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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堪与朱熹媲美的儒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属绍兴县兰亭乡）。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尝因他曾筑室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世称阳明先生。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公元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诞生当天，祖母岑氏曾梦见“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所以祖父就为他取名为“云”，他出生的那座房子就被称为“瑞云楼”。但他长至5岁尚不能言，其祖父相信一位高僧“可惜道破（天机）”的话，遂改名为守仁。“守仁”之义，或取于《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大约在阳明11岁左右，其父王华因思念山阴（今浙江绍兴）祖居山美水好，遂携家迁回山阴，定居越城之光相坊。但余姚故居仍然存在，阳明在青少年时期也常往来于余姚绍兴两地。
王阳明出生于书香门第、文化世家。据阳明高足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年谱》以及王氏《世德纪》的记载，王阳明的先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字玄通，205—278），本为瑯琊（今属山东）人。至王览的曾孙王羲之（321—379）才迁徙到山阴定居。王羲之官居右将军，是文人当武官。但他并非以武功出名，而是以书法著称，加上一篇脍炙人口的《兰亭序》，民间号称书圣。今存王阳明的书法作品灵动飘逸，颇有些王羲之的书体遗风。王羲之之后，又传二十三代，至迪功郎王寿，迁居余姚，遂为余姚人。王寿六世孙王与准即王阳明的高祖，号遁石翁，精通《易经》、《礼经》，但志在山林，不赴朝廷荐举。王阳明的曾祖王杰字世杰，号槐里子，以明经贡太学，很有学问，可惜英年早逝。祖父王天叙，号竹轩，天性爱竹而淡泊名利。于书无所不读，尤其喜好《仪礼》、《左传》、《史记》。雅善鼓琴放歌，吟诗填词，可谓豪放潇洒，时人称誉他有陶渊明、林和靖之风骨。阳明之父王华（1446—1522），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号海日翁。学者称龙山先生。成化十七年（1481）高中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封新建伯。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被强迫退休。王华为人耿直，气质醇厚，道德文章皆为时人称颂。著有《龙山稿》、《礼经大义》等书数十卷。
这样的家世背景，自然对王阳明人格德性的塑造及其学术的成就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其祖父竹轩公与父亲海日翁，对阳明一生的影响至大至巨。
王阳明虽然开口说话晚了几年，但他聪明绝伦，天真内秀，一旦开悟，则才气横溢，如决江河。他10岁那年，父亲王华高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之职。第二年，王阳明随同祖父一起赴京生活，船过镇江金山寺时，祖父竹轩翁与客人饮酒赋诗，一时尚未成篇，王阳明却已赋诗一首，诗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龙眠。
船客大为惊异。大家又叫王阳明应景赋诗，阳明出口成章，诗惊四座。其诗虽带稚气，但却生动表现了少年王阳明才思敏捷、气象宏伟的人格特色。
王阳明12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次，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做官）耳！”王阳明似乎不以为然，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王阳明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王阳明15岁。他首次离京出游，考察了北京附近的居庸三关，历经一个多月才返回北京。这次出游边关，促使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京畿一带常有强盗出没，关中亦有流民“作乱”，王阳明多次想上书朝廷贡献定乱方策，被父亲王华严厉训戒，斥他是“狂生”。虽然如此，王阳明的“经略四方之志”并未因此消弭，而是与日俱增。某天，他梦见自己拜谒了汉光武帝时的定边靖乱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庙，遂赋诗一首，诗云：
卷甲归来马伏波，
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
六字题文尚不磨。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阳明这个梦，寄托了他投身政治、安邦定国的远大志向，也象征着这个狂放不羁少年郎的人生之路，可能是一条充满荆棘、坎坷不平的传奇道路。
阳明十六岁（1487）时，按照父亲教导，编读朱熹理学著作，并在庭园格竹求理，不仅未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于是感叹圣贤难做，便转向辞章之学，又浸淫于佛老之学。竟然在新婚之夜（17岁）跑到南昌铁柱宫道观与道士大谈道家养生之学，以至冷落了新婚妻子。直到次年底携妻归乡途中，在广信（上饶）拜访了著名理学家娄谅（1422—1491，号一斋），始信圣人可学而至，于是“始慕圣学”，学问大进。但阳明21岁乡试之举以后，两次会试落第，虽然潇洒面对，但也不免有些失落，遂归余姚，结诗社，驰骋于辞章，出入于佛老，乃至有“遗世入山之意”。
弘治十二年（1499）春，阳明28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举进士出身，观政工部。次年六月，被授以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因过于辛劳而得“呕血疾”（肺痨），于是回绍兴养病，“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
可见其入道之深。直到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31岁时，才“渐悟仙释二氏之非”，认为道家“先知”伎俩，无非是“簸弄精神，非道也”，于是“复思用世”，又在杭州寺庙里以儒家“孝亲”观念开悟了一位挂念老母的寺僧。
至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34岁，开始“专志授徒讲学”，倡导身心之学，于是“门人始进”，又与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对此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和结交湛若水，阳明后来作了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评价，他说：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
