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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作家霍根（Linda Hogan）也写重新栖居主题，她多以印第安裔离乡后的返乡与文化回归为小说主要内容。作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后期兴起的作家，霍根从197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称自己为家》（
Calling Myself Home
，1978）之后，陆续出版了十多部小说，多部诗集与短篇故事集。她的《灵力》（
Power
，1998）、《北极光》（
Solar Storm
，1995）、《靠鲸生活的人》（
People
of the Whale
，2009）具有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小说的“归家范式”。
虽然在美国印第安裔作家中，霍根的知名度不如斯科特·莫马迪、莱斯利·西尔科、杰拉尔德·维兹诺与露易斯·厄德里克，然而她的作品却因其传神的意象、丰富的生态内涵颇受生态文学批评家的青睐。劳伦斯·布依尔以霍根《北极光》为例阐述关注濒危人群与濒危自然的环境伦理。
霍根在写印第安裔的归居生活中弘扬在地文化，更加突出深谙印第安文化的自然之子在游子返乡中的文化向导作用。《灵力》中的爱玛、《北极光》中的多拉鲁捷、《靠鲸生活的人》中的露丝，都在小说中担当了文化引航人的作用。他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返乡的游子传递印第安文化的精髓，即在地生存能力与感知自然的能力，顺应自然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活态度，关爱生命、照看自然的责任感。霍根也在书写重新栖居中表达中间风景的理想。霍根的中间风景处于白人文化与印第安传统文化之间，处于工业文明、商业文化与自然渔猎经济之间。在这中间风景之中，最不可缺少的是深谙印第安在地文化的自然之子。
霍根反复以回归故里、在栖居自然中治愈心灵与精神创伤为小说主题，与其个人创伤治愈经历有关。作为白人与奇克索印第安裔的混血，霍根与母亲、弟弟跟随军人父亲在德国生活多年。少女时代的霍根因缺乏关心与理解，十二岁就与美军大兵同居，误将男欢女爱当作生命中缺失的关心与理解。在遭男友遗弃后，她心灰意冷，以酗酒打发日子。她在十五岁回到美国、随印第安裔祖父母在俄克拉荷马州生活后，才接受、认同印第安在地文化，建立了以联系为基础的个体身份，治愈了心灵创伤，找到生活的意义。
霍根从个人跨国经历、跨文化视域反观印第安文化，这种独特的双重视域有一种全球在地的色彩。具体而言，从现代社会的漠然反观以关爱为基础的在地价值；从书本教育的体制化反观荒野知识的具体生动；从工业文明、商业消费反观印第安人简约、亲近自然的生活。她的作品从奇克索印第安文化，到食膘者印第安文化，再到靠鲸生活者的印第安文化，呈现出印第安文化的绚丽多彩，体现了人与自然同宗同源、人与生灵心心相印、个体小我融入自然大我的思想。相比斯奈德的归居荒野、贝瑞的农耕栖居，霍根笔下的印第安裔返乡重在文化返乡，即从现代白人文化重新认同印第安文化；从认识自然变为感知自然；从驾驭自然变为顺应自然；从利用自然到照看自然。霍根在书写返乡栖居中表达了保护濒临消失的印第安在地文化、荒野与寥寥无几的自然之子的中间风景理想，突出自然之子在游子文化返乡中的引导作用。《北极光》在返乡主题中融入创伤治愈主题，提出保护荒野与自然景观是印第安裔完成文化返乡的物质前提；表达了保护荒野与植根于自然景观的印第安文化的中间风景理想。《灵力》以位于白人小镇与印第安祖居地之间的爱玛小屋为中间风景的象征，将双重文化视域与中间风景相联系。表明具有双重文化视域的中间地带，有利于发现美国法律漏洞与印第安部落文化弊病，也是感知世界、敬重生命、照看自然万物的在地文化的根据地。《靠鲸生活的人》以越战为背景，描写了越战老兵托马斯在地、多地与重新在地的复杂经历。
