多皇帝都是酷嗜名手，长安城四处争筑球场，左右神策军、文人学士也均以鞠杖击球为能。源于大食的双陆棋弈，流行于长安皇宫、民间，甚至在长安西市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赌博竞技的骰子。每年正月十五，长安居民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男女尽情欢庆，竖立的彩灯达五万盏，火树银花也是按西域格调布置和制造的。

在宗教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各国的僧侣源源不断进入秦陇地区，长安集中了大量的印度高僧大师，译经、传教、研究经典的外国僧侣极多，仅印度僧侣名字见于记载者就达100多人；入唐求法的新罗、日本、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骠国（今缅甸）僧侣也很多。由于唐政府兼容并蓄的政策，使得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传入秦陇及长安。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京城任官时，常与康国胡人交往，受祆教信仰影响，他的儿子起名叫“穆护”。

在科技上，长安也输入了大量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科学知识。隋代已传进大量的印度天文历算书，据《隋书·经籍志》载共有七种六十卷，如《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婆罗门阴阳算历》等。唐朝前期天文学各派争鸣，其中就有印度天文学家参加，侨居长安的迦叶、瞿昙、俱摩罗三个家族，世代服务于司天台，长期任司天监，当时用天竺历改进的朔法，运用极广，一直到唐晚期仍是中国天文学家参考的蓝本。来华的高僧又大都兼通医术，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还在玉华宫为唐太宗造药。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均多次进献本国药物，波斯和阿拉伯人还将本国的贵重药物贩运到长安市场上寻找买主。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的药物、药具中，就有上乳、明砂、珊瑚、琥珀等外来药品。

最近西安唐代西市遗址中又发掘出大块玻璃母料，证明西市有制造玻璃器皿的作坊，究竟是外国技师还是中国工匠在此制作，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但是说明玻璃器并不全是从西方进口来的，长安也在吸收外来工艺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生产。特别是新展出的唐开元年间武惠妃石椁上的“勇士与神兽”主题线刻画，充分说明古希腊文明的“拂菻风”曾在长安流行一时。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10世纪以前的汉唐长安是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桥梁和荟萃点，长安更是当时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特别是7—10世纪的唐朝曾吸引了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国际交流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所以它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积淀下蔚为壮观的文明，影响和推动着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

反思一千多年前外来文明的传播，从中亚、新疆、河西走廊到长安，几大文明密布这条线路，对我们今天联系世界的不同文明，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贡献具有深远的意义。 vBG0ltB4GpV3qCfErZjHvuTRIR5KrJ8sHxUvR34VjzU+ZLYPOLujh3hORKt3Fy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