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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是什么事，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我没有看见，就掉在地上，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支书又扔过火来，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金沙江’？”支书点点头，呼噜呼噜地吸他自己的水烟筒。
待吸完了水烟，支书把竹筒斜靠在壁上，掸着一双粗手，又擤擤鼻子，说：“队里的生活可还苦得？”我望望支书，点点头。支书又说：“你是个人才。”我吓了一跳，以为支书在调理我，心里推磨一样想了一圈儿，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就笑着说：“支书开我的玩笑。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只管派吧，我用得上心。”支书说：“我可派不了你的工了。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天报到。到了学校，要好好干，不能辜负了。我家老三你认得，书念得吃力，你在学校，扯他一把，闹了就打，不怕的，告诉我，我也打。”说着就递过一张纸来，上面都明明白白写着，下面有一个大红油戳，证明不是假的。
我很高兴，离了支书屋里，回宿舍打点铺盖。同屋的老黑，正盘腿在床上挑脚底的刺，见我叠被卷褥子，并不理会，等到看我用绳捆行李，才伸脖子问：“搞哪样名堂？”我稳住气，轻描淡写了一番。老黑一下蹦到地上，一边往上提着裤子，一边嚷：“我日你先人！怎么会让你去教书？”我说：“我怎么知道？上边来了通知，写得明白。难道咱们队还有哪个和我重名重姓？”老黑趿拉上两只鞋，拍着屁股出去了。
一会儿，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都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个龟儿时来运转，苦出头了，美美地教娃娃认字，风吹日晒总在屋顶下。又说我是蔫土匪，逼我说使了什么好处打通关节，调到学校去吃粮。我很坦然，说大家尽可以去学校打听，我若使了半点好处，我是——我刚想用上队里的公骂，想想毕竟是要教书了，嘴不好再野，就含糊一下。
大家都说，谁要去查你，只是去了不要忘了大家，将来开会、看电影路过学校，也有个落脚之地。我说当然。
老黑说：“锄头、砍刀留给我吧，你用不着了。”我很舍不得，嘴里说：“谁说用不着了？听说学校每星期也要劳动呢。”老黑说：“那种劳动，糊弄鸡巴。”我说：“锄你先拿着，刀不能给。若是学校还要用锄，我就来讨。”老黑很不以为然，又说：“明天报到，你今天打什么行李？想快离了我们？再睡一夜明天我送你去。”我也好笑，觉得有点儿太那个，就拆了行李，慢慢收拾。大家仍围了说笑，感叹着我中学上了四年，毕竟不一样。
当晚，几个平时要好的知青，各弄了一些菜，提一瓶酒，闹闹嚷嚷地喝，一时我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人物，好像我要去驻联合国，要上月球。要吃香的喝辣的了。
喝了几口苞谷酒，心里觉得有些恋恋的，就说：“我虽去教书，可将来大家有什么求我，我不会忘了朋友。再说将来大家结婚有了小娃，少不了要在我手上识字，我也不会辜负了大家的娃娃。”大家都说当然。虽然都是知青，识了字的来抡锄，可将来娃娃们还是要识字，不能瞎着眼接着抡锄。
在队里做饭的来娣，也进屋来摸着坐下，眼睛有情有意地望着我，说：“还真舍不得呢！”大家就笑她，说她见别人吃学校的粮了，就来叙感情，怕是想调学校去做饭了。来娣就叉开两条肥腿，双手支在腰上，头一摆，喝道：“别以为老娘只会烧火，我会唱歌呢。我识得简谱，怎么就不可以去学校教音乐？‘老杆儿’，”我因为瘦，所以落得这么个绰号，“你到了学校，替我问问。我的本事你晓得的，只要是有谱的歌，半个钟头就叫他一个学校唱起来！”说着自己倒了一杯酒，朝我举了一下，说：“你若替老娘办了，我再敬你十杯！”说完一仰脖，自己先喝了。老黑说：“咦？别人的酒，好这么喝的？”来娣脸也不红，把酒杯一顿，斜了老黑一眼：“什么狗尿，这么稀罕！几个小伙子，半天才抿下一个脖子的酒，怕是没有女的跟你们做老婆。”大家笑起来，纷纷再倒酒。
夜里，老黑打了一盆水，放在我床边，说：“洗吧。”我瞧瞧他，说：“吓！出了什么怪星星，倒要你来给我打水？”老黑笑笑，躺在床上，扔过一支烟，自己也点着一支，说：“唉，你是先生了嘛。”我说：“什么先生不先生，天知道怎么会叫我去教书！字怕是都忘了怎么写，去了不要闹笑话。”老黑说：“字怎么会忘！这就像学凫水，骑单车，只要会了，就忘不掉。”我望着草顶，自言自语地说：“墨是黑下一个土。的是名词、形容词连名词，地是形容词连动词，得是——得是怎么用呢？”老黑说：“别穷叨叨啦，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名词形容词就不错，就能教，我连这些还不知道呢。我才算上了小学就来这儿了，上学也是念语录，唉，不会有出息啦！”看时间不早，我们就都睡下。我想了许久，心里有些紧张，想不通为什么要我去教书，又觉得有些得意，毕竟有人看得起，只是不知是谁。
第二天一早，漫天的大雾，山沟里潮冷潮冷的。我穿上一双新尼龙丝袜，脚上茧子厚，扯得袜子咝拉咝拉响，又套上一双新解放鞋，换了一身干净裤褂，特意将白衬领扯高一些，搽一搽手脸，准备上路。我刚要提行李，老黑早将行李卷一下甩到肩上，又提了装脸盆杂物的网兜。我实在过意不去，就把砍刀抢在手里，一起走出来。
场上大家正准备上山干活，一个个破衣烂衫，脏得像活猴，我就有些不好意思，想低了头快走。大家见了，都嚷：“你个憨包，还拿砍刀干什么？快扔了，还不学个教书的样子？”我反而更捏紧了刀，迸出一股力，只一挥，就把路边一株小臂粗的矮树棵子斜劈了。大家都喝彩，说：“学生闹了，就这么打。”我举刀告别，和老黑上路。
队上离学校只十里山路，一个钟头便到了。望见学校，心里有些跳，刀就隐在袖管里，叫住人打听教务处在哪儿。
有人指点了，我们走过去，从没遮拦的窗框上向里张望。里面有人发觉了，就出来问：“你是来报到的吗？”我点点头，他便招我进去。
我和老黑进去，那人便很热情地招呼座位和热水。屋里还有两位女同志，想来是老师，各坐在木桌上一本一本地改什么，这时都抬了头望我，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和老黑坐下，不由得也打量一下这间办公室，只见也是草房，与队上没什么两样，只是有数张桌子。招呼我们的人就笑眯眯地说，带很重的广东腔：“还好吧？我们昨天发了通知，你来得好快。我们正好缺老师上课，前几天一个老师调走了，要有人补他的课。我们查了查，整个分场知青里只剩下你真正上过高中，所以调你来。还好吧？”我这才明白了原由，就说：“高中我才上过一年就来了，算不得上过。这书，我也没教过，不知教得了教不了。您怎么称呼呢？”那人笑一笑，说：“我叫陈林呢，就叫我老陈好了。教书嘛，也不是哪个生来就会，在干中学嘛。”我说：“怕误人子弟呢。”老陈说：“不好这么说。来，喝水，喝水。”我忘了袖里还有一把刀，伸手去接水碗，刀就溜出来掉在地上，“哐当”一声。窗户上就有孩子在笑。原来上课时间未到，许多学生来看新老师。我红了脸，拾起刀，靠在桌子边上，抬起头，发现老陈的桌上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老陈见了，说：“好。学校里也要劳动，你带了就好。”老黑说：“学校还劳什么动？”老陈说：“咦？学校也要换茅草顶，也要种菜，也要带学生上山干活呢！”我说：“怎么样？老黑，下回来，把锄带来给我。”老黑摸摸脸，不吭声。
老陈与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望望窗外立起身来说：“好吧，我们去安排一下住处？”我和老黑连忙也立起身，三个人走出来。大约是快开始上课了，教室前的空地上学生们都在抓紧时间打闹，飞快地跑着，尖声尖气地叫。我脱离学校生活将近十年，这般景象早已淡忘，忽然又置身其中，不觉笑起来，叹了一口气。老黑愣着眼，说：“哼，不是个松事！”老陈似无所见似无所闻，只在前面走，两个学生追打到他跟前，他出乎意料地灵巧，一闪身就过了，跑在前面的那个学生反倒一跤跌翻在地，后面的学生骑上去，两个人扭在一起，叫叫嚷嚷，裤子脱下一截。
