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气的日本人（一九八八年八月）

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不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不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有日本人找，不过一面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噫气，见了我惶急说： “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 “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都倒翻在书桌上、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

“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子放在床上，抱歉说： “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杨绛是女的，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罢，她木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和默存通过电话，他立即回家。他也吃过饭了。我把散乱在桌上、柜上和床上的东西细细检点，发现少了一本通信录，一叠朋友寄我的剪报，都是宣传我编的几个剧本的，还有剧团演员联名谢我的一封信。这个剧团的演员都很进步，我偶去参观他们排演，常看到《四大家族》之类的小册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麟瑞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至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我穿一身半旧不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所以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那是石印的线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适。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我能回家，如果过了一夜不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竖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里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 “巴黎很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我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荻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 ni0R9Qod/KgQBv9v87WuekQT4XbXKn3/BD0+rtTi79NzO5SlL3iMcH/cJZzNQ7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