从此，坚定了王阳明“倡明圣学”、“必为圣人”的远大志向，终身而不改易。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阳明35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救无辜大臣，并请诛杀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竟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出狱以后，阳明遂赴谪所。但刘瑾派人尾随其后，意欲伺机加害。王阳明设置投江自尽假象，并作《绝命诗》迷惑阉党。经过一番曲折历险，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的春天，到达龙场贬所。
龙场属于南疆蛮荒之地，居民以苗族为主，语言不通，生活环境极其恶劣。阳明来到后，居住一个岩穴，名曰“东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后来，当地居民为阳明构筑了数间木屋，作为安居、讲学之所。阳明命名这些建筑为“龙冈书院”、“宾阳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百折千难”，瘴疠虫毒伤人致病的自然环境已使人命悬一线，还因自己是贬官而受到地方官的刁难与凌辱，但阳明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坚强自持，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一天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便是后人所说的“龙场悟道”，其关键词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其逻辑的结论是应当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强调“心外无理”进而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正德四年（1509），即王阳明贬谪龙场驿丞的第二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仰慕王阳明的学问与人格，特来请教“朱陆同异之辨”，阳明告以自得自悟之道，与之讨论“知行合一”之旨，使席书大获教益，遂与地方官共同修葺贵阳书院，礼聘阳明主持。《年谱》记云：
先生是年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明史·席书传》对席书聘任阳明一事评价甚高，记曰：“（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贵州）士始知学。”
龙场，是王阳明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评论王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说：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可见学术真知得来不易，它往往是在经历了政治磨难与人生巨变之后获得的思想结晶。龙场时期的“悟道”，代表了王阳明在“归本于圣学”之后的第一期思想创新，“求理于心”与“知行合一”说则为这一创新的主要思想成果。
王阳明从正德三年（1508）春初到龙场，到正德五年（1510）春晋升庐陵（今属江西吉安市）知县，前后约经历了二年贬谪生活。
正德五年三月，阳明贬谪期满，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别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醇厚。钱德洪《年谱》记曰：
（阳明先生）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狱牒盈庭，不即断射。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嚣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至今数十年犹踵行之。
可见其治理庐陵成效卓著。这也是一位以“知行合一”为宗旨的儒者的成功政治实践吧。
掌政庐陵时期，王阳明在政务繁忙之际，并未间断讲学活动。鉴于“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的思想分歧，王阳明调整了讲学思路。他转而强调通过“静坐”以“自悟性体”的修养方式，并在致友人信中辨明“静坐”与“禅定”的区别，说：“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可见，王阳明主张的静坐，乃是秉承孔子“学者为己”和孟子“求其放心”的教诲而进行的自我修养，旨在摆脱纷纷世务而涤除私心杂念的一种道德实践，与阳明在贵阳讲学提倡的“知行合一”之教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黄宗羲评论说：“自此（龙场）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
可见，庐陵讲学是王阳明确立良知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庐陵任职不到一年，阳明奉命入京朝觐。于正德五年年底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正月，又调吏部主事。于是得以在京师继续其讲学活动。一次，弟子徐成之与王舆庵辩论朱陆同异，请阳明答疑，阳明调解说：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晦庵之学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犹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
这表明，阳明一方面承认朱、陆皆为圣人之徒，另一方面又极力为陆象山之学正名辩诬。这为他后来编《朱子晚年定论》打下了思想基础。
正德七年（1512）三月，阳明升考功清吏司郎中，仍居京师，从学者益众。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二月，阳明回到家乡山阴。十月，阳明至滁州（今安徽贵池县）督马政，地僻官闲，遂日与群弟子游于山水之间，从游者益众。
正德九年（1514）四月，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次年再至京师。八月，因祖母岑氏已96岁高龄，遂上疏请告归省，疏至再上，辞极哀恳，然未获允准。
自正德五年至正德十年之间，阳明官居闲职，讲学不辍，故弟子日众。其讲学重点仍然继承庐陵风格，以教人“静坐”为主。从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故在南京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
