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巴廖夫先生，就是今天在他的寓所里我有幸见到你的，”他说道，“并没有把我向你介绍，所以，倘使你不嫌冒昧，我来介绍我自己吧——波图金，退职的咨议官，原在圣彼得堡财政部里服务。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来得太突兀……我平素并没有这样贸然和别人攀朋友的习惯……但是和你……”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点儿木讷了，他喊侍者替他来一小杯樱桃酒。“给我一点勇气。”他微笑着说。

利特维诺夫备感兴味地望着这为机缘所牵引、在今天碰到的一些新人物中最末后的一个人。他顿时就想：他和那批人是不同的。

其实，波图金是不同的。坐在利特维诺夫前面，用瘦长的手指擂着桌的边缘的是一个肩胛粗阔的男子，短短的两条腿上擎着一座庞大的躯干，低垂着头发鬈曲蓬松的头，浓眉底下一双慧敏的忧郁的眼睛，嘴巴端正，牙齿不大齐整，一个正好叫作“蒜头”的纯正的俄罗斯鼻子，外貌不扬，甚至有几分怪相，但是却也不俗气。他衣服穿得很随便，旧式的外套披在他身上好像一只布袋，领结也歪斜得怪难看。他突如其来的友谊在利特维诺夫看来并不嫌唐突，倒因为受了恭维而暗里觉得十分舒畅。要说是看不出来这男子不惯和陌生人亲近的，那也不见得。他给利特维诺夫一个奇异的印象，他唤起他的尊敬与喜爱，还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可悯之情。

“我没有打扰到你吧？”他用一种柔和而又幽微无力的声音重复着，这声音和他整个的气质异常调和。

“不，真的，”利特维诺夫回答，“倒相反，我很高兴。”

“真的？那么，我也很高兴。关于你的事我听到了许多，我知道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和你的计划，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你今晚上缄默着吗？”

“是的，我看你也谈得很少。”利特维诺夫说。

波图金“唉”了一声：“别人说得够多了。我听着。怎样？”他停了停，掀一掀眉毛，带着一种突兀的表情，又接着说，“你喜欢我们的巴别塔吗？”

“你说得妙极了。正是一座巴别塔。我一直想问问这些大人先生们究竟在闹些什么。”

波图金又叹气，说：“主要在于他们不认识自己。早些日子，他们将得到一句这样的批评：他们是崇高目的的盲目的工具。而目前，我们常常引用尖辣一点的形容词。请注意我并没有丝毫诋毁他们的意思。我还得添一句，他们都是……这是说，几乎全体的，都是心地顶好的人。比如说苏赫契科娃夫人，我确实知道她有几处好的地方：她把她财产的最后一文钱都给了她两个穷困的侄女。就算她故意要耸人视听、沽名钓誉——这对她当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你还得承认对一个并非富有的妇人来说这是一桩难能可贵的牺牲自己的行为！关于皮夏尔金，更用不着说，他的属区里的农民无疑会有一天献给他一个西瓜大的银樽，或者替他绘起一张祥云呵护的圣像来长生供养，虽则他会在他感激的言辞中对他们说他不配受这荣宠，但是他说的倒不是真的，他配受。你的朋友巴姆巴耶夫先生，他有一副好心肠，正如人们所说的诗人亚济科夫，坐在书本上，喝着冷水而歌颂酒，这话在巴姆巴耶夫先生身上也挺适合。他的热情完全没有目的，可还得有热情。还有伏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性情挺温厚的人，如同他们一样，都是在学校里得头等奖章的人，他是科学的传令官。纵使他说话喜欢引古证今，但他年纪还轻！是的，是的，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相加的总和等于零。肴馔的原料都是头等货色，而烧出来的菜并不可口。”