在对比商业捕鲸与印第安传统捕鲸中，说明利用自然与顺应自然、驾驭自然与照看自然的本质区别；肯定以生命触感为表现、以关爱价值为基础的在地文化的创伤治愈功效；表达了文化返乡中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间风景理想。
《北极光》从印第安裔视角，再现了印第安人与荒野遭受重创、劫后重生、寻求庇护的相似命运，表明只有保护自然栖居地，才能长久拥有治愈创伤的自然庇护所；只有保护印第安自然之子，继承荒野文化与感知自然的方式，才能实现内在心景与外在自然之景映照，真正实现栖居荒野，并在栖居自然中治愈创伤、修复被破坏的荒野。
《北极光》以安吉拉的寻根之旅为主线，讲述了安吉拉祖孙三代受辱、受害的经历。外婆洛瑞塔因目睹部落灭绝惨剧遭遇精神创伤、埋下仇恨。她将愤怒与仇恨发泄到女儿汉娜身上，更无视男友们对女儿的欺辱与蹂躏。成年后的汉娜重复其母的悲剧，虐待、砍伤自己的女儿安吉拉。安吉拉辗转于不同收养家庭之间；漂泊无根，缺乏亲情；难以建立友情与爱情。年仅十七岁，她就感到穷途末路，为自救踏上返乡寻根之旅。霍根刻意使安吉拉、洛瑞塔、汉娜的个体创伤与印第安群体创伤相互交织，使印第安部落灭绝的惨剧与自然界生灵被屠戮的暴行紧密相连，说明疤痕是印第安人个体与群体创伤的写照，暗示人类医治心灵创伤离不开医治大地的创伤。
安吉拉的返乡之旅是创伤治愈之旅，也是认同印第安文化栖居自然之旅。安吉拉在亚当肋找到曾祖母多拉鲁捷及姑奶阿格涅丝，在皮毛岛找到抚养母亲与自己的布什。居住在亚当肋与皮毛岛的印第安人，来自食膘、阿契卡等不同部落。他们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生活清贫却不失温暖；对意外事件如荒野般的包容。他们没有因安吉拉在“愤怒、痛苦”中击碎镜子与镜中自己的脸而放下纸牌游戏。
他们理解却不干预，任由平静而镇定的阿格涅丝领她出屋透气。而阿格涅丝也在给安吉拉披上自己的熊皮衣后，相信安吉拉有了不受伤害的护身符。在信任、宽容的气氛中，安吉拉卸下孤独、无人信任的包袱，“感到无以名状的自由”，长期失眠的安吉拉当晚深睡如“新生”。
她也在感知却不干预的荒野般的宽容中，缓解了精神、情感创伤。自然节奏的生活，家人陪伴的温暖，加上多拉鲁捷的草药，给安吉拉带来类似荒野的自愈与恢复，她的失眠不治自愈。
安吉拉真正体验到人与自然生灵的沟通是在跟随多拉鲁捷、阿格涅丝、布什从古老水路前往食膘族祖居地加拿大双城之行中。在这不同寻常的旅行中，安吉拉进一步治愈了内心创伤，萌发出同情之心。荒野中的艰苦旅行，迫使安吉拉集中精力应对生存需要。划船、拾柴生火、背负多拉鲁捷走过独木舟无法穿行的地带，带给安吉拉健康的疲惫，也使安吉拉摆脱创伤经历的主宰。她感觉“在学校学数字的那些年”从未存在；
领养家庭拒绝接受她的事也从未发生；“她的手被捆绑以免自残的日子”也不存在。
日落日出，在近似永恒的时间中，过去不再重要，新生成为可能。在安稳的熟睡中，安吉拉梦见野藤爬行、花瓣绽开；梦见森林、沼泽在夜间呼吸；梦见根茎、枝叶、爬藤缠绕着她。多拉鲁捷鼓励安吉拉画出梦中的植物，告诉她所梦植物的名字、药效与生长地；告诉她梦是人与自然生灵交流之处。在多拉鲁捷的启发下，安吉拉真切地体会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在水天相接的水域中，她以独木舟为“躯体与皮肤”，