但这样教法，毕竟未脱旧学窠臼，且与佛老的禅定与静坐很难作明晰的区分。王阳明的学圣成德之路，亟需要有个大的突破。事实上，走向突破的机遇就在后面。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吏部下文：“承圣旨： 王守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
阳明上疏力辞。十月二十四日，朝廷敕谕再下，称：
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处，累有盗贼生发。因地连各境，事无统属，特命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安抚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尔风宪大臣，须廉正刚果，肃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钦此。
至十二月初二日，朝廷对阳明的辞新任疏作了明确批复：“奉圣旨： 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朝命再四下达，措辞严厉峻切，不容阳明再有任何踌躇。次日，阳明便即启程前往江西，从此开始了一介儒生平乱缉盗的军旅生涯。这年他45岁。
江西之盗多集中在赣南，为四省交界之地。此地崇山峻岭，形势险要，诸寨互通声气，官兵东扑则西起，西扑则东起，终不能收长治久安之效。阳明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于正德十二年正月抵达赣州，旋即开府理政。他总结过去历次靖乱虽能取一时之效，却终究不能从根本上平寇安民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厉行“十家牌法”，即建立户籍登记与查验制度，每户一牌，如某户隐匿奸宄，则十家连罪。“十家牌法”的实施，从根本上杜绝了奸细混入居民刺探军事情报的可能性，亦杜绝了居民为盗寇通风报信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了军事行动的机密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阳明总结以往屡次征剿而不能靖乱的教训，着重从民间选拔“魁杰异材”以充实军队，建立精锐部队，从而优化了军队结构，提升了军队的实战能力。
“十家牌法”与“选拣民兵”的举措，收到了预期效果。因此，阳明认为平乱时机已经成熟，遂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开始，连续在福建漳州南部、江西南安府横水桶冈地区和江西龙南、广东龙川二县交界的三浰地区发动了“漳南之役”、“横水桶冈之役”和“浰头之役”三大战役，彻底荡平了闽、赣、湖、广四省边境地区为患多年的寇乱。王阳明平定寇乱的行动，受到当地人民的衷心拥戴。当他班师经过南康时，“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
平乱之后，他又向朝廷奏设福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和广东和平县，强化了朝廷对漳南、赣南、广北山区的政治控制，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他又在当地兴建社学、书院，推行敦厚民德、移风易俗的文化举措，“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王阳明自正德十二年二月到十三年三月，仅用一年多时间，即迅速平定了闽、赣、湖、广四省边界地区为患多年的寇乱，赢得朝野称赞，声望日隆，但他并不邀功请赏，而是上书朝廷，请求退休养病。然而朝廷不仅不许退休，反而颁布敕谕： 晋升右副都御史，荫子一人做锦衣卫，世袭百户。阳明再三请求原职退休，朝廷谕令“勉遵成命，不准休致”，百般无奈之下，阳明只有留在赣州，尽忠职守。
正德十三年七月，在兵火稍息、回军休士之际，阳明与门人薛侃、
欧阳德、邹守益等数十人在赣州“讲聚不散”，“日与发明《大学》本旨”，并录刻古本《大学》，以昭示与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补传的区别。同时，又采录所谓朱子晚岁“大悟旧说之非”的言论编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
由此可知，阳明之所以编辑《朱子晚年定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朱子的观点，而是为了证明己说与朱子晚年自悔之说的一致，以杜攻击者悠悠之口。
同年八月，阳明门人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刻于赣州。
在平定寇乱期间，王阳明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著名论断，他在与门人薛侃书中写道：
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所谓“山中贼”者，指土匪强盗也；所谓“心中贼”者，指人欲之私也。在王阳明看来，以武力征剿山中贼寇并非难事，难的是破除心中的私心杂念，真正做到“去人欲，存天理”，这样才能做到扫荡心腹之寇，建立大丈夫的丰功伟绩。
但王阳明在赣州讲学的时间并不很长，他又卷入了一场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平乱途经丰城县境，仓卒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十八日到达吉安。次日即具疏飞报宁王谋反之事。朱宸濠于弘治十年（1497）嗣位为宁王。嗣位以后，勾结宦官刘瑾、权臣陆完，结党营私，屡行不法。正德八年后，宸濠变本加厉，图谋不轨，竟自称“国主”，称“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并且骄横跋扈，诬陷迫害揭发其图谋的大臣。正德十二年，宸濠为谋反而积极进行军事准备，招降纳叛，打造兵器。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公然谎称接太后密旨，“起兵入朝监国”，并且杀害朝廷使者和监禁不肯顺从其叛逆的军政官员，正式传檄远近，革去“正德”年号，号称举兵十万，攻陷九江、南康诸城镇。王阳明为缓解宸濠攻势，一方面采用反间计迷惑宸濠，使之不敢轻易进兵；另一方面运用提督四省军务得以便宜从事的权力，迅速行文赣州等府，调集军队，召募四方义勇，起兵勤王伐叛，又假造“机密文书”，称四方勤王之兵将到江西夹击叛军，以吓阻宁王北上，同时实施反间计挑拨宁王与部属互相疑惧。阳明的这一系列奇谋良策，收到了不战而折人之兵的效果，致使宁王军心动摇、进兵迟缓。在这危急关头，王阳明一面上疏朝廷，通报宸濠谋反实况，请求朝廷派兵平叛。一面直言劝谏明武宗：“痛自刻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
这样的直言劝谏，充分体现了王阳明的正义忠贞之心，当然也不免得罪昏庸的皇上和朝中奸佞，无怪乎阳明后来虽然立下擒获宁王、平定叛乱的大功，却落个不仅得不到晋升反而蒙谤获罪的下场。
