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的自负

历史不会重复，却押着相同的韵脚。

——马克·吐温

认为历史会重复，这是关于历史的诸多误解之一。

——克拉伦斯·达罗

有人把历史描述为一些相继发生的事件。你可以把这话当作一种警告，警告我们远离两种诱惑。第一种诱惑是，历史学家倾向于在历史中寻找重复出现的规律，或者用马克·吐温的话说，寻找万事的理据和韵脚。这种对规律的爱好会让那些坚称历史没有方向可依、没有规律可循的人感到不悦，就连马克·吐温自己也说过：“历史通常是一些混乱随机的事件。”另一种与此相关的诱惑则是执今绳古的虚荣，以为历史有目的地走向我们所在的当下，仿佛历史大剧中的人物们除了昭示我们的存在便无所事事了。请注意，我将带着小心同时游走于这两种诱惑的边缘。

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诱惑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真实存在着，至于是哪些名义倒不必在此赘述了。进化涉及的时间尺度比人类历史更长，这两种诱惑的势头也更加凶猛，而其谬误却不曾稍减。你可以把生物的进化史看作一连串倒霉物种的相继更替，但许多生物学家都会跟我一样觉得这种观点很乏味。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进化，你会错过大多数关键的东西。进化押着韵脚，规律不断重现，这一切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明晰的理据——主要是达尔文主义的理据。跟人类历史学甚至物理学不同，生物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大统一理论，所有有识的从业者都已对此达成了共识，尽管在具体的版本和理解上还有差异。在写作进化史的时候我不会回避对规律和原理的追寻，但我会尽可能小心谨慎。

那么第二种诱惑，即认为历史的存在是为了引出我们的当下，这种后见之明的自负又是怎么回事呢？有这样一幅漫画：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们排着队蹒跚而来，从后往前身躯渐次挺直，而走在最前面的正是现代智人（ Homo sapiens ），他挺拔魁梧、昂首阔步。这幅画几乎跟旅鼠跳崖的故事一样无处不在（那个故事也是假的），就像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指出的那样，它已经成为进化在大众迷思中的主要标志，仿佛人类是进化的最终章（而且这幅画里领头的总是男人而非女人），仿佛整个进化历程都是为了指向人类，仿佛人类就像磁铁一样，将进化从过去引向辉煌。

顺便一提，在物理学家中也存在类似的倾向，即“人择论”观点（anthropic notion），不过自负的程度没有这么明显而已。这种观点认为，物理规律或者宇宙的基本常数都是经过精心调校的，而这一切费尽心机的计算都是为了最终使人类能够存在。这倒不一定是出于虚荣，也不必然是声称宇宙是专门为了我们的存在而设计的。它只是说，我们如今已经存在于此了，若是换一个没有能力生成我们的宇宙，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像物理学家说的那样，我们的天空中能看见星星，这绝非偶然，因为星星对于任何能够生成人类的宇宙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这并不意味着星星的存在是为了制造人类。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如果没有星星，那么元素周期表里就不会有比锂更重的原子，而只有三种元素参与的化学反应显然过于贫瘠而无法支撑生命。甚至就连“看”这个动作，也只有在能看见星星的宇宙里才能进行。

不过有必要多说两句。我们的存在依赖于将我们孕育出来的那些物理规律和常数，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人们仍然会忍不住怀疑，这些强大的基本法则又为何会存在呢？物理学家们或许会根据他们的假设而推测说，若把各种可能存在的宇宙视为一个集合，那么能够容许物理学发展成熟并凭借恒星衍生出化学、凭借行星衍生出生物学的那些宇宙只是它的一个子集，而总集的成员数目将远远超出这个子集的成员数目。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那些规律和常数必然在一开始就经过事先调校（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把这种说辞当作可靠的解释，因为不管用它解释什么，那个问题都会自然退化成一个更大的问题：你需要解释那个同样精细且同样不可能存在的“调校者”从何而来）。

另一些物理学家却没这么肯定，也许物理规律和常数本来就不是可以任意变更的。我小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5乘以8一定等于8乘以5，只好把它当作大人们声称的一种事实接受了。直到后来，也许是通过把乘法看作矩形，我才明白了为什么相乘的一对数不能脱离对方独立变动。我们知道圆的周长和直径不是彼此独立的，否则我们便可以据此推演出无穷多个可能的宇宙，各有一个不同的圆周率。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和另一些物理学家提出，虽然我们现在以为那些宇宙基本常数彼此独立，但也许等到未来某个时代有了完备的大统一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它们的自由度其实没我们以为的那么多，也许宇宙只有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的诞生就不会像看起来那样出于偶然。

