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不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不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有日本人找,不过一面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噫气,见了我惶急说: “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 “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都倒翻在书桌上、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
“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子放在床上,抱歉说: “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杨绛是女的,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罢,她木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和默存通过电话,他立即回家。他也吃过饭了。我把散乱在桌上、柜上和床上的东西细细检点,发现少了一本通信录,一叠朋友寄我的剪报,都是宣传我编的几个剧本的,还有剧团演员联名谢我的一封信。这个剧团的演员都很进步,我偶去参观他们排演,常看到《四大家族》之类的小册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麟瑞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至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我穿一身半旧不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所以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那是石印的线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适。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我能回家,如果过了一夜不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竖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里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 “巴黎很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我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荻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
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
我初上大学,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住一所小洋楼,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窗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
学期终了,大考完毕,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可是我不爱看,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宿舍的电灯昏暗,不宜看书。我放下帐子,熄了灯,先自睡了。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没有帐门,白天掀在顶上,睡时放下,我得先钻入帐子,把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另有个鸭蛋形的“床上开关”,便于上床后熄灯。这种开关有个规律:灯在床上关,仍得床上开,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我向来比淑姐睡得晚,床上开关放在我的枕边。不过那晚上,我因为淑姐还没回房,所以我用墙上的开关熄了灯,才钻进帐子。
电影散场,淑姐随大伙回宿舍。她推门要进屋,却推不开,发现门锁上了。她推呀,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来帮她叫门。人愈聚愈多。打门不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舍监是个美国老处女,也闻声赶来。她说:“光打门不行;睡熟的人,得喊着名字叫醒她。”门外的人已经叫喊多时,听了她的话,更高声大喊大叫,叫喊一阵,门上擂打一阵,蹬一阵,踢一阵,有人一面叫喊,一面用整个身子去撞门。宿舍里的女生全赶来了,后楼梯上上下下挤满了人。
曾和我同房间的同学都知道我睡觉特别警觉。她们说:“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这时门都快要打下来了。门外闹得天惊地动,便是善睡的人,也会惊醒。况且我的脑袋就在门边,岂有不醒的道理,除非屋里的人是死了。如果我暴病而死,不会锁门;现在门锁着,而屋里的人像是死人,准是自杀。
可是谁也不信我会自杀。我约了淑姐和我的好友和另几个女伴儿,明晨去走城墙玩呢,难道我是借机会要自杀?单凭我那副孙猴儿“生就的笑容儿”,也不像个要自杀的人呀。自杀总该有个缘故,大家认为我绝没有理由。可是照当时的情形推断,我决计是死了。
有人记起某次我从化学实验室出来时说:“瞧,装砒霜的试管就这么随便插在架上,谁要自杀,偷掉点儿谁也不会知道。”我大约偷了点儿砒霜吧?又有人记起我们一个同学自杀留下遗书,我说:“都自杀了,还写什么遗书;我要自杀就不写了。”看来我准也考虑过自杀。
这些猜测都是事后由旁人告诉我的。她们究竟打门叫喊了多少时候,我全不知道,因为一声也没有听见。料想她们大家打门和叫喊的间歇里,足有时间如此这般的猜想并议论。
当时门外的人一致认为屋里的人已自杀身亡,叫喊和打门只是耽误时间了。舍监找了两名校工,抬着梯子到我们那房间的窗外去撬窗。梯子已经放妥,校工已爬上梯子。门外众人都屏息而待。
我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如失火之类,忙从枕旁摸出床上开关;可是电灯不亮,立即记起我是在等待淑姐回房,特在墙上开关熄灯的。我忙把床上开关再按一下还原,拉开帐子,下地开了电灯。我拉门不开,发现门锁着,把钥匙转了一下,才把门拉开。门缝里想必已漏出些灯光。外面的人一定也听到些声响。可是她们以为是校工撬开窗子进屋了,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忽见我睡眼惺忪站在门口,惊喜得齐声叫了一声“哦!”
一人说:“啊呀!你怎么啦?”
我看见门外挤满了人,莫名其妙。我说:“我睡了。”
“可你怎么锁了门呀?淑姐没回来呢。”
我说:“我没锁啊!”
屋里只我一人,我没锁,谁锁的呢?我想了一想说: “大概是我糊涂了,顺手把门锁上了。”(可是,我“顺手”吗?)
“我们把门都快要打下来了,你没听见?看看你的朋友!都含着两包眼泪等着呢!”
我的好友和淑姐站在人群里,不在近门处,大概是不忍看见我的遗体。
这时很多人笑起来,舍监也松了一大口气。一场虚惊已延持得够久了,她驱散众人各自回房,当然也打发了正待撬窗的校工。
时间已经不早,我和淑姐等约定明晨一早出发,要走城墙一周,所以我们略谈几句就睡觉。她讲了打门的经过,还把美国老姑娘叫唤我名字的声调学给我听。我连连道歉,承认自己糊涂。我说可能熄灯的时候顺手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我们准备走城墙,所以清早起来,草草吃完早点,就结伴出发,一路上大家还只管谈论昨晚的事。
我的好友很冷静,很谨慎持重。男同学背后给她个诨名,称为“理智化”。她和我同走,和同伙离开了相当距离,忽然对我说:
“你昨晚是没有锁门。”
原来她也没看完电影。她知道我对电影不怎么爱看,从大礼堂出来望见星月皎洁,回宿舍就想找我出去散步。她到我门外,看见门已带上。我们那扇关不严的门带上了还留一条很宽的门缝,她从门缝里看见屋里没灯,我的帐子已经放下,知道我已睡下,就回房去了。
我说: “你没看错吗?”
“隔着你的帐子,看得见你帐子后面的纱窗。”——因为窗外比窗内亮些。如果锁上门,没有那条大门缝,决计看不见我的帐子和帐子后面的窗子。可是我什么时候又下床锁上了门呢?我得从褥子下拉开帐子,以后又得压好帐子的下围。这都不是顺手的。我怀疑她看惯了那条大门缝,所以看错了。可是我那位朋友是清醒而又认真的人,她决不牵强附会,将无作有。我又怀疑自己大考考累了,所以睡得那么死。可是大考对我毫无压力,我也从不“开夜车”,我的同学都知道。
全宿舍的同学都不信一个活人能睡得那么死,尤其是我。大家议论纷纷,说神说鬼。
据传说,我们那间屋里有“仙”。我曾问“仙”是什么个样儿。有人说:“美人。”我笑说:“美人我不怕。”有人说:“男人看见的是美人,女人看见的是白胡子老头儿。”我说:“白胡子老头儿我也不怕。”这话我的确说过,也不是在我那间屋里说的。难道这两句话就说不得,冒犯了那个“仙”?
那天我们走完一圈城墙回校,很多人劝我和淑姐换个屋子睡一夜,反正明天就回家过暑假了。我先还不愿意。可是收拾好书籍衣物,屋里阴暗下来,我们俩忽然觉得害怕,就搬了卧具到别人屋里去胡乱睡了一夜。暑假后,我们都搬进新宿舍了。
回顾我这一辈子,不论多么劳累,睡眠总很警觉,除了那一次。假如有第二次,事情就容易解释。可是直到现在,只有那一次,所以我想大概是碰上什么“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