七月十八日，阳明誓师于樟树；旋即北进，屯于丰城。他说服众将，实施了集中兵力合攻叛兵重镇南昌的严密军事部署，他调兵遣将，并下达严令：“承委官员务要竭忠奋勇，擒剿叛逆，以靖国难。如或退缩观望，违犯节制，定以军法论处。军兵人等敢有临阵退缩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钦奉敕谕事理，就于军前斩首示众。”
二十日黎明，各军到达指定地点，奋勇攻城，即日攻克南昌，占领了宸濠的根本重地，为最终平叛奠定了胜利基础。阳明攻克南昌之时，宸濠正久攻安庆不下，闻讯恐惧，遂解安庆之围，遣兵二万救援南昌。其时阳明兵力少于宸濠，但他相信邪不胜正，于是采取主动出击、攻其不备的策略，双方接战于昌北樵舍地区的赣江水面上，敌兵气焰嚣张，王军佯装败阵，而诱敌深入。再出伏兵大举反击，左右夹攻，敌军大败而逃。王军乘胜追击十余里，擒斩敌首二千余级，其落水死者以万数。宸濠则惊惧交加，引兵退保八字脑，又重赏将士，欲与阳明决一死战。二十五日，濠兵大举来攻，王军奋力迎击。宸濠所乘战船被炮火击中，大败而逃。二十六日，阳明与宸濠大战于鄱阳湖面，一举而生擒宁王朱宸濠，并执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以及胁从文武官员，擒斩贼党三千余级，落水死者约万余。阳明又乘胜追击，尽歼残敌。至此，这一震动朝野的谋反叛乱事件得以平息。阳明既擒宸濠，率部进入南昌城，“阖城内外军民聚观者以数万，欢呼之声震动天地，莫不举手加额，真若解倒悬之苦而出于水火之中也”。
宁王朱宸濠自六月十四日率十万之众起兵谋反，至七月二十六日被擒，二十八日全军覆灭，前后不过四十三天。阳明自七月十八日誓师讨伐叛逆、围攻南昌，到二十八日大获全胜，总共不过十天。竟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堪称奇迹。这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儒将”历史声名。然而在当时，这一卓越功勋并没有得到旌表，反而带来了君王的猜疑与群小的诬陷毁谤。尤其可笑的是，在阳明于七月下旬生擒宸濠、战事结束以后，朝廷方议平叛之策，武宗决意“亲率六师，奉天征讨”，
并且在八月初自命为“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命太监张永、张忠及安边伯许泰、都督刘晖等，率京师官军一万余人，浩浩荡荡，出师南征。甚至在京郊良乡接到王阳明的《擒获宸濠捷音疏》之后，武宗仍然坚持御驾亲征，以为“元恶虽擒，逆党未尽，不捕必遗后患”，
并且不顾阳明的劝阻和北上献俘的上疏。当时，武宗倖臣张忠、许泰明知阳明将亲自献俘于京师，却仍竭力怂恿武宗继续“御驾亲征”，并勒令阳明停止献俘，要求将“已获贼犯”仍留江西，“听候明旨”审验。
显然旨在争功邀誉，彰显皇家虚威。阳明当然没有按照张忠的无理要求重返南昌，而是“照旧督押（宸濠等人）前赴阙下献俘，以照圣武”。
献俘队伍行至广信（今江西上饶），张忠竟然“连遣人追至广信”，要阳明将人犯重新带回南昌，释放到鄱阳湖上，“俟武宗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
真是荒唐至极！但阳明还是将人犯带到杭州，最后移交给太监张永。阳明之所以抗命不从，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江西人民少受南下军队的蹂躏之苦，以防激起民变。移交之后，阳明“称病西湖净慈寺”，并一再具疏要求回乡省亲养病，未获允准。朝廷命阳明巡抚江西，阳明遂于十一月返回南昌。
此时王师已驻南昌，极尽扰民之事，阳明忍辱负重，多方周旋，力图减少军民痛苦，直到十二月王师才撤出南昌“北旋”到达南京。“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武宗）欲自以为功，乃与诸近侍戎服，整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既入，囚禁之。”
与此同时，张忠、许泰、江彬等则在武宗面前大肆谗言，诬陷阳明必将举兵谋反，但阳明以其睿智破解了宵小的诬陷，武宗知其没有异心，遂下诏使阳明重返江西兼任巡抚。回到南昌以后，阳明体恤民瘼，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豁免江西地方税粮，以救民困。正德十五年七至十二月，武宗在南京表演了一场“献俘”闹剧，宸濠伏诛，遂班师回朝。次年三月驾崩，世宗即位，改元“嘉靖”。
从正德十五年九月到正德十六年六月间，阳明一直在江西，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从事讲学活动。世宗即位后，清除了江彬等一伙迫害阳明的奸党。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世宗拟表彰阳明功勋，乃召阳明赴京。阳明即于六月二十日从南昌起程。然行到半路，又得旨令阳明不必进京。阳明行至杭州，再次上疏请求便道归省，终于得到朝廷许可。同时下旨晋升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八月，阳明回到绍兴故里；九月，归余姚祖茔祭扫。十二月，世宗下诏：“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
朝廷差行人赍白金文绮慰问，赐以羊酒。这一封赏，总算澄清了阳明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给了他应有的公正回报。
自正德十四年平定宁王叛乱，到正德十六年获封新建伯前的近三年间，王阳明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的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可谓经历了“百死千难”，但也就在这种种苦难的磨砺中，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关于“致良知”说的提出，阳明首座弟子钱德洪所编《阳明年谱》交代得很清楚，《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巳”条下说：“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 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德洪又说： 阳明自“辛巳（正德十六年）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自是指发道要，不必假途傍引，无不曲畅旁通”，
“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
可见，王阳明尽管在早年的理论思考中已经提出了“良知”概念，但其“良知”之教的核心思想，则是在平定宁藩后以提出“致良知”三字为标志而形成的。对此阳明自己也是这样认定的。他在回答弟子陈九川关于“良知”的问题时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又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