利特维诺夫越来越惊奇地听着波图金的表述，他舒缓而自信的辞令中，每一字句、每一转承都泄露出他说话的口才和要说话的愿望。

事实上，波图金喜欢说话，也说得好，只是，正如一个生命已经受过搓磨、浮夸去尽了的人，他以哲人的雍容，等待着一个好的机会，等待一个和他投契的知音。

“是的，是的，”他带着他特具的一种沮丧而不露悻悻之色的神气接着说，“一切都是很奇怪的。我请你注意几桩事情：比如说，让一打英国人聚在一起，他们立刻便会谈到海底电信、纸税或者鞣制老鼠皮的方法——总之，是一些实用的具体的事情；一打德国人在一起，当然，他们会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德意志统一的问题全部搬上场来；一打法国人呢，谈话则无疑是一些偷香窃玉的勾当，无论你怎样逗开他们，莫想叫他们不谈这些。但是让一打俄国人集合在一起，大家就会即刻扯到了——今晚，你有机会见证了这一回事——严重的问题和俄罗斯的重要性及其将来，而范围如此广泛，一直从开天辟地说起，没有事实，也没有结论。他们嚼着这倒霉的问题，好像小孩子嚼一块橡皮，正如老话所说，没有味儿也没有益处。当然啦，这些问题当中，腐败的西欧少不得有它的份儿。说也奇怪，这西欧不论在哪一点上都针砭着我们的短处，而我们偏说它腐败了！倘使我们出于真心地轻蔑西欧，那犹有可说，”波图金继续道，“而这不过是一句口头禅、一些老调。我们痛骂西欧原不妨事，但是我们所唯一尊重的却又是西欧的意见，这就是说巴黎游荡少年的意见……我认识一个人——我想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家庭的父亲，年纪也不轻了，他曾有好几天心里老大不舒服，为了有一次他在一个巴黎菜馆里喊了句‘一份牛肉加点马铃薯’，当时一个地道的巴黎人随即接着喊‘服务生，牛肉马铃薯’，我的朋友羞死了。之后，他到处喊‘牛肉马铃薯’，也教别人这样喊。我们的年轻鞑子们走进巴黎妓女不名誉的客厅时，那种拘拘束束的举止和张皇失措的态度，也使她们吃惊。他们想：‘难道我真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在安娜·黛丝里昂家里？’”

“请告诉我，”利特维诺夫接着问，“你认为古巴廖夫凭什么毫不容疑地对他周围的一切人有这般影响？是他的天分呢，还是他的才干？”

“不，不，他身上没有这类东西……”

“那么是他的人格？”

“也不是，但是他有坚强的意志。我们斯拉夫人，大部分，据我们所知，便是缺乏这一套货色，于是投顺在他的跟前了。古巴廖夫先生立意要做一个首领，而每个人也承认他是个首领，你有什么办法呢？政府把我们从奴隶制度解放出来了——千恩万谢！但是奴隶的习性在我们中间是根深蒂固的，一时不易把它除去。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一个主子，照例这主子是一个活人，有时则是一种渐渐统治了我们的思想所谓‘趋向’啊什么的……比如说，目前我们都是自然科学的奴隶了……为什么？凭什么理由，我们要把枷锁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这是猜不透的。这好像是我们的天性，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子。好了，主子来到我们中间了，这是说他是我们的了，于是我们可以瞧不起一切别的东西！纯然奴性而已，我们的骄傲是奴性的，我们的谦恭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现了，旧的便一脚踢开。从前是亚科夫，现在是西多尔了，我们打了亚科夫的耳光，跪倒在西多尔的脚下！请回想一下在我们中间这类把戏玩过多少次了！有人说怀疑否定是我们的特殊性质，然而就是运用我们的怀疑否定，我们也不是像一个自由人挥刀作战，而是像一个豪仆来拳打脚踢，并且多半是受主人的唆使的。这样看来，我们也是优柔的民族，在我们颈上套个箍儿是不难的。就是这样，古巴廖夫在我们中间成了首领了，他埋头在一点上，研究而又研究，终于达到目的。人们认为他是有伟大主张、有自信、能指挥别人的人。重要的就在于他能够指挥，因之断定他是对的，我们当然要服从他的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教派、我们的奥努夫里派和阿库里那派就恰是这样创设起来的。谁握着兵符，谁便是元帅。