穿行于绿叶、野稻与灌木之中。周围各种生灵的眼睛，通过树木与青蛙打量着她与祖母们。她也愿将躯体与生命融化在这“神灵光顾”的荒野中。
在物我相忘、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安吉拉甘心情愿接受外部景观对内心的塑造，热切希望成为彼此联系世界的一部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她担忧途中生病的阿格涅丝，晚上就梦见能救阿格涅丝的红根植物，还在梦的启示下在小岛上采集到这救命药草。她成为具有梦启能力、超长直觉，能与自然之灵神交的印第安文化中的“曼妮克”（Maniki）。
创伤治愈的经历让安吉拉珍视荒野与印第安文化，而荒野中与植物神灵神交的经历则使她真切感受到荒野如家园、动植物如家人的亲切。她对荒野难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萌发出庇护荒野的责任。目睹双城—这个食膘族传统聚居地—因水电站建设而河流改道、森林被毁，安吉拉为“大地袒露着疤痕”而痛心，为驯鹿、野鹅成为“荒野难民”而悲伤。
她不忍看到印第安人因失去捕猎资源、部落文化依托而遭遇集体的迷茫。她视以酗酒、吸毒、自残发泄内心痛苦的食膘族人为另类荒野难民。安吉拉最为同情的荒野难民是母亲汉娜。汉娜被丈夫猎人厄润怀疑是传说中破坏世界平衡的冰鬼而惨遭刺杀，她受到的伤害比双城土地“受到的伤害更深”。
母亲的死亡使安吉拉成熟。她在怜悯与同情母亲中完成了自我救赎，萌发了庇护家园与救助荒野难民的责任感。霍根以主人公安吉拉的觉悟表达了庇护荒野、自然生灵的中间风景理想。人类只有珍惜荒野、尊重印第安人的在地文化，才能长久将荒野当作心灵的庇护所。
《灵力》描写了印第安少女奥米西托在见证爱玛猎豹、被审、遭流放之后，决定以爱玛小屋为栖居家园，像爱玛一样照看部落长老、庇护生灵、救助荒野难民，成为自然的托管者；突出中间风景地带因其多重文化视域有利于成为感知、理解世界，培养仁爱之心与责任感的理想之处。
奥米西托开始以爱玛林中小屋为离家后的避难所是为了逃避继父的窥视与垂涎。奥米西托信赖爱玛，因为她了解、爱惜、保护林中之物。她只允许人们来自己林子附近砍伐枯死的树木；她要调皮的男孩放过树上的美洲豹。在见证爱玛猎豹、目睹其猎豹进贡上苍之举、明白其猎豹救世的善良愿望，奥米西托似乎看到神话中豹女的再现。之后，她见证爱玛在白人法庭受审、受到部落长老的盘问。她理解爱玛为保护部落长老信仰，不惜违背部落习俗，私自藏匿被杀的美洲豹，为此遭受被驱逐出林中家园的处罚。十六岁的奥米西托似乎在几天之中长大成人。她真切体会到中间地带双重文化视域的价值。她意识到白人法律与部落传统习俗的不同盲点；看到一方借爱玛“洗脱文明的玷污”，另一方以其“洗脱荒野的玷污”；
前者欲借爱玛猎豹事件说明将部落领地纳入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后者流放爱玛警告传统违背者，维护残存的部落文化。中间地带不仅使她成为具有双重文化视域的智者，也使她有了抵御主流文化、弘扬印第安文化的根据地。
在爱玛被驱逐之后，奥米西托以爱玛的家为其归属。这是她在家、在学校、在泰迦部落长老居住的考丽沼泽都找不到家的归属感之后的选择。在母亲的家，奥米西托发现自己成了“外人”；
母亲、姐姐、继父联合起来对付猎豹事件带来的耻辱与媒体的关注；甚至家中的小床都已“容不下”长大的自己。
在学校她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同学们众口一词认为她是猎杀学校吉祥物美洲豹的同谋者。在考丽沼泽，她不懂泰迦部落的语言，穿戴也与众人不同；更重要的是，考丽沼泽容不下知道却不愿说出真相的奥米西托，她也难以与不明事理、恩将仇报、流放爱玛的部落长老共同生活。回到爱玛的林中小屋，奥米西托才找到家的安宁与归属感。爱玛的小屋成了奥米西托的“庇护所”。
