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简要发展历程

因为大历史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学科，所以似乎还没有人梳理过大历史的历史，或因此开启一个大历史传统。相比之下，所有既成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就像民族国家豪气冲天的爱国史一样，不同学科的历史也是围绕其自身认定的文化英雄展开，而对这些文化英雄赖以成长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往往着墨不多。次一级的文化英雄通常在教材里提一下也就够了，而那些恶棍，或英雄身上不那么令人艳羡的地方，则必须全力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这与自然科学里的“进步”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考察大历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了。时下，我不敢说我对大历史发展历程中的各色主要人物都有全面的认知；相反，我自身的研究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很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很多早期的学者曾经书写过大历史，在此却被漏掉了。所以，如同其他学术史一样，我对大历史发展历程的梳理只是依据时间线索的一种印象式扫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会发生变化。

大历史的第一个先驱——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文化英雄——无疑当属亚历山大·冯·洪堡。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当年的声名，当不亚于今日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洪堡的大部分作品在整个北大西洋学术界被广泛阅读，其对现代科学和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至今。洪堡常被看作是地理学之父（也就很便当地成为该学科的文化英雄），但他实际上对万事万物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从不同民族的人到其形态各异的文化再到整个宇宙。这样，他就自然顾不上科学各学科间的界限了——而今的世界却是学科林立、泾渭分明，因为那时学科间还没有竖起层层的壁垒。洪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18—19世纪兴起中的经验科学，而经验科学自然对《圣经》中的神话叙事提出质疑。但对那时的经验科学学者而言，这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其基本观点是：宗教是一种更为超越的推断，本不需要观察得来的证据支撑。

洪堡晚年撰写出了多卷本的《宇宙》（ Kosmos ），试图对现有全部有关自然和人类的知识做一总结。他把自己的思路称作“整体宇宙史”（a cosmic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第一卷于1845年以德文出版。如同他此前的著述一样，《宇宙》也为众多读者广泛阅读并译成多种语言。令人遗憾的是，洪堡直到去世前也未能完成这一创作计划。不过好在在第一卷，洪堡对自己的想法做了如下小结：

本书欲从深邃的太空和最遥远的星云之端开始讲起，由此逐步过渡到繁星闪烁的银河系，其中包括太阳系和我们自身生活于其上的地球及其环绕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其间会谈到外形、温度和磁性张力，还要探讨在各色光影的作用下五花八门的生物如何在地球上涌现繁衍……本书的目的是将地球上的各种现象与太空中的发现整合成一种统一的叙事，虽承认宇宙科学的局限性，但还是要两相对照，把地球的物理史改造成宇宙的物理史。

1825年至1826年，洪堡在蒙托邦侯爵（Marquis de Montauban）位于巴黎的沙龙早已勾勒出其宇宙史的思想。1827年回到柏林以后，洪堡又将这些思想在柏林大学的讲座中详细阐发，共计61次，此后又就此在柏林歌唱学园（Berliner Singakademie）做了16次公开演讲，每次演讲都是听众如云，效果颇佳。 洪堡在讲座、演讲和著作中表现出自己的雄心勃勃，他要把宇宙间万物系统地联结起来，从最遥远的星团到人类自身，且凡言必以史佐证。在我个人看来，洪堡是货真价实的第一个大历史学家。不过因为在那个年代，岩石和化石的时代还无法确定，人们把宇宙看作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洪堡的系统分析缺少变化的视角，虽然他也承认宇宙一定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

因为洪堡主张世间万物是彼此联系的，所以他书写人类史要从对自然环境的分析入手。因此在这一方面，洪堡的许多见解至今仍富有现代气息。洪堡所依赖的当然还是19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重大科学范式那时还没有确立。比如，那时候经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阐发的自然进化论在公共领域还不存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时，洪堡已经过世6个月了］。洪堡当然也不可能了解我们所熟悉的粒子物理理论、大爆炸宇宙论和板块构造学说。因此，洪堡对自然和人世的描述缺少必要的理论维度，所以说他的描述还只是对不同方面知识分门别类的概述，并用他所能察觉到的各种链条串联起来。在此过程中，他肯定已经意识到有些特别重要的科学观念还不具备，有可能到将来才能被发现。

