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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据此为分析人的思维提供了一种分类法。
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类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属于狐狸类型。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普遍适用吗？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能否共存？大文豪托尔斯泰，时而像一只固执的刺猬，试图追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时而像一只多疑的狐狸，鄙夷历史解释和经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伯林的理论被演绎成历史研究者的罗盘，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加迪斯在书中展现了这种对抗和矛盾，他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分析其中历史人物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体现出战略的内涵。为什么有的战略意图能得到超水平的实现，而有的战略意图一败涂地？加迪斯的结论是：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不过，加迪斯也说明，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加迪斯写道，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并不易。
加迪斯认为，战略意图的追求者从不缺乏伟大理想，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而不仅仅是伟大理想。战略的失败者给人类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问号。例如，以拿破仑之伟大，何以忽略了俄国拥有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的现实，执意让大军向纵深挺进，最终陷入补给不足和天寒地冻的境地，以一场惨败终结了一生的辉煌之旅。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古希腊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领导人）聪慧过人，从不失算，何以在老年时对危机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断力，以至顽固地鼓动雅典与斯巴达对抗，最终导致繁盛的希腊文明在战争中毁灭。这便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为强国争霸的经典案例。在加迪斯看来，这些失败者都曾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愿受现实条件约束，试图摧毁任何阻碍自己的东西，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
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对目标和能力的判断始终清晰，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愿意与苏联谈判，做交易。罗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国间协调，操控战后安排，试图为分裂、残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这个进程在他离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战深渊。不过，加迪斯忽略了美国与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诞生也让罗斯福的继任者有了与苏联抗衡的勇气和条件。
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能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型和文明型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与孙子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减少损失。因此，即便面对重大诱惑，战略的考虑仍然要把成本计算进去，否则可能会在更宏观的盘点中失分。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条件复杂多变，受益还是受损也并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当目标远远超出自身能力时，更容易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导致不得不选择战争。然而，即便能预知战争的后果，就一定可以避免发动战争吗？战争的发起者很难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所得如此之少，而代价如此之大。
加迪斯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就在于这两大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一书中既介绍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战略对话提供了参考。
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赞赏的观点认为，加迪斯把焦点放到“领导力”（statesmanship）上非常重要，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由于缺乏谋略，把国家导向覆亡，教训深刻。也有评论提到现实的美国政治，认为过多的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正持续消耗美国的国家财富，美国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应读读这本书，反思美国战略。
批判的观点则认为：核武时代进行战略决策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加迪斯未能对此给予重视；书中只谈到抽象的战略和常识，未对现实决策提出具体建议；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也有批评意见认为，在现实中很难判断某种决策究竟是更像“狐狸”还是更像“刺猬”，多数情况下只能从结果反推，以成败论英雄。
作为中国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自己拥有“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滋生了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冷战后的第二个10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欧洲国家的难民潮成为可悲的后遗症。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性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
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意图本身是错误的。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所谓的民主制国家陷入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国也未能幸免，甚至出现了极端右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单一模式的主张是否需要调整？进而，国际事务是应被个别国家掌控，还是需要各国共同探索应对挑战之策？
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但比较一致地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是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
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回过头来看，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即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