她白天沐浴着阳光，夜晚呼吸着湿润花香气息，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与平和；看到从树丛间射入的第一丝晨光，她感觉像大地一样“复苏”。
住在爱玛的房子里，她真切感到与爱玛的价值认同；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在荒野被侵蚀、美洲豹与印第安人如“割开的土地”处于“濒临灭亡”的地位，
她要成为爱玛的传人，照看被破坏的荒野，照管林中的动物，照看部落的长老，继承濒临失传的猎人文化，成为自然的托管者。
《灵力》中，霍根以奥米西托栖居爱玛小屋委婉地表达了感知世界、尊重关爱不同生命、托管自然的中间风景理想。泰迦印第安女人爱玛的小屋，位于森林边缘，离通向小镇的公路不远，又有林中小径通向泰迦部落长老居住的考丽沼泽。它处于美国现代文明与泰迦部落文化的中间交接地带，也是白人主流文化与印第安族裔文化的交汇之处。由泰迦部落长老抚养成人的爱玛以这林中小屋为家，似乎是受到某种“召唤”。
她生活在“古代与现代世界的中间地带”：信仰豹女创世的神话；熟悉部落古老的歌谣与舞蹈；依靠捕猎栖居荒野；过着与白人世界“不相干”的生活。同时，她又不刻意回避现代文明；这个被荒野改变的女人梦想改变冷漠、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具有神话中豹女的神力，以杀美洲豹为祭祀，换来受到人类爱惜、照看的新世界。栖居林中小屋，奥米西托熟悉部落文化与白人现代文明；具有理解过去与当下的双重视域。霍根以爱玛小屋与奥米西托归居小屋表达了汲取印第安文化精髓、更新美国现代文明的中间风景理想。爱玛小屋是没有文化预设的开放地带，是不同价值观的汇聚地；也成为新价值观的诞生地；成为弘扬猎人文化、形成托管者责任的实验地。霍根以奥米西托归居爱玛小屋实现对梭罗的名言“世界的拯救在于野性”的重新诠释。
《灵力》的最后一章以“他们到我这里来”为题，讲述居于爱玛小屋的奥米西托在亲人、美洲豹、部落长老的探望中，以言语与行动建立了与周围世界的理解、信任联系，她照看一切的信仰得到认可与尊重。不同于以沉默表达宽容与关爱的爱玛，奥米西托不再是沉默他者的形象，她虽不善言辞，却也试图与来访者交流；她寻找词句，弥补人们与爱玛及那些不为世界所知之事之间的“间隔”，就像用线将两块不搭配的布“缝合”在一起。
她宽慰劝她回家的母亲，林中的小屋就是她安全自在的家，母女在彼此理解中分手。部落长老安妮·海德（Annie Hide）与美洲豹也都到林中小屋探望奥米西托，前者陪伴奥米西托睡了安稳的一夜，后者在挠醒熟睡的奥米西托后被这林中之女劝回荒野。
小说结尾，在美洲豹夜访之后，等待姐姐多娜的奥米西托再次看到四位古装女子—小说开始她与爱玛共享的奇妙灵视体验，预示她已具备了灵力，能像爱玛一样守护森林、照管长老。她是跟姐姐回到小镇的家，还是如灵视所见，回到考丽沼泽从泰迦部落长老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羽毛扇？这开放的结局或许暗示奥米西托不能长久以林中小屋为家园，她要在小镇生活与部落生活中做出选择；或许暗示居于中间地带的奥米西托，能如爱玛一样，成为往来两个不同世界的沟通使者，避免被理智或部落文化一叶障目，能更好地感知自然，清楚地看到白人社会与泰迦部落文化的视力盲点，更好地托管自然，成为具有灵力“照看一切的人”。
霍根的《靠鲸生活的人》（又翻译为《鲸民》）也以重新栖居为主题，只不过将其置入跨国经历、越战创伤背景中。小说围绕捕鲸家族维特卡的女儿露丝与女婿托马斯从合到分、又从分到合的故事，谱写了传统在地与越战后返乡栖居彼此交织、群体在地与个体在地并存的“复调性生态叙事”。