波图金的两颊泛红，眼睛迷糊了。但是，说也奇怪，他的言辞，虽则看来是辛辣的、怀恶意的，但是一点也不尖酸刻毒，毋宁说是纯真恳切的悲哀。

“你是怎样认识古巴廖夫的？”利特维诺夫问。

“我认识他有好久了。听我说啦，在我们中间还有一桩奇闻。一位作家，他致毕生的精力于写作，在文章和诗歌中痛诋饮酒之害，攻击酒精专卖制度。但是你瞧！他盘下了两所酿酒厂，分设了一百家酒店而恬不知耻！要是换作另一个人，也许会被别人把他从地面上消除了，而对他半句闲话都不提。再看这位古巴廖夫先生：他是一位斯拉夫主义者、德谟克拉西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但是他的财产一向而且仍旧是在他的兄长管理之下，一位旧式的地主，是以拳脚闻名的打手。而这位硬说斯托夫人打田捷列耶夫耳光的苏赫契科娃夫人，简直是拜倒在他的脚下。你知道他唯一的长处便是读了些精辟的书，并且老是能够钻进书眼子里。至于他说话的本领，你今天亲眼看见，一望便知了。谢天谢地，亏他说得很少，缩在壳子里。因为当他精神好、情感奔放的时候，这就不是我——像我这样忍耐的人——所能消受了的。他就会开始粗鲁地调笑，说些猥亵的故事……是的，当真，我们庄严的古巴廖夫先生会说猥亵的故事，并且老是狂笑得令人非常厌恶。

“你是这样忍耐的吗？”利特维诺夫说，“我想这倒是相反。但是我可以请教你的名字和你的父名吗？”

波图金啜了一口樱桃酒。

“我的名字叫作索宗特……索宗特·伊凡内奇。他们替我取了这样漂亮的名字是为了尊敬我的一位亲戚，一位大主教，除了这名字之外我也没有托过他的福。我是——假如我敢这样说——我是教门出身，至于你对我的忍耐的怀疑，那是毫无根据的：我是很能忍耐的。我在我自己的叔父，一位堂堂的政府机关参事伊里纳尔赫·波图金的手下服务了二十二个年头。你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为你庆贺。不，我是忍耐的。但是言归正传吧，像我尊敬的道友、在几世纪前被活活烧死的大司祭阿瓦库姆惯常说的，我亲爱的先生，我的同胞们使我惊奇。他们都是意气消沉的，跑路低着头，但同时他们却又充满着希望，一桩小小的差强人意的事，便能使他们头脑糊涂起来，欣喜欲狂。瞧瞧这批斯拉夫主义者吧——古巴廖夫把自己也算在里面——他们都是有心人，但同样是忽而失望，忽而狂喜，他们都生活在将来。一切都处于将要状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在整整十个世纪的悠长岁月中，俄罗斯什么也没有创设，没有自己的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甚至于手工艺……什么也没有……但是再等一回，忍耐点吧，一切都要到来的。至于为什么要到来，让我们问，为什么要到来呢？因为，当然啦，我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固然一钱不值，但是民众……哦，伟大的民众！你看到农民的粗布大褂吗？这就是一切要到来的渊源。一切的偶像都被打倒了，让我们信仰粗布大褂。然而，倘使这粗布大褂使我们失望呢？不，不会使我们失望的。读一读科哈诺夫斯卡娅的作品吧，眼睛要朝天上看！真的，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要画一幅这样的图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的面前，向他敬礼说：‘医治我吧，亲爱的农民先生，我病得要死了。’而农民也一面向受教育的人回敬，一面说：‘教导我吧，亲爱的读书先生，我愚昧得要死了。’当然，双方都站在老地方，寸步不移。说到底，我们所需要的便是一点儿真正的谦虚——不单是空字眼儿——要从我们的大哥那儿借取一些胜于我们、早于我们的东西！服务生，再来一杯樱桃酒！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酒鬼，但是酒能松开舌头。”

“听了你这番话，”利特维诺夫微笑说，“我也用不着问你是属于哪一派和你对欧洲的意见了。但是让我来提醒你一句，你说我们应该借取我们大哥的，但是怎么可以不顾气候风土的情况、地方和民族的特性贸然借取呢？我记得，当初我的父亲曾向布捷诺普订购了一架极受推崇的铸铁的打谷机，机械当然很好——但是结果怎样？五年来它只搁在仓库里，不曾动用，直到后来一架美国制造的木质的打谷机代替了它——照例，美国的机械和我们的习惯方法要适合得多。我们不能胡乱借啊！索宗特·伊凡内奇。”