教室草房后面，有一长排草房，房前立了五棵木桩，上面长长地连了一条铁线，挂着被褥，各色破布和一些很鲜艳的衣衫。老陈在一个门前招手，我和老黑走过去。老陈说：“这间就是你的了，床也有，桌椅也有。收拾收拾，住起来还好。”我钻进去，黑黑的先是什么也看不清，慢慢就辨出一块五六平方米的间隔来。只见竹笆壁上糊了一层报纸，有的地方已经脱翻下来，一张矮桌靠近竹笆壁，有屉格而无抽屉，底还在，可放书物。桌前的壁上贴了一些画片，一张年历已被撕坏，李铁梅的身段竖着没了半边，另半边擎着一只红灯。一地乱纸，一只矮凳仰在上面。一张极粗笨的木床在另一边壁前，床是只有横档而无床板。我抬头望望屋顶，整个草房都是串通的，只是在这一个大草顶下，用竹笆隔了许多小间，隔壁的白帐顶露出来，已有不少蛛网横斜着，这格局和景象与生产队上并无二致。我问老陈：“不漏吗？”老陈正笑眯眯地四下环顾，用脚翻捡地上的纸片，听见问，就仰了脖看着草顶上说：“不漏，去年才换的呢。就是漏，用棍子伸上去拨一拨草，就不漏了。”
老黑把行李放在桌上，走过去踢一踢床，恨恨地说：“真他妈一毛不拔，走了还把竹笆带走。老陈，学校可有竹笆？有拿来几块铺上。”老陈很惊奇的样子，说：“你们没带竹笆来吗？学校没有呢。这床架是公家的，竹笆都是私人打的，人家调走，当然要带走。这桌，这椅，是公家的，人家没带走嘛。”老黑瞧瞧我，摸一摸头。我说：“看来还得回队上把我床上的竹笆拿来。”老黑说：“好吧，连锄一起拿来，我还以为你会享了福呢。”我笑笑，说：“都是在山沟里，福能享到哪儿去呢？”老陈说：“你既带了刀，到这后边山上砍一根竹子，剖开就能用。”我说：“新竹子潮，不好睡，还是拿队上我的吧。”
前面学校的钟响了，老陈说：“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看看。”就钻出门，甩着胳膊去了。我和老黑将乱纸扫出屋外，点一把火烧掉，又将壁上的纸整整齐，屋里于是显得干净顺眼。我让老黑在凳上歇，他不肯，坐到桌上让我坐凳。我心里畅快了，递给老黑一支烟，自己叼了一支，都点着了，长长吐出一口，慢慢坐在凳上，不想一跤翻在地上。坐起来一看，凳的四只脚剩了三只，另一只撇在一边。老黑笑得浑身乱颤，我看桌子也晃来晃去，连忙爬起，叫老黑下来，都坐到床档上。
上午收拾停当，下午便开始教书了。老陈叫我去，交给我一个很脏的课本和一盒粉笔，还有红、蓝墨水，一支蘸水钢笔，一个备课本。老陈说：“课本不要搞丢，丢了，不好再找。”我见课本实在脏得可以，已被折得很软，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些凉，翻开，当中用铅笔钢笔批注了许多，杂以粉笔灰，便有些嫌恶，说：“这是谁的课本？没有病吧？”办公室里几个女教师笑起来，说：“当然有病。”我看看她们，见她们面前的书本都干干净净，就自己捏住书脊抖。老陈也笑起来，说：“哪里有病？走了的李老师有些马虎，不太注意就是了。可他课本没有搞丢，就不容易了。你看，这是课表。”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我看看，心里一颤，说：“怎么？教初三？我高中才念了一年，如何能教初三？”老陈笑眯眯地说：“怎么不能教？教就是了，不难的。”我坚决推辞，说了无数理由，其中主要是学历太浅。老陈摸摸桌子，说：“那谁教呢？我教？我才完小毕业，更不行了。试一试吧？干起来再说。”我又说初三是毕业班，升高中是很吃功夫的。老陈说：“不怕。这里又没有什么高中，学完就是了，试一试吧。”我心里打着鼓，便不说话。老陈松了一口气，站起来，说：“等一下上课，我带你去班里。”我还要辩，见几位老师都异样地看着我，其中一个女老师说：“怕哪样？我们也都是不行的，不也教下来了么？”我还要说，上课钟响了，老陈一边往外走，一边招我随去。我只好拿了一应教具，慌慌地跟老陈出去。
老陈走到一间草房门前，站下，说：“进去吧。”我见房里很黑，只有门口可见几个学生在望着我，便觉得如同上刑，又忽然想起来，问：“教到第几课了？”老陈想一想，说：“刚开学，大约是第一课吧。”这时房里隐隐有些闹，老陈便进去，大声说：“今天，由新老师给你们——不要闹，听见没有？闹是没有好下场的！今天，由新老师给你们上课，大家要注意听！”说着就走出来。我体会该我进去了，便一咬牙，一脚迈进去。
刚一进门，猛然听到一声吆喝：“起立！”桌椅乒乒乓乓响，教室里立起一大片人。我吃了一惊，就站住了。又是一声吆喝，桌椅乒乒乓乓又响，一大片人又纷纷坐下。一个学生喊：“老师没叫坐下，咋个坐下了？”桌椅乒乒乓乓再响起来，一大片人再站起来。我急忙说：“坐下了。坐下了。”学生们笑起来，乒乒乓乓坐下去。
我走到黑板前的桌子后面，放下教具，慢慢抬起头，看学生们。
山野里很难有这种景象，这样多的蓬头垢面的娃子如分吃什么般聚坐在一起。桌椅是极简陋的，无漆，却又脏得露不出本色。椅是极长的矮凳，整棵树劈成，被屁股们蹭得如同敷蜡。数十只眼睛亮亮地瞪着。前排的娃子极小，似乎不是上初三的年龄；后排的却已长出胡须，且有喉结。
我定下心，清一清喉咙，说：“嗯。开始上课。你们已经学到第几课了呢？”话一出口，心里虚了一下，觉得不是老师问的话。学生们却不理会，纷纷叫着：“第一课！第一课！该第二课了。”我拿起沉甸甸的课本，翻到第二课，说：“大家打开第四页。”却听不到学生们翻书的声音，抬头看时，学生们都望着我，不动。我说：“翻到第四页。”学生们仍无反应。我有些不满，便指了最近的一个学生问：“书呢？拿出来，翻到第四页。”这个学生仰了头问我：“什么书？没得书。”学生们乱乱地吵起来，说没有书。我扫看着，果然都没有书，于是生气了，“啪”地将课本扔在讲台上，说：“没有书？上学来，不带书，上的哪样学？谁是班长？”于是立起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头发黄黄的，有些害怕地说：“没有书。每次上课，都是李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教多少，抄多少，我们抄在本本上。”我呆了，想一想，说：“学校不发书吗？”班长说：“没有。”我一下乱了，说：“哈！做官没有印，读书不发书。读书的事情，是闹着玩儿的？我上学的时候，开学第一件事，便是领书本，新新的，包上皮，每天背来，上什么课，拿出什么书。好，我去和学校说，这是什么事！”说着就走出草房，背后一下乱起来，我返身回去，说：“不要闹！”就又折身去找老陈。
老陈正在仔细地看作业，见我进来，说：“还要什么？”我沉一沉气：“我倒没忘什么，可学校忘了给学生发书了。”老陈笑起来，说：“呀，忘了，忘了说给你。书是没有的。咱们地方小，订了书，到县里去领，常常就没有了，说是印不出来，不够分。别的年级来了几本，学生们伙着用，大部分还是要抄的。这里和大城市不一样呢。”我奇怪了，说：“国家为什么印不出书来？纸多得很嘛！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怎么会课本印不够？”老陈正色道：“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是国家大事。课本印不够，总是国家有困难，我们抄一抄，克服一下，嗯？”我自知失言，嘟囔几下，走回去上课。
进了教室，学生们一下静下来，都望着我。我拿起课本，说：“抄吧。”学生们纷纷拿出各式各样的本子，翻好，各种姿势坐着，握着笔，等着。
我翻到第二课，捏了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题目，又一句一句地写课文。学生们也都专心地抄。远处山上有人在吆喝牛，声音隐隐传来，我忽然分了心，想那牛大约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被人赶开。我在队上放过不少时间的牛。牛是极犟的东西，而且有气度，任打任骂，慢慢眨着眼吃它想吃的东西。我总想，大约哲学家便是这种样子，否则学问如何做得成功？但“哲学家”们也有慌张的时候，那必是我撒尿了。牛馋咸，尿咸，于是牛们攒头攒脑地聚来接尿吃，极是快活。我甚至常憋了尿，专门到山上时喂给牛们，那是一滴也不会浪费的。凡是给牛喂过尿的，牛便死心塌地地听你吆喝，敬如父母。我也常常是领了一群朋党，快快乐乐以尿做领袖。
忽然有学生说：“老师，牛下面一个水是什么字？”我醒悟过来，赶忙擦了，继续写下去。
