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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遵循德国科学大家洪堡150年前勾勒出的学术思路，本章的目的在于为大历史做一总括性的理论说明。一提到要梳理全部历史，肯定会有人觉得这是胆大妄为。故此，本文先清楚交代笔者的目的和对大历史的主张。首先，要梳理历史必先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达成平衡。有关这一点，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已经交代得很清楚，而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儿的，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1910—1976）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且特别提到了德谟克利特）。
笔者思路的重点在必然性，即总的趋势。总趋势既造就可能的状况，又对状况有所制约。不过，在总趋势的限界之内总还留有偶然性的余地。虽然笔者在书中决意不对偶然性做系统阐述，但读者却须牢记：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确能产生影响。
凡不能充分清楚解释的，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偶然性在发挥作用。这样的界说实际上把偶然性归到了不让人特别满意的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或译为残余范畴）。但人们会问：是否存在纯粹的偶然性呢？物理学家会说：统计学意义上的偶然性是大自然的主宰，尤其在量子力学中更是这样；但我个人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偶然性，因为在现实中，凡物必受他物的影响，或直接或间接。换言之，最初的格局或规律性（regularities）一经形成，纯粹的偶然性即告终结。不过格局或规律性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其间确实有大量的偶然效应发生，以至于人们只感觉一堆事件发生时的乱象，而不可能将其视作规律在发生作用。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我们因此可以认为：伴随时间的推移，复杂性的提升会导致偶然性的相应降低。如果此说不误的话，这可能是大历史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
尽管在大历史众多的事件中偶然性都发挥了作用，但我们还是觉察到相当多确定无疑的规律和趋势。显然，正是偶然效应的叠加才造就了各式各样的结构化模式。比如，大海里所有分子的碰撞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偶然性的，但大海本身却显现出明显的格局，包括洋流、海浪和程度不一的盐分。笔者完全认同此类偶然效应，但首要目标却是解释上述大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且呈何种特性。
事物发展过程的细节往往特别繁复，但其整体格局有时却惊人地简单，尤其是借助自上而下的观察更是如此（“地球升起”图片即一显例）。大历史选择从历史的开端“大爆炸”开始讲起，所以大历史分析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思路。从“大爆炸”到星系，再到太阳系，最后到地球，这样的做法相对更容易洞察总体的发展格局；而如果采取自下而上的思路，比如先审视当今的人类社会，然后再由此拓宽视野，上述的总体格局就可能很难辨认出来。后一种思路很快就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因为细节本来就非常复杂，而由此拓宽视野就会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哪怕学者有超强大脑也难以分辨和应对。选择从高端开始分析，就相对更容易看清总体格局，而选择自下而上就可能错失对总体格局的认知。
这当然不是说自下而上的方法不重要。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合理可靠地从局部或地方的视角描绘发展的图景，那就非常有必要沉浸到众多细节之中，我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祖伊特（Zurite）村从事当地宗教和政治研究时对此有深刻体验。但如果我们想要弄清这类具体的事件是如何嵌入更大的历史过程的，就必须同时结合自上而下的理路。这一观点一点儿也不新鲜。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1845年发表的大作《宇宙》一书中已有类似的表述。
因为笔者的理论试图对从最微小的粒子到整个宇宙的所有存在做梳理，所以理论本身一定是相当粗线条的，只涵括整个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为所有星系、太阳系、人类社会、细菌、分子，甚至最微小的粒子所共同遵守的规律。简言之，这一理论包括“物质”“能量”“熵”（无秩序）和“复杂性”，详见下文。
在讲述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思考一下下文试图解析的一般规律究竟是什么。首先是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这种一般规律是否能够被人觉察到。传统有关人类史的叙事大多是把一系列的重要事件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本文同样采纳这样一种重大历史过程前后相继的思路，包括农业革命、国家形成、全球化和工业化。在这种大的历史过程中间还有许多较小规模的历史过程，比如殖民地时期的秘鲁曾建立天主教会（我对此曾有深入研究）。
凡历史学家认为重要的事件，自然会在大的历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起，而后传遍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借助于这种叙事框架，学者们可以颇有收获地研究具体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如韩国。虽然有不少史学家还不大认同这种过程研究的思路，但全部大历史的自然科学叙事，从宇宙进化到地球形成的历史，都遵从过程研究的理路。因此，人类史的过程研究理路与大历史的理路默契至深。
要理解大历史，我们还需清理一下曾经发生的主要历史过程。笔者在《大历史的结构》（1996）一书中曾试图用“体系”（regime）作为核心概念梳理大历史的所有过程。借助这一概念，笔者在书中探讨了大历史中最重要的多个体系，包括体系间的互动。当时我把重点放在了人类史上，因为人类史是托马斯·库恩意义上唯一缺少中心范式的学科。这一思想为当时的大历史提供了一般的架构原则，感觉在当时也算是理论上的一步迈进吧。大约6年以后，我突然想到，体系不但有助于大历史架构，事实上还可以用来解析大历史。
1996年10月，我有幸访问了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研究所，该所致力于“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的研究。所谓“复杂适应性系统”，就是能够适应主导环境（prevailing circumstances）的复杂性存在。访问期间，我开始思考“体系”与“复杂适应性系统”之间究竟有什么共性。我觉得所有“复杂适应性系统”都属于某种形式的“体系”。不过由于在大历史中许多体系并不具适应性，包括恒星、星系和黑洞，所以“复杂适应性系统”应被视作宇宙间存在的各种“体系”的一个子集（subset）。因此，可以说大历史中至少有两种“体系”存在，即“复杂适应性系统”和“复杂非适应性系统”（complex nonadaptive systems）。颇有趣味的是，“体系”概念似乎涵括了所有形式的复杂存在。
我个人倾向于使用“体系”而不是“系统”，因为没有一种复杂形式的存在伴随时间的推移会保持完全稳定。这一辨析在社会科学中特别重要，因为社会科学中的所谓“系统”往往有“静态实体”（stati entity）的内涵。
因为我们有必要在“两种科学”间架设一道桥梁，所以我们在选定概念时一定要照顾到整个学术界的共同需求。我对“体系”的界定是：体系乃某种程度上的架构过程，其由相互依存的不同组块构成，而每个组块本身又构成一个小规模“体系”，再由更小的相互依存的不同组块构成。经这样界定的“体系”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层面，每个层面规定了自身的复杂程度。
因此，我所使用的“体系”概念兼具过程结构和过程变化的内涵，只是表述更简捷而已。鉴于现代自然科学文献中有大量不同的体系存在，从天体体系到微粒子体系等颇多差异，我倒希望学术界能够更大程度地接受“体系”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学理分析的概念。
简单一句话，大历史是梳理所有尺度上复杂性提升或降低的学科。因此，大历史的探索在于回答为何不同形式的复杂实体得以涌现并繁荣发展，而有时候有些复杂实体却又出现解体的现象。我的观点是，正是能量在适当条件下在物质中的流动造成了各种复杂实体的兴盛和灭亡。在此，这种说法可能显得过于抽象，所以我希望下面的阐发能够使干瘪的公式变得生机勃勃。要详细理解这一理论，我们先梳理一下“物质”“能量”和“复杂性”等核心概念的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