在这部作品中，霍根不再以具体的中间风景地带，如《灵力》中的爱玛小屋，表达作者中间风景的理想，而是通过对比印第安阿契卡族的传统捕鲸与商业利益驱使下捕鲸习俗的当代复苏，说明使人形成栖居心态的不是捕鲸习俗，而是接受、认同传统印第安的在地价值与关爱精神；以被德怀特射杀的托马斯在章鱼的救助下重新感受到的海之恋、鱼之情，表达感知世界、与不同生灵沟通、照看世界的中间风景理想，以及恢复在地、促进民族振兴的民族责任感。
经历越战、被迫弃女的托马斯在返美后自我迷失、失去家园感，他回到美国却耻于回乡。在获悉阿契卡族要复兴传统捕鲸习俗后，他才有了回乡的冲动，渴望在回归猎鲸中摆脱战争创伤，想象能在回归捕鲸中“归返自我”，
重温海之情与鲸之梦。然而，他未曾预料德怀特组织的捕鲸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充满血腥暴力。参与猎鲸的托马斯不仅没能赎回期盼的家园感、摆脱遗弃爱女的内疚，却因猎鲸、以暴力对待自然生灵的经历加重了越战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捕猎的混乱中他因失去儿子马可而陷入更深的自责。他无法面对大海与发妻露丝，只能蜗居在岳父维特卡留下的岩屋里。托马斯参与捕鲸重获家园意识的愿景与其再次失去家人、再遭情感创伤的残酷现实，两相对比预示了恢复猎鲸不能复苏在地家园意识与关爱之情，反倒落入跨国资本驱使的商业活动陷阱中，腐蚀敬重生命的在地价值。
对于跨国经历与全球化消解在地的困境，生态学者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海塞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全球资本、世界风险社会、媒体网络塑造的虚拟空间的多重影响下，“原本联系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已然脱离地方”，
他们认为以生态世界主义取代在地生态关怀更符合全球化进程。而以席娃为代表的生态学者则倡导拯救“单一饮食文化”“单一媒体文化”“单一交通运输文化”影响下逐渐消失的多元文化与在地情节。
霍根描写托马斯在越战中失去在地家园意识一方面突出其赎回在地的艰辛与不易，另一方面也肯定多地体验后重新选择在地情感价值的可能。
关爱是在地的情感根基；关爱生命、庇护生灵成为在地表征。唤醒家园意识、重新得到关爱使托马斯整合异地空间双重生活。发妻露丝秉承阿契卡族呵护生命的传统，在族人遭遇旱灾之时，她将船奉献给祈雨师换来解救万物性命的甘露；在听说托马斯之女千里寻父之时，她将其接回母亲家中同住；在目睹托马斯自闭自责、茶饭不思之时，她送去咖啡、饼干与果汁，陪同琳看望失魂落魄的父亲。家人的关爱帮助托马斯重新找到家的温暖，也催生其家园感的恢复。琳买给他的金鱼令其看到女儿对父爱的珍惜；目睹琳与露丝出海捕鱼、彼此爱护，他重新感受到宽容与关爱的温暖，重新萌发出关爱他人、关爱生命的在地情感。他帮长老捡柴、劈柴、捕鱼，也在照顾他们的过程中平复了心境，恢复了聆听大海、辨别鲸鱼低沉“隆隆声”的能力，
萌生保护鲸的心愿：“我们将成为善良的族类”，
照顾鲸是我们的责任。托马斯生命触感、关爱意识的恢复预示其重新认同在地情感、在地价值。霍根描写托马斯家园意识复苏表明：重新认同在地价值才能重获失去的家园归宿感，重新栖居印第安祖居地。
托马斯从容接受自己的历史，认可在黑河与越南不同的生活。恢复在地的托马斯重又感受到海之恋、鱼之情。他学习、传授驾驭独木舟的技艺；率族人海上咏鲸、听鲸。此情此景再续阿契卡族老捕鲸人维特卡唤鲸、颂鲸、猎鲸中的人与鲸之情；使传统在地与融多地的在地相辅相成，表达赎回在地的满足与欣喜之情。泛舟海上，托马斯感到从未有过的完整，他的一切都在“桨里、独木舟里、海水里、歌声里”。
