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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〇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勉强请我们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 “也许他简慢了咱们又抱歉了。”
“他也没有简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俩自作聪明地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看见高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