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一词总是让人联想到剥削和边缘化，但处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由于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自由的政治体制，从多个角度看都可以称得上当时世界上最幸运的地方之一。1600—1766年，殖民地各州的经济增长率处于世界前列，相当于英国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当美国准备彻底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时，美国人已经成了全球最富有的人，如果以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计算，当时美国的人均每日产值相当于4.71美元。 美国人的身高比欧洲人普遍要高出2~3英寸 。美国人的生育率也普遍偏高，每个美国妇女会生6~7个孩子，相比之下，每个英国妇女只会生4~5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据此提出一个假设，到19世纪中叶，“英国后裔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住在大西洋的另一岸”。根植于一片广袤的大陆，美国人享有相对较为丰富的基本生活资源，其中包括土地、猎物、鱼、木材和各种矿产。他们与宗主国之间相隔3000英里 的大西洋，可以相对自由地行事。

英国殖民者没能在大西洋另一岸的这片新大陆上重塑一个像英国那样封闭的社会：管理殖民地的行政人员和来自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人数太少，不足以向原住民施加他们的强权。 在英国，那些由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技术工人组成的行业工会可以压制新想法的实现，也可以管制行业竞争；而在美国，同样性质的工会力量特别薄弱，几乎无法在社会中产生影响。殖民地居民强烈渴望实现独立。一位社会观察家曾经评论道：“他们并没有对故土的依恋，四处迁徙似乎是他们的一种天性，这可以说是他们国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他们永远都会设想自己已经耕种的土地远远不及远方未经开垦的土地那么好。”

与此同时，殖民地居民也付出很大的努力来使自己看起来更加精明干练。“高素质”殖民地居民试图在美国重现英国绅士般的生活品质，他们从宗主国进口家具、瓷器、衣服和茶叶。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如果美国排第二，就没有哪个国家敢排第一：到1800年，这个新生国家已经拥有几十所大学，而当时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参加大陆会议的56位代表中，有29人拥有大学学位。 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其精明干练的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入研究了对西方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类文献，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著作，以及《圣经》和后人对《圣经》所做的各种解读。他们特别热衷于钻研英国思想家的言论，尊崇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这样的法学家和约翰·洛克这样的哲学家，同时他们还花时间去研究法国思想家。当美国人终于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时，正是这群知识分子制定了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宪法。

美国宪法解决了政治哲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如何在精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个人权利与公众意愿之间取得平衡？由于新国家的成立打破了陈旧而稳定的旧体制，所以美国宪法还要着力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如何为商业贸易和公众权利提供必备的制度基础？如何在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社会中设置几个固定的社会锚点？

美国宪法把美国塑造成了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这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民主社会，但在民主力量对比中占多数的一方，其所能采取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的限制。多数派无法践踏民众拥有土地、开展贸易和保存自己劳动成果（包括智力成果）的权利。这一创举成功保障了美国未来的繁荣发展，可以说比传统的经济优势如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更为重要。在人们明白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他人窃取的风险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有充足的意愿去开展贸易。美国的创建者不仅搭建了一个正确的宪法框架，而且在宪法的细节条文上也描述得非常到位。他们通过禁止各州之间互征关税，成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达成这一目标）。其工业得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各州得以实现生产专业化。通过美国宪法，智力产品这种最为重要的社会产出也获得了产权保护。

白手起家

尽管享有各种先天优势，但这个在美国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算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伟大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Talleyrand）曾于1794—1796年周游美国，他对当时美国的落后程度深感震惊。用他的话来说，美国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炼铁厂的数量很少，玻璃厂的数量也不多，有几家制革厂，生产开司米毛料（一种粗布纺织品）的工厂技术不成熟，数量也不充足，有一些地方能够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这充分说明以前向这个国家出口日常消费制成品的力度还是远远不足的”。

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金融体系可谓非常原始。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中央银行，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向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及其行长授予了发行纸币的垄断性权力。英国也于1717年首次引入了金本位制，标志性事件是铸币局局长牛顿 用黄金重量定义了英镑的价值（每金衡盎司 黄金等价于4.25英镑）。美国直到18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银行，早期的银行包括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建立的北美银行（178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纽约银行（1784年），以及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和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建立的马萨诸塞州银行（1784年）。美国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执行清晰的货币政策。美国宪法中有一项条款（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铸造钱币”和“厘定其价值”的权利。1792年颁布的《铸币法案》主要以白银重量而非黄金重量来界定美元的价值（1美元等价于371.25格令 白银），但该法案还是为黄金铸币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大面额（2.5美元和10美元）的货币可以用黄金铸造，并且法案强制规定1美元等价于24.75格令纯金，黄金与白银的对价比率约定在15∶1。事实证明，这个对价比例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市场上白银价格的下跌，黄金在海外市场的价值比在美国国内高出很多，许多黄金都被用于出口，美国曾一度面临流通金币消耗殆尽的状况。1834年，联邦政府终于将这个对价比率提升至16∶1，从而缓解了市场混乱的局面，并且终于采纳了英国的金本位制。

这一时期，90%以上的美国人生活在乡村，在农场或种植园里劳作谋生。只有费城、波士顿和纽约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6万，和伦敦（人口75万）或者北京（人口近300万）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大部分美国人自己种植口粮，自己织布，自己做衣服，自己制鞋，其中最麻烦的手工活儿就是用提炼之后的动物脂肪制作肥皂和蜡烛。他们以木材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和燃料，用牲畜提供动力，在社会生产开始加速之后，主要使用水力来驱动非常原始的工厂。他们使用的犁耙与古代罗马人使用的犁耙相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就是用动物皮革制成的绳索把铁制的手把和树枝绑在一起做成的。他们的道路完全是靠车轮轧出来的，道路上遍布着碎石和树根：一场暴雨就能使道路变成泥潭，长期的干旱则可能让道路上尘土飞扬。

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意味着艰苦劳作，永不停歇。对农民家庭而言，只有所有家庭成员都全力投入生产，他们才能活下去——孩子要像成年人那样劳作，女人要像男人那样劳作，老人要像年轻人那样劳作。家庭中偷懒躲闲的人通常都会受到惩罚，或者被家人赶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每天不得不做的一些基本的家务活儿，比如打洗澡水、洗衣服、扔生活垃圾，都是重体力活儿，而且非常耗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阳光是主要的光源，蜡烛和鲸油灯非常昏暗，而且价格高昂）。他们所能理解的速度的上限就是马的最快奔跑速度或者船的最快行驶速度。旅途中的人不得不忍受诸多不便：如果骑马，就得忍受上上下下的颠簸；如果坐大篷车，就要忍受像麻袋里的土豆一样左右摇晃；如果坐船，很有可能会晕船；如果马匹丢失了马掌或者大篷车丢失了车轴，他们就会被困在半道上。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成为美国总统，为了到华盛顿特区发表就职演说，他从弗吉尼亚州蒙蒂塞洛的老家出发，一路上穿行了5条河流才到达目的地。

