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刚刚建成的年代，存在多个版本的美国。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在1989年出版的《阿尔比恩的种子》（ Albion’s Seed ）一书中提出，有4个不同的英国“社会阶级”对美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新教徒影响了美国东北部地区。这是一群经过长期锻炼形成的说教者，同时也是成功的制度建设者。贵格会教徒影响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他们比北方的新教徒更具有平等主义精神，但在建设社会制度方面没有新教徒做得好。骑士阶级影响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并进一步将影响力向南延伸。这群人仍然持有贵族主义思维，重视社会等级制度，圈养奴隶，沉迷赛马和赌博。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和亲英分子大多是英国贵族阶级的后裔，而且通常是家族中比较年轻的人，他们移民到新的国家，主要是为了能够像自己的兄长一样生活得像贵族。苏格兰–爱尔兰人也在美国开拓疆土，这些人强烈要求独立，并且追求社会平等，他们性格倔强，生活简朴。他们通常都饮用自酿的私藏酒，或者说他们喝“白色闪电”，嚼烟草，以狩猎、斗鸡、摔跤为主要娱乐方式。想要驯化这群野蛮人无异于愚蠢之举。

同时，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亚文化与来自英国的亚文化混杂在一起。美国从西印度群岛输入了数百万名非洲奴隶。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籍在德国，这部分人口比来自英国或其他国家的移民都多：德国移民曾出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18世纪，第二次是1848年之后，第三次是1890年之后。由于这几次移民潮向美国输入了大量新教徒、天主教教徒和犹太人，经过通婚，每一种宗教亚文化都在这个国家生根发芽。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它具备从这些传统文化中吸取优点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人能够从多种并存的亚文化中提炼形成属于自己的单一文化。

汉密尔顿对阵杰斐逊

1776—1865年，这些不同种类的亚文化都被纳入一场社会大讨论中，正是这场社会大讨论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处于对立面的两边，一边是主张走工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人，另一边是坚持走农业化生产的奴隶主。这场社会大讨论的发端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场纯学术辩论，前者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后者是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第三任总统。他们之间的辩论最终扩大成了走工业化道路的北方和走奴隶制的南方之间的区域对决。1861年2月，“两个美国”从口头上的比喻演变成了社会现实：美利坚联盟国（南方）宣告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一任总统是杰斐逊·戴维斯，首都设在里士满，在这个国家的人眼里，这种独立建国的状态持续了49个月，直到1865年4月初才告一段落。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来自社会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借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是“一个苏格兰流动商贩的下贱的私生子”。杰斐逊则在他21岁生日那天继承了一大份产业，除田地之外还有耕种这些田地的奴隶，并且他的妻子也来自弗吉尼亚州最富有的家族。汉密尔顿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他通过在纽约州的国王学院努力学习成长起来，国王学院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汉密尔顿在公开辩论时很少发脾气，为数不多的几次发脾气是因为亚当·斯密当众指责他是“生在外国的人”）。杰斐逊则是在最受弗吉尼亚州精英人士青睐的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上的学。汉密尔顿总是以社会进步的眼光看待问题：他认为美国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劳有所获。杰斐逊则以贵族的社会责任眼光来看待问题：他认为农场主阶级应该仔细筛查这个社会中有天赋的人，用贵族的权力提拔他们，授予他们加入精英阶级的机会。

他们之间的分歧带有一定个人恩怨的色彩。杰斐逊真心不喜欢汉密尔顿，出于对汉密尔顿的惧怕和嫉妒，他的厌恶之情逐年增长。杰斐逊把自己看作美国革命的天生领袖。他可是美国最伟大的家族的后裔！他也是伟大的《独立宣言》的执笔人！他比这个竞争对手年长12岁！尽管如此，汉密尔顿还是不断积聚起了权力。华盛顿选择汉密尔顿作为美国革命时期的主要助手，并且把美国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之一财政部交给汉密尔顿打理，汉密尔顿把手伸得很长，经常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甚至干预外交事务。尽管华盛顿也来自弗吉尼亚州，还与杰斐逊身处同一个党派，但他看上去更喜欢把汉密尔顿留在身边，偶尔选用一些来自杰斐逊的理念。汉密尔顿满脑子都是如何发展这个新国家的详细计划，而杰斐逊则喜欢待在自己蒙蒂塞洛的家里埋头读书。

汉密尔顿希望美国发展成为一个由制造业、贸易和城镇化共同驱动的商业共和国。杰斐逊则希望美国保持为去中央集权制的由自耕农组成的农业共和国。汉密尔顿希望美国装备上一个商业共和国应有的各种新奇装备。杰斐逊则希望美国保持在一个农耕社会的状态，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应该由那些具有为公共事业献身精神的地主和具有独立工作精神的自耕农共同组成。在1785年写给约翰·杰伊（John Jay）的信件中，杰斐逊说：“耕种土地的人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国民，他们活力充沛，富有独立精神，道德高尚。农民和这个国家是通过人与土地这种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关系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广袤的土地，不断吸引着农民前来劳作”。因此，美国应该采取的最明智的发展路径是吸引足够多的人来开垦土地。

用当代人的新词汇来描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二人都可以被称为“天生的贵族”。他们博览群书，行文流畅，舌灿莲花，经常能够不借助任何笔记发表长达数小时的演说。在二人中，汉密尔顿的能力更令人折服。杰斐逊的思想主要是倾向于保存（和改善）已有的农耕社会。汉密尔顿则几乎是凭空想象出了美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不仅在美国还没有任何工业化生产的年代就预测到未来会出现工业化的社会，而且他还明白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使这个商业化的社会成为现实。这其中需要做的事包括：以英格兰银行为模板成立一家中央银行，管理一个强健的货币体系；通过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建设一个统一的市场，鼓励社会劳动分工；让一位“精力充沛的执行官”来强化商业准则的执行。可以说，他的天分不亚于莫扎特和巴赫。