波图金抬起头。

“我没有料到你会下这样的批评，我最尊敬的格里戈里·利特维诺夫，”他顿了顿说，“谁说我们要胡乱地借取呢？当然你剽窃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属于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合于你。所以你得考虑，你得选择。至于结果，请不要徒自纷扰，那些地方的风土和你说过的诸般情形尽会有它的特性，只要你把优美的食品放在它的面前，自然有胃口有方法消化的。久而久之，这机体长得茁壮了，自己便能生精长液。拿我们的语文作例子吧。彼得大帝洪水般地搬进了成千的外来字眼。荷兰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这些字眼表示着俄罗斯人民不熟习而硬得熟习的观念，彼得大帝毫不顾虑、毫不客气地大批大批地往我们头上倾。开头，当然，这结果是有点畸形，但是后来便开始正像我所说的那种消化程序了。观念接受了同化，外来的形式渐渐消失了，在语文的本身中产生了来代替的东西。现在，就是你出身微贱的仆人，最凡庸的写作者，也能够翻译你随便翻开来的一页黑格尔的文章——是的，真的，黑格尔的文章——而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字眼。语文上的过程如此，在别的方面也是一样。一切都归结到这个问题上面：要看本质是否健壮、富有生命力。而我们的本质——是耐得住这试炼的，比这更大的试炼也曾经过来了。只有神经不健全的国民、柔弱的民族，才会替他们的健康和独立解放担忧，正如只有智力薄弱的人才会为了‘我们是俄罗斯人’一语而欣狂。我很注意我的健康，但我并不因享有健康而得意忘形，那是我引为羞耻的。”

“说得都很对，索宗特·伊凡内奇，”这回是利特维诺夫说话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自己供作试验的牺牲呢？你亲口说过最先的结果是畸形的！倘使这畸形永久存在呢？真的这已经永久存在了，正如你知道的。”

“不仅是语文——还有很多的问题啦！而这是我们的大众，不是我要这样做，他们命定要经过这种洗炼，这我可不能承担其咎。‘日耳曼人正常地发展了，’斯拉夫主义者说，‘让我们也来一个正常发展吧！’但是你怎样能得到正常发展？当我们的民族历史开头的第一步——从海外召请一位王公来统治我们自己——便是不规则的、悖常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循环反复着这悖常的行为呢！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曾对着一种什么外来的、非俄罗斯的思想或人物说：‘来吧，来统治管理我们吧！’当然，我随时都可承认说我们把一样外来的物质移植到我们体内，我们不能确定地预先知道我们所移植的是一些什么东西，食物呢，毒药呢？但是从‘坏’进到‘好’的过程，并不是经过‘稍好’而老是经过‘更坏’的过渡时期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既是毒药，也能治病。只有愚人和坏蛋才振振有词地举出农奴解放后的农奴贫苦状态和废除酒精专卖后酗酒者增加的例子加以指摘……要从‘更坏’进到‘好’！”

“你曾问我对于欧洲有什么意见，”波图金用手抹一抹脸又开始说，“我赞美她，我五体投地地皈依她的主张原则，而且丝毫也没有把这桩事实瞒起的意思。我很久以来——不，并不很久——很有一些时候便不再有把我的信仰全部表达出来的惶愧了——我也看到你毫无踌躇地把你的想法告诉了古巴廖夫。谢天谢地，如今我再也不用顾忌谈对方的观念和见解了，真的，我觉得没有比那全然多余的怯懦、那种讨人欢喜的迎合心理更可鄙的了。你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身居要职的大官员也会对一个在他眼中无足轻重的小学生讨好，用各色各样的哄骗和玩意儿，逗他开心。姑且算他是一位官员，为了博取民心才这样做的吧。在我们平民百姓，为何要附和随从、贬低自己身份呢？是哟，是哟，我是一个西欧主义者，我皈依欧洲。这就是，说得正确点，我皈依文化——在我们中间被他们拿来那样可笑地曲解了的文化——皈依文明——是的，是的，这两个字眼比较好些——我以整个的心来爱它、信仰它，我没有其他的信仰，将来也永不会有。这两个字，文……化（波图金把每一个字说得很重很着力）是不含糊的、纯洁的、神圣的，而其他的一切观念，民族、光荣、诸如此类——这些都有点血腥臭……滚他的吧，这些观念！”