从图1.1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冯·洪堡不是在大学供职。他之所以能够专心科研和写作是因为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经济上能够独立。这种独立是许多富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共有的一个特点，包括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 洪堡虽不隶属于某个大学，但他却是正在形成中的北大西洋科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洪堡在撰写《宇宙》一书之前，早已事业有成，甚至大名鼎鼎。他最初接受的训练是要做一名矿井巡视员，后来在18世纪行将结束时有机会和法国探险家艾梅·雅克·亚历山大·邦普朗（Aimé Jacques Alexandre Bonpland，1773—1858）一道在美洲游历考察了5年，其间的经历惊险多姿，同时还做了大量的科学测量。事实上，在他29岁踏上帆船准备从西班牙赶赴新大陆的那一刻，他就想好了自己的主要目标。他在1799年6月5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

我一定要弄清大自然的多种力量是如何彼此相互作用的，以及地理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植物和动物的习性和分布。换言之，我要弄清大自然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这一席话让当今的科学家听起来一定非常熟悉，但在两百年前，若要廓清大自然的运行原理而不借助于任何超自然的影响，绝对堪称富于革命性的新观念。

那时候，唯一被允许到西属美洲殖民地旅行的是西班牙公民，即使西班牙公民也还受到多种限制。西班牙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牢牢掌控其在美洲的殖民地，因为此时的殖民地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此，对大多数欧洲人和北美人来说，西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地。不过，由于西班牙皇室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来自美洲的采矿，且皇家的财政一直吃紧，凡有助于发现更多财富的科研还是颇受欢迎的。这样，洪堡才得到皇家的特别恩准赴北美从事科研，只是他自己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同时，这也是洪堡的研究在西欧和东部沿海地区刚刚成立的美利坚联邦激起极大兴趣的原因。洪堡的北美之行之所以能够成行还得益于当时的全球化进程，而且也因此成名，至少是在欧美的学术界。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很多地方的政治领导人本身就是出色的科学家，这一点与当今世界颇为不同。

为给自己无所不包的宇宙思路追根溯源，洪堡在《宇宙》一书的第二卷中特别书写了《从物理角度对宇宙的沉思史》一节，这篇异常精彩的概述从最初人类中的有识见者沉思整个宇宙开始讲起，一直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直到今天，这篇文字依然脍炙人口，甚至是同类之中最好的，文中详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不同时代如何不断拓宽自己有关万事万物的历史视野，并因生态和文化互动共同朝科学的认知观察和解析迈进。

此外，洪堡特别小心地注明了自己采信的同时代学术资源，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博物学家乔治斯——路易斯·雷克勒·布封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1788），后者曾撰写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基于科学的地球史（1780），而且正是后者的整体思想启发了洪堡的创作，虽然洪堡也对布封的某些观点提出挑战，比如布封认为美洲新大陆的物种要逊色一些。洪堡还非常敬佩法国数学家、宇宙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和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后者是现代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 上述背景使我们能够看清洪堡自身所处的学术体系。截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些富有宇宙情怀的启蒙学者，大多是博物学家，已经深信宇宙和地球的历史要比《圣经》上说的要久远得多，而且要理解自然和人类，相信科学比遵循宗教传统可靠得多。

