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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的传统之始，或者说中国小说的最初典范，我认为是《史记》。当然《史记》之前也有类似的，例如《国语》，但集大成，结构完整，并影响后世的是《史记》。我受《史记》的影响很深，深到不自觉。
影响小说传统的还有中国的古典诗。诗和小说似乎不是一类，但从修辞、语言节奏到重意象，中国小说骨子里无不受中国诗的影响，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很大，亦是大到不自觉。我所受到的域外文学的影响，现在想想，无不是以中国传统影响为控制的。
小说在中国的文字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似乎与上面一段话矛盾。《史记》是以史传世，而不是以小说传世。六朝志怪、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这明显是一条“闲书”、“闲话”的路蜿蜒下来。中国的“士”治世用的是“史”，影响之下，小说的“劝喻”意识很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有赖于小说可以有“唤起”的作用，这与传统的“史”和“劝喻”是吻合的，这种吻合的现象，延续到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六朝志怪和唐传奇所出现的天真逐渐弱化了，非常非常可惜，大概沈从文先生的小说里还存在一些。我曾经想知道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要以文艺改变国民性，这之前他读过哪些中国和外国的小说？
我不太清楚这一切对我的影响程度如何，我只记得七十年代初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没有想到出版，因为那时候没有出版。由于只是写给自己或一两个朋友看，所以不会想到要改变他人，更不要说“唤起”，但无疑“史”对我有影响。
“史”的影响在我的小说观念里，变为“过程”。我总认为艺术是一种过程，小说尤其是一种过程的艺术，就像喝茶的艺术在喝茶的整个过程，如果只是为了解渴，中国古人称为“驴饮”。中国的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由于宣纸的性能，整个绘画过程是表露无遗的。西方是塞尚（Paul Cézanne）以后，才开始显露过程，这之前西方的绘画是结果掩盖了过程。
我想过中国文人画的题材为什么只是有限的几种，例如竹子，结论是画家并不重视题材。总在画一样东西，郑板桥一生都在画竹子，反而是那个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次画的过程的变化。我对小说的题材亦不太看重，我常多次地写同一故事，事后观察有什么变化，并且觉得很有趣。
主题亦是我不看重的。我的小说被认为是有主题有题材，我想是因为小说里的过程造成的。尤其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似乎在寻找一个“主题”，但那是角色的“质感”，而非作者要完成一个主题。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有“意”，行之以“象”，达到“意象”。或者随手写“象”，不知会有何“意”，“意象”既出，就结束。中国的古琴曲，并无主题，趣味在声音和无声之意。中国诗的本质与境界在意象，这影响到我如何用感觉控制写中文小说。
当然，读者有做各种释读的能力。我也可以作为一个读者来释读我自己的小说，说出另一番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作者常常是多重“人格”。我这里试着说的，是我认为的我自己的创作状态。
我有时会想，也许中国艺术的传统，完全不是我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我有另外一种释读罢了。写小说，可能是我在另一种释读或误读的情况下的自我尊重。作为释读，任何文化系统的人都可以有对中国小说的理解能力，这一次，是日本读者面对我的小说。
日本是一个对中国近代变化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我并非是研究这方面的专门家，但现代中文里，有大量日本传来的语词，例如“干部”、“传统”、“派出所”等等，即可知道影响之深之广，而且深广到许多语词若不专门指出来，大部分中国人不会知道它们是外来语，也就是舶来品。看，“舶来品”就是一个日本的汉文词形。
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中，与日本有过关系的，多得惊人，鲁迅是最受尊敬的一个。叙述这些应当是文学史的工作，我想说的是，有了如此多的联系，中国人对日本文化是否会理解得容易一些呢？反过来说，日本人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否会容易一些呢？
我不是要解答，我只是希望容易一些。我的小说译成日文出版，我亦希望如此。
一九九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