一个黑板写完，学生们仍在抄，我便放了课本，看学生们抄，不觉将手抄在背后，快活起来，想：学生比牛好管多了。
一段课文抄完，自然想要讲解，我清清喉咙，正待要讲，忽然隔壁教室歌声大作，震天价响，又是时下推荐的一首歌，绝似吵架斗嘴。这歌唱得屋顶上的草也抖起来。我隔了竹笆缝望过去，那边正有一个女教师在鼓动着，学生们大约也是闷了，正好发泄，喊得地动山摇。
我没有办法，只好转过身望着学生们。学生们并不惊奇，开始交头接耳，有些兴奋，隔壁的歌声一停，我又待要讲，下课钟就敲起来。我摇摇头，说：“下课吧。”班长大喊：“起立！”学生们乒乒乓乓站起来，夺门跑出去。
我在学生后面走出来，见那女教师也出来，便问她：“你的音乐课吗？”她望望我，说：“不是呀。”我说：“那怎么唱起来了？闹得我没法讲课。”她说：“要下课了嘛。唱一唱，学生们高兴，也没有一两分钟。你也可以唱的。”
教室前的空地上如我初来的景象，大大小小的学生们奔来跑去，尘土四起。不一刻，钟又敲了，学生们纷纷回来，坐好。班长自然又大喊起立，学生们站起来。我叹了一口气，说：“书都没有，老起什么立？算了，坐下接着抄课文吧。”
学生们继续抄，我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因凳都是连着的，不好迈到后排去，只好在黑板前晃，又不免时时挡住学生的眼睛，便移到门口立着，渐渐觉得无聊。
教室前的场子没了学生，显出空旷。阳光落在地面，有些晃眼。一只极小的猪跑过去，忽然停下来，很认真地在想，又思索着慢慢走。我便集了全部兴趣，替它数步。小猪忽然又跑起来，数目便全乱了。正懊恼间，忽然又发现远处一只母鸡在随便啄食，一只公鸡绕来绕去，母鸡却全不理会，佯作无知。公鸡终于靠近，抖着身体，面红耳赤。母鸡轻轻跑几步，极清高地易地啄食，公鸡擞一下毛，昂首阔步，得体地东张西望几下，慢慢迂回前去。我很高兴，便注意公鸡的得手情况。忽然有学生说：“老师，抄好了。”我回过头，见有几个学生望着我。我问：“都抄好了？”没有抄好的学生们大叫：“没有！没有！”我一边说“快点儿”，一边又去望鸡，却见公鸡母鸡都在擞着羽毛，事已完毕。心里后悔了一下，便将心收拢回来，笑着自己，查点尚未抄完的学生。
学生们终于抄好，纷纷抬头望我。我知道该我了，便沉吟了一下，说：“大家抄也抄完了，可明白说的是什么？”学生们仍望着我，无人回答。我又说：“这课文很明白，是讲了一个村子的故事。你们看不懂这个故事？”学生们仍不说话。我不由说得响一些：“咦？真怪了！你们识了这么多年字，应该能看懂故事了嘛。这篇课文，再明白不过。”随手指了一个学生，“你，说说看。”这个学生是个男娃，犹犹豫豫站起来，望望我，又望望黑板，又望望别的学生，笑一笑，说：“认不得。”就坐下了。我说：“站着。怎么会不知道？这么明白的故事，你又不是傻瓜。”那学生又站起来，有些不自在，忽然说：“我要认得了，要你教什么？”学生们一下都笑起来，看着我。我有些恼，说：“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这还不明白？这还要教？怪！”我指一指班长：“你说说看。”班长站起来，回忆着慢慢说：“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那——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我说：“你倒学得快。”话刚一说完，后排一个学生突然大声说：“你这个老师真不咋样！没见过你这么教书的。该教什么就教什么嘛，先教生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该背的背，该留作业的留作业。我都会教。你肯定在队上干活就不咋样，跑到这里来混饭吃。”我望着这个学生，只见他极大的一颗头，比得脖子有些细，昏暗中眼白转来转去地闪，不紧不慢地说，用手抹一抹嘴，竟叹了一口气。学生们都望着我，不说话。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呆了呆，说：“大家都叫什么名字，报一报。”学生们仍不说话，我便指了前排最左边的学生：“你。报一报。”学生们便一个一个地报过来。
我看准了，说：“王福，你说你都会教，那你来教一下我看。”王福站起来，瞪眼看着我，说：“你可是要整我？”我说：“不要整你。我才来学校，上课前才拿到书，就这么一本。讲老实话，字，我倒是认得不少；书，没教过，不知道该教你们什么。你说说看，李老师是怎么教的？”王福松懈下来，说：“我不过是气话，怎么就真会教？”我说：“你来前面，在黑板上说说。第一，哪些字不认识？你们以前识了多少字，我不知道。”王福想了想，便离开座位，迈到前边来。
王福穿一件极短的上衣，胳膊露出半截。裤也极短，揪皱着，一双赤脚极大。他用手拈起一支粉笔，手极大。我说：“你把你不识的字在底下划一横。”王福看了一会儿，慢慢在几个字底下划上短线，划完了，又看看，说：“没得了。”便抬脚迈回到后排坐下。我说：“好，我先来告诉你们这几个字。”正要讲，忽然有一个学生叫：“我还有字认不得呢！”这一叫，又有几个学生也纷纷叫有认不得的字。我说：“好嘛。都上来划。”于是学生们一窝蜂地上来拿粉笔。我说：“一个一个来。”学生们就拥在黑板前，七手八脚划了一大片字。我粗粗一看，一黑板的课文，竟有三分之二学生认不得的字。我笑了，说：“你们是怎么念到初三的呢？怪不得你们不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这里有一半的字都应该在小学就认识了。”王福在后面说：“我划的三个字，是以前没有教过的。我可以给你找出证明来。”我看一看黑板，说：“这样吧，凡是划上的字，我都来告诉你们，我们慢慢再来整理真正的生字。”学生们都说好。
一字一字教好，又有一间教室歌声大作，我知道要下课了，便说：“我们也来唱一支歌。你们会什么呢？”学生们七嘴八舌地提，我定了一首，班长起了音，几十条喉咙便也震天动地地吼起来。我收拾着一应教具，觉得这两节课尚有收获，结结实实地教了几个字，有如一天用锄翻了几分山地，计工员来量了，认认真真地记在账上。歌声一停，钟就响了，我看看班长，说：“散吧。”班长说：“作业呢？要留作业呢！”我想一想，说：“作业就是把今天的生字记好，明天我来问。就这样。”班长于是大喊起立，学生们乒乒乓乓地立起来，在我之前窜出去。
我将要出门，见王福从我身边过去，便叫住他，说：“王福，你来。”王福微微有些呆，看看门外，过来立住。我说：“你说你能证明哪些是真正的生字，怎么证明呢？”王福见我问的是这个，便高兴地说：“每天抄的课文，凡是所有的生字，我都另写在纸上。我认识多少字，我有数，我可以拿来给你看。”说罢迈到他自己的位子，拿出一只布包，四角打开，取出一个本子，又将包包好，放回去，迈到前边来，将本子递给我。我翻开一看，是一本奖给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本子，上写奖给“王七桶”。我心里“呀”了一声，这王七桶我是认识的。
王七桶绰号王稀屎。稀屎是称呼得极怪的，因为王七桶长得虽然不高，却极结实，两百斤的米包，扛走如飞，绝不似稀屎。我初与他结识是去县里拉粮食。山里吃粮，需坐拖拉机走上百多里到县里粮库拉回。这粮库极大，米是山一样堆在大屋里，用簸箕一下下收到麻袋里，再一袋袋扛出去装上车斗。那一次是两个生产队的粮派一个拖拉机出山去拉。早上六点，我们队和三队拉粮的人便聚来车队，一个带拖斗的“东方红”拉了去县里。一上车，我们队的司务长便笑着对三队的一个人说：“稀屎来了？”被称作稀屎的人不说话，只缩在车角闷坐着。我因被派了这次工，也来车上坐着，恰与他是对面，见他衣衫破旧，耳上的泥结成一层壳，且面相凶恶，手脚奇大，不免有些防他。两个队的人互相让了烟，都没有人让他。我想了想，便将手上的烟指给他，说：“抽？”他转过眼睛，一脸的凶肉忽然都顺了，点一点头，将双手在裤上使劲擦一擦，笸箩一样伸过来接。三队的司务长见了，说：“稀屎，抽烟治不了哑巴。”大家都笑起来。我疑惑了，看着他。他脸红起来，摸出火柴自己点上，吸一大口，吐出来，将头低下，一支细白的烟卷像插在树节上。车开到半路遇到泥泞，他总是爬下去。一车的人如不知觉一般仍坐在车上。他一人在下死劲扛车帮，车头轰几下，爬上来，继续往前开，他便跑几步，用手勾住后车板，自己翻上来，颠簸着坐下。别人仍若无其事地说笑着，似乎他只是一个机器部件。出了故障，自然便有这个部件的用途。我因不常出山，没坐过几回车，所以车第二次陷在泥里时，便随他下车去推。车爬上去时，与他追了几步。