在海市蜃楼中，他看到越南妇女“漂浮”在城市街道上，
看到被兰花、莲花包围的女儿。自然之情的恢复预示托马斯治愈创伤、形成融多地家园意识的复合在地情结。
即使在落海、临终之际，托马斯也闻到河中鲑鱼的气味，听见海洋的歌声，感受到在稻田弯腰工作时的甜美和辛劳。他也在落海、命悬一线时，被出生时就认识的章鱼“包覆”、搭救，
被送回白屋附近的海滩，从而获得长老的救助、还魂。托马斯对生命的尊重与海中生灵对他的庇护相得益彰，再现人与自然重归和谐的超凡力量。
在《靠鲸生活的人》中，霍根不仅以托马斯的经历再现了个体家园意识的复苏，还以此为契机设想了阿契卡族男人群体恢复与自然的联系、对生命的敬重。阿契卡族的男人曾为了医疗保险、度假生活跟着德怀特猎鲸、贩卖鲸肉。然而，目睹托马斯恢复在地后的自信、自强，看到托马斯被德怀特射中落海，听说垂死之际的托马斯被章鱼搭救；他们的良心与正义被唤起，集体向警方告发德怀特的杀人罪行。他们被跨国资本腐化的仁爱之心被修复，他们要“去爱”，“用脚接触神圣的土地，接近鲸鱼之母，回归家园”。
这种群体恢复在地情结是在追求经济价值之后重新认同部落的关爱价值，在注重人的利益之后重新重视生命价值。在想象阿契卡族男人家园意识、自然人性的群体复苏中，霍根表达了她对印第安民族振兴的独特理解，即只有当部落众人不再屈从商业利益，他们才能重新拥有正义；重新重视传统、尊重鲸鱼，才能赎回在地，成为伟大的鲸民；个体与群体重新认同在地价值与关爱情感，他们才能复苏印第安文化、振兴民族意识。这是霍根在书写重新栖居中表达的中间风景的理想。
斯奈德、贝瑞、霍根在书写重新栖居生活中表达各自不同的中间风景理想：斯奈德希望建立野性能承受的文明；贝瑞憧憬杰斐逊式农业社会，繁荣小农庄的有机农业，限制高能耗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霍根构想年轻一代印第安裔重续部落自然生活节奏，在重新认同部落传统文化中治愈精神创伤，分辨出部落文化精髓的在地文化、仁爱之心与照看自然的责任，反思以猎美洲豹、鲸鱼为代表的部落习俗，在复兴民族文化中重振印第安部落族群意识。
斯奈德、贝瑞、霍根对在地生活的描写各具特色，憧憬的中间风景理想各有不同。他们书写归居生活，弘扬在地价值，重振在地文化，保护在地文化的传人，保护在地文化的物质根基—荒野。这些作家一方面出于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影响的焦虑，担心全球化、城市化、商业化影响下在地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在抒发不同的中间风景理想中，提出变革主流文化与价值：在栖居荒野与农耕生活中，缓解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失衡的压力，舒缓现代文明中弱势个体与群体的生存焦虑，增强不同人群对其生活环境与其当地文化的归属感。他们的重新栖居方案有益于保护、恢复全球化进程中的家园意识。从梭罗的名言“世界的拯救在于野性”看，斯奈德、贝瑞、霍根在书写中间风景的田园理想中，肯定感知世界、照看世界的在地价值，表明认同在地价值是栖居自然的前提，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他者性、保护自然是维护自然庇护所功能的条件。他们在创造天地一隅的田园理想中弘扬了在地文化，预示全球文化更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