其他物理学家，比如现任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爵士（Sir Martin Rees），却认为这种偶然性是真实存在的，有必要加以解释。他们猜测有许多平行存在却彼此无法沟通的宇宙，它们各有自己的一套物理规律和常数。很显然，正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我们，也必然置身于其中某个宇宙当中，无论这个宇宙多么罕见，它的物理法则和常数确实有能力孕育出我们。

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Lee Smolin）聪明地引入了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的存在，使之在统计上显得更为可能。根据斯莫林的模型，母宇宙会产生子宇宙，这些子宇宙的物理规律和常数各不相同。子宇宙来自母宇宙制造的黑洞，继承了母宇宙的物理规律和常数，却有一定的概率发生随机的小变化，即“突变”。那些能够自我复制的子宇宙（比如存活得足够久，足以产生黑洞）当然也就能将它们的物理规律和常数传递给各自的子代。黑洞的前身是恒星，而在斯莫林的模型里，黑洞的形成正是子宇宙的诞生。在这个宇宙达尔文主义的图景里，能够产生恒星的宇宙自然受到了偏爱。某些宇宙的特性使它可以将这种天赋带向未来，也正是同样的特性使之有机会偶然产生大原子，包括生命攸关的碳原子。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演变，渐渐进化出能够产生生命的宇宙，而这不过是进化的副产品。

最近我的同事安迪·加德纳（Andy Gardner）证明，斯莫林的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过程可以采用相同的数学描述。在我看来这套逻辑相当靠谱，我想任何一个有想象力的人都会有同感，不过我并没有能力来评判其中的物理学。据我所知，没有哪个物理学家将这个理论斥为谬论，最负面的评价不过是称其为废话。就像我们提过的，有些人梦想出现一个最终理论，在其框架之下所谓对宇宙的精心调校不过是一个幻觉。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能否决斯莫林的理论，而且他为自己的理论赋予了可测试性（testability）。可测试性是一种备受科学家们推崇的美德，相比之下许多普通人却对它不以为然。斯莫林的著作《宇宙的生命》（ The Life of Cosmos ）值得一读。

关于后见之明的自负，物理学家的版本不过是段题外话，而从达尔文开始，生物学家的版本更容易被人忽视，达尔文之前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我们这里关注的正是这个生物版本。生物进化不存在什么高贵血统，也没有预定的终点。时至今日，生物进化来到了数百万个暂定的终点（数目取决于观察时存活的物种数目），除了虚荣——既然是我们的叙述，那自然是人类的虚荣——之外，再没有别的理由认为任何一个物种比其他物种更高贵或更特别。

但正如我将不断重申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进化的历史不存在任何理据或韵脚。我相信存在着不断重现的规律。我还相信，进化可能被认为是有方向的、进步的甚至可预测的，这种说法其实不无道理，尽管现在比从前多些争议。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进步不等于朝着人类的方向进步，而我们必须承认，进化中可预测的部分仍然是微弱和无趣的。进化史学家在连缀语句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免得在自己的叙述中引入哪怕一丁点儿的倾向，让人误以为进化是朝着人类的巅峰前行。

我手头的一本书（总体而言是本好书，所以我就不点名了，免得为它招致侮辱）便是一个例子。书中在比较能人（ Homo habilis ，人属物种，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和更早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时说，能人“显然比南方古猿更加进化”。更加进化？这话除了表明进化是朝着某个预定的方向进行的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这本书让我们毫不怀疑那假定的方向是什么。“很明显是第一次出现了下巴的迹象。”“第一次”这个词让人不禁预期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具备人类下巴的全部特征。“牙齿开始显得跟我们的类似……”仿佛那些牙齿之所以长成那样子，不是因为适应能人的饮食，而是因为它们踏上了变成人类牙齿的道路。该段末尾这句话尤其说明问题，讲的是一个较晚些的人种——直立人（ Homo erectus ）：

尽管脸孔特征仍然不同于我们，但他们的眼睛却跟我们相似得多。他们就像是创作中的雕塑，未完成的作品。

创作中？未完成？只有带着后见之明的愚昧才会这么认为吧。替此书辩解一句，若是我们能有机会和一位直立人面对面，我们眼里的对方也许真的像是一尊创作中的半成品雕塑，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眼里带着人类的后见之明。一个活的生物所关心的永远只是在它自己的环境中活下来，所以它从来不是半成品——或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永远都是半成品。我们大概也不例外。