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他们既在公开场合辩论，也在华盛顿召集的内阁会议上辩论。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存亡取决于能否打造出一个强有力的制造业。一个强有力的制造业能够为这个国家建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提供支持，也能够为这个国家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提供保障。存活下来之后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汉密尔顿的设想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它描绘了一种动态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以商业为本的共和国可以收获更多的成功——银行家可以把资金投入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企业家可以发明出新的机器。经济的发展也将促进社会品行的进步——原本受出身限制而只能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将获得充分开发个人能力的机会。他曾写道：“当一个社会中拥有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产业时，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将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事专业工作。”汉密尔顿特别坚持这一观点，在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美国国父中，他可以称得上真正白手起家的人。

出生在权贵之家的杰斐逊则认为汉密尔顿的言论都是胡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经济进步的道路势必会摧毁美国，就如同当年的野蛮人摧毁了罗马一样。在杰斐逊看来，美国的存亡取决于其能否维持高品质公民道德，而能否维持高品质公民道德则取决于美国社会能否在全美倡导人性化的品质（如节俭、勤奋、戒酒、朴素），并且要预防某些人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汉密尔顿所提倡的共和国因为其本质是一种追求奢侈的社会，所以必然会摧毁人类美德，同时，他所提倡的共和国会赋予雇主和投机商人更大的权力，这也必然会摧毁这个国家的独立性。工业化是通向毁灭之路。

杰斐逊抱怨说：“生活在大城市的暴民对一个纯粹的政府的支持作用，就如同肌肉酸痛对人体的作用一样。”（他刻意回避了导致机体衰弱的最大的“酸痛”就是奴隶制。）在汉密尔顿发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时，杰斐逊做出的回应就是试图加强农业人口的权力。在汉密尔顿的报告发表之后不久，杰斐逊写信给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信中说：“对于当前这种形式的政府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唯一的矫正办法就是增加国会的代表席位，从而提高农业人口在议会中的话语权，这样或许能够把农业人口的利益置于投机商人的利益之上。”

杰斐逊痛恨汉密尔顿关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同时也痛恨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意味着把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从一个中央集权位置对社会生活施加控制。他们刚刚打赢一场反对英国强权的革命战争，难道不应该继续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吗？美国人生来就会担忧所有掌权者最终都会演变成独裁者：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的，美国人最大的兴趣就是用一部分人的野心来牵制另一部分人的野心。美国人同样对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权力感到非常妒忌。

在两人辩论之初，社会局势是有利于杰斐逊的。1789年，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农业生产：这个国家的闲置土地面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大，许多新的移民，不论是英国贵族的年轻后裔，还是来自德国波美拉尼亚的农民，身体里都流淌着农耕的血液。相比之下，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当时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但汉密尔顿在这场辩论中，不论是从观点上还是对历史的判断上都处于上风。作为华乔治·华盛顿任总统期间的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他为一个汉密尔顿式的共和国打好了强健的根基。他创造性地提出“暗示性权力”的概念——如果美国宪法授予联邦政府一定的权力开展某项行动，那么执行这项行动所需的其他行为也是符合宪法规定的。比如，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新建灯塔的权力，但由于保卫这个国家的边境不受侵犯是宪法规定的重要任务，所以建设灯塔也是符合宪法规定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汉密尔顿成功打造出了美国的国家信用，他采取的第一条措施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州政府债务，第二项措施是用进口货物的关税收入来偿还国家债务，而开征关税也是通过1789年颁布的《汉密尔顿关税法案》授权实施的。 他于1791年建成了美国第一银行（总部位于当时美国的首都费城），第一银行的特许经营直到1811年才到期。在这家银行资本储备的支持下，美国的国家信用值成倍增长，起到了类似今天的货币乘数的作用。

随着美国的工业经济在世纪之交逐步成型，杰斐逊开始反思自己的农业经济立场。他开始担忧自己或许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美国将渐渐朝着汉密尔顿设想的商业化经济体演进。1801年3月，他发表了一场堪称大师级的总统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缩短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他在一篇值得人们反复阅读的经典文献中说：“每一次我们产生观点上的分歧并不代表我们在原则上存在分歧。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汉密尔顿对这次演说表示欢迎，他说这场就职演说“实际上是以诚恳的态度化解了以前的一些误会，也是一份团结一致的宣言。这位新的总统将沿着他的前任的脚步继续前进”。同样身为联邦主义者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Chief Justice Marshall）也评论说，这是一份“观点明确且充满和解意图的宣言”。同样身为联邦主义者的国会议员詹姆斯·贝亚德（James Bayard）认为：“从政治角度来说，这场演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且也不用对处于对立面的在野党做过多的解释。”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非常崇拜杰斐逊，他是杰斐逊的私人医生，他认为这场演说可以称得上一个值得让人感恩的事件。“多年以来，因所谓的原则上的差异以及所属政党的名称差异而站在对立面的老朋友，终于握手言和，在这场演说之后，他们第一次发现不同的仅仅是观点而已，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同一个国家的福祉。”

在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为杰斐逊撰写的个人传记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杰斐逊用汉密尔顿流派的手段来达成杰斐逊流派的目的，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 即便是如此清晰的结论，也不足以说明杰斐逊的思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改变：杰斐逊原是一个非常坚持严格遵守1788年宪法授权的人，而在他成为总统之后，他更多地展现出的是惊人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精神，我们很难把他的行为和汉密尔顿可能采取的行为区分开来。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就能够充分证明杰斐逊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法国皇帝拿破仑曾试图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法国控制的帝国。1800年，作为实现帝国梦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路易斯安那，但很快拿破仑就放弃了他的帝国梦，因为法国在圣多曼格岛遭遇了民众暴动，这证实了当宗主国远离殖民地时，非常难以对殖民地加以有效控制。与此同时，英国有强烈的决心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这导致法国的扩张成本激增。最后，拿破仑决定以1500万美元（相当于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同时期的联邦主义者都强烈反对这项购地案，因为他们认为兼并任何领土都是违犯宪法的，但杰斐逊仍然顶住压力，充分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项购地案开始时，有一些反对者提出最多只能收购新奥尔良港及其附近的海岸沿线地区，但杰斐逊否决了他们的提案。在完全没有宪法修正案支持的情况下，他强力推进了购地案的完成。当他意识到美国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购地时，他转向于依赖汉密尔顿一手打造起来的美国国家信用，向其他国家借贷来筹措资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杰斐逊已经与1791年时任华盛顿政府国务卿的杰斐逊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华盛顿曾询问杰斐逊成立一家中央银行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当时杰斐逊的答复是，只要宪法没有特别规定过的权力都应该保留在各州政府，不能归拢到联邦政府。“边界之外迈出了这样的一步，意味着绕过了国会所能行使的权力，就等同于为联邦政府延揽无上的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联邦政府不再受制于任何约束。”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可以称得上任何一届美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中对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创举。这项举措大幅增加了美国的领土面积，为这个国家增添了肥沃的耕地和丰富的矿产，这在之后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1804年5月—1806年9月）过程中得以证实。这项购地案同样刺激了美国商业力量的成长，杰斐逊以前曾惧怕商业的发展，但就任总统之后，他开始鼓励商业的发展。由于他大胆扩张美国领土，并提倡创新，他收获了应得的政治回报。在谋求第二任总统任期的选举中，他以162票对14票的优势战胜了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在他的带动下，两位与他走得最近的同盟者（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成了他之后相继执掌白宫大权的总统。