这一时期的美国人也可以称得上天气的囚徒。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就说过，天气决定命运。现代历史学家怡然自得地坐在自己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却对孟德斯鸠的观点妄加批评。对乔治·华盛顿以及和他同时期的人来说，孟德斯鸠的观点简直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寒冷的冬季里人们几个月都出不了门。在美国中西部地区，飓风可能会摧毁整个社区。在美国南方只有两个季节：炎热季和地狱季（南方农场主采用的奴隶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可怕的应对基本天气状况的措施：收割农产品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哪个自由人会在南方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自愿从事这种工作）。天气作为人类的主宰不仅是反复无常的，而且有时是要人命的。突发的洪水可能令道路无法通行，迟到的霜降可能导致庄稼绝收。

在美国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人在很大意义上仍然困守于东海岸一片狭窄的区域之内。他们不敢冒险闯入美国内陆，因为这片领地几乎未经开发，许多欧洲强权和私营企业都在争夺这里的控制权。这片荒野潜藏着诸多危险因素：印第安人因流离失所而极度憎恨白人，野熊和野狼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一口人肉，敌对势力的雇佣兵也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这片荒野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旷：在缺乏精准地图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这里很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美国人既是天气的囚徒，也是无知的囚徒：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如果发生了重大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的消息在美国内陆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都需要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更不用说从欧洲向美国传递所需的时间了。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消息用了近一周的时间才传到纽约人的耳朵里。当拿破仑表现出出售路易斯安那的意愿时，詹姆斯·门罗身在巴黎，他把这条消息传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特区的托马斯·杰斐逊，而这条消息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讨论过所谓“战争的迷雾”。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人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活的迷雾，他们只能在这片迷雾中努力地活下去。他们甚至在战争已经获胜的时候还在打仗。有时候，当满载商品的货船已经抵达美国港口时，他们还不得不高价购买这些所谓的“稀缺”商品。由于生活的多变，信息的匮乏导致他们面临的处境更加危险。能够将货物运输到美国东海岸的商船为数不多，而这些商船随时有可能会受到战争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而无法运输。

这团无知的迷雾既困扰着老百姓，也困扰着美国政府。就在美国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革命者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他们正在解放的国家基本国情到底如何。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是多少？这个国家的人如何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他们能否自给自足？新成立的政府立刻开始搜集关于人口的数据：美国宪法中有一项条款，授权国会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合理调整国会中的代表席位。美国建国后不久，于1790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但是联邦政府直到1840年才开始搜集关于工业制造和农业生产的数据。斯坦福大学的保罗·戴维将1840年之前的年代称为“统计学上的黑暗时期”。

对这一时期的美国人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是与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关系，特别是与动物、水力和风向所形成的关系。不管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美国人身边都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动物：猪、羊、鸡、鸭和马。随处可见猪在大街上找食，狗到处乱跑。只要不是住在贫民窟里的家庭都会养着一匹马。和当今的同类动物相比，当时的这些动物体型较小，肌肉发达，形成这样的体格，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不是为了生产最多的肉、奶和蛋。1800年，一头奶牛一年可能产出1000磅 牛奶，而现在的一头奶牛一年可以产出16000磅牛奶。 当时人们对动物的利用不仅仅限于提供食物：动物皮革可以制成衣服和鞋，动物的蹄则可以制成胶。在这个无暇感伤的年代，“除了动物的叫声不能用，其他都能用”，这是人们利用动物的基本原则。从当时美国民众的身上既能看到狩猎文化，也能看到农耕文化。北美大陆为美国人提供了充足的免费食物和衣物，只不过它们可能以麋鹿、梅花鹿或者野鸭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就是通过交易河狸、水獭、麝鼠、熊的皮革，才积攒起了当时美国人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他也很明智，他把这笔通过在美国荒野上狩猎积攒起来的财富用于购买了曼哈顿的房地产）。

和其他动物相比，最重要的动物就是马：从现实状况来看，马可以称得上当时美国资本储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800年，美国本土可能有100万匹马和骡子。人和马形成的紧密关系处于当时经济生活的核心地位，正如当今人和计算机形成的紧密关系一样。拥有优良血统的马既成了当时人们保存财富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讨论马匹的血统是常见的社会活动。

美国人很幸运，他们拥有由诸多河流和湖泊组成的天然水利高速运输网：长达4000英里的密西西比河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有效地把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地区连接起来。各种各样的商品，通过这些便利的航运网络，在各大河流和湖泊之间来往穿梭。早期定居者通过在流速较快的河流旁边建造工厂来获取水利能源，甚至还会通过在瀑布旁边建立工厂的方式获取重力和水利相结合而产生的能源，马萨诸塞州惠特曼的查尔斯河岸边就有很多这种依靠瀑布驱动的工厂。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和一群来自波士顿的商人甚至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梅里马克河河闸和航道所有者公司，他们通过控制河水的流速控制水力所能产生的能量，把生产出来的能量出售给本地工厂业主。 但是，利用河道运输存在必然的天花板，如果你想要沿着密西西比河这么湍急的河流逆流而上进行运输，往往是不可能的。

对美国人而言，生活在大西洋岸边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片海洋为他们提供了富足的渔业产出，也为他们打开了前往欧洲的畅行无阻的大道。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渔业生产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亚当·斯密都在《国富论》中指出“或许新英格兰地区的渔业生产成了全球渔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早期美国定居者的主要食物就是龙虾、牡蛎、鲱鱼、鲟鱼、黑线鳕鱼、螃蟹和小鳕鱼，我们的确可以说鳕鱼在马萨诸塞州的经济地位就相当于烟草在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地位。被人们称为“自由的摇篮”的法纳尔大楼是由彼得·法纳尔（Peter Faneuil）捐建的，而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商人积攒财富的方法就是将产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鳕鱼销往全世界。