阳明良知教的成型，不仅使其思想境界升华到新的阶段，也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立定脚跟、宠辱不惊，从而化解了一个个政治危机，立于不败之地。《传习录》所记阳明与弟子的一段对话可说是对其精神境界新高度的恰当注解，记云：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尚谦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所谓“狂者的胸次”，正是知行合一、率性而行者也。由此可见，无论是阳明的“良知”之教，还是其“狂者的胸次”，都是对“圣人真血脉”的传承与发扬。这便是阳明良知学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朝廷封阳明为“新建伯”，其父、祖与夫人并受封敕。但阳明一再上疏辞封，除了表达谦让态度之外，也包含了对自己及部属所受不公正待遇的一份抗议。如他在嘉靖元年（1522）的正月初十所上《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陈述“不敢受封”的理由，就有“（有功）诸臣未蒙显褒”、“诸将士之赏尚多未称”之言，显然隐含了不满。尽管如此，阳明最后还是接收了朝廷的封赏。受封不久，其父王华于嘉靖元年二月病逝，阳明遵制丁父忧三年，同时在家养病。到嘉靖三年，阳明丁忧即将服满，门人弟子因此日进。四方负笈来学之士盛况空前。钱德洪记阳明讲学的盛况云：
先生自辛巳年（正德十六年）初归越，明年居考丧，德洪辈侍者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者日众，癸未（嘉靖二年）已后，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益进，感召之机，亦自不同也。
由于门人日众无处休息，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1487—1541）遂督同山阴县令吴瀛扩建了原来的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门人由是益众，多达300余人。
嘉靖四年正月，阳明夫人诸氏病逝。阳明伤痛之余，自身罹患的痰疾、腹疾也在加重。
嘉靖四年九月，阳明回余姚祭扫祖茔，并在余姚聚集众弟子定期会讲于龙泉寺中天阁。同年十月，阳明门人在绍兴创设了阳明书院，对阳明学说的传播颇有裨益。
嘉靖五年，仍以讲学为事，答疑解惑而已。从嘉靖元年到五年，是阳明集中讲学的时期。在这五年当中，他基本上赋闲在家，超然于得失荣辱、世俗人情之外，悠游于山水之间，感悟着生命的自然天真，享受着思想创新的内心愉悦。这段时间，他讲学的主题是“良知”二字，也是阳明良知学的完成时期。其影响扩及大江南北，震撼士林。正如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同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快哉！”
嘉靖六年（1527）四月，弟子邹守益将阳明的文章汇编为《阳明先生文录》，曾由阳明亲自标注各篇的撰写年月，由钱德洪分类编次，刻于广德州（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凡四册。这是阳明的著述除《传习录》以外的首次汇辑刊刻。
六年五月，广西田州岑猛为乱，数剿无效，朝廷遂命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督同都御史姚镆勘处思恩、田州事宜。阳明以病重为由上疏力辞，朝廷不允。七月初七，敕谕再下，特命阳明提督两广及江西、湖广等处地方军务，星驰思恩、田州，“一应主客官军，从宜调遣，主副将官及三司等官，悉听节制”。
在朝廷的一再敦促之下，阳明不得不准备启程。
嘉靖六年九月初八（1527年10月2日），阳明启程前往广西，就在出征前一天晚上，他与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在府邸天泉桥上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论辩，史称“天泉证道”。“天泉证道”是阳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阳明所谓“四句教”。《传习录》对此事件作了如下记载：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龙溪）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云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工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还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凭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具不著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传习录》一向是研究王阳明思想最重要的文献，是经诸弟子审读讨论过的。《年谱》虽由钱德洪总其成，但也经众同门过目，王畿并为之作《序》，亦有相当的权威性。但阳明殁后，王畿另著《天泉证道记》，对四句教作了翻案文章，这才开启了日后的争端，王畿说：
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克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著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王畿又记王阳明对于“四有”“四无”说的态度，曰：
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返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言下之意，是说阳明是同意龙溪“四无”说的，这就有悖于王阳明“二君相取为用，不可各执一边”的告诫了。诚如当代学者刘述先先生所说：“龙溪之说明显地背离了阳明之宗旨。四句为阳明最后定见，不落顿、渐两边，并再三告诫龙溪，谓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龙溪对阳明的告诫置若罔闻，乃师殁后，不只回返到他自己原先的立场，反而变本加厉，把四句教当作权法，开启了日后无尽的争端。他又大讲‘四无’、‘四有’之旨，这是以往阳明本人从未用过的词语。如此他谈无说有，讲顿论渐，不只杂入了老佛之说，事实上也的确有了难以卫护的荡越与滑转。”
但关于阳明“四句教”的争论，不限于王畿与钱德洪。阳明的山阴（绍兴）后学刘宗周就批评王阳明的“致良知”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弊病，其最大的问题在于阳明“将意字认坏，将知字认粗”，而其根源即在阳明对《大学》本旨理解上的失误。基于这个认识，蕺山对阳明的“致良知”说特别是“四句教”作了重要的理论修正，将王阳明“四句教”修正为：“有善有恶者心之动，好善恶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有善无恶者是物则。”
总之，阳明后学各派关于良知学说的种种歧见，都围绕着“良知”善恶问题与本体工夫问题展开，这与阳明解说“四句教”时分别所谓“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不无关系。
阳明从富春江溯流而上，过衢州、常山，一路多有题咏。入江西境，再从广信（今上饶）乘船，沿信安江经贵溪、鹰潭而入鄱阳湖，于十月至南昌。故地重游，他受到了南昌士民热烈欢迎，“父老军民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