推动上述观念深入人心的最重要的人物要算是（出生在德国的）法国学者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 Baron d’ Holbach,1723—1789）。霍尔巴赫曾继承一笔遗产，所以经济上实现了独立。更重要的是，作为无神论思想的领袖，霍尔巴赫曾积极参加法国的启蒙运动，并曾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著名的《百科全书》（ Encyclopédie ）撰写、翻译过大量相关词条。在他1770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且曾被广泛阅读的名著《自然的体系》（ 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一书中，他假借让·巴普蒂斯特·德·米拉波（Jean-Baptiste de Mirabaud）的笔名将人类完全置于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等同的地位之上，其中包括主要由物质、运动和能量制约（这是相当现代的观点）的宇宙，主旨在否定有关大自然的宗教解析以及有关人类道德的神定说。不过，霍尔巴赫主张：人应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只要人们以恰切的方式追求幸福，那么和谐的社会将会自动形成。极有可能的是，霍尔巴赫有关人类道德的这一革命主张曾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后者因此将“追求幸福”写入了主要由他起草的著名的1776年《美利坚联合邦大陆会议全体代表大会宣言》（简称美国《独立宣言》）。 但由于霍尔巴赫并不曾试图勾勒万事万物的历史，所以不应被视作大历史先驱，虽然他有关人属自然并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思想为后来大历史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截至霍尔巴赫的时代，欧洲已有少数启蒙哲学家对科学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不须借助超自然力。1664年，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著作《世界，或光学论》（ Le Monde, ou, Traité de la lumière ）出版，其中论及天体运行乃自然过程，而非神的干预。1755年，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匿名对上述宇宙观给予了深入阐发，其中有关太阳系生成的理论至今仍被世人接受，此外，还提出星云事实上乃银河系外宇宙星岛。康德认同笛卡儿的观点，也认为宇宙星体只有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才得以成形。不过，康德还认为自然律塑造现实时也有可觉察到的神迹发挥作用，这显然是防范别人控告他是无神论者。1784年，康德提出普世史——我们今天称之为人类史——的概念，其主要依据是自然律，虽然也不乏一丝目的论的味道。根据康德的说法，大自然为人类史规定了某种目的，即“实现普世的公民社会，其法律的实施意在塑造完美的世界公民” 。康德虽不曾以某种统一的视角纵论整个历史，但他却可谓大历史的又一位先行者。同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1817年出版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亦可谓大历史的一部先驱之作，因为在本书中，黑格尔试图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大自然找到共同的哲学根基。

第二位大历史先驱，就我个人所知，是苏格兰的出版家兼作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同亚历山大·冯·洪堡一样，钱伯斯也精通当时的自然科学，当然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更是熟稔至深。钱伯斯生活的时代正值工业企业迅速发展，蒸汽印刷机的引入使出版业变得有利可图，钱伯斯正是凭出版印刷赚了大钱。1844年，钱伯斯匿名在位于伦敦的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出版社出版了其著作《自然创造史的痕迹》（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后简称《痕迹》）。与洪堡基本是描述性质的《宇宙》一书不同，钱伯斯的《痕迹》对万事万物的历史做了动态历时的书写，从火雾中宇宙的诞生一直到整个人类的历史。钱伯斯的动态历时书写是他对整体历史的主要贡献。书中提出大量富于挑战性的假设，有些至今仍显得非常现代，颇令人称奇，其中包括：物质是在火雾中生成的；文明是在特定的生态和社会制约下产生的。当然，钱伯斯毕竟受制于自身生活的时代，所以也提出一些颇不科学的观念，比如其有关人类进化的思想就有种族歧视的意味，认为黑种野蛮人处于进化的最初也是最低端，而白种的高加索人则处于历史进化的顶点。

英国史学家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1953— ）曾写过一本书，专门探讨钱伯斯的《痕迹》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其中谈到钱伯斯创作该书的动机是倡导一种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的中间路线。 目前还不清楚钱伯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洪堡著作的影响，但在英国，钱伯斯的《痕迹》和洪堡的《宇宙》大约是前后脚出版的。但不管怎样，钱伯斯《痕迹》一书的出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因此销路非常好。《痕迹》出版是在莱尔和洪堡著作出版之后，书中提出有关地球史和生命史的时段都大大早于《圣经》中的叙事。因此，我们可以说《痕迹》的出版为达尔文和华莱士后来有关生命进化的著述铺平了道路。 《痕迹》一书的作者直到1884年才公之于世。