后见之明的自负还在其他历史舞台上诱惑着我们。从人类的角度看，我们的远古鱼类先祖从水中向陆地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这是进化史上值得庆祝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泥盆纪（Devonian），迈出这重要一步的是肉鳍鱼（lobe-finned fish），有点像现代的肺鱼（lungfish）。我们看着那个时期的化石，满怀渴望想要目睹我们的祖先，当然这份渴望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并被这个念头引诱着，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些泥盆纪的鱼朝着变成陆生动物的方向走了半程，它们的一切特征都是实实在在的过渡性的，它们注定要朝着陆地发动一场史诗级的远征，开启进化史的下一个宏伟篇章。可这并不是那时候的真相。那些泥盆纪的鱼要拼命谋生存，既不曾领有进化的使命，也不曾参与前往遥远未来的远征。一本关于脊椎动物进化的书在提到鱼类的时候这样说（除此之外倒不失为一本卓越好书）：

（这些鱼）在泥盆纪末期冒险走出水面前往陆地，可以说是跳过了横亘在两个脊椎动物纲之间的鸿沟，成为最初的两栖动物……

这“鸿沟”只是后见之明的说法。在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类似鸿沟的隔阂，我们今天认定的那两个纲之间的差异在那时候并不比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大。我们之后会看到，进化并不会跳过鸿沟。

将我们的历史叙事指向现代智人，并不比指向任何其他现代物种更合理或更不合理，无论它是章鱼（ Octopus vulgaris ）、狮子（ Panthera leo ）还是红杉（ Sequoia sempervirens ）。若是雨燕有历史观，它想必会对飞行引以为豪，把飞行当作生命最重要的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会把雨燕类看作进化的顶点，毕竟这些长着后掠双翅的飞行机器能力惊人，可以持续滞空一年时间，甚至能一边飞行一边交配！斯蒂芬·平克有一个奇思妙想，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做延伸。如果大象可以书写历史，它们或许会把貘（tapir）、象鼩（elephant shrew）、象海豹（elephant seal）和长鼻猴（proboscis monkey）看作长鼻子进化之路的探路者。探路者笨拙地迈出了第一步，却出于某种原因都没能走到最后一步，终点可望而不可即。也许大象天文学家会想知道，在别的星球上是否有外星生命完成了最后一跃，越过鼻子的卢比孔河，发展出充分的长鼻特征。

我们既不是雨燕也不是大象，我们是人。当我们在想象中徜徉于某个消逝已久的时代时，出于人性，我们难免会对自己的祖先心存一丝特殊的温情和好奇，这实在再自然不过了，虽然除此之外它们也只是普通的生物。想起来感觉既有趣又怪异，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存在那么一个物种可以算作我们的先祖。作为人类很难抗拒这样一种诱惑，认为这个物种处于进化的“主线”上，而其他物种像是配角、龙套或者替补演员。有一种办法，既能避免这种错误，又可以适当地纵容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还符合历史规范。这种办法便是采用倒叙法追溯我们的历史，这正是本书的做法。

在寻找祖先时，逆向年代学确实是一个巧妙的办法，它所指向的遥远目标是唯一的，那是所有生命的共同始祖。不论我们的起点是哪个物种，大象或苍鹰，雨燕或沙门氏菌，巨杉或人，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会聚到我们的共同始祖。不管是逆向年代学，还是正向年代学，二者都是有用的好方法，只是用于不同的目的。逆着时间回溯，你将为生命的统一而欢庆。沿着时间向前，你会因生命的多样而赞叹。不仅在大时间尺度上是这样，换作小时间尺度同样如此。哺乳动物的时间跨度虽说不小，却也大得有限，正向年代学讲述的是分支越来越多的故事，可以向我们揭示这群毛茸茸的恒温动物的多样性；若是采用逆向年代学，不管以现代哪种哺乳动物作为起点，最终都将会聚到同一种特殊的原始哺乳动物：跟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以昆虫为食，有点鬼鬼祟祟的，喜欢在夜间活动。这是一个短途的会聚。所有啮齿类的最近共同祖先是更短途的会聚，其生活年代大概和恐龙灭绝的时代相同。所有猿类（包括人类）朝向共同祖先的逆向会聚还要更近一些，时间大概是在1 800万年前。我们在更大的尺度上也能找到类似的会聚，比如我们可以从任何脊椎动物出发寻找它们的共同祖先。从任何动物出发寻找所有动物共同的祖先，则是更大规模的会聚。而规模最大的会聚是从任何现代生物——动物、植物、真菌或细菌——出发回溯所有现存生物的共同祖先，它很可能类似某种细菌。