他自己翻上去了，我没有经验，连车都没有扒上。他坐下后，见我还在后面跑，就弓起身子怪叫着，车上人于是发现我，喊叫起来，司机停下车。他一直弓着身子，直到我爬上车斗，方才坐下，笑一笑。三队的司务长说：“你真笨，车都扒不上么？”我喘息未定，急急地说：“你不笨，要不怎么不下车推一把呢？”三队的司务长说：“稀屎一个人就够了嘛！”车到县里，停在粮库门前。三队来拉粮的人除了司务长在交接手续，别的人都去街上逛，只余他一人在。我们队的人进到库房里，七手八脚地装粮食。装到差不多，停下一看，那边只他一人在装，却也装得差不多了。我们队的人一袋一袋地上车，三队却仍只有他一人上车。百多斤的麻袋，他一人扛走如飞。待差不多时，三队的人买了各样东西回来，将剩下的一两袋扔上车斗，车便开到街上。我们队的人跳下去逛街，三队的人也跳下再去逛街，仍是余他一人守车。我跳下来，仰了头问他：“你不买些东西？”他摇一摇头，坐在麻袋上，竟是快乐的。我一边走，一边问三队的司务长：“哑巴叫什么？”司务长说：“王七桶。”我问：“为什么叫稀屎呢？”司务长说：“稀屎就是稀屎。”我说：“稀屎可比你们队的干屎顶用。”司务长笑了，说：“所以我才每次拉粮只带他出来。”我奇怪了，问：“那几个人不是来拉粮的？”司务长看看我，说：“他们是出来办自己的事的。”我说：“你也太狠了，只带一个人出来拉一个队的粮，回去只补助一个人的钱。”司务长笑笑，说：“省心。”我在街上逛了一回，多买了一包烟。回到车边，见王七桶仍坐在车上，就将烟扔给他，说：“你去吃饭，我吃了来的。”王七桶指一指嘴，用另一只手拦一下，再用指嘴的手向下一指，表示吃过了。我想大约他是带了吃的，便爬上车，在麻袋上躺下来。忽然有人捅一捅我，我侧头一看，见王七桶将我给他的烟放在我旁边，烟包撕开了，他自己手上捏着一支。我说：“你抽。”他举一举手上的烟。我坐起来，说：“这烟给你。”将烟扔给他。他拿了烟包，又弓身放回到我旁边。我自己抽出一支，点上，慢慢将烟吐出来，看着他。逛街的人都回来了，三队的司务长对王七桶说：“你要的字典还是没有。”王七桶“啊、啊”着，眼睛异样了一下，笸箩一样的手松下来，似乎觉出一天劳作的累来。司机开了车，一路回到山里，先到我们队上将粮卸了，又拉了王七桶一队的粮与人开走。我扛完麻袋回到场上，将将与远去的王七桶举手打个招呼。
我于是知道王福是王七桶的儿子，就说：“你爹我知道，很能干。”王福脸有些红，不说话。我翻开这个本子，见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便很有兴趣地翻看完，问王福：“好。有多少字呢？”王福问：“算上今天的吗？”我呆了一下，点点头。王福说：“算上今天的一共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我吃了一惊，说：“这么精确？”王福说：“不信你数。”我知道我不会去数，但还是翻开本子又看，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你算十个字吗？”王福说：“当然，不算十个字，算什么呢？算一个字？”我笑了，说：“那么三千四百五十一便是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了？”王福没有听出玩笑，认真地说：“十字后面是百、千、万、亿、兆。这兆字现在还没有学到，但我认得。凡我认得而课文中没有教的字，我都收在另一个本上。这样的字有四百三十七个。”我说：“你倒是学得很认真。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学了多少字呢。”王福说：“老师当然学得多。”这时钟响了，我便将本子还给王福，出去回到办公室。
老陈见我回来了，笑眯眯地问：“怎么样？还好吧？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那个，一下就会习惯的。”我在分给我的桌子后面坐下来，将课本放在桌子上，想了想，对老陈说：“这课的教法是不是有规定？恐怕还是不能乱教。课本既然是全国统一的，那怎么教也应该有个标准，才好让人明白是教对了。比如说吧，一篇文章，应划几个段落？段落大意是什么？主题思想又是什么？写作方法是怎么个方法？我说是这样了，别的学校又教是那样。这语文不比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世界上哪儿都是统一的。语文课应该有个规定才踏实。”老陈说：“是呀，有一种备课教材书，上面都写的有，也是各省编的。但是这种书我们更买不到了。”我笑了起来，说：“谁有，你指个路子，我去抄嘛。”老陈望望外面，说：“难。”我说：“老陈，那我可就随便教了，符不符合规格，我不管。”老陈叹了一口气，说：“教吧。规定十八岁人才可以参加工作，才得工资，这些孩子就是不学，也没有事干，在这里学一学，总是好的。”我轻松起来，便伏在桌上一课一课地先看一遍。
课于是好教起来，虽然不免常常犯疑。但我认定识字为本，依了王福的本子为根据，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语文课自然有作文项目，初时学生的作文如同天书，常常要猜字到半夜。作文又常常仅有几十字，中间多是时尚的语句，读来令人瞌睡，想想又不是看小说，倒也心平气和。只是渐渐怀疑学生们写这些东西于将来有什么用。
这样教了几天，白天很热闹，晚上又极冷清，便有些想队里，终于趁了一个星期天，回队里去耍。老黑见我回来，很是高兴，拍拍床铺叫我坐下，又出去喊来往日要好的，自然免不了议论一下吃什么，立刻有人去准备。来娣听说了，也聚来屋里，上上下下看一看我，就在铺的另一边靠我坐下。床往下一沉，老黑跳起来说：“我这个床睡不得三个人！”来娣倒反整个坐上去，说：“那你就不要来睡，碍着我和老师叙话。”大家笑起来，老黑便蹲到地下。来娣撩撩头发，很亲热地说：“呀，到底是在屋里教书，看白了呢！”我打开来娣伸过来的胖手，说：“不要乱动。”来娣一下叫起来：“咦？真是尊贵了，我们劳动人民碰不得了。告诉你，你就是教一百年书，我还不是知道你身上长着什么？哼，才几天，就夹起来装斯文！”我笑着说：“我斯文什么？学生比我斯文呢。王七桶，就是三队的王稀屎，知道吧？他有个儿子叫王福，就在我的班上，识得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第一节课我就出了洋相，还是他教我怎么教书的呢。”大家都不相信，我便把那天的课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真的，咱们识得几个字呢？谁数过？”我说：“我倒有一个法子。我上学时，语文老师见班上有同学学习不耐烦，就说：‘别的本事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大，就单说识字吧。一本《新华字典》，你们随便翻开一页。这一页上你们若没有一个不会读、写、解的字，我就服。以后有这本事的人上课闹，我管，我不姓我的姓。’大家不信，当场拿来《新华字典》一翻，真是这样。瞧着挺熟的字，读不出来；以为会读的字，一看拼音，原来自己读错了；不认识、不会解释的字就更多了。大家全服了。后来一打听，我们这位老师每年都拿这个法子治学生，没一回不灵的。”大家听了，都将信将疑，纷纷要找本《新华字典》来试一试，但想来想去没有人有字典，我说我也没有字典，大约还是没有卖的。来娣一直不说话，这时才慢慢地说：“没有字典，当什么孩子王？拉倒吧！老娘倒是有一本。”我急忙说：“拿来给我。”来娣脸上放一下光，将身仰倒，肘撑在床上，把胖腿架起来，说：“那是要有条件的。”大家微笑着问她有什么条件。来娣慢慢团身坐起来，用脚够上鞋，站到地上，抻一抻衣服，拢一拢头，向门口走去，将腰以下扭起来，说：“哎，支部书记嘛，咱们不要当；党委书记嘛，咱们也不要当，也就是当个音乐老师。怎么样？一本字典还抵不上个老师？真老师还没有字典呢！”大家都看着我，笑着。我挠一挠头，说：“字典有什么稀奇，可以去买，再说了，老陈还不是有？我可以去借。”来娣在门口停下来，很泄气地转回身来，想一想，说：“真的，老杆儿，学校的音乐课怎么样？尽教些什么歌？”我笑了，把被歌声吓了一跳的事讲述了一遍。来娣把双手叉在腰上，头一摆，说：“那也叫歌？真见了鬼了。我告诉你，那种歌叫‘说’歌，根本不是唱歌。老杆儿，你回去跟学校说，就说咱们队有个来娣，歌子多得来没处放，可以请她去随便教几支。”我说：“我又不是领导，怎么能批准你去？”来娣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写个词，我来作个曲。你把我作的歌教给你们班上的学生唱，肯定和别的班的歌子不一样，领导问起来，你就说是来娣作的。领导信了我的本事，笃定会叫我去教音乐课。”大家都笑来娣异想天开。我望望来娣。来娣问：“怎么样？”我说：“可以，可以。”老黑站起来说：“什么可以？作曲你以为是闹着玩儿的？那要大学毕业，专门学。那叫艺术，懂吗？艺术！看还狂得没边儿了！”来娣涨红了脸，望着我。我说：“我才念了几年书，现在竟去教初三。世界上的事儿难说，什么人能干什么事真说不准。”来娣哼了一声说：“作曲有什么难？我自己就常哼哼，其实写下来，就是曲子，我看比现在的那些歌都好听。”说完又过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一拍我的肩膀：“怎么样，老杆儿？就这么着。”