就我所知，19世纪后半叶没有新的大历史著作出版。相反，此时的学术界很快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不同学科阵营，史学家们也开始对那些把人类置于地球和宇宙演化背景的著述视而不见，并转而集中建构爱国史以及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结果，学术界再无大历史生存的余地。不过在自然科学的阵营，大规模叙事的余地还是存在的。19世纪的博物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纳史学的方法，与此同时，《圣经》叙事在学术界也逐渐失去其字面的可信力。我们不禁会问：此时的学者为何对书写大历史失去兴趣呢？原因之一可能是，由兴邦建国招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打消了史学家书写大历史的冲动。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此时确有学者撰写并出版大历史著作，只不过迄今还没有被发现。

不管怎样，事实是在20世纪，大历史又重新出现了。20世纪的第一位大历史先驱是英国作家韦尔斯，其著作是《世界史纲》（1920）。韦尔斯书写这部无所不包的历史著作的动机是控诉骇人听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满目疮痍，他希望借此塑造一种人类的全球认同，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类似大战的爆发。 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宇宙是稳定和无限的，所以韦尔斯便把书写的重点放在了地球史、生命史和人类史上（这是他自己的称呼）。

与此同时，科学的发现不断拓宽了人类的时空视野。在天文学领域，借助美国大企业家资助建设的越来越大、观测距离越来越远的望远镜，科学家们取得了重大发现。摄像术的发明也同样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此时的光学仪器能够捕捉更多的光线，感光板曝光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相比过去由人借着昏暗的烛光绘制的图像，现代摄像术也使得图像可以保存更长时间。

因此，1900年前后大多数的天文学家还认定人类是居住在银河系的中心地带，而未过多久，这一图景被宇宙“大爆炸”说彻底颠覆。根据后一图景，宇宙要比银河系大得多，宇宙“大爆炸”发生于138亿年前，最初只是炙热高密的一个奇点，而在“大爆炸”后不断扩展并由此生成以数十亿计的星系，其中之一是人类居住的太阳系。几乎是突然间，整个宇宙被纳入有时段的历史叙事之中，而且可以用时间轴来标的。我们现在的认识是：人类并非居住在银河系的中心，相反，人类的居住地不过其边远的一个小角落。

20世纪50年代，有关放射性化学元素本质的研究有了加速的进展，地质学家们学会了借助放射性测定年代技术测定岩石和化石的绝对年代。比如，他们发现地球和太阳系是45.7亿年前形成的。而今，科学家们借助更精确的测年方法，能够测定一个单块岩石的整个历史年代，动辄有数百万年之久。多种新的测年方法使科学家们能够重构世间万物的历史年代。大卫·克里斯蒂安称这种新技术带来的新认知为第二次计时革命（第一次计时革命指上述19世纪的科学发展，其结果是世人抛弃了《圣经》中的神话叙事）。

有几位美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也开始独立思考人类在宏大宇宙背景下的地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哈罗·沙普利（Harlow Shapley，1885—1972）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计划首席科学家罗伯特·加斯特罗（Robert Jastrow，1925—2008）。他们著书立说并接受电视访谈，到处宣讲其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不过，作为自然科学家，他们讲述宇宙背景下的人类史自然存在局限。在法国，从瑞士洛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盖伊·丁格曼斯（Guy Dingemans）于1958年出版了专著《宇宙的悲剧：大陆的形成与演变、宇宙、生命、物种、种族和人类》（ The Tragedy of the Universe: Formation and Trans for mation of the Continents, the Universe, Life, Species, Races, Mankind ），其旨趣与上述科学家大同小异。沙普利和加斯特罗的著作影响了整个年轻一代的学者，但丁格曼斯同样观点犀利的著作却未曾产生任何影响，至少笔者迄今尚未有任何发现，这与前二者颇为不同。

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第一部将重点放在人类史的大历史出现。笔者不明白为什么此类大历史的出现需要世人等待这么久的时间。当然20世纪早期可能有些大历史著述确曾问世，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是阿波罗号登月飞行的巨大影响，一方面受加速的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世人再次发现有必要从整体的视角审视世间万物。此间我所知的第一部现代大历史著作名为《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72）。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多位学者共同编纂，共有1000多页，其中有45页讲述从宇宙诞生到农业兴起的历史。