最值钱的“水产”并不是鱼，而是一种哺乳动物——鲸，美国人对鲸油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这为美国的捕鲸行业带来了高额利润，1817—1892年，美国最主要的捕鲸港口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的年均捕鲸利润率达到了14%。吉迪恩·艾伦父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新贝德福德市的以捕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家公司通过资助船队开展捕鲸业务，获得了年化60%的利润率——这或许称得上美国历史上业绩表现最佳的公司。

美国的森林资源与海洋生命资源一样丰富，整个大陆上覆盖着约9亿英亩森林。早期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曾感叹这里的树木种类比已经去森林化的英国要多得多：这里有松树、橡树、枫树、榆树、柳树、针叶树，以及其他说不上名字的树木。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定居者曾感叹地说：美国“就像是一片生长在大西洋中的森林”。马里兰州的一位定居者也曾写道：“我和邻居们选择的定居点相距很近，但由于树木的阻挡，我们相互之间都看不到对方的住房。”早期定居者从美国大陆丰富的森林资源中看到了未来文明社会的轮廓：这些木材可以打造成家具，可以用作壁炉或炼铁炉的燃料，可以做成船只的桅杆和船身，可以做成机器的零部件，甚至可以做成假牙。

沃尔特·惠特曼曾举起一把阔斧，这把阔斧象征着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决裂。在欧洲，阔斧主要用来砍杀独裁者。在美国，阔斧主要用来把木材改造成实用的物件。

斧头跳跃了！

固体的森林说出了液体的话，

树木翻滚着向前，站起并成为形体，

小屋、帐篷、登陆处、观察站，

连枷、犁、镐、铁橇、铲，

木瓦、横杆、支柱、护壁板、侧柱、板条、镶板、山墙……

美国人通过利用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质量，但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不断开发新的手段，从周边环境中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财富。1795年，雅各布·珀金斯（Jacob Perkins）发明了一种新的机器，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内切割并加工出20万枚钉子。制钉机的问世，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技能和精力建设起“轻捷骨架结构”的房屋。19世纪20年代，威廉·沃兹沃思（William Wordsworth）发明了一种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切割木材的机器，这再次令木材的价值得到提升。到1829年，美国人每年需要消耗8.5亿板英尺 的木材，如果按人均木材消耗量计算，美国的数值相当于英国的3.5倍。 尽管早期定居者通过各种天才的手段对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但他们想要生存下去，仍然离不开大自然：直到1850年，社会上最精密的机器仍然是用木材制成的，连接机器部件的仍然是皮革制成的绳索。

大梦初醒

美国独立战争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相比之下，英国脱欧事件的冲击力只能说小巫见大巫。整个18世纪，英属美国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纠缠不清。美国从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进口各种工业制成品，通过出口鱼、木材、烟草、大米等经济作物获得足够的资金，以支付进口所需的货款。英美两地之间虽然相隔3000英里的大西洋，但两地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人们通常认为这是英国重商主义思潮带来的必然结果，当然当时欧洲各强权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矛盾也促使英国的贸易重心转向美国。

独立战争对美国本就脆弱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敌对双方的军队不仅破坏了城镇公共建筑，而且损毁了大量民房。英国战舰阻断了商贸货运。在这场战争中，超过25000名美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陆会议试图以发行法定货币的手段为战争提供经济支持，他们以“大陆货币”（continentals）的形式印发了价值2.42亿美元的法定货币，这种手段起初确实发挥了作用，乔治·华盛顿得以借此机会购买军粮和武器装备，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诱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到1780年，流通中的大陆货币只能按面值的1/40计算购买力（由此产生了美国俗语“不值一张大陆货币”），美国政府被迫终止了大陆货币的流通。当时发行的这种新货币，实际上等同于一种隐形税收，普通人（尤其是相对富裕的美国人）将自己的积蓄兑换成大陆货币，但随着大陆货币的不断贬值，他们原有的财富变成了支撑战争成本的经济来源（见图1-1）。

战后的乱局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进一步损害。美国挣扎着想要在已经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一席之地，但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历了一段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经济下滑最为严重”的时代，从当时国际贸易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国民收入下降了30%。 除此之外，美国还需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巨额债务：根据《邦联条例》成立的新联邦政府需要偿还5100万美元债务（各州还需额外承担州政府应偿还的2500万美元债务），但当时的政府没有能力通过征税增加财政收入。

多亏当时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个新生国家的公共财政事务被引归正途。美国宪法不断放宽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其可以通过加征关税增加财政收入。这些钱使汉密尔顿得以偿还战争贷款，从而提升了美国可靠的口碑，也提升了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度，尤其提升了美国在法国的口碑，美国也因此得以利用这种信任与其他国家谈判再贷款事宜。

独立战争结束后短短几年之内，美国经济重新实现了稳定增长。1819年，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瑞普·范·温克尔》（ Rip Van Winkle ）出版，充分揭示了当时新生国家的人民精神状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一觉沉睡了20年，醒来时惊觉身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体来说，美国在领土、人口、物质财富等多个重要的经济维度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美国人以收购、征服、强占等诸多手段，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的印第安人手中夺得了土地，也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墨西哥的手中拿走了原本由这些列强占据的土地，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至原来的4倍。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整个河谷地带，史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这宗购地案提供资金的是伦敦的巴林兄弟公司，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正在成长中的美国其实已经拥有比较好的国际信誉，购地完成之后，新奥尔良港成了美国的深水良港，密西西比河成了美国内陆河。 1821年，安德鲁·杰克逊一手主导了从西班牙手中收购佛罗里达州的事件。得克萨斯州于1845年并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1850年并入美国，美国现有领土的西南部地区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时期并入联邦的。1846年，美国成功从英国手中接管了最后一块英属领地俄勒冈州。

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90万，到186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3150万——这是欧洲人口增速的4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1815—1830年，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区域人口增速相当于最初13个殖民地州人口增速的3倍，这段时间内，美国平均每三年就新增一个州。南方和西部地区建起了大型城市，比如匹兹堡、辛辛那提和纳什维尔，这些城市成了区域中心和人口聚居地。美国的资本储备实现了更快速的增长，1774—1799年，美国的资本储备增长了2倍多，而自那时起到内战结束，美国的资本储备增长了15倍。

1800—1850年，美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7%。这段时期，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40%。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在《自由的呐喊》（ Battle Cry of Freedom ）中写道：“这种突飞猛进根植于三个方面的同步增长，美国在任何一方面都做得无可匹敌，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使美国成为19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神童’。” 经济增长最终还是无法挣脱繁荣–萧条的周期。在刚刚实现温饱的社会中，经济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往往受本地条件或自然力量的驱动。相比之下，在成熟经济体中，商业活动往往都呈现一起一落的特征：经历一段逐步增长的历史阶段之后，必然出现一段剧烈下滑的时期，这通常被人们描述为“危机”或“恐慌”。