詹姆斯·麦迪逊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就是在第一银行特许经营协议于1811年到期之后没有续签。很快，社会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于1812年爆发，这场战争共耗费了1.58亿美元，而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增加财政收入。当时美国政府禁运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这等于切断了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关税，同时也导致国内的经济活力衰减。国会拒绝在国内加税。联邦政府最初以近乎绝望的手段从其他国家大举借款，以提供战争所需的资金。1814年，美国政府开始出现实际违约，士兵拿不到军饷，武器制造商收不到货款。1816年，麦迪逊终于向现实低头，他创设了美国第二银行，该银行的特许经营期为20年。可以说，长眠地下的汉密尔顿取得了完胜。

把农业化发展前景和工业化发展前景成功融合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是安德鲁·杰克逊。杰克逊是一个不受人待见的人：他经常喝醉酒之后打架，还是一个能把牛皮吹上天的人，他采取的一些措施既对印第安人产生了伤害，也严重地打击了英国人。他既没有出生在汉密尔顿那种以城镇化商业为特色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也没有出生在杰斐逊那种以奴隶制种植园为特色的贵族阶级社会里，而是诞生于苏格兰–爱尔兰开拓者文化中：他的父母来自田纳西州，而他自己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

安德鲁·杰克逊可以称得上当时美国正在成长中的一股社会力量——大众民主思潮的代言人。1824年，在总统竞选中，他输给了美国最后一位代表贵族阶级统治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位总统继承了其父约翰·亚当斯的观念，他们认为民主社会存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用各种限制性的手段来约束民主思潮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亚当斯胜出的原因是这项选举的最终决定权被扔到了国会的手中，在这一点上，许多愤怒的评论家一直穷追猛打，亚当斯在白宫执掌权力的几年过得并不幸福。4年之后，杰克逊由于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以压倒性的优势在大选中胜出。由于美国新设立的各个州的商业特许经营权受到的限制更少，所以杰斐逊在这些州获得了更多的竞选支持。机械技术工人、商人和艺术家都对杰克逊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支持，其中一些人长途跋涉到华盛顿特区去庆祝他当选总统。

杰克逊所倡导的民主思潮与另一种社会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特权和社会约束的敌对态度。杰克逊喜欢把自己视作反抗特权的代表人物，这种反抗特权的社会运动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大宪章》，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中也长期存在。在每一次社会运动中，民众都从那些想要把社会权力留给少数人的特权阶级手中夺回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大众的权力。杰克逊特别反对需要由政府特许授权才能建立企业这种“人为的区分”。

与此同时，杰克逊在任期间，把大众民主思潮和财政保守主义思潮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社会现象。他在任期间，连续三年实现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零，他大力提倡强健的货币政策和金本位制。正因如此，他在有关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大辩论中引入了一个强有力的新元素——自由放任的民粹主义。

南北对峙

在建国后的头70年里，美国实际上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和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体。新英格兰地区遍布由水力驱动的纺织作坊，南方地区主要是由奴隶驱动的种植园。这种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明显，北方各州的投资主要用于购买新的生产机械，南方各州的投资主要用于购买更多的奴隶。

北方各州是美国人创新精神的诞生地，这种精神指的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同时不断开展创新的精神。马克·吐温在他1889年出版的著作《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中用汉克·摩根（Hank Morgan）这个人物勾勒出了这种精神的轮廓。

我是个美国人……土得不能再土的美国佬——我很现实，或许你可以说我毫无情趣，换句话说，我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我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我的叔叔是给马看病的兽医。我继承了他们的手艺，两种活儿都会干，然后我去了那些伟大的兵工厂，开始学习真正的技术。能学的我都学了，我学会了所有东西的制作方法：手枪、加农炮、锅炉、引擎，任何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我都学了。只要有人想要的东西我都能造出来，如果还没有什么新式的方法能够很快地造出这种东西，我会自己想新的办法。

1790—1860年，美国所有获得专利的重要发明中有93%诞生在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州，其中将近一半诞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美国人把他们的创新精神用到了每一种他们碰到的事物身上。弗雷德里克·图德（Frederic Tudor）发现，可以把产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冰块出口到热带国家，并从中获利。纳撒尼尔·韦思（Nathaniel Wyeth）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可以用本地木材厂里产出的木屑来包装冰块。 阿里亚尔·布拉格（Arial Bragg）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乡村地区的制鞋学徒工，他向人们证实了鞋子是可以以成品形式出售的，而不用量脚定制，从而颠覆了他自己所从事的行业。 一名来自英国的访问者曾评论说：“看上去似乎每个工人都在不断发明新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不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有强烈的意愿成为某项新的社会进步的‘代言人’。” 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访问者说得最好：每个美国人都是一个“行走的作坊”。