阿波罗号太空飞行之后不久，当今大多数主要的（库恩意义上的）有关宇宙、太阳系和地球历史的科学范式旋即为主流科学界所接受。这貌似一种巧合，但我认为不是。 学界对新范式的接受与通过放射性衰变准确测定岩石年代新技术的引入颇有相关。此外，与此相关，众多新方法的发现以及众多新技术的不断精确化，使得万事万物确切年代的测定最终成为可能，比如树木年轮测年法、基因测年技术、电磁辐射探测等，后一种技术甚至能够探测到宇宙初期形成的电磁辐射。因此，科学家们能够愈来愈精确地建构生命史、地球史、太阳系史甚至宇宙史的叙事。

基于上述众多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沙普利和加斯特罗的洞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又涌现出一批富于创新精神和洞察力的自然科学家，比如加拿大裔法国天体物理学家于贝尔·雷弗（Hubert Reeves，1932— ），美国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乔治·菲尔德（George Field，1929— ）和埃里克·蔡森，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他曾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学生——及其推出的异常受欢迎的《宇宙》电视系列节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地质学家普雷斯顿·克罗德（Preston Cloud，1912—1991）和华盛顿州长青州立大学的德裔天体物理学家G.齐格弗里德·库特（G. Siegfried Kutter，1935— ）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运用上述新知构建新的大综合，其方法是在大学开课和著书立说，以科学为基础诠释万物的历史并同时强调自身学科的特点。因为本身是科学家，所以他们对人类史的关注都颇为有限。

早在1986年，于贝尔·雷弗就曾在其专著《欢乐时光：宇宙有意义吗？》（ L’ heure de s’ enivrer: L’univers a-t-il un sens? ）中描绘出宇宙演化过程中复杂度不断提升的特性，1991年英译版名为《欢乐时光：宇宙演化、秩序与复杂性》（ The Hour of Our Delight: Cosmic Evolution,Order, and Complexity ）。这本书虽然写得非常出色，但至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可能是雷弗的目的在于告诫世人如何避免核毁灭，而在该书出版时冷战已结束，上述威胁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奥地利哲学家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1929—1980）是第一个为大历史创建系统模式的学者，其专著《自组织的宇宙观》（ The self-Organizing Universe, 1980）总结了他发现的许多重要原理。只不过该书出版后不久，詹奇就去世了，这可能是该书并不为学术界所熟知的原因之一。但值得庆幸的是，詹奇的著作在俄罗斯成为一批学者构建自身普世史观的重要启迪，其中包括俄罗斯心理学家阿科普·波科索维奇·拿撒勒钦（Akop Nazaretyan，1948— ）。但万幸中也有不幸：这些俄罗斯学者大多以俄文发表其著述，所以其成果未能随全球化广泛传播，这一点也是以非英语发表作品的学者的共同命运。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哥伦比亚和秘鲁，也有一大批热情专注且颇有天分的学者在书写大历史。如今，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差不多全世界各国都有人在从事大历史研究和写作。 威廉·麦克尼尔本人虽从未讲授或探讨过大历史，但他却一直赞同并支持大历史，他的这一认同和支持行动至少可追溯到1991年。

此后不久，这种大型的历史叙事开始聚合成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西欧逐渐被称为“大历史”，在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中间被称为“宇宙演化”（cosmic evolution），在俄罗斯被称作“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

及至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史家中间至少涌现出两位大历史教育的先驱，他们是：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的大卫·克里斯蒂安和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史学家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1938— ），后者同样曾受教于威廉·麦克尼尔。早在1986年，米尔斯就曾勾勒出一门多学科的、由教师团队共同讲授的大历史课程，该文虽鲜为人知，却极富远见。但米尔斯没有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所以课没有真正开起来。后来米尔斯索性自行设计、亲身讲授自己的大历史课程，而大约与此同时，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也独立创制了自己的大历史课程。麦考瑞大学的大历史课程最初是在1989年开设的，其间，天文学家主讲宇宙史，地质学家主讲地球史，生物学家主讲生命史与进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讲人类史。这种协同讲授的模式为大历史课程树立了出色的典范，后来在澳大利亚、美国与荷兰开设的大历史课都效仿这一模式。