1819年的恐慌是美国首次在和平年代经历的金融危机。1818年8月，美国第二银行开始担忧社会债务水平过高，并据此拒收纸币。紧接着在当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强制第二银行以价值200万美元的铸币偿还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时发行的债券，加重了信贷紧缩的局面。南方和西部地区的各州银行开始加紧催收贷款，而从这些银行贷款的人往往是以农场为抵押的高杠杆农户。很多农场的价值在这一时期下跌了50%以上。地方银行开始提前收回用作抵押的农场的所有权，并将农场地契作为对价转交给第二银行。1819年，棉花价格曾在一天之内下跌25%。由此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直到1821年才有所缓解。

这次经济危机给后来的一系列危机开了先河，美国在之后的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又陆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每次繁荣-萧条周期的产生原因不尽相同，但表象之下的危机呈现模式如出一辙：经济活动的扩张不断提速，直到遭遇信贷供应量这个“黄金天花板”的限制，经济活动回撤。经济活动的扩张会使人们产生对未来持续增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幻想的膨胀会反过来进一步诱使经济活动过度扩张。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会导致银行利率上涨，利率上行往往诱发股市剧烈调整，进而引发政坛动荡。正如我们在图1-2中看到的那样，1855-1907年，实际经营企业的数量稳定保持在企业总数的85%~87%之间，但总是用不了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剧烈下滑。这种经济现象与18世纪的经济表现已经大相径庭，过去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节奏还是由季节的变换主导的。

之后的数十年里，黄金天花板的位置略微上移了一些，主要是因为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1886年在南非发现了金矿，1896年在育空河谷发现了金矿，这些新金矿都为美国带来了新的黄金储备。氰化浸出等新技术手段的诞生，使新金矿和旧金矿的产量都获得了提升。支票清算所等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使给定黄金供应量下的信贷供应量获得了提升。这些技术手段的进步并非没有负面效应：黄金供应量的增加或许就是始于1893年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为了预防此类危机的重复出现，美国于1908年出台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并最终于1913年建起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用具有延展性的美国国家主权信用取代了金币。

成长文化

美国这个神童具有异于他国的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美国国父们曾用非常精美的语言形容过这个新文化主体的时代精神。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一个靠双腿劳作的农夫比一个跪在地上祈祷的绅士更伟大。”杰斐逊也曾说：“人类社会的核心群体是那些身挑肩扛的劳动者，而不是那些穿着光鲜亮丽的靴子骑在马背上的绅士。”在美国建国之后的数十年间，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深入每一个美国人的骨髓里。来自其他国家的访问者通常都对美国人天生的资本主义情调感到震惊。他们指出，美国人对商业活动和金钱有一种特殊的执念。斯图尔特–沃特利夫人（Lady Stuart-Wortley）曾写道：“英美之间的贸易网络就如同一个繁忙的蜂巢，在这个蜂巢里容不下一只不干活的雄蜂。”弗朗西斯·格伦德（Francis Grund）则宣称：“劳动是美国人的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衣食住行是欧洲人所追求的一样。”托克维尔则写道：“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比美国人更重视财富。”在抵达俄亥俄州之后，他曾惊叹地说：“这整个社会就是一家工厂。”来自国外的访问者通常把美国人展现出来的这种富有活力的努力奋斗、认真赚钱的精神归因于当时的社会特质，用弗朗西丝·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的话来说，“在这个国家，任何人的后代都可以和其他人的后代过得一样好”。 当然，在后文中我们会展开分析，在这个年代，奴隶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大污点。

有两个强大的社会因素强化了美国人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美国新教徒认为，辛勤劳作是证明自己美德的一种方式，而接受教育是通向理解《圣经》终极奥义的道路。欧洲启蒙思想家对社会等级制度和世袭权威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普通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尽管新教徒与欧洲启蒙思想家存在诸多观点上的分歧，但这两个流派都对创造性破坏持友善态度：他们教会美国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完善，需要不断挑战既有秩序，同时，为了追求更理性的理解力，需要对别人传授给自己的知识存疑。

缺乏劳动力也是美国形成开放包容文化的原因之一。那个时候的美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排名世界第一（事实上，英国人最后发现很难打败这些殖民地居民，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分散：英国人可以用强大的皇家海军攻占沿海的各个主要城市，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手来征服整个美国乡村地区，而95%的美国人都住在乡下）。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人口增速总会超越能够养活这些人的耕地面积的增速，这一观点在欧洲是成立的，但在美国，这一观点是荒谬的：美国甚至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开垦现有的耕地。 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在美国一直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即便在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之后仍然如此，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土面积与其人口是同步增长的：1800年，每平方英里国土上有6.1个人，但到1810年，每平方英里国土上只有4.3个人。

在丰饶的自然资源与匮乏的劳动力共同作用下，美国人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美国人的结婚年龄都很小，因为他们能够轻易获得耕地。他们的生育数量也很惊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实具备生育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繁衍后代来开垦更多的农田。1815年，全美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6，每8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人超过43岁。 尽管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偏年轻化，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相对较长，因为相比欧洲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各类疾病不容易在美国这种宽阔的空间中传播开来（美国南方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对偏短，主要是因为当地潮湿的气候容易引发各类疾病）。

美国人同样也获得了丰厚的精神回报。劳动力匮乏的现状改变了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状态：用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的话来说，“相比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美国人更有机会说‘这份工作你留着自己干吧’”。 由于美国人需要征服如此广袤的土地，所以具备组织能力的人变得更具社会价值。摩门教教徒向犹他州迁徙的伟大征程或许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观点的最佳证明：在杨百翰（Brigham Young）的英明领导下，摩门教圣徒一路走来，自己修建道路和桥梁，甚至沿路种下了庄稼，以供下一拨沿路而来的定居者收获果实。 与此同时，由于可供使用的土地非常广阔，美国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也没有遭遇欧洲国家面临的障碍。在欧洲，工业革命通常都与城镇过度拥挤和“邪恶的撒旦工厂”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工业化的幼苗是在绿油油的田地中成长起来的，通常都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小城镇中的河边成长起来的。19世纪3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曾评论说，美国的工厂看上去“新鲜得就像歌剧院的布景”。1837年，一位英国女士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曾以为美国的工人都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居所和工作地都处在非常优越的位置，这里重峦叠嶂，流水潺潺，水力充沛”。