他在南昌参谒了文庙，并在明伦堂讲《大学》，盛况空前。离开南昌，再顺赣江南下，至吉安，再与众弟子讲论良知学。据《年谱》记载：“（阳明）至吉安，大会士友螺川。诸生彭簪、王钊、刘阳、欧阳瑜等偕旧游三百余，迎入螺川驿中。先生立谈不倦，……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临别嘱曰：‘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
十一月二十日，阳明抵达广西梧州府，着手处理为平定思田之乱的各项事务。他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后，认为广西少数民族之首领岑猛父子及其部下卢苏、王受二人之所以号召数万之众武装反抗朝廷，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朝廷“改土归流”政策执行不当造成弊端，二因前此当事官员张皇失措轻率用兵，以至造成“不顾万余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数千里内骚然涂炭者两年于兹”的恶果，因此阳明力主安抚边民、罢兵息战的政策，他向朝廷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赦免卢苏、王受二人之罪，开其自新之路，从而“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以绝觊觎之奸，以弭不测之变”；二是思恩、田州不宜尽行改土归流之策，而应仍设土官，实行民族自治。
显然，阳明对思田之乱的原因及当时局势的分析，主要是检讨和反省了朝廷政策的失当及当事官员处置兵事的失误。他在上疏中详细剖析了必欲穷兵开战的“十患”和罢兵招抚的“十善”。
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授权。卢苏、王受二人原无反叛之心，其武装反抗也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本意只在躲避官军的围剿而自保性命。嘉靖七年（1528）正月初七，卢苏、王受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下，遣其头目黄富等十余人前来军门，表达了接受招抚的愿望。阳明即对其表示抚慰，同时对卢、王发出告谕，敦促其率部投降。卢、王既得告谕，当即撤去守备之兵，尽率其众前来归降。正月二十六日，卢苏率众四万余人，王受率众三万余人，俱至南宁府城之下，分为四营屯札。次日，卢、王皆囚首自缚，各与其头目数百人前赴军门，投表乞降。阳明善加抚慰，并督令卢、王各归其居，各复其业。至是，喧闹一时，震动朝野，迁延数年之久，调集四省之兵，虽屡次征剿而无效的思田之乱，阳明不折一矢，未伤一卒，而宣告平息。二月十三日，阳明具《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将其辑抚平定思田之乱的前后始末上报朝廷。
思恩、田州之乱虽然平息，但当时断藤峡、八寨等处部分少数民族的暴力活动相当激烈，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成为一种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王阳明遂决意对断藤峡、八寨等处实施武力征剿。
断藤峡与八寨毗连，互为唇齿，地形险峻，当地居民多为瑶族、壮族，其土俗颇与汉族有异。王阳明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主要利用新招降的土司头目卢苏、王受的土兵，采取突袭制胜的战术镇压了断藤峡、八寨二处瑶民的武装反抗，从进兵断藤峡到彻底平定八寨，前后只有三个月。阳明上报朝廷的《八寨断藤峡捷音疏》称：
参照断藤峡诸贼，连络数十余巢，盘亘三百余里，彼此犄角结聚，凭险稔恶，流劫郡县乡村。自国初以来，屡征不服……近年以来，官府剿抚之计益穷，各贼残毒之害日甚，盖已至于不可支持矣。至于八寨诸贼，尤为凶悍猛恶，利镖毒弩，莫当其锋……今幸朝廷威德宣扬，军门方略密授，因湖广之回兵而利导其顺便之势，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报效之机，翕若雷霆，疾如风雨，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两地进兵，各不满八千之众，而三月报绩，共已逾三千之功。……远近室家相庆，道路欢腾，皆以为数十年来未见其斯举也。
可见，阳明对征剿断藤峡、八寨之战事是十分满意的。平乱之后，阳明又上疏朝廷，提出了多项安定民心、巩固治安的措施，并付诸实施。
广西平乱的战事，前后经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王阳明以衰病之躯，奔走于炎热潮湿、瘴疠遍布的崇山峻岭，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到战事全胜之际，已是他病入膏肓之时了。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王阳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疏，请求朝廷允许他回到原籍养病，其中曾谈到他当时的病况，曰：
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伏林野，虽得稍就清凉，亲近医药，而病亦终不能止，但遇暑热，辄复大作。去岁奉命入广，与旧医偕行，未及中途，而医者先以水土不服，辞疾归去。是后，既不敢轻用医药，而风气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当思恩、田州之役，其时既已力疾从事，近者八寨既平，议于其中移卫设所，以控制诸蛮，必须身亲相度，方敢具奏；则又冒暑舆疾，上下岩谷，出入茅苇之中，竣事而出，遂尔不复能兴。今已舆至南宁，移卧舟次，将遂自梧道广，待命于韶、雄之间。
这道奏疏，已经到了哀恳地步，但朝廷没有回文，而是留中不报。但阳明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复了，于是班师北归。沿途经过广西南宁，拜谒了伏波庙。舟至广州增城，祭拜了祀其五世祖王纲的祖庙，并过访了湛若水，题诗其壁。再由广东北上，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境内，再顺章水（今赣江）而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府（今大余县）。廿八日晚，舟停青龙铺水面。次日，阳明处于弥留之际，其弟子周积请问有何遗言，他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遂与世长辞。时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元1529年1月9日），享年五十八岁。《年谱》记云：
是月（十一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来进学如何？”（周）积以政对。遂问道体无恙。先生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积退而迎医诊药。廿八日晚泊，问：“何地？”侍者曰：“青龙铺。”明日，先生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时也。