出去搜寻东西的人都回来了，有干笋，有茄子、南瓜，还有野猪肉干巴，酒自然也有。老黑劈些柴来，来娣支起锅灶，乒乒乓乓地整治，半个钟头后竟做出十样荤素。大家围在地下一圈，讲些各种传闻及队里的事，笑一回，骂一回，慢慢吃酒吃菜。我说：“还是队里快活。学校里学生一散，冷清得很，好寂寞。”来娣说：“我看学校里不是很有几个女老师吗？”我说：“不知哪里来的些斯文人，晚上活着都没有声响。”大家笑了起来，问：“要什么声响？”我也笑了，说：“总归是斯文，教起书来有板有眼，我其实哪里会教？”老黑喝了一小口酒，说：“照你一说，我看确是识字为本。识了字，就好办。”有人说：“上到初三的学生，字比咱们识得多。可我看咱们用不上，他们将来也未必有用。”来娣说：“这种地方，识了字，能写信，能读报，写得批判稿就行，何必按部就班念好多年？”老黑说：“怕是写不明白，看不懂呢。我前几天听半导体，里面讲什么是文盲。我告诉你们，识了字，还是文盲，非得读懂了文章，明白那里面的许多意思，才不是文盲。”大家都愣了，疑惑起来，说：“这才怪了！扫盲班就是识字班嘛。识了字，就不是文盲了嘛。我们还不都是知识青年？”我想一想，说：“不识字，大约是文字盲，读不懂，大约是文化盲。老黑听的这个，有道理，但好像大家都不这么分着讲。”老黑说：“当然了，那广播是英国的中文台，讲得好清楚。”大家笑起来，来娣把手指逼到老黑的眼前，叫：“老黑，你听敌台，我去领导那里揭发你！”老黑也叫起来：“哈，你告嘛！支书还不是听？国家的事，百姓还不知道，人家马上就说了。林秃子死在温都尔汗，支书当天就在耳机子里听到了，瘟头瘟脑地好几天，不肯相信。中央宣布了，他还很得意，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其实大家也早知道了，只是不敢说。来娣，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哪里来的？还不是你每天从敌台学来的！什么甲壳虫，什么埃巴，什么列侬，乱七八糟，你多得很！”来娣夹了一口菜，嚼着说：“中央台不清楚嘛，谁叫咱们在天边地角呢。告诉你，老黑，中央台就是有杂音，我也每天还是听。”老黑说：“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我笑起来，说：“大约全国人民都很熟。我那个班上的学生，写作文，社论上的话来得个熟，不用教。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来，你还觉得一点儿不过时。”大家都点头说不错，老黑说：“大概我也能教书。”我说：“肯定。”
饭菜吃完，都微微有些冒汗。来娣用脸盆将碗筷收拾了拿去洗，桌上的残余扫了丢出门外，鸡、猪、狗聚来挤吃。大家都站到门外，望望四面大山，舌头在嘴里搅来搅去，将余渣咽净。我看看忙碌的猪狗，嘴脸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觉笑了，说：“山中方七日，学校已千年。我还以为过了多少日子呢。”正说着，支书远远过来，望见我，将手背在屁股上，笑着问：“回来了，书教得还好？”我说：“挺好。”支书近到眼前，接了老黑递的烟，点着，蹲下，将烟吐给一只狗。那狗打了一个喷嚏，摇摇尾巴走开。支书说：“老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学生们可闹？”我说：“闹不到哪里去。”支书说：“听说你教的是初三，不得了！那小学毕业，在以前就是秀才；初中，就是举人；高中，大约就是状元了。举人不得了，在老辈子，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声望，巴结得很。你教举人，不得了。”我笑了，说：“你的儿子将来也要念到举人。”支书脸上放出光来，说：“唉，哪里有举人的水平。老辈子的举人要考呢。现在的学生也不考，随便就念，到了岁数，回到队上干活，识字就得。我那儿子，写封信给内地老家，三天就回信了，我叫儿子念给我，结结巴巴的他也不懂，我也不懂。”来娣正端了碗筷回来，听见了，说：“又在说你那封信，也不怕臊人。”支书笑眯眯地不说话，只抽烟。来娣对了我们说：“支书请到我，说叫我看看写的是什么。我看来看去不对头，就问支书：‘你是谁的爷公？’支书说：‘我还做不到爷公。’我说：‘这是写给爷公的。’弄来弄去，原来是他儿子写的那封信退回来了，还假模假式地当收信念。收信地址嘛，写在了下面，寄信的地址嘛，写在了上面。狗爬一样的字，认都认不清；读来读去，把舌头都咬了。”大家都哄笑起来，支书也笑起来，很快活的样子，说：“唉，说不得，说不得。”
我在队里转来转去，耍了一天，将晚饭吃了，便要回去。老黑说：“今夜在我这儿睡，明天一早去。”我说：“还是回去吧。回去准备准备，一早上课，从从容容的好。”老黑说也好，便送我上路。我反留住他，说常回来耍，自己一个人慢慢回去。老黑便只送到队外，摇摇手回去了。
天色正是将晚，却有红红的一条云在天上傍近山尖。林子中一条土路有些模糊，心想这几天正是无月，十里路赶回去，黑了怕有些踌躇，便加快脚步疾走。才走不到好远，猛然路旁闪出一个人来。我一惊，问：“哪个？”那人先笑了，说：“这么快走，赶头刀吗？”原来是来娣，我放下心，便慢慢走着，说：“好晚了，你怎么上山了？”来娣说：“咦？你站下。我问你，你走了，怎么也不跟老娘告别一下？”我笑了，说：“老嘴老脸的，告别什么。我常回来。”来娣停了一下，忽然异声异气地说：“老杆儿，你说的那个事情可是真的？”我疑惑了，问：“什么事？”来娣说：“说你斯文，你倒觍着脸做贵人，怎么一天还没过就忘事？”我望一望天，眼睛移来移去地想，终于想不出。来娣忽然羞涩起来，嗯了一会儿。我从未见来娣如此忸怩过，心头猛然一撞，脸上热起来，脖子有些粗，硬将头低下去。来娣叹了一口气，说：“唉，你真忘了？你不是说作个曲子吗？”我头上的脉管一下缩回去，骂了自己一下，说：“怎么是我忘了？那是你说的嘛。”来娣说：“别管是谁说的，你觉得怎样？”我本没有将这事过心，见来娣认真，就想一想，说：“可以吧。不就是编个歌吗？你编，我叫我们班上唱。”我又忽然兴奋起来，舔一舔嘴，说：“真的，我们搞一个歌，唱起来跟别的歌都不一样，嘿！好！”来娣也很兴奋，说：“走，老娘陪你走一段，我们商量商量看。”我说：“你别总在老子面前称老娘。老子比你大着呢。”来娣笑了：“好嘛，老子写词，老娘编曲。”我说：“词恐怕我写不来。”来娣说：“刚说的，你怎么就要退了？不行，你写词，就这么定了。”我想一想，说：“那现在也写不出来。”来娣说：“哪个叫你现在写？我半路上等你，就是为这个，老黑几个老以为我只会烧火做饭，老娘要悄悄做出一件事，叫他们服气。”我看看天几乎完全黑下来，便说：“行，就这么定了，你等我的词。我得走了。”说完便快快向前走去。走不多远，突然又听来娣在后面喊：“老杆儿，你看我糊涂的，把正事都忘了！”我停下来转身望去，来娣的身影急急地移近，只觉一件硬东西杵到我的腹上。我用手抓住，方方的一块，被来娣的热手托着。来娣说：“喏，这是字典，你拿去用。”我呆了呆，正要推辞，又感激地说：“好。可你不用吗？”来娣在暗虚中说：“你用。”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只好说：“我走了，你回吧。”说罢转身便走，走不多远，站下听听，回身喊道：“来娣，回吧！”黑暗中静了一会儿，有脚步慢慢地响起来。
当晚想了很久的歌子，却总是一些陈词在盘旋，终于觉得脱不了滥调，便索性睡去。又想一想来娣，觉得太胖，量一量自己的手脚，有些惭愧，于是慢慢数数儿，渐渐睡着。