美国迅速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企业家诞生地，到1810年，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均专利拥有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美国在任何一个处于生产力革命核心地位的产业上都做得非常不错，其中包括蒸汽轮船、农业机械、机床和缝纫机。美国的企业家诞生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理念之下团结在一起，这个共同的理念就是他们认为任何问题都有解决方案，只要你认真去想，就一定能解决。

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企业家，他的父亲是特拉华州的一个农民。1784—1785年，他在费城外围建立了一座靠重力、摩擦力和水力驱动的面粉磨坊。这座磨坊可以把谷物从外围的装载斗自动运输到磨坊内部不同的楼层，只靠木桶和皮带就能运作，其中人工干预的过程只是引导和规范机械的运转。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都在各自的农场中安装了埃文斯发明的这种磨坊，并且向他支付了许可费。数年之后，埃文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高压蒸汽机，并且建成了一个由机械化作坊组成的制造网络，主要用于生产和维修受大众欢迎的新产品。1813年，他甚至预言过未来人们可以乘坐由蒸汽驱动的大篷车出行，这种大篷车将在轨道上行驶，通过轨道连接不同的城市。

伊莱·惠特尼毕业于耶鲁大学，1793年，他发明了一种新装置，依靠这种装置能够把分离棉籽和棉絮的工作强度降至原来的1/50：在这个装置内部，一个全身布满钉子的滚筒不断地把棉絮从棉籽身上拉开，同时让棉絮穿过一个棉籽无法穿过的网眼很小的网格。棉籽会自动掉入一个容器中，同时机器会用一把刷子把棉絮从钉子上扫下来，使其掉入另一个容器中。一个技能相对娴熟的木工花一个小时就能造出一台这样的机器。由于在保护自己这项发明的过程中不断受挫，惠特尼将自己的精力转向为政府制造步枪和其他武器。

塞缪尔·莫尔斯原本是一位成名画家，同时也是纽约大学的高等艺术教授，美国国会请他为国会大厦的圆顶绘制一幅有历史意义的壁画，但拒绝向他支付佣金，他感到非常愤怒，因此放弃了绘画，并将自己的精力投向研究电磁现象的实际应用，最终他发明了电报。1843年，莫尔斯说服国会给了他3万美元，建成了一条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演示线路。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呀”。

赛勒斯·麦考密克和约翰·迪尔（John Deere）原本都是农民，平时帮别人做点小修小补的活儿。1833—1834年，麦考密克发明了一种机械化收割机，其工作效率高于5个成年人用镰刀收割的效率。1837年，迪尔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犁耙，这种犁耙上装有一片抛光钢犁铧，能够在行进的过程中“清洁”自身。几年之后，有人在这种新型的犁耙上方安置一个座椅，农夫可以驾驶这个犁耙前行而不用跟在后面走，这让农夫看上去成了名副其实的田野上的王子。“开垦原野的犁耙”既要高效，也要坐着舒服。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原本是个小偷，他曾一次偷盗三个家庭的财物，并且至少有24个私生子。19世纪40年代，他发明了一种缝纫机，这与19世纪出现的其他发明同样重要，因为他解放了女性，使缝制一件衬衣的工时从原来的14小时20分钟缩减至1小时16分钟。查尔斯·古德伊尔原本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贩，他从未在化学方面接受过任何专业的培训，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相信上帝选择了他来解决化学行业的问题，并且在这一领域他打败了很多专业科学家。1844年，在经过多年的贫困生活和被追债的窘境之后，他终于发明了一种使用硫黄、乳胶和白铅混合硬化橡胶的方法，并且获得了专利。

更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美国企业家知道要把技术的进步和商业需求结合在一起。迪尔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耕地比赛向人们推广他发明的犁耙，大幅增加了市场对其发明的诉求。为了满足需求，他创设了一条覆盖全国的“旅行者”网络，这些人帮助他把新发明卖向全美。 麦考密克征用了很多地方商人作为他的“代理”，为他推销收割机，他发明了很多我们当代贸易模式中必用的技巧：提供免费试用品来吊起人们的胃口，提供全额退款售后保证以消除购买者的顾虑，在农业杂志上投放“教育性”广告来开拓市场。 由于在他人的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成本越来越高，他甚至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在这份名为《农夫的进步》（ Farmers’ Advance ）的报纸中，他通篇植入关于自己产品的广告，这份报纸的最终发行量达到了35万份。他的一位编辑曾经调侃道：“想要做生意却不让做广告，就如同戴着一副绿色的墨镜向一位漂亮的姑娘暗送秋波。你或许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别人都不知道。” 辛格和他的合伙人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通过两项创举确立了自己在缝纫机市场的垄断地位：首先，他们发明了长期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也就是说，购买缝纫机的人可以首次支付5美元，以后的16个月每月支付3美元；其次，他们承诺回购所有旧的缝纫机，不管是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旧的缝纫机可以折价抵销购买新缝纫机的价款。他们的公司只要收到旧的缝纫机，就会立马将其销毁，这样一来，既消灭了二手缝纫机市场，也消灭了为破损缝纫机提供零件的市场。

美国企业家的创造力如此之高，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充分相信能够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1790年颁布的《专利法》把美国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智力产品市场，发明者对自己的产品享有14年的专利权。1836年成立的专利局为保护专利提供了执法工具。这个新成立的专利局不仅成功规避了当时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低效和腐败现象，而且成功印证了这个新生国家对创新的信仰。专利局的办公地点位于华盛顿特区F大街的一座希腊神庙式建筑内，内设各种最新发明的模型，一度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经常对这个成长中的国家发表负面言论，但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专利局是“美国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卓越样本”。

这些具有先锋精神的企业家成长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当时的这个世界正受到三种对生产力提升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革命的推动。第一种革命是资源革命。179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写道：“黄金与白银不是北美地区的产物，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矿脉。”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事情发生了改变。美国本土发现了种类丰富的矿产，如铁矿、银矿、铜矿，当然还有金矿，这也是19世纪40—50年代出现淘金热的原因。在同一时期，美国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更多种类的矿产为他们提供能源。1800年，美国人主要以木材为能源，80年后，木材在能源产出方面的占比从100%降至57%。 到1813年，美国本土的煤炭产量提升了一倍，到1818年提升了两倍。他们还发现宾夕法尼亚州储藏有大量“硬质”煤（无烟煤），这种煤比“软质”煤（烟煤）燃烧时产生的煤烟要少。煤炭成为一种重要能源，弗里曼·亨特（Freeman Hunt）甚至在他发行的《商人杂志》（ Merchants’ Magazine ）上说：“如果商业是我们国家的总统，煤炭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务卿。” 在他发表这一言论之后仅仅过了5年时间，美国为自己找到了一位联席国务卿，因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煤炭为机车和炼铁炉提供了能源，石油则为照明灯具带来了灯油，为机器带来了润滑油。