这位明朝文武双全的大臣、这位被后人誉为“真三不朽”的圣贤、这位当代人们赞不绝口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就这样英年长逝于军旅途中。虽然令人无比惋惜，但更令人无限敬佩！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下文谨对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以及阳明学的当代意义作一概述。
什么是阳明学？我个人的理解是： 所谓阳明学，就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而兴盛于明代末叶、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之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 心学 乃至孟子 心性之学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 良知学 。我们可以把阳明心学定义为阳明良知学。
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良知本体论。孟子心学可以说是“仁心”本体论，但他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叫仁学。孟子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到了陆九渊心学是理学之“心即理”派，是“心”本体论。阳明心学则是“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如他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如他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以从兄便是弟……以事君便是忠： 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这里所谓“是非”、“好恶”、“真诚”、“恻怛”也即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根本上是一个“仁心”（道德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他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又如王阳明送给门人的几首《咏良知》诗所表达的：“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诸如此类，生动地概括了王阳明哲学的本体论和致良知的方法论思想。如果我们将其中“万化根源总在心”一句改为“万化根源在良知”，也许更能揭示阳明心学的本质特色吧！
三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他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 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 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说的“知”只是“吾心之良知”，或曰“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只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最后一个是关于阳明“四句教”的问题。这引起了弟子后学的许多纷争。刘宗周和黄宗羲对四句教提出了一些批评。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句教反映了王阳明思想的成熟。我觉得四句教应该说是王阳明的精神所在，是王阳明对致知与格物、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疏解。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述王阳明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根本精神的话语。所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就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改为“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么一种重民生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儒学实践中。古往今来，王阳明确实是一个“真三不朽”的大儒。孔子主要是讲学，他的学说统治者不接受，他也无从发挥。朱熹也是以讲学为主，一旦实践人家把他当作伪学。王阳明文治武功，社会实践显著。比如说，平定宁王朱宸濠之叛，平定少数民族之乱。王阳明平乱之后，他向朝廷申请，在江西、福建设几个县。贵州龙场是蛮荒之地，王阳明去那里办教育，所以当今贵州学人一直在大力弘扬王阳明的丰功伟绩。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他也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东西。我曾经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王阳明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王畿，说其“四无”说很大程度上受了道家的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尽管王阳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我觉得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却是应当发扬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因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黄宗羲对这种力行实践的精神解说得更明确，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写了一封关于黄宗羲思想的信，信中写道：“我喜欢读黄宗羲的著作，因为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具有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这是一种亲民的精神，力行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发扬。