亚伯拉罕·林肯的主业是律师，但他可以称得上这种“行走的作坊”的最佳代言人。每次在街上看到新的机械，他总要停下来了解这种机械的工作原理，其中包括钟表、公共汽车和明轮等，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说，这些东西从来都逃不掉林肯的“观察和分析”。当林肯还在美国国会出任议员时，他发明了一种“能够在浅滩使船只漂浮起来的装置”，这种装置其实就是在船只的吃水线以下安装可以充气的箱体，使船只能够在比较浅的水域增加浮力（人们现在还可以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看到林肯这项发明的一个木质模型）。1859年，他还曾提出要将自己发明的一种“蒸汽犁”商业化，但很快他发现自己手头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无奈放弃了这项发明。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这种创新精神绝大部分被用于纺织产业的发展，而非用于充气箱或者蒸汽犁的开发。北方各州的纺织生产者把自己所处的区域发展成了纺织产业的核心地带，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开展商业间谍活动，从英国偷取动力织布机的样式图；另一种手段则是不断用从事商业活动的勇气鼓励自己。1790年，阿尔米（Almy）和布朗（Brown）在罗得岛州波塔基特市建成了一家纺织工厂，其所使用的纺织机的样式是一位英国移民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凭记忆抄袭英国的，所以英国人也把这个人称为“叛国贼斯莱特”（英国政府禁止移民将新式织布机的样式图带到美国，甚至会检查旅客的行李，但是这也防不住像斯莱特这种有特殊记忆天赋的人）。1815年，波士顿制造公司的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新建了一家工厂，雇用了300多名工人，而这家工厂的范本就是他自己从英国兰开夏郡偷学来的。波士顿制造公司运营得相当成功，1817年10月，其向股东支付的利润率高达17%，并于1818年迅速投资开设了新的工厂。

动力织布机的出现使生产企业可以在同一场地就把纱线织成布料，而不用把纱线送到专门的纺纱厂去加工，很快就使布料的生产成本下降了一半。这项新技术迅速在新英格兰地区传播开来：到1820年，有86家企业用上了1667台动力织布机，这迫使费城和罗得岛的传统纺纱厂退出历史舞台。 1817年，全美境内的棉布生产总量为400万码 ，20年之后，这个生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达到3.08亿码。

除了从英国学习新的建设工厂的方法外，美国人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欧洲人称之为“美式生产系统”，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可互换部件式生产系统。1798年，伊莱·惠特尼接到美国政府的一份天量订单，他需要为美国政府生产1万支滑膛枪。当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按照时限完成生产任务时，他想出了用可互换部件批量生产滑膛枪的方法。这并不是他的原创（早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人就提出了用可互换部件生产滑膛枪的方法），只不过是美国人把这种方法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在法国，可互换部件是由具备高等技术的工人手工制作的。在美国有专门为生产可互换部件而设计的机器，在工人和机器的共同劳动下不断生产出可互换部件。法国人的方式只是为了让手工制作效率高一些，而美国人的生产系统则是用全新的发明来替代手工劳动——他们需要的不是美丽的外观，而是物件的实用性，他们追求的是普通人也可以制造的便利性，而不是少数熟练技术工人专有的技术。塞缪尔·科尔特（Samuel Colt）发明了六发式左轮手枪，继惠特尼之后，他也接到了来自政府的大量订单，1855年和1856年之交的冬天，他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建设的一家巨型工厂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美国政府也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和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镇建设了由政府自己运作的大型兵工厂。

军需生产推动了批量生产革命，因为军队在购买武器时需要大量一模一样的部件，并且在花钱的时候不会担心自己破产。这种生产方式的革命迅速传播到了民用生产领域。弗朗西斯·普拉特（Francis Pratt）和阿莫斯·惠特尼（Amos Whitney）都曾在科尔特的兵工厂里工作，他们以批量生产的方式向社会推出机械工具。伊莱·特里（Eli Terry）则以批量生产的方式向社会推出便宜的钟表，使一个繁忙国度的人民能够很方便地辨识时间。

伴随美国向中西部地区开拓国土的浪潮，美国人就像改革工业化生产一样，为农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数千年来，农民用镰刀收割作物，累弯了腰。多亏麦考密克发明的机械化收割机，他们现在可以坐在收割机上，一天收割10英亩土地上的作物。这个收割机只不过是众多发明中的冰山一角：19世纪50年代，美国专利局记载了659种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发明，其中包括犁耙、打谷机、调速器、玉米剥皮机、黄油机、蜂箱等。 农民也渴求新的知识。各州农民都组织大型的展会，用于展示各种值得获奖的牲畜和新生产机械。他们还自发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农业协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宣传“最佳生产方式”：到1858年，全美有912个农业协会，其中有137个总部设在北方各州。 托马斯·格林·费森登（Thomas Green Fessenden）于1834年出版的《农民与乡村经济学家大全》（ The Complete Farmers and Rural Economist ）成了最畅销的书。地方企业家创办了各种报纸和杂志，比如1839年创刊的《西部农民》（ Western Farmers ）和1841年创刊的《原野上的农民》（ Prairie Farmer ）。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创办的《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上通篇都是关于畜牧业和土壤保持的专业文章，许多文章被《克利夫兰诚报》（ Cleveland Plain Dealer ）和《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等地方报纸转载。1860年，全美有60种专门针对农业生产的期刊，发行总量超过30万册。

同一时期，北方各州为美国打下了现代化商业社会发展所需的硬件设施基础。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经营条例被废止，全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乱象，新英格兰地区得益于波士顿萨福克银行的庇护而免受其害，这家银行实际上扮演了区域中央银行的角色。在霍勒斯·曼（Horace Mann）的领导下，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创建了一套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他们创办了教师培训学院，创建了标准化分级制课程大纲，建起了不同层级的乡村学校，以及针对年龄相对偏大的学生的中学。曼在1848年曾写道：学校教育“是开发和提升国家资源的主要手段。它比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书里写过的方式都更能行之有效地创造和有效利用我们国家的社会财富”。