就在美国人引入各种新式能源的同时，他们仍在开发利用旧能源的新方法。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工厂开发出一种聪明的利用水力和重力的方法，能够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能源，最初他们使用的只是水车，后来逐步开始使用水轮机。

美国人在提升能源生产率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不断提升马匹的效率。使用马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存在天然的限制。养马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工作的事情：你需要喂马，给马梳洗，还要遛马。马运载货物的重量是有限的，但美国人仍然不断增加马所能承载的货物重量。美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开展马匹的品种改良，他们投入的热情会让优生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都感到佩服：到1900年，美国本土马科动物的形态种类比1800年多很多。他们也想出了更多聪明的方法来利用马匹的力量。运作公共马车的公司会用4~6匹马来拖拽60英尺 甚至更长的“车厢”。公共马车的最快行进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英里，而且运作的时间表也相对比较精准。总部位于波士顿的东部公共马车公司旗下有1000多匹马和无数的马厩，还有许多打马蹄铁的作坊，同时在公共马车路途沿线的休息站、小旅馆和酒店都有股权投资。 驿马快信在征服整个美国西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现代工业化计划生产的方式：这家公司自己建设了横穿整个国家的道路和桥梁网络，使骑手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行进的方向，同时这家公司还自己建立了由一系列小旅馆、马厩和中途站组成的服务网络，以便骑手能够换上休息充足的马匹继续前进。在驿马快信运营的巅峰时期，其旗下共有400多匹马、125名骑手，骑手需要自己管理精准的时间表，同时还有其他275名雇员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

驿马快信其实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第二种重要的社会革命：交通运输业革命。 美国诞生之后的第一个100年，美国的主旋律就是不停地兼并领地、扩张领土，伴随这个主旋律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时空变得更紧凑，随着新的交通方式的出现，在不同地点之间往来穿梭所需的时间或许缩短为原来的1%。1815年之前，低成本长途运输的唯一方式是水路运输——要么使用帆船，要么使用平底船。当时那个年代，在陆地上用马车运输1吨货物行进30英里所需要的成本，相当于用船运输同等重量的货物横跨3000英里大西洋所需的费用。 1815年之后，美国人从三个方面大幅提升了交通运输的效率：第一，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自然运输条件（指各种天然河流）；第二，使用新的能源，如蒸汽动力；第三，新建许多新的交通运输网络，如公路、铁路和运河。

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几百家获得政府授权的特许公司在美国境内铺设了长达数千英里的收费公路，（由于使用坚硬的石板、鹅卵石和木质平板，）这些收费公路的路面更为平滑，而这些公司通过收取过路费赢利。 根据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的测算，收费公路行业的年化利润率非常低，仅为3%~5%，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道路收费管制非常严格，另一方面是由于行人会非常精明地选择走收费公路还是走免费道路。 很快，新建运河的风潮就取代了新建公路的风潮，到1850年，美国人自豪地宣称境内拥有长达3700英里的运河航道。使用运河运输1吨货物的成本仅为2~3美分，而在陆地上运输1吨货物的成本大概是30美分，这是因为一匹中等力量的马可以拉动50吨重的船，而在陆地上只能拉动1吨重的车。

运河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是纽约州开通伊利运河，这条运河始于哈得孙河上的奥尔巴尼，止于布法罗市的伊利湖。即便用当今的建造技术来衡量，开通这样一条运河也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更不用说19世纪20年代的人们面临的困难了：这条运河长达363英里，一路上穿越了许多沼泽、桥梁、河流（在运河经过罗切斯特时，建造者不得不架设一个长达802英尺的高架渠来穿过河流 ）。这条运河历时8年才修建完毕，但在投入运营的第一年就以收费的形式收回了所有成本，当时美国运河管理委员会曾大量运用手中的土地征用权，强迫私有土地所有者将手中的土地出售给国家，运河经营的有效性迅速证实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而且运河的成功运营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更广泛的收益。这条运河使商品运输成本下降了75%，也使运输时间缩短了67%。长期以来，波士顿、纽约和新奥尔良这三个城市一直在争夺美国最佳港口的头把交椅，运河的开通使纽约成为当之无愧的赢家。运河的开通促进了美国经济向西部发展：布法罗市成了五大湖地区居民的一个中转站，同时也使围绕着五大湖地区的城镇（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和芝加哥）转变成了人口集散地。运河两岸的城镇（如奥尔巴尼、锡拉丘茨、罗切斯特和布法罗）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条运河的开通鼓舞着人们继续开凿更多的人工运河：马里兰州为修建一条连接切萨皮克和特拉华河的运河提供资助，宾夕法尼亚州也开始新建一条直达匹兹堡的运河。

多条人工运河的兴建，使美国五大湖地区成功地与全美交通网络连接在了一起。1855年，经过一群商人和密歇根州主要政治人物的筹划，一条配备充足船闸的运河投入运营，这条运河把苏必利尔湖和南方的几大湖泊连接在一起，为航行者提供了一条绕过27英尺高的圣玛丽瀑布的航道。圣玛丽瀑布上的这个船闸称为苏闸，苏闸投入使用，使当地航运的承载量从1855年的14503吨增至1867年的325357吨，相当于每年增长30%。它使人们可以更为便利地将产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谷物运输到东海岸。这些运河同样打开了双向的工业贸易通道，工业贸易在未来数十年里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船只将梅萨比岭的铁矿石运到匹兹堡（在匹兹堡炼钢），同样的船只也可以把宾夕法尼亚州生产的煤炭运回来。