大历史将人类史融入新的有关万物起源的科学史叙事之中，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中世纪早期的大历史传统，现在的大历史严格依据科学去架构，而不再是宗教神启。转眼之间，原有的起源问题又回到了历史叙事之中，只不过现在的答案不同了。所以说大历史是为旧传统赋予新意，其旧在于囊括全部的历史，其新在于基于科学新知，其叙事的时间轴可缀合人类的全部知识且井然有序。此外，大历史尤其关注自然环境，事实上，这一原本久远的历史传统在大历史中简直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恢复，因为大历史要为整个时空追根溯源，所以几乎不可能忽视人类生活这一至关重要的环境要素。

这种新型的整体的历史架构思路和实践在广大学生和教师中间激发起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而其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互联网及电子邮件的出现和普及。仅就大历史出版而言，总部设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乌琪泰尔（Uchitel）教育出版社可谓功不可没，该出版社由列奥尼德·格里宁（Leonid Grinin）任社长，用英语出版《社会进化与历史》（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杂志和《进化年鉴》（ Almanac Evolution ）。

2008年，大历史引起了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比尔·盖茨的关注。盖茨喜欢一边在家庭健身器上锻炼，一边听些讲座，没想到听了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音频讲座他感到极为震撼，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门课程”，所有地球人都值得听一听。由于盖茨的私人资助和克里斯蒂安亲率团队几年时间的精诚努力，大历史项目网站最终得以建立，其宗旨是为所有尝试在中学讲授大历史课程的教师免费提供教学素材，其网址是www.bighistoryproject.com。

2010年8月20日，有7位大历史学者在位于意大利科尔迪齐奥柯（Coldigioco）的地质观测站接受为期一周的地质学讲座，其间成立了国际大历史协会（IBHA），讲座由美国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兹（Walter Alvarez，1940— ）及其意大利同人亚历山德罗·蒙特纳利（Alessandro Montanari）召集主持。这7位大历史学者分别是沃尔特·阿尔瓦雷兹，来自澳大利亚的史学家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1954— ），来自美国的大历史学家辛西娅·布朗（1938— ）、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巴里·罗德里格（Barry Rodrigue，1949— ）、美国政治学家洛威尔·古斯塔夫森（Lowell Gustafson，1954— ）和我本人。2011年，国际大历史协会正式注册为一非营利组织，总部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伟谷州立大学。2012年，国际大历史协会召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共有约200位学者参加。第二届大会于2014年8月在加州的多明尼克大学召开，其时，协会已有共357位会员，而在全球范围共有50所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程。除了上述的比尔·盖茨以外，大历史还吸引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个人和组织机构，其中包括一些中国政治家、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美国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Stephen Colbert，1964— ）及历史频道2套（History Channel 2），该频道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大历史系列节目，不只在美国播放，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观看。

而在位于加州圣拉斐尔的多明尼克大学，大历史更是成了必修课：自2010年起，所有入学新生都必须接受为时一学年的大历史教育，而发起大历史必修课的学者包括美国哲学家菲利普·诺瓦克（Philip Novak，1950— ）、《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2007）一书的作者辛西娅·布朗和美国学者兼多明尼克大学行政官员莫伊甘·贝赫曼德（Mojgan Behmand，1966— ）。大历史入门课之后，学生还可以选修多个学科教师从大历史视角讲授的其他专业课。因此，多明尼克大学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所要求所有入学新生修习大历史课程的大学。此外，国际大历史协会还在积极探讨大历史的科研问题，首个大历史科研纲要于2011年发布。

大历史的发展令人振奋，而这正是其在全球学术界不断拓展的一部分。大历史是真正意义上正在全球化着的历史，且在步自然科学发展之后尘。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将大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对19世纪更为包容的全球态度的一种回归，那时候约瑟夫·伍斯特的《古今历史要略》（ Elements of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是哈佛学院所有入学新生必考的教科书，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宇宙》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