北方各州把全部身家都投入了工业化生产，南方各州则成长为棉花出产地。1793年，伊莱·惠特尼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习，回到了萨凡纳，在那里他发明了轧棉机。正如前文所述，这项发明使棉籽和棉絮的剥离效率提高至原来的25倍。这标志着美国历史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折。在惠特尼的发明问世之前，大多数南方种植园主要生产烟草、甘蔗、大米和能够制作靛蓝染料的作物。棉花在当时是一种奢侈品：高质量长绒棉只能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线远处的海岛上生长，海岸沿线的内陆地区都找不到这样的棉花（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海岛棉来指代高端奢侈棉制品）。惠特尼的发明意味着原本比长绒棉更难收割的内陆棉（因为内陆棉的棉絮紧紧包裹着棉籽）可以在南方各州的广大地区种植，并且为当地带来经济收入。1793年，也就是轧棉机刚刚发明的那年，南方各州的棉花总产量仅为500万磅，10年之后达到了6300万磅。

轧棉机促生了美国最伟大的出口产业：截至1820年，棉花出口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一半，美国南方各州成了以出口为主的地区，南方农场主成了自由贸易最坚定的支持者。事实证明，美国南方各州具备大规模种植这种作物的优良条件，这里的降雨量和降雨区域分布适合棉花生长，光照天数和霜冻天数也比较适合棉花生长，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为这里带来了泥沙配比最合适的土壤。 农业生产者很快就开始进一步提高棉花的质量：1806年，一位来自纳奇兹的农场主沃尔特·比尔林（Walter Burling）从墨西哥带回一种新的棉花种子，这种棉花的棉铃体积更大，更易采摘，棉絮的质量也更好。 棉花种植者很快就开始出版各种专业期刊，比如《美国棉花种植者》（ American Cotton Planter ），他们还创建了农业生产学院，专门教人们如何更好地种植棉花。

棉花种植者还可以依赖《美国棉花种植者》杂志所称的“全世界最廉价且数量最多的劳动力”。 截至1860年，美国境内450万非洲裔人口中有400万仍然是奴隶，并且都是南方农场主的私人财产。如果棉花产业没有进步如此之大，那么或许奴隶制会随着美国社会的进步而自然消亡，因为废奴主义者一直在批评这种野蛮的制度，自由主义阵营的人也宣称自由劳动力比受胁迫的劳动力效率更高。18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进口奴隶法案》，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是奴隶主，但是他也签署了这份法案。1833—1834年，受英国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贸易的影响，废奴主义思潮在美国再次盛行起来，但是轧棉机的出现使这个古老的邪恶行径得以在南方各州苟延残喘。我们现在再也无法证实，如果轧棉机没有出现，美国的奴隶制是否会像英国那样被和平地废除。奴隶制与棉花生产是同步发展的，正如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证明的那样：以南卡罗来纳州4个典型内陆城镇的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例，1790年为18.4%，1820年增至39.5%，1860年增至61.1%。

奴隶制是南方各州提升生产力的核心因素：1790—1800年，奴隶的人均棉花产量每年提升34%，1800—1806年则每年提升11%。虽然这种增速最终被证实是不可持续的，但从1806年到内战爆发的前夜，棉花生产率仍然以每年3.3%的增长率不断提高。奴隶主在购买奴隶方面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到1861年，南方各州总资产中将近有一半都体现为“黑人的价值”。一个来自北方的美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造访“棉花王国”时曾评论说：“他们出售棉花的目的是购买黑人——生产更多的棉花就是为了买更多的黑人。这种行为无休无止。这是南方这些彻头彻尾的棉花种植者开展生产经营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被这种欲望支配。很明显这是他们‘生存、行动和存在的唯一原则’。” 随着棉花种植业的扩张，美国黑人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变化。黑人（包括被绑架和囚禁的自由人）都被人强制从北方运到了南方，从南方各州中偏北部的区域运到了更偏南部的区域。原本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也被派到田地里劳作。这就是当时这种体制的残酷效率，并且南方各州的奴隶人口供不应求：在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上，一名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从1800年的520美元增至内战爆发前夜的1800美元（见图2–1）。南方的报纸开始讨论社会上出现了“黑人热潮”。

新技术（轧棉机）的出现和奴隶劳动力的可转移性，意味着棉花种植业可以以相当便利的方式传播到美国的新领地：1850年，67%的美国本土产棉花都来自新领地，这些区域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的年代还不是美国的国土。 棉花的出口总量也呈指数级增长。1820年，美国共出口25万捆棉花，价值2200万美元。1840年，共出口150万捆，价值6400万美元。1860年，也就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出口总量达到了350万捆，价值1.92亿美元。与此同时，棉花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1799-1845年，棉花原材料的价格下跌了86%，这折射出生产成本的巨幅降低。美国真的可以称得上棉花种植业的超级力量。1801年，其棉花产量只占全球棉花产量的9%，根据186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测算，当年美国棉花产量已经占全球棉花产量的3/4。根据同一份报告，全球范围内有2000万人口从事棉花种植——或者说，在活着的人中，每65个人中就有1个人涉足棉花生产。 可以说，美国为这个庞大的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

棉花种植业的增长速度奇快无比，但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残酷现实。奴隶制导致数百万美国人丧失基本人权，而造成他们这种社会状态的唯一因素就是肤色。不服从命令或者不具备生产力的奴隶经常遭到殴打，逃跑的奴隶会被追捕和拷打，女性奴隶遭到强奸和虐待。随着这一个世纪缓慢的前行，“挥舞皮鞭的农场主”为了从自己的人力财产中压榨出最大化的劳动产出，发明出更多更残暴、更复杂的迫使奴隶工作的手段。

奴隶主以分组的形式令奴隶尽可能地像机器一样工作，也就是说，同一组的奴隶以同样的速度执行同样的任务，从凌晨一直干到傍晚。奴隶主根据奴隶的体能强弱将他们分为三组：第一组或者说能力最强的一组，通常都是身体最强健的奴隶；第二组是青少年和老年奴隶；第三组是体力明显低下的奴隶。举例来说，在种植棉花的时节，麦克达菲种植园的第一组奴隶负责以每隔7~10英寸的距离挖一个小洞，第二组奴隶负责播种，第三组奴隶负责用浮土覆盖种子。 约翰·布朗（John Brown）是一名成功出逃的奴隶，他说全球市场上的棉花价格与迪克西（俗语，泛指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受强迫程度存在必然联系。“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刻就能感受到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奴隶主会逼迫得更紧，他们的皮鞭会一直不断抽打着奴隶。”