对大多数人而言，收费公路或者运河并不能成为19世纪的主要代表，这个角色落在了另一项重大创新的身上，那就是吞火吐雾、震颤大地的火车。18世纪80年代，全美一共只有三台蒸汽机，而它们的主要作用都是抽水（其中的两台用于保持矿脉的干燥，另一台用于向纽约市提供用水），并没有用于驱动机车。1838年，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关于蒸汽动力的报告，根据报告内容，当时的美国拥有2000台蒸汽机，相当于4万匹马力。奥利弗·埃文斯于1801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高压蒸汽机，为蒸汽时代的繁荣奠定了根基，他也是匹兹堡蒸汽机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成立于1811年，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把蒸汽机应用于交通运输，可以称得上最令人兴奋的新发明。蒸汽是第一种完全受人类掌控的动力能源：使用风力，你需要等待风朝着正确的方向吹；使用马力，你需要先驯服野马。 第一种由蒸汽驱动的交通工具是船，而不是火车。美国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名为“北方河流”（North River），这艘船的处女航是1807年8月17日从纽约市行进到奥尔巴尼，当时装备的是低压蒸汽机，同时船上仍有船桨。到1838年，美国的各大河流上已经有数百艘蒸汽轮船在航行，而且装备的都是高压蒸汽机。蒸汽轮船被人们包装成了浪漫与效率的综合体：它们的船身侧翼或尾部都装有巨大的水轮机，从外观上看无比雄伟，运行起来相当高效，不论顺流还是逆流，都可以自由航行。它们可以应对湍急的水流，甚至在流速最快的密西西比河上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蒸汽轮船的航行速度也在不断加快。1817年，从新奥尔良航行到路易斯维尔需要花25天的时间，当时人们对于这么快速的航行已经感到欢欣鼓舞，但到1826年，这段航程被缩短至8天。 蒸汽轮船的运营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1815—1860年，逆流运输的成本下降了90%，顺流运输的成本下降了近40%。

人们也不断尝试把正在兴起的蒸汽轮船上的技术迁移到在陆地行驶的交通工具上，但他们的努力往往都遭遇挫折。早在1813年，奥利弗·埃文斯就曾建议铺设一条轨道来连接纽约和费城，“在轨道上跑的应该是由蒸汽机拉动的车厢”，但最终这一建议未被采纳。最初，美国人被迫从技术手段更为先进的英国进口蒸汽机，其中包括1829年引入的“斯陶尔布里奇雄狮”型和1831年引入的“约翰·布尔”型，但很快美国人就成功发明了自己的蒸汽机，他们不仅通过反向工程学的手段拆解了英国制造的各种蒸汽机，而且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创新。

美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巴尔的摩–俄亥俄线，于1830年首次投入使用，距离英国开通斯托克顿–达灵顿线只间隔了5年。很快，新技术在美国的传播速度就超过了欧洲：因为美国的铁路公司比欧洲的铁路公司更容易获得道路通行权，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土地非常空旷，政府经常给铁路公司免费土地，或者只收取少量土地使用费。19世纪40年代，美国境内铺设了5000英里铁轨，19世纪50年代则铺设了20000英里铁轨。到美国内战爆发前，美国本土的铁路总里程已经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里程之和还要长。根据菲什洛的研究，美国人投资在铁路上的钱是投资在开凿运河上的5倍多。

铁路行业的发展可以说非常具有美国特色。铁路行业的发展伴随着很多创造性破坏行为：铁路迅速消灭了运河航运，因为铁路的运力相当于运河航运的50倍，而且在冬天不会结冰。铁路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许多铁路大亨盲目扩张，铺设了过多铁轨，最后以惊人的方式宣告破产。当时的美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铁路运作系统，而是由无数个相互竞争的铁路企业构成一个松散的行业，这些企业使用的轨距不一样，车厢的大小不一样，甚至运作的时间时区也不一样（不过不同地区的公司还是会时不时地讨论一下轨距统一化和时区统一化的问题）。与此同时，铁路行业的发展还伴生着很多伪君子式的行为：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宣称对用现金和债券资助铁路建设的行为持敌对态度，但它还是用自己手中持有的大片西部土地来支持铁路建设。比如，1851年联邦政府就捐出375万英亩土地用于鼓励新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 由政府赠予土地建设铁路的模式取得了成功，原因是铁路的开通使土地价值成倍增长：在原本渺无人烟的地方铺设铁轨可能要投入巨额成本，承担高风险，但最终获得的收益有可能是把一片无人之地转变成全球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历史学家非常自信地断言，铁路使美国“变得更加开放”，这是其他任何一项社会变革都没有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原本就依赖运输大宗商品，比如像一座座小山的麦子，以吨计量的煤、铜、铁，像海水一样难以计量的石油，以及从整片森林中砍伐的木材，而铁路正好是运输这些大宗商品的最完美方式。以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艾伯特·菲什洛为首的一群充满活力的修正主义学家则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他们指出铁路只不过是几种不同的运输方式中的一种。 尽管受到学者的质疑，铁路行业的发展仍然值得受人尊重。相比其他运输方式，铁路的效率要高出很多。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形之上铺设铁轨。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形上开凿出两个地点之间最短的线路，这与蒸汽轮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轮船必须沿着弯曲的河道行驶，而在运河里行驶的船，如果遇到特别大的山峦就不得不绕道行驶。如果走河道，匹兹堡和圣路易斯之间的距离是1164英里。如果走铁路，这段距离只有612英里。阿勒格尼山海拔2200英尺，在只能靠运河运输的年代，这座山就是横在匹兹堡和克利夫兰之间的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而在人们建好铁路之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线路变成了全球运输最繁忙的线路。除了缩短运输距离外，铁路还给人们带来了可预测性。人们很快就编制出了铁路运输时刻表，能够以分钟为单位来精准预测火车到站的时间。 在以上各种优势条件之上，加上火车本身的行驶速度更快，铁路肯定在运输方式大比拼中胜出。

这种新型交通运输方式全面提升了整个美国经济的生产效率。铁路运输使地面运输的单位成本出现巨幅下降：1890年，铁路将1吨货物运输1英里的成本仅为0.875美分，而用马车将1吨货物运输1英里的成本为24.5美分，这相当于成本下降了96%。 铁路的出现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因为农民可以根据自己居住区域的气候条件选择种植最适合的庄稼，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生产所需购买效率最高的农业工具。铁路的兴盛也促使社会上出现了劳动力套利现象：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工人可以选择到收入最高的区域去工作。铁路的出现甚至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因为铁路可以称得上一只高能耗野兽——需要消耗煤炭作为能源，需要钢铁来铺设轨道，当然还需要枕木和掌控运作的技术工人。很多农民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而变成司炉工、工程师、维修工、司闸员、扳道工和列车长。