“那么，索宗特·伊凡内奇，俄罗斯，你的祖国——你爱她吗？”

波图金抹一抹脸说：“我热烈地爱她，热烈地恨她。”

利特维诺夫耸一耸肩膀。

“这是旧调，索宗特·伊凡内奇，这是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打什么紧？你就怕它吗！老生常谈！我知道不少顶好的老生常谈。比如说，法纪和自由便是人人知道的老生常谈。怎样，你以为这些不比不法、苛政好一些吗？此外，还有一些把多少青年迷醉了的句子：寡廉鲜耻的布尔乔亚、民权、劳动权利，这些不也都是老生常谈吗？至于爱，和恨是分不开的……”

“拜伦主义，”利特维诺夫插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对不起，你错了，这两种感情的交缠是卡图卢斯第一个说起的，两千年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读过他的作品，因为我懂得一点拉丁文，我敢于说这句话，还得谢谢我的教士出身。是的，我又爱又恨我的俄罗斯，我的古怪的、亲爱的、污浊的、宝贵的祖国，我刚离开她不久。我在政府机关里书记员的高凳上坐了二十年，我需要一点点新鲜空气，我离开了俄罗斯，来到这里，我满足而快乐。但是我不久就要回国的——我感到。这是一块美丽的园地——但我们的野莓不在这里生长。”

“你快乐而满足，我也喜欢这个地方，”利特维诺夫说，“我是来求学的，但是把这些看在眼里，不能视若无睹。”

他指一指两个在他身边走过的妓女，一群马术团团员跟在她们后面，嬉皮笑脸地搭讪着。又指一指那赌厅，虽然夜深，但仍然挤满人。“谁告诉你我是瞎了眼的呢？”波图金插嘴说，“但是原谅我这样说，你的话使我想起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我们倒霉的新闻记者对《泰晤士报》发表的指摘英国军部弱点的那些洋洋得意的样子。我本人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切人间世事，一切我们的生活，一切以悲剧终了的喜剧，呈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玫瑰色的：你为什么拿这些许是牢牢生根在人的本性里的事情来非难西欧呢？这赌厅诚然可憎，但是我们国产的赌博难道更可爱些吗？不，我亲爱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让我们更谦虚些、更涵藏些吧。一个好学生看到他教师的缺点，但是仍旧保持着默默的尊敬，这些过失对他是有用的，领他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总是不满意要来诋毁西欧，那儿，科珂公爵疾驰而来了，他很可能于一刻钟内在绿台面上输去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榨出来的租金，他精神失常了，因为我今天在马尔克斯咖啡馆看到他在翻一本维里奥的小册子……你可以和他谈谈，他是一个超等人物！”

“但是请你，请你，”利特维诺夫看到波图金站起来便赶忙说，“我不大熟识科珂公爵，再者，不用说，我是宁愿和你谈谈的。”

“谢谢你，”波图金打断他的话，站起来一鞠躬，“我已经和你谈得很多了，这就是说，真的，我一个人在说话。你也许已注意到一个单只自己说话的人总觉有点不好意思和不安，尤其是初次会面，好像替自己吹嘘似的。再会吧。让我再说一句，我很高兴和你相识。”

“但是等一等，索宗特·伊凡内奇，至少你得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以及你是否在这里久住。”

波图金好像有点为难。

“我在巴登大约住一个星期。我们仍旧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马尔克斯，或者我来看你。”

“我还得要知道你的住址。”

“是的，但是你晓得我不是自己单独住的。”

“你结婚了吗？”利特维诺夫突然问。

“没有，天哪！……多可笑的想法！只是有一个女孩子和我一起。”

“哦！”利特维诺夫装出一副不自然的客气样子说，好像要向他道歉似的，垂下了眼睛。

“她只有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一个孤女……一个贵妇人——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所以我们顶好在这里见面。再会。”

他把帽子套在他那鬈发蓬松的头上，很快消失了。在暗淡地照着通到李希顿泰勒林荫道去的一条街道的煤气灯光底下，还隐约地瞥见他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