尽管生活在一个更为落后的经济体制中，生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白人仍然以胁迫的方式推动生产，享受着与北方各州白人差不多相同的人均收入，并且南方各州精英阶级的财产规模不亚于美国其他地区的有钱人：（以当前的货币购买力计算，）1860年，美国境内7500名个人资产超过330万美元的富人中，有4500人生活在南方各州。 1860年，美国境内奴隶人口的总价值在27亿~37亿美元之间，比美国的铁路和制造业的资产还要多。奴隶的价值在弗吉尼亚州占到应税资产总额的37.4%，在密西西比州更高达61%（见表2–1）。

通常来说，大多数奴隶主一般每家只有10名左右的奴隶，但有339个精英家族每家拥有250名甚至更多的奴隶。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最大的农场主斯蒂芬·邓肯（Stephen Duncan）拥有1036名奴隶。 农场主可以称得上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全美范围内消费力最强的人群：他们建设了雄伟的个人居所，豢养着成群结队的奴仆，常以非常奢华的方式举办各种宴会和娱乐活动，生活方式和英国贵族不相上下。

美国南方人并不是唯一从奴隶制中获益的人：当时的全球棉花种植业是一条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延伸到美国各家主要银行，再延伸到欧洲的纺纱厂和各大主要股票交易市场的完整的产业链，美国南方各州与这条产业链可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总部设在纽约市的几家知名银行都从棉花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布朗兄弟公司为棉花种植者提供了金融和物流服务，他们既向棉花的种植和收割提供资金支持，也用自己名下的船只将棉花运输到利物浦。雷曼家族的几位兄弟亨利（Henry）、伊曼纽尔（Emanuel）和迈耶（Mayer）最早是作为亚拉巴马州的棉花代理人起家的。迈耶随后把公司的业务转向纽约，开办了第一家纽约棉花交易所，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支持了南方各州的势力，并且自己也拥有7名奴隶。奴隶制的幽灵甚至还纠缠着当时尚未存在的金融品牌：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收购案之后，大通银行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州市民银行和新奥尔良运河银行都曾以奴隶为抵押品向农场主放贷，涉及的奴隶总数超过13000人。

奴隶主的财富不仅建立在奴隶的悲惨生活之上，而且建立在一个完全落后于时代的经济体制之上。奴隶主不会有任何动力去参与全美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因为他们手头已经有充足的受控制的劳动力。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动力去开发建设新的城市或者任何形式的人口集散中心：他们的财富完全依赖分布比较零散的种植园。他们最没有动力去做的事就是投资教育，因为他们并不希望奴隶获取任何超越体力劳动所需的知识。

实力悬殊的内战

工业化美国和农业化美国到底哪一个能够在内战中胜出？这似乎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问题。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在1860年年底曾向他在南方的一个熟人发出一封预言性的警告信。

北方各州有能力开发蒸汽机、机动车和铁道机车，而你们连一尺布或者一双鞋都造不出来。你们将和这个地球上拥有最强大的军力、最先进的机械和最强意志力的人展开战斗——敌人已经站在了你们的家门口。你们注定失败。你们做好准备的只有精神和决心。在其他所有方面，你们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北方各州的财产占全美总财产的70%，北方各州的银行资产占全美银行资产的80%。北方的三个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制造业资产占全美制造业资产的53%，其制造业产出占全美制造业产出的54%，这是19世纪50年代全美制造业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 北方各州投资发明节约劳动力的各种装备，包括农业和制造业装备。南方各州则投资购买更多的奴隶。北方各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80%逐步下跌至40%，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南方各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一直维持在80%左右。 北方各州同样对人力资源的发展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新英格兰地区可以称得上当时全球受教育人口占比最高的地方（新英格兰各州95%的人口具备读写能力，5~19岁的人口中有75%的人正在接受学校教育），北方各州剩余人口的知识水平也不会落后太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1815—1860年有400万欧洲人移民美国，而其中7/8的人都选择前往北方各州。

南方各州可以征调的兵力大概仅相当于北方各州兵力的一半，并且南方各州在经济上非常危险，它们只能依赖各种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带来的收入，这些作物都要通过出口才能创造收益：北方各州只需要封锁地面的边境，阻挠港口运输，整个南方经济都会陷入困顿。图2–2对比了1800年以后合众国（北方）各州与联盟国（南方）各州之间的人均GDP和双方在全美GDP的占比。从中不难看出，合众国各州经济远远领先于联盟国各州经济，内战结束之后，南方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追赶上北方。

尽管实力悬殊，但北方赢得并不轻松。北方各州的战争装备起初并未发挥其全部潜能，直到战争进行三年之后才逐渐显现出优势。南方各州虽然生产力不敌北方各州，但南方的部队也不是一群散兵游勇。南方各州身居当时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棉花种植业的核心地带。除此之外，正如朝鲜向我们证实的那样，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力量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南方的精英阶级与生俱来就是崇尚武力的社会群体，他们都是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人，非常重视“荣誉”。在部队中拥有高等军衔的南方人比北方人多，内战之前，《全美名人传记辞典》（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收录的值得被重视的美国士兵名录中，南方人的占比相当于北方人的两倍，而这个时代南方的人口总数其实是少于北方的。

注：“合众国各州”指的是美国内战爆发时发起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以及内战结束之后逐步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