上一段里我使用了“会聚”这个词，但我其实想把这个词留作另一个用途，它在正向年代学里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么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我应该用“汇流”这个词来替换它，或者用“会合”更好一些，稍后您便会看到为何后者更好。我本来可以用“溯祖”（coalescence）一词，但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遗传学家已经用了这个词，给它赋予了更加确切的含义，跟我所说的“汇流”意义相近，但它指的是基因而非物种。在逆向年代学里，任何一群不同物种最终都将在某个特定的地质年代相会。它们的会合点便是它们的最近共同祖先，我将称其为“共祖”（concestor）：比如啮齿类共祖、哺乳动物共祖或者脊椎动物共祖。最古老的共祖便是所有现存生物的始祖。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个星球上所有现存的生命形态都有同一个共祖。证据便是迄今所有已测的物种都共享同一套遗传密码（对于大部分物种来说，这套密码完全一样；对于剩下的少数例外来说，也是几乎完全一样的）。这套密码如此详细，考虑到密码本身的复杂性和编码设计的随意性，不太可能被发明两次。尽管并不是所有物种都被检测过，但我们已经覆盖了足够多的样本，可以肯定不会再有意外发现——唉，真遗憾，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一种足够陌生的生命形态居然拥有一套截然不同的遗传密码，不管它来自地球还是别的星球，都将是我成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生物学发现。就目前看来，似乎所有已知的生命都可以追溯到某个单个祖先，其生活年代距今超过30亿年。即便生命还有别的独立起源，那它也不曾留下任何后代让我们发现。如果现在又有新的生命开始起源，它们很快就会被吃掉，而且吃掉它们的很可能就是细菌。

所有现存生物的宏伟汇流和生命的起源并不是一回事。原因在于，我们推测所有现存物种有同一个共祖，而共祖并非生命之源，而是晚于最早的生命，否则就意味着最初的生命形式在诞生之后立刻分出了多个支系，并且有不止一个支系存活到今天，这种巧合不太可能发生。现在教科书上的正统说法认为，最古老的细菌化石可以追溯到大约35亿年前，生命起源的时间必定更早。所有现存生物的最近共祖——最大规模的汇流——生存的年代可能比最古老的化石还要早（它没有形成化石），或者它可能一直活到10亿年后（除了一个支系之外其他的都灭绝了）。

无论从何处开始，逆向年代法最终都会走向大汇流，有鉴于此，我们便可以合理地纵容我们人类自身立场的偏见，而专注于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在的单一支系。我们可以出于偏爱选择现代智人作为逆向年代学的起点，这样选择并无不妥，而且不必假装现代智人是进化的目标。在通往过去的诸多可能路径里，我们挑选了现代智人这条路，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远祖（great grancestor）感到好奇。与此同时，尽管无须了解其中的细节，但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许多其他物种的“历史学家”和动植物从各自的起点，沿着它们各自的道路，溯流而上，前去朝拜自己的祖先，最终走向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在追踪自己祖先脚步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遇见这另外一群朝圣者，按特定的次序跟它们一一会合，这会合的次序便是我们的支系相交的次序，便是血脉由亲而疏蔓延渐广的次序。

朝圣？跟朝圣者会合？对呀，为什么不呢？把这段回到过去的旅程看成朝圣恰如其分，而本书将以叙事体的形式记述这段由现在到过去的朝圣。所有道路都通向生命之源，但既然我们是人类，那么我们将沿着人类祖先走过的那条道路前行，这将是一场人类寻找人类祖先的朝圣之旅。我们将在路上遇见其他朝圣者，它们会依着严格的次序跟我们会合，和我们一起遇见大家共同的祖先。

我们将在大约600万年前第一次遇见其他朝圣者并向它们问好。这次相遇的地点是在非洲腹地，正是斯坦利跟利文斯通握手的地方；我们问好的对象是两种黑猩猩（chimpanzee）。在和我们相遇之前，它们已经先彼此会合了。我们沿着自己的旅程继续回溯，接下来将要遇见的朝圣者是大猩猩（gorilla），然后是猩猩（orang utan）。这时候我们已经深入过去很远了，而且很可能已经不在非洲了。随后我们要与长臂猿（gibbon）打招呼，之后是旧世界猴（Old World monkey），然后是新世界猴（New World monkey），再然后是其他各类群的哺乳动物……直到所有参加朝圣的生物都会合至一处，一同朝着生命的起源上溯前行。我们回溯得越来越远，直到无法叫出会合地点所在大陆的名字。由于板块运动这一非凡现象的存在，这时候的世界地图跟今天差异很大，各大洲原先的名字都不再有意义。我们从这里继续前行，而接下来的一切会合都将发生在海洋里。