除此之外，铁路行业的兴盛还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节奏。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他当时乘坐马车前往华盛顿，也就是说，当年他行进的速度与古罗马皇帝行进的速度一样。8年之后，他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选择了坐火车。如果我们当代的总统还能屈尊去坐火车的话，那么他们行进的速度和当年安德鲁·杰克逊的速度是一样的。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精准地描述了这种关于时间提速、空间紧缩的感受，其精准程度不亚于任何经济统计学方面的描述，他说：“火车发出响亮的笛声，为我们讲述着忙碌的商人的故事，把一个嘈杂的世界引入我们原本安宁的空间。”

第三种社会革命则是信息革命。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能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有人知道哪些资源组成的哪一种组合能够为现在的生活带来最大化的收益。渴求信息的美国人充分认识到一句俗语的智慧：在全部由盲人组成的国家，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事物的人就能成为国王。1827年创刊的《商业期刊》以向人们提供美国进口商品的信息为主要内容，其创办者想出了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派遣深水纵帆船到大海中去拦截正在准备进港的船只，在船只靠岸之前把信息带回美国。信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就是电报。铁路公司不论把铁轨铺到什么地方，都会同步铺好电报线路，因为它们要在相隔很远的距离之间迅速交流关于列车行驶的信息，以避免列车相撞。电报技术革命迅速超越了铁路革命。铺设电报线路的成本比铺设铁轨要低得多：到1852年，美国本土的电报线路总长度已经达到22000英里，而当时的铁路总长度只有11000英里。电报也如同变魔术一样：原本从A点到B点传递一条信息需要花数周的时间，而电报出现之后，只需要花几秒钟。

虽然它们的诞生只相隔几十年，但是电报的诞生仍然比电话更具革命性。电话（正如当今的脸书一样）只不过提升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即让人们能够有更便捷的方式相互联系。电报则改变了整个经济生活可以触及的范围，它使发送复杂信息不再依赖递送实体信件，并巨幅缩短了发送信息所需消耗的时间。在电报技术出现的早期，以下观点就得到了验证：根据1851年采集的数据，电报信息中有约70%本质上都是商业信息，有些是为了验证商业对手的信用，有些则是为了“传递市场起落的机密”。

电报的出现，最终使美国在利用金融信息方面形成了单一市场：1848年，芝加哥建立了全美首个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芝加哥能够与美国东海岸城市实时互换信息。旧金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城市，也是因为当地的商人能够与纽约实时进行联系。当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用银锤敲下具有标志性的黄金道钉时，一封电报沿着新建成的线路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发送，同时点燃了纽约和旧金山的礼炮，这么做不是为了耍戏法。 它标志着一个新商业时代的到来。

随着1866年7月28日大西洋海底电缆的联通，电报技术的发展走向了全球。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铺设电缆肯定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1857—1866年，人们曾5次尝试铺设这条电缆，但最终都因电缆折断而告败。无论如何，他们的尝试都是值得的。在这条电缆铺好之前，靠船只横跨大西洋来传递信息大概需要10天，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则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电缆联通之后，在大西洋两岸传递一条有意义的信息只需要花费1~2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每分钟能处理8个单词）。这条电缆的出现使伦敦、纽约和旧金山形成了一个大西洋沿岸统一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一直流转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市场内做生意的人得以调节供需关系，从而提升了全球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不知疲倦的美国人

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对这个新生国家熙熙攘攘的状态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随时都处在流动中的社会，每个人都在到处游走，追逐个人财富。弗朗西丝·特罗洛普曾说过，这是个“繁忙、活跃、勤劳的国家”，在一个新生的大陆上“用披荆斩棘的精神开拓自己的生活”。 托克维尔则认为，所有美国人民的前进方向都遵循同一个基本的逻辑：人们在向西部前进，开拓新的领地。事实上，当时的美国人民正沿着两个方向同时前进。

第一个方向是从美国东海岸向美国内陆前进。1790年，美国的人口都聚居在大西洋沿岸，按照北方（新英格兰地区）、大西洋中部地区和南方三个地理区域平均分布。美国的国界线实际上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山脉从大西洋岸边一直向内陆延展了约500英里。短短几十年之后，到1850年，美国3100万人口中的一半和30个州中的一半都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侧。

这场伟大的国内殖民化浪潮几乎用上了这个新生共和国可以提供的所有资源。这场扩张最初主要是为了搜集信息。从建国之初开始，地理测绘就是其国民最大的兴趣所在：乔治·华盛顿算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业余测绘者，他研究地理“就如同珠宝鉴定师检验宝石，对其缺陷、特征和实际价值都给予极细致的关注”。 1814年，美国陆军医疗部开始系统性地搜集整个国家的天气信息。1847年，美国国立博物馆开始搜集全美的矿藏信息。美国各级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通过放干河流、新建公路和运河、向私营企业提供激励等方式推动人们向西部前进。企业家也自发合伙经营企业或者创设自己的公司来加速西部开发的进程。

美国人迁移的第二个方向是从乡村走向城市。1790年，只有5%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里，到1860年，这个比例提升至20%。 同一时期，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占全美人口的比例从26%提高至47%。1810年，只有两个城市（纽约和费城）的人口超过了5万，到1860年，有16个城市的人口达到这一规模。

人口的迁徙提高了生产力。对生产力最大的促进就是把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把农民转变成工人。尽管当时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已经是全球最高，但只要简单地把农民迁移到城市，他们的人均收入就能翻番。 人口的迁徙使新型生产能源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因为新的定居者掌握了新能源的使用方式，并通过运河和铁路把这些新能源与旧的人口聚居地联系起来（最终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人口迁徙促进了国民概念的形成：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而不仅仅是纽约人或弗吉尼亚人。19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内诞生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社团，比如1816年成立的美国圣经协会、美国教育协会、美国殖民协会，以及1833年成立的对美国未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

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直到19世纪初，经济增长一直都呈现“伴随性”特性——只有当人口增长时才会出现经济增长。自1812年战争结束后的某个时点开始，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增量性”特征——经济增速开始超越人口增速。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1820—1860年，实际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25%，相比之下，1800—1820年，实际人均产值年均只增长了0.24%。

这段历史听上去相当简单：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是在革命性理念和追逐发展信念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史一点儿都不简单：这个国家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充满活力的，另一种是安然不动的。这个国家也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一个根植于自由劳动，另一个则依赖奴隶制。 vVHGvwfGRvQcDiBGgC8obuNwSEwuBMuvp3FME5zI4neJglMbDXN4PTjW16bCmX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