如果当时南方各州用应对战争的精明手段来管理自己的经济事务的话，它们或许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坚持更久。当时的美利坚联盟国财政部在发行战争债券方面曾一度取得成功。1863年年初，美利坚联盟国财政部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发行了以棉花而非黄金为支撑的债券，这些债券以承销债券的法国公司命名，称为“厄兰格债券”。在南方各州已经明显失利的局面下，这些债券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其价值，主要是因为债券的投资者认为，可以凭借债券购买棉花，从而对冲战争带来的风险。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看，南方各州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都是一团糟。通过税收筹措战争资金的举措可谓收效甚微：南方各州当时的财政收入约为23亿美元，而其中进出口关税和对大宗商品征收的“临时战争税”仅占6%。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都印发法定货币来支付将士的军饷，以及用于购买军备。北方各州在这方面比南方各州更加节制。北方各州印发的“绿背”（因颜色而得名）货币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保持了其票面价值70%的购买力。联盟国各州的货币则很快失去了价值，导致军队没有能力购买足够的战争装备，并且引发了通货膨胀率高达9000%的超级通货膨胀（见图2-3）。联盟国各州最终于1864年停止发行法定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速度。战争结束之后，可以说南方的货币并不是大幅贬值，而是变得一文不值，南方人甚至需要通过以物易物才能进行交易。

作为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重大军事冲突，美国内战给战争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损失：根据最近发布的测算报告，内战期间死亡人口为65万~85万，这相当于之后发生的各种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口的总和，如果按照人口增速调整的话，用当前的人口基数来算，相当于死亡了500万人。 有近50万人在战争中伤残。死亡的还不仅仅是人类：战前美国每1000人拥有749头牛，到1870年降至每1000人仅拥有509头牛，这主要是由于南方各州大量屠宰了这些牲口。 （用1860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这场战争大概耗费了66亿美元，相当于战争爆发前全美GDP的150%，用这些钱完全可以为全美所有的奴隶赎身。

南方各州不可避免地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内战期间，南方达到从军年龄的成年男性中13%的人战死，相当于自由州或自由领地死亡成年男性人数的两倍。有更多的人因伤致残：1866年，也就是内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密西西比州20%的财政收入用于为伤残军人安装义肢。 奴隶解放直接导致奴隶主损失了20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在过去多年里，奴隶主为了达到棉花产量最大化而不断改进和完善分组生产系统，由于奴隶获得自由，这种系统再也无法投入使用。美国的出口收入主要来自南方各州，1860年出口收入占GDP的7%，到1865年已经降至不足2%。 南方各州甚至失去了一项隐性的重要社会资源，那就是其政治影响力。内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任何一位众议院议长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是来自南方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内战加剧了代表进步和代表落后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在战争的推动下，北方的经济变得更具活力。国会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给自己的弟弟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写了一封信，用近乎夸耀的口吻说：“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北方各州的资源几乎没有遭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证明并且抬升了领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理念，这比以前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更好地证明了资本主义者倡导的社会形态。现在，资本家谈生意都不再以千为单位，而是非常自信地以百万为单位。”相比之下，南方陷入了困顿：1870年，南方各州的总产出仅相当于1860年水平的2/3，直到1890年，南方各州的人均收入才回到战前水平。 美国在内战的爆发和结束两个时间点上曾进行过社会经济普查，分别是在1860年和1870年，这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揭示了南方农业经济遭受了多么重大的损失（见表2–2）。农场价值下跌了42%，已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13%，“劳动力储备”减少了42%，拥有100英亩以上已开垦土地的农场数量减少了17%，已开垦土地面积少于50英亩的农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南方农业经济崩溃的原因比较简单，也容易理解：原本在奴隶制下受奴隶主驱赶而被迫劳动的人，现在有自由决定自己付出多少劳动。根据罗杰·兰塞姆（Roger Ransom）和理查德·萨奇（Richard Sutch）的测算，由原本的奴隶劳动力退出劳动生产（包括周末不劳动和彻底停止劳动等情况）造成的损失，相当于28%~37%的黑人劳动力停止劳动带来的损失。成年男性劳动下降的幅度还相对缓和，约为12.4%，女性劳动则下降了60%，童工劳动的下降比例更大。

废除奴隶制影响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力。奴隶制几乎支撑了南方各州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布·斯里尼瓦桑（Bhu Srinivasan）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资产是土地。然而，在奴隶制盛行的南方各州，奴隶是比土地更具价值的资产，因为他们是可转移的：你可以购买能够支持一生所需的奴隶劳动力，然后把这些劳动力资产卖给这个区域的其他人，所以，以奴隶为抵押品获取贷款成了筹措资金的常见方式。 举例来说，内战爆发之前，路易斯安那州88%的贷款都是以（至少部分）奴隶为抵押品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彻底禁止了这种行为。与此同时，其他社会融资方式不断减少，融资金额巨幅下降。战争债券变得一文不值，土地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

南方各州还面临着一个他们特有的问题：如何改造一个极其有效但也极其可恶的受迫型劳动力体制？如何把“鞭子先生”换成“现金先生”？以前的400万名奴隶从未使用过现金，没有任何个人财产，也没有人教会他们读书写字，如何把他们转变成按劳取酬的自由劳动力？废除以奴隶为私人财产的旧制度是一项社会创举，但创建一个自由劳动力生产系统是另一项不得不做的重要工作。同时，受到来自埃及和印度等其他主要棉花生产国的竞争压力，南方各州的社会转型变得更为艰难。1870年，美国南方各州的棉花产量仅相当于10年前的56%。

在《黑人解放宣言》发布之后，许多从前的奴隶主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他们和已经获得自由的劳动者按年签署合同，规定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和以前一样的食物和衣物”，这种合同在整个南方都非常常见。在南卡罗来纳州，威廉·通罗（William Tunro）曾试图让自己以前的奴隶签署终身合同，其中有4个奴隶拒绝了他，一开始他们被驱逐出种植园，最终被追捕并杀害。 白人最终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本已获得自由的黑人又重新回到分组化受迫劳动体制中来。

农场主最终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现了处于受迫性劳动力与自由劳动力之间的灰色地带：分成雇农制。在这个新的体制下，从前的奴隶可以使用旧主人的劳动工具来耕种旧主人的土地，用自己所获得的作物中的一部分作为给旧主人的报酬。南方各州的强迫型法律条文、非法的暴力手段，以及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债务，使这种体制不断得以强化。大多数作为雇农的人都被锁死在一个债务循环中，这导致他们无法离开土地：他们支付自己所欠下的债款的唯一方式就是提升产量，但随着产量越来越高，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并且用于支撑生活的土地也变得越来越贫瘠。美国内战之后，人口的增速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速。许多处于贫困状态的白人最终也被卷入这种体制，这进一步加剧了种族关系的恶化。