人类朝圣者只需经过大概40个会合点就来到了生命起源之处，这着实让人惊讶。每一次会合，朝圣者们都会找到一位特定的共同祖先，即共祖，其编号跟会合点的次序一致。比如在第2会合点，一边是大猩猩，另一边是{人类+{黑猩猩+倭黑猩猩}}，我们遇见的2号共祖就是两边的最近共同祖先。而3号共祖是{人类+{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最近共同祖先。最后一位共祖则是所有现存生物的远祖。0号共祖是个特殊情况，是所有现存人类的最近共同祖先。

我们的朝圣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其他朝圣团体跟我们会合，共享随后的行程。其他朝圣者队伍在前来跟我们会合的道路上也同样在不断膨胀。每一次相会之后，我们都再度启程，一起踏上通往太古宙的道路，那里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坎特伯雷”。当然这里也可以借用别的典故，我差点效仿班扬以《天路历程》（ Pilgrim’s Regress ）作为本书的标题。不过我和我的助手黄可仁在讨论时一再回到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而在写作过程中想起乔叟似乎也显得越来越自然。

跟乔叟的（大多数）朝圣者不同，我的朝圣者虽然都是从当代同时启程，但它们不是从一开始就聚在一起的。其他朝圣者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朝着它们各自的坎特伯雷前行，一路上在不同的会合点加入我们人类的朝圣队伍。从这个角度讲，我的朝圣者跟聚在伦敦泰巴德客栈的那些朝圣者不太一样。我的朝圣者更像是阴险的寺僧和他那不忠却情有可原的乡仆，在白利恩林下的波顿村加入了乔叟的朝圣者队伍，这时候它们离坎特伯雷只有5英里远。效仿乔叟的先例，我的那些形形色色、分属不同物种的朝圣者将有机会在途中讲述各自的故事，而它们的坎特伯雷是生命的源头。这些故事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死人不会讲故事，而像三叶虫（trilobite）这样已经灭绝的生物也注定不能作为朝圣者来述说它们的故事，但我将允许两类特殊例外。有些动物，比如渡渡鸟（dodo），一直存活到人类历史时期，而且我们依然保留着它们的DNA，所以它们会作为现代动物界的荣誉成员，跟我们同时启程朝圣，并将在某个特定的会合点加入我们。既然我们应该为它们不久前的灭绝负责，那么这么做也算是尽一点起码的心意。另一群同样豁免于死人不得言说这一规则的荣誉朝圣者其实是人类。人类朝圣者此行的直接目的就是寻找自己的祖先，那些可能作为人类祖先候选人的化石自然也要成为人类朝圣团的成员。我们将听到几位这样的“影子朝圣者”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比如其中的能人。

我觉得让我的动植物朝圣者以第一人称讲述各自的故事实在有些矫情，所以我不打算这么做。除了偶尔的旁白和开场白，乔叟的朝圣者们也没有用第一人称。乔叟的许多故事都有各自的序章，有些还有后记，全是以乔叟本人的口吻写就的，乔叟自己是整个朝圣旅程的叙述者。我会时不时仿照他的先例，从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他者的故事。就像乔叟所做的那样，我也会拿后记充当两个故事的桥梁。

乔叟的故事在开始之前有一篇长长的总序介绍出场人物，介绍了小客栈里准备出发朝圣的人们的职业，有时候还包括姓名。不过我不打算这么做，而是等到新朝圣者加入我们的时候再介绍它们的身份。乔叟笔下那位个性活泼的旅馆主人主动提议做朝圣者们的向导，而且一直在鼓励众人讲自己的故事，直到旅程结束。我在这里也充当了主人的角色。我将在总序里介绍重建进化史所用的方法和遇到的问题，以便帮读者做好准备，因为在讲述我们的历史时，无论采用倒叙还是正叙的手法，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

然后我们会启程逆着时间上溯我们的历史。尽管我们将专注于我们自己的祖先，只有当其他生物加入我们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它们，但我们将时不时从眼前的道路上抬起头来，提醒自己：还有其他朝圣者正沿着它们自己或多或少独立的道路，朝着我们共同的终极目标前行。那些标着会合点编号的里程碑，加上几个用来帮助我们明确年代的必要的中途标记物，为我们的旅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每一个标记点都会单列一章，我们会在这里停下来盘点我们的朝圣旅程，也许还会听一两个故事。偶尔适逢当时周围的世界有重要事情发生，我们的朝圣者也会短暂停留，做些反思。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用那40个天然的里程碑来标记我们前往生命黎明的旅程，它们不仅是里程碑，也是让这段朝圣之旅更加丰富多彩的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