一早起来，雾中提来凉水洗涮了，有些兴奋，但不知可干些什么，就坐下来吸烟，一下瞥见来娣给的字典，随手拿来翻了，慢慢觉得比小说还读得，上课钟响了，方才省转来，急急忙忙地去上课。
学生们也刚坐好。礼毕之后，我在黑板前走了几步，对学生们说：“大家听好，我要彻底清理一下大家的功课。你们学了九年语文……”学生们叫起来：“哪里来九年？八年！”我疑惑了，学生们算给我小学只有五年，我才知道教育改革省去小学一年，就说：“好，就是八年。可你们现在的汉语本领，也就是小学五年级，也许还不如。这样下去，再上八年，也是白搭，不如老老实实地返回来学，还有些用处。比如说字，王福那里有统计，是三千多字，有这三千多字，按说足够用了。可你们的文章，错字不说，别字不说，写都写不清楚。若写给别人看，就要写清楚，否则还不如放个臭屁有效果。”学生们乱笑起来，我正色道：“笑什么呢？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其实认真一些就可以了。我现在要求，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第二——嗯，没有第二，就是第一，字要清楚。听清楚了没有？”学生们扯着嗓子吼：“听清楚了！”我笑了，说：“有志不在声高。咱们规定下，今后不清楚的字，一律算错字，重写五十遍。”学生们“噢”地哄起来。我说：“我知道。可你们想想，这是为你们好。念了八年书，出去都写不成个字，臊不臊？你们这几年没有考试，糊里糊涂。大道理我不讲，你们都清楚。我是说，你们起码要对得起你们自己，讲别的没用，既学了这么长时间，总要抓到一两样，才算有本钱。好，第二件事，就是作文不能再抄社论，不管抄什么，反正是不能再抄了。不抄，那写些什么呢？听好，我每次出一个题目，这样吧，也不出题目了。怎么办呢？你们自己写，就写一件事，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把这件事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别给我写些花样，什么‘红旗飘扬，战鼓震天’，你们见过几面红旗？你们谁听过打仗的鼓？分场那一只破鼓，哪里会震天？把这些都给我去掉，没用！清清楚楚地写一件事，比如，写上学，那你就写：早上几点起来，干些什么，怎么走到学校来，路上见到些什么——”学生们又有人叫起来：“以前的老师说那是流水账！”我说：“流水账就流水账，能把流水账写清楚就不错。别看你们上了八年，你们试试瞧。好，咱们现在就做起来。大家拿出纸笔来，写一篇流水账。就写——就写上学吧。”
学生们乱哄哄地说起来，纷纷在书包里掏。我一气说了许多，竟有些冒汗，却畅快许多，好像出了一口闷气。学生们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不到一分钟，就有人大叫：“老师，咋个写呀？”我说：“就按我说的写。”学生说：“写不出来。”我说：“慢慢写，不着急。”学生说：“我想不起我怎么上学嘛。”我靠在门边，扫看着各种姿势的学生，说：“会想起来的。自己干的事情，自己清楚。”
教室里静了许久，隔壁有女老师在教课，声音尖尖地传过来，很是激昂，有板有眼。我忽然觉得，愈是简单的事，也许真的愈不容易做，于是走动着，慢慢看学生们写。
王福忽然抬起头来，我望望他，他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将手里的笔放下。我问：“王福，你写好了？”王福点点头。我迈到后面，取过王福的纸，见学生们都抬起头看王福，就说：“都写好了？”学生们又都急忙低下头去写。我慢慢看那纸上，一字一句写道：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我不觉笑起来，说：“好。”迈到前边，将纸放在桌上。学生们都仰起头看我。我问：“还有谁写完了？”又有一个学生交了过来，我见上面写道：
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我又说：“好。”学生们兴奋起来，互相看看，各自写下去。
学生们已渐渐交齐，说起话来，有些闹。终于钟敲起来。我说了下课，学生们却并不出去，拥到前边来问。我说：“出去玩，上课再说。”学生们仍不散去，互相议论着。王福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时时看我一眼，眼睛里问着究竟。
钟又敲了，学生们纷纷回到座位上，看着我。我拿起王福的作文，说：“王福写得好。第一，没有错字，清楚。第二，有内容。我念念。”念完了，学生们笑起来。我说：“不要笑。‘我’是多了。讲了一个‘我’，人家明白了，就不必再有‘我’。事情还是写了一些，而且看到有雾，别的同学就谁也没有写到雾。大体也明白，只是逗号太多，一逗到底。不过这是以后纠正的事。”我又拿了第二篇，念了，学生们又笑起来。我说：“可笑吧？念了八年书，写一件事情，写得像兔子尾巴。不过这篇起码写了一个‘走’字。我明白，他不是跑来的，也不是飞来的，更不是叫人背来的，而是走来的。就这样，慢慢就会写得多而且清楚，总比抄些东西好。”
王福很高兴，眼白闪起来，抹一抹嘴。我一篇一篇念下去，大家笑个不停。终于又是下课，学生们一拥出去，我也慢慢出来。隔壁的女老师也出来了，见到我，问：“你念些什么怪东西，笑了一节课？”我说：“笑笑好，省得将来耽误事。”
课文于是不再教，终日只是认字，选各种事情来写。半月之后，学生们慢慢有些叫苦，焦躁起来。我不免有些犹豫，但眼看学生们渐渐能写清楚，虽然呆板，却是过了自家眼手的，便决心再折磨一阵。
转眼已过去半个月，学校酝酿着一次大行动，计划砍些竹木，将草房顶的朽料换下来。初三班是最高年级，自然担负着进山砍料运料的任务。我在班上说了此事，各队来的学生都嚷到自己队上去砍，决定不下。我问了老陈，老陈说还有几天才动，到时再说吧。
终于到了要行动的前一天。将近下课，我说：“明天大家带来砍刀，咱们班负责二百三十根料，今天就分好组，选出组长，争取一上午砍好，下午运出来。”学生们问：“究竟到哪个队去砍呢？”我说：“就到我们队，我熟悉，不必花工夫乱找，去了就能砍。只是路有些远，男同学要帮着女同学。”女学生们叫起来：“哪个要他们帮！经常做的活路，不比他们差。”忽然有学生问：“回来可是要作文？”我笑了，说：“不要先想什么作文，干活就痛痛快快干，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出危险。”学生说：“肯定要作文，以前李老师都是出这种题目，一有活动，就是记什么什么活动，还不如先说题目，我们今天就写好。”我说：“你看你看，活动还没有，你就能写出来，肯定是抄。”王福突然望着我，隐隐有些笑意，说：“定了题目，我今天就能写，而且绝对不是抄。信不信？”我说：“王福，你若能写你父母结婚别人来吃喜酒的事情，那你就能今天写明天怎么砍料。”大家笑起来，看着王福。王福把一只大手举起来，说：“好，我打下赌！”我说：“打什么赌？”王福看定了我，脸涨得很红，说：“真的打赌？”我见王福有些异样，心里恍惚了一下，忽然想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就说：“当然。而且全班为证。”学生们都兴奋起来，看着王福和我。我说：“王福，你赌什么？”王福眼里放出光来，刚要说，忽然低下头去。我说：“我出赌吧。我若输了，我的东西，随便你要。”学生们“噢”地哄起来，纷纷说要我的钢笔，要我的字典。王福听到字典，大叫一声：“老师，要字典。”我的字典早已成为班上的圣物，学生中有家境好一些的，已经出山去县里购买，县里竟没有，于是这本字典愈加神圣。我每次上课，必将它放在我的讲桌上，成为镇物。王福常常借去翻看，会突然问我一些字，我当然不能全答出，王福就轻轻叹一口气，说：“这是老师的老师。”我见王福赌我的字典，并不惧怕，说：“完全可以。”我将字典递给班长。学生们高兴地看着班长，又看着我。我说：“收好了，不要给我弄脏。”王福把双手在胸前抹一抹，慢慢地说：“但有一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都行。”王福又看定我，说：“料要到我们三队去砍。”我说：“当然可以。哪个队都可以，到三队也可以，不要以为明天到三队去砍，今天你就可以事先写出来。明天的劳动，大家作证，过程有与你写的不符合的，就算你输。不说别的，明天的天气你就不知道。”王福并不泄气，说：“好，明天我在队里等大家。”