内战之后出现的一种最残酷的社会现象就是使用受监禁的人作为劳动力。罪犯（其中90%是黑人）被强迫在某个地区最艰苦的行业中从事劳动：铁路、矿山、松节油工厂，当然还有棉花种植园。佐治亚州州政府特许创设了三家私营公司，名字分别是监狱公司一号、监狱公司二号和监狱公司三号。它们的主营业务就是向有劳动力需求的人出租劳动力。史密斯索尼娅农场位于佐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县，该农场拥有2万英亩土地，需要1000名工人来收割其种植的棉花，农场主詹姆斯·门罗·史密斯（James Monroe Smith）需要大量的监狱劳动力。他专门收购了监狱公司三号25%的股权，以确保自己能获得稳定的监狱劳动力。 通常情况下，他都会使用200~300名罪犯，在1895—1896年曾最多同时使用426名罪犯。

罪犯别无选择，只能遵从雇主的命令：不服从命令的代价，要么是遭到鞭打，要么是被剁去四肢，甚至有时会被处决。这一时期罪犯劳动力的死亡率非常惊人，1880年密西西比州罪犯劳动力的死亡率为11%，1887年路易斯安那州罪犯劳动力的死亡率为14%，1887年密西西比州罪犯劳动力的死亡率为16%。一名曾经使用过出租监狱劳动力的南方商人总结过当时的状况，他用冷酷但实在的话说：“内战之前，黑人是我们的个人资产，如果我们发现一个黑人还不错，可以一直养着他……但是这些罪犯并不是我们的资产，死了一个，大不了再换一个。”

即使在监狱劳动力的帮助下，南方各州的工业化生产也只取得了微弱的进步。 19世纪80年代，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成了该区域最成功的铁制品生产地，主要原因是这个城市离煤矿和铁矿比较近。19世纪90年代，工厂主开始建造蒸汽机驱动的工厂。弗兰克·斯普拉格（Frank Sprague）于1888年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铺设了美国境内第一条电车轨道，但当地的进步只能说步履蹒跚。在伯明翰只能制造廉价的生铁的时候，北方的制造商已经能够生产钢铁了。许多北方商界领袖都拒绝到南方投资。大北方铁路公司的创建者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曾宣称：“对于那些去不下雪的地方做生意的提议，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很大程度上，南方各州的精英阶级仍然试图从农业生产中榨取最大的利益。1874年，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弗雷德里克·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对南方城市生活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显著差异表示震惊。

南方城市的显著特点是……与北方和西部城市截然不同……这个区域的贸易并没有与任何工业化生产活动联系起来。正因如此，除了当地的商业寡头外，这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工业生产家，没有具备熟练技巧的工人，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白人工人阶级。小商贩和手艺人并不能取代工人阶级，他们对于创建社会文明和积累社会财富起不到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社会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其社会发展只能说是一个半成品，让人们更多地联想起缺乏工业化生产的农业社会的大型城市。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奥尔良、莫比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更像是南美洲的哈瓦那和韦拉克鲁斯，与波士顿或者波特兰相去甚远。

北方各州试图通过蒸汽机为自己带来的领先优势，将争取人民平等权利的思想灌输给南方各州，但南方各州在文化上仍然强势地保持了一种显著的差异。南方各州的白人用非常复杂的方法构建了一种合法的社会种族隔离体制，搭配使用恐吓投票者的卑劣手段。在每一次立法变革中，他们总是比种族融合主义者棋高一着。他们不仅使民主党的本地分支成为抵抗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在民主党内部创建了三K党这样的武装分支。三K党成立于1866年，他们经常用暴力手段对待争取社会进步的黑人和持有自由思想的白人。有梦想的黑人都向相对自由的北方迁徙，外国移民也远离南方各州。1910年，南方各州人口中只有2%的人来自海外，而当时全美海外移民的占比已达14.7%。直到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20世纪80年代的阳光地带经济繁荣之后，南方各州才重新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尽管美国内战扩大了代表进步的北方与代表落后的南方之间的差距，但它其实解决了一个最重大的分歧，那就是美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当时掌控着华盛顿权力的是共和党人，他们对于希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有清晰的理念——他们想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由工厂生产提供动力，由铁路网络连接国土，到处都有学校，会出现伟大的明星城市。内战之后，共和党人开始着手把这个理念变成现实。

从某些方面来说，当时的联邦政府可以说弱得可怜：联邦政府雇员人数很少，并且对于自己是否征税和立法的权力边界也不是很明确，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说，联邦政府非常有力量：感谢多年以来精明的土地并购，联邦政府手上有20亿英亩的土地可供使用，这片土地的面积比所有西欧国家国土面积的总和还大。联邦政府非常精明地用这些土地储备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实现国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并且把美利坚合众国向西部延展。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占据了一片土地，并且耕种这片土地，就能获得由政府授予的160英亩土地的免费使用权（以改善赠礼为前提的政府措施，可以称得上最具美国特色的政府行为）。原本在英国可能要通过家族中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积累起10~20英亩土地的人，现在只要穿越大西洋，向政府提交一份申请，就可以获得20倍之多的土地。在一战爆发之前，政府根据民众的申请共做出了250万次授予决定。

同一个国家……聚合在资本主义大旗之下

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令人感动的时刻，让人感受到整个美国“团结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其中包括：1869年，利兰·斯坦福在犹他州海角峰用自己的银锤敲下了黄金道钉，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连接在一起，标志着把美国广阔的西部领土和传统的东部城镇连接在了一起；1986年，工人们终于完成了第一条横穿美国大陆的跨州高速公路80号州际公路的建设，这条公路从曼哈顿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一直通行到旧金山–欧克兰海湾大桥的最西端。不论哪一次事件，都不如内战结束时南方向北方投降来得重要，这次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分裂的结束，一个统一的美国最终迎来了向资本主义共和国发展的时代。 SAFE3PfiZGxzj4bqdhJZz6RvaYXIXpSTUfWEFzMsT4dizcdeN8Yd08EhWtgz0e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