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其当代意义：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王阳明致良知的现代意义，重新加以解说。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我看多少有点道理。比如，某些地方政府无限量发放汽车和发展房地产业，作为他们的政绩，而不顾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的后果。政府官员们却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一味地追求高速发展。这就是重商主义的表现。还有就是以GDP作为衡量我们发展的唯一标准，而不顾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弊端丛生，这也是重商主义的表现。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落后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口号，那么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其实当前社会发展的更重要问题是要重视人文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要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因为一提含金量就是GDP多高。GDP不是不要，但更要注重人文素质的提高。重商主义冲击自然经济，是进步的。可是在现代社会而言，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弊病。因此我们对重商主义要辩证全面地看，在一定条件下要抵制重商主义。我们要提倡有节制地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提倡“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尤其是当今人欲横流、良知被障蔽的社会现状下，作为弘道之士，更有责任去彰显人人自具的良知，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以求澄清吏治，净化风俗。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下尤其显得重要。我曾经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一位记者关于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的访问，我请他把标题定为“中国现代民主的建设——从民本走向民主”。后来我策划了“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研讨会”，我主编的论文集题目也是《从民本走向民主》。我们应当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儒学的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从民本走向民主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王阳明 “心外无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论高扬主体性，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的“君为民害”论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批判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性，同时确立了“民为主宰（主体），君为客卿（客体）”的民主启蒙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处在后启蒙时代，需要强调人性解放与思想解放，需要高扬人民的主体作用，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道路。毫无疑问，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仁政爱民、发展民主的政治改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在当代儒学创新问题上提出了新体新用的“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用论，
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从孔孟的仁学仁政、王阳明的“致良知”、黄宗羲的“行良知”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继承而来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我们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民粹主义主张的。我们不要人家压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压倒人家呢？我们求得一个多元和谐就可以了。西方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东方文化和它交流，沟通互补，共存并进，不是很好吗？我提出“多元和谐”文化观，也是从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些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其结果是失去民众信任，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
总之，我认为，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当此《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出版之际，本人作为《全集》的主编者，谨依据《全集》所载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参考本书编校者之一的董平先生所撰《王阳明的生活世界》等著作资料对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介绍，并概括本人对王阳明与阳明学研究的浅见，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思想主旨以及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庶几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王阳明的事功思想于万一，作为今日文化建设的借鉴。
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2012年12月1日识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游学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