我在傍晚将刀磨好，天色尚明，就坐在门前看隔壁的女老师洗头发，想一想说：“明天劳动，今天洗什么头发，白搭工夫。”女老师说：“脏了就洗，有什么不可以？对了，明天你带学生到几队去？”我说：“到三队。”女老师说：“三队料多？”我说：“那倒不一定，但我和学生打了赌。”女老师说：“你净搞些歪门邪道，和学生们打什么赌？告诉你，你每天瞎教学生，听说总场教育科都知道了，说是要整顿呢！不骗你，你可小心。”我笑了，说：“我怎么是瞎教？我一个一个教字，一点儿不瞎，教就教有用的。”女老师将水泼出去，惊起远处的鸡，又用手撩开垂在脸前的湿发，歪着眼睛看我，说：“统一教材你不教，查问起来，看你怎么交代？”我说：“教材倒真是统一，我都分不清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区别。学生们学了语文，将来回到队上，是要当支书吗？”女老师说：“德育嘛。”我说：“是嘛，我看汉语改德语好了。”女老师扑哧一笑，说：“反正你小心。”
晚上闲了无聊，忽然记起与来娣约好编歌的事，便找一张纸来在上面划写。改来改去，忽然一个“辜负”的“辜”字竟想不起古字下面是什么，明明觉得很熟，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于是出去找老陈借字典来查。黑暗中摸到老陈的门外，问：“老陈在吗？”老陈在里面答道：“在呢在呢，进来进来。”我推门进去，见老陈正在一张矮桌前改作业本，看清是我，就说：“坐吧，怎么样？还好吧？”我说：“我不打扰，只是查一个字，借一下字典，就在这里用。”老陈问：“你不是有了一本字典吗？”我说：“咳，今天和王福打赌，我跟他赌字典，字典先放在公证人那里了。”老陈笑一笑，说：“你总脱不了队上的习气，跟学生打什么赌？虽说不讲什么师道尊严，可还要降得住学生。你若输了，学生可就管不住了。”我说：“我绝不会输。”老陈问：“为什么呢？”我说：“王福说他能今天写出一篇明天劳动的作文，你说他能赢吗？我扳了他们这么多日子老老实实写作文的毛病，他倒更来虚的了。王福是极用功的学生，可再用功也编不出来明天的具体事儿，你等着看我赢吧。”老陈呆了许久，轻轻敲一敲桌子，不看我，说：“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学校里没什么，反正就是教学生嘛。可不知总场怎么知道你不教课本的事。我倒觉得抓一抓基础还是好的，可你还是不要太离谱，啊？”我说：“学生们也没机会念高中，更说不上上大学了。回到队里，干什么事情都能写清楚，也不枉学校一场。情况明摆着的，学什么不学什么，有用就行。要不然，真应了那句话，越多越没用。”老陈叹了一口气，不说什么。
我查了字典，笑话着自己的记性，辞了老陈回去。月亮晚晚地出来，黄黄的半隐在山头，明而不亮，我望了望，忽然疑惑起来：王福是个极认真的学生，今天为什么这么坚决呢？于是隐隐有一种预感，好像有什么不妙。又想一想，怎么会呢？回去躺在床上时，终于还是认为我肯定不会输，反而觉得赢得太容易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吃了早饭，提了刀，集合了其他队来的学生，向三队走去。在山路上走，露水很大。学生们都赤着脚，沾了水，于是拍出响声，好像是一队鼓掌而行的队伍。大家都很高兴，说王福真傻，一致要做证明，不让他把老师的字典骗了去。
走了近一个钟头，到了三队。大约队上的人已经出工，见不到什么人，冷冷清清。我远远看到进山沟的口上立着一个紧短衣裤的孩子，想必是王福无疑。那孩子望见我们，慢慢地弯下腰，抬起一根长竹，放在肩上，一晃一晃地过来。我看清确是王福，正要喊，却见王福将肩一斜，长竹落在地下，我这才发现路旁草里已有几十根长竹，都杯口粗细。大家走近了，问：“王福，给家里扛料吗？”王福笑嘻嘻地看着我，说：“我赢了。”我说：“还没开始呢，怎么你就赢了？”王福擦了一把脸上的水，头发湿湿地贴在头皮上，衣裤无一处干，也都湿湿地贴在身上，颜色很深。王福说：“走，我带你们进沟，大家做个见证。”大家互相望望，奇怪起来。我一下紧张了，四面望望，迟疑着与学生们一路进去。
山中湿气蔓延开，渐渐升高成为云雾。太阳白白地现出一个圆圈，在雾中走着。林中的露水在叶上聚合，滴落下来，星星点点，多了，如在下雨。
忽然，只见一面山坡上散乱地倒着百多棵长竹，一个人在用刀清理枝杈，手起刀落。声音在山谷中钝钝地响来响去。大家走近了，慢慢站住。那人停下刀，回转身，极凶恶的一张脸，目光扫过来。
我立刻认出了，那人是王七桶。王七桶极慢地露出笑容，抹一抹脸，一脸的肉顺起来。我走上前去，说：“老王，搞什么名堂？”王七桶怪声笑着，向我点头，又指指坡上的长竹，打了一圈的手势，伸一伸拇指。王福走到前面，笑眯眯地说：“我和我爹，昨天晚上八点开始上山砍料，砍够了二百三十棵，抬出去几十棵，就去写作文，半夜以前写好，现在在家里放着，有知青作证。”王福看一看班长，说：“你做公证吧。字典，”王福忽然羞涩起来，声音低下去，有些颤，“我赢了。”
我呆了，看看王福，看看王七桶。王七桶停了怪笑，仍旧去砍枝杈。学生们看着百多根长竹，又看看我。我说：“好。王福。”却心里明白过来，不知怎么对王福表示。
王福看着班长。班长望望我，慢慢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纸包，走过去，递到王福手上。王福看看我，我叹了一口气，说：“王福，这字典是我送你的，不是你赢的。”王福急了，说：“我把作文拿来。”我说：“不消了。我们说好是你昨天写今天的劳动，你虽然作文是昨天写的，但劳动也是昨天的。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这个道理是扳不动的。你是极认真的孩子，并且为班上做了这么多事，我就把字典送给你吧。”学生们都不说话，王福慢慢把纸包打开，字典露出来，方方的一块。忽然王福极快地将纸包包好，一下塞到班长手里，抬眼望我，说：“我输了。我不要。我要——我要把字典抄下来。每天抄，五万字，一天抄一百，五百天。我们抄书，抄了八年呢。”
我想了很久，说：“抄吧。”
自此，每日放了学，王福便在屋中抄字典。我每每点一支烟在旁边望他抄。有时怀疑起来，是不是我害了学生？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初时将教书看得严重，现在又将学习搞得如此呆板，我于教书，到底要负怎样的责任？但看看王福抄得日渐其多，便想，还是要教认真，要教诚实，心下于是安静下来，只是替王福苦。
忽一日，分场来了放映队。电影在山里极其稀罕，常要年把才得瞻仰一次。放映队来，自然便是山里的节日。一整天学生们都在说这件事，下午放学，路远的学生便不回去，也不找饭吃，早早去分场占地位。我估摸队上老黑他们会来学校歇脚，便从教室扛了两条长凳回自己屋里，好请他们来了坐。待回到屋里，却发现王福早坐在我的桌前又在抄每日的字典，便说：“王福，你不去占地位吗？电影听说很好呢！”王福不抬头，说：“不怕的，就抄完了，电影还早。”我说：“也好。你抄着，我整饭来吃，就在我这里吃。抄完，吃好，去看电影。”王福仍不抬头，只说着“我不吃”，仍旧抄下去。
老黑他们果然来了，在前面空场便大叫，我急忙过去，见大家都换了新的衣衫，裤线是笔挺的。来娣更是鲜艳，衣裤裁得极俏，将男人没有的部位绷紧。我笑着说：“来娣，队上的伙食也叫你偷吃得够了，有了钱，不要再吃，买些布来做件富余的衣衫。看你这一身，穷紧得戳眼。”来娣用手扶一扶头发，说：“少跟老娘来这一套。男人眼穷，你怎么也学得贼公鸡一样？今天你们看吧，各队都得穿出好衣衫，暗中比试呢。你们要还是老娘的儿，都替老娘凑凑威风。”老黑将头朝后仰起，又将腰大大一弓，头几乎冲到地下，狠狠地“呸”了一下。来娣笑着，说：“老杆儿，看看你每天上课的地方。”我领了大家，进到初三班的教室。大家四下看了，都说像狗窝，又一个个挤到桌子后面坐好。老黑说：“老杆儿，来，给咱们上一课。”我说：“谁喊起立呢？”来娣说：“我来。”我就迈出门外，重新进来，来娣大喝一声“起立”，老黑几个就挤着站起来，将桌子顶倒。大家一齐笑起来，扶好桌子坐下。我清一清嗓子，说：“好，上课。今天的这课，极重要，大家要用心听。我先把课文读一遍。”来娣扶一扶头发，看看其他的人，眼睛放出光来，定定地望着我。我一边在黑板前慢慢走动，一边竖起一个手指，说：“听好。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老黑他们明白过来，极严肃地一齐吼道：“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大家一齐吼着这个循环故事，极有节奏，并且声音越来越大，有如在山上扛极重的木料，大家随口编些号子调整步伐，又故意喊得一条山沟嗡嗡响。
闹过了，我看看天色将晚，就说：“你们快去占位子。我吃了饭就来。”大家说好，纷纷向分场走去。来娣说：“老黑，你替我占好位子，我去老杆儿宿舍看看。”大家笑起来，说：“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么？还看什么？”来娣说：“我去帮老杆儿做做饭嘛。”大家仍在笑，说：“好，要得，做饭是第一步。”便一路唱着走了。
我与来娣转到后面，指了我的门口，来娣走进去，在里面叫道：“咦？你在罚学生么？”我跟进去，见王福还在抄，灯也未点，便一面点起油灯，一面说：“王福，别抄了。吃饭。”来娣看着王福，说：“这就是王福吗？好用功，怪不得老杆儿夸你。留了许多功课吗？”王福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在抄老师的字典。”来娣低头看了，高兴地说：“妈的，这是我的字典嘛！”我一面将米在舀出的水里洗，一面将王福抄字典的缘故讲给来娣。来娣听了，将字典拿起，“啪”的一下摔在另一只手上，伸给王福，说：“拿去。我送给你。”王福不说话，看看我，慢慢退开，又蹲下帮我做事。我说：“字典是她送给我的。我送给你，你不要，现在真正的主人来送给你，你就收下。”王福轻轻地说：“我抄。抄记得牢。我爹说既然没有帮我赢到，将来找机会到省里去拉粮食，看省里可买得到。”来娣说：“你爹？王稀——”我将眼睛用力向来娣盯过去，来娣一下将一个脸涨起来，看我一眼，挤过来说：“去去去，我来搞。你们慢得要死。”于是乒乒乓乓地操持，不再说话。
吃过饭，王福将书用布包了，夹在腋下，说是他爹一定来了，要赶快去，便跑走了。我收拾收拾，说：“去看吧。”来娣坐下来，说：“空场上演电影，哪里也能看，不着急。”我想一想，就慢慢坐到床上。
油灯昏昏地亮着，我渐渐觉出尴尬，就找话来说。来娣慢慢翻着字典，时时看我一下，眼睛却比油灯还亮。我忽然想起，急忙高兴地说：“歌词快写好了呢！”来娣一下转过来，说：“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拿来看看。”我起身翻出来写完的歌词，递给来娣，点起一支烟，望着她。来娣快快地看着歌词，笑着说：“这词实在不斯文，我真把你看高了！”我吐出一口烟，看它们在油灯前扭来扭去，说：“要什么斯文？实话实说，唱起来好听。只怕编曲子的本领是你吹的。”来娣点点头，忽然说：“副歌呢？”我说：“还要副歌？”来娣看着我：“当然。你现在就写，两句就行。前面的曲子我已经有了。”我望望她。来娣很得意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旋了半圈，又看看我，喝道：“还不快写！”
我兴奋了，在油灯下又看了一遍歌词，略想一想，写下几句，也站起来，喝道：“看你的了！”来娣侧身过去，低头看看，一屁股坐在椅上，将腿叉开到桌子两旁，用笔嚓嚓地写。
远处分场隐隐传来电影的开场音乐声，时高时低。山里放电影颇有些不便，需数人轮番脚踩一个链式发电机。踩的人有时累了，电就不稳，喇叭里声音于是便怪声怪气，将著名唱段歪曲。又使银幕上令人景仰的英雄动作忽而坚决，忽而犹豫，但一个山沟的人照样看得有趣。有时踩电的人故意变换频率，搞些即兴的创作，使老片子为大家生出无限快乐。
正想着，来娣已经写完，跳起来叫我看。我试着哼起来，刚有些上口，来娣一把推开我，说：“不要贼公鸡似的在嗓子里嘶嘶，这样——”便锐声高唱起来。
那歌声确实有些特别，带些来娣家乡的音型，切分有些妙，又略呈摇曳，孩子们唱起来，绝对是一首特别的歌。
来娣正起劲地唱第二遍，门却忽然打开了。老黑一帮人钻进来，哈哈笑着：“来娣，你又搞些什么糖衣炮弹？唱得四邻不安，还能把老杆儿拉下水么？”我说：“怎么不看了？”老黑说：“八百年来一回，又是那个片子，还不如到你这里来吹牛。来娣，你太亏了。五队的娟子，今天占了风头。有人从界那边街子上给她搞来一条喇叭裤，说是世界上穿的。屁股绷得像开花馒头，真开了眼。不过也好，你免受刺激。”来娣不似往常，却高兴地说：“屁股算什么？老娘的曲子出来了。我教你们，你们都来唱。”
大家热热闹闹地学，不多时，熟悉了，来娣起了一个头，齐声吼起来：
一二三四五
初三班真苦
识字过三千
毕业能读书
五四三二一
初三班争气
脑袋在肩上
文章靠自己
又有副歌，转了一个五度。老黑唱得有些左，来娣狠狠盯他一眼，老黑便不再唱，红了脸，只用手击腿。
歌毕，大家有些兴奋，都说这歌解乏，来娣说：“可惜词差了一些。”我叹了，说写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凑合能写清楚就不错。平时教学生容易严格，轮到自己，不由得才同情学生，慢慢思量应该教得快活些才好。
第二天一早上课，恰恰轮到作文。学生们都笑嘻嘻地说肯定是写昨天的电影。我说：“昨天的电影？报上评论了好多年了，何消你们来写？我们写了不少的事，写了不少我们看到的事。今天嘛，写一篇你们熟悉的人。人是活动的东西，不好写。大家先试试，在咱们以前的基础上多一点东西。多什么呢？看你们自己，我们以后就来讲这个多。”班长说：“我写我们队的做饭的。”我说：“可以。”又有学生说写我。我笑了，说：“你们熟悉我吗？咱们才在一起一个多月，你们怕是不知道我睡觉打不打呼噜。”学生们笑起来，我又说：“随便你们，我也可以做个活靶子嘛。”
学生们都埋了头写。我忽然想起歌子的事，就慢慢走动着说：“今天放学以后，大家稍留一留，我有一支好歌教你们唱。”学生们停了笔，很感兴趣。我让学生们好好写作文，下午再说。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空场亮堂堂的。我很高兴，就站在门里慢慢望。远远见老陈陪了一个面生的人穿过空场，又站下，老陈指指我的方向，那人便也望望我这里，之后与老陈进到办公室。我想大约是老陈的朋友来访他，他陪朋友观看学校的教舍。场上又有猪鸡在散步，时时遗下一些污迹，又互相在对方的粪便里觅食。我不由暗暗庆幸自己今生是人。若是畜类，被人类这样观看，真是惭愧。
又是王福先交上来。我拿在手中慢慢地看，不由吃了一惊。上面写道：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我呆了很久，将王福的这张纸放在桌上，向王福望去。王福低着头在写什么，大约是别科的功课，有些黄的头发，当中一个旋对着我。我慢慢看外面，地面热得有些颤动。我忽然觉得眼睛干涩，便挤一挤眼睛，想，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
终于是下课。我收好了作文，正要转去宿舍，又想一想，还是走到办公室去。进了办公室，见老陈与那面生的人坐成对面。老陈招呼我说：“你来。”我走近去，老陈便指了那人说：“这是总场教育科的吴干事。他有事要与你谈。”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将指间香烟上一截长长的烟灰弹落，说：“你与学生打过赌？”我不明白，但点点头。吴干事又说：“你教到第几课了？”我说：“课在上，但课文没教。”吴干事又说：“为什么？”我想一想，终于说：“没有用。”吴干事看看老陈，说：“你说吧。”老陈马上说：“你说吧。”吴干事说：“很清楚。你说吧。”老陈不看我，说：“总场的意思，是叫你再锻炼一下。分场的意思呢，是叫你自己找一个生产队，如果你不愿意回你原来的生产队。我想呢，你不必很急，将课交代一下，休息休息，考虑考虑。我的意思是你去三队吧。”我一下明白事情很简单，但仍假装想一想，说：“哪个队都一样，活计都是那些活计。不用考虑，课文没有教，不用交代什么。我现在就走，只是这次学生的作文我想带走。不麻烦吧？”老陈和吴干事望望我。我将课本还给老陈。吴干事犹豫了一下，递过一支烟，我笑一笑，说：“不会。”吴干事将烟别在自己耳朵上，说：“那，我回去了。”老陈将桌上的本子认真地挪来挪去，只是不说话。
我走出办公室。阳光暴烈起来。望一望初三班的教舍，门内黑黑的，想，先回队上去吧，便顶了太阳离开学校。
第二天极早的时候，我回来收拾了行李，将竹笆留在床上，趁了大雾，掮行李沿山路去三队。太阳依旧是白白的一圈。走着走着，我忽然停下，从包里取出那本字典，翻开，一笔一笔地写上“送给王福 来娣”，看一看，又并排写上我的名字，再慢慢地走，不觉轻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