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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在地价值、倡导返乡栖居也是美国当代作家贝瑞（Wendell Berry）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贝瑞历经城市生活、工业文明，厌恶商业社会扭曲人的本性，漠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从城市抽身，归居乡野、从事农耕，在栖居肯塔基的波特·威廉县中寻找解决当今环境、能源危机的良方。贝瑞热爱故乡，以其为精神圣地、创作的源泉，视其为感悟自然、了解世界的场地。他庆幸肯塔基尚未进入文学经典，为其创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贝瑞以故乡为背景，创作了波特·威廉郡系列小说，即《忠诚》（
Fidelity
）、《老杰克的回忆》（
The Memory of Old Jack
）、《土地上的家园》（
A Place on Earth
）、《回忆》（
Remembering
）、《跟随我看》（
Watch with Me
）、《野鸟》（
The Wild Birds
）、《失去的世界》（
A World Lost
）。在书写农耕生活中，贝瑞肯定农耕生活、乡村文化有益于培养人的美德；有益于培养个体对家庭、社群、土地、自然的责任感；呼吁修复被破坏的土地，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的作品不仅成为后工业时代杰斐逊农业民主社会理想的续写，也表达了忠诚土地、善用土地的中间风景理想。
生于1934年的贝瑞不仅是小说家、随笔作家，还是诗人、大学教授与农场主。他曾获美国艺术和文学院奖，2010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被赞以毕生精力探索人类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与安蒙斯（A. R. Ammons）、默温（W. S. Merwin）、斯奈德一起被誉为当代美国诗坛最具代表性的四位生态诗人。
贝瑞的诗集有：《农耕手册》（
Farming: A Hand Book
）、《开垦农田》（
Clearing
）、《开垦地》（
The Broken Ground
）、《缔结婚姻的乡土》（
The Country of Marriage
）、《安息日》（
Sabbaths
）、《言谈举止》（
Sayings and Doings
）、《林地合唱团》（
A Timbered Choir
）、《轮》（
The Wheel
）。贝瑞的散文集有：《长腿屋》（
The Long-legged House
）、《古怪人之转变》（
Another Turn of the Crank
）、《生命是奇迹》（
Life is aMiracle
）、《隐伤》（
The Hidden Wound
）、《好土地的馈赠》（
The Gift of Good Land
）。贝瑞的诗歌多以农耕、农场、农民为描写对象，他称永续农耕为“生态行为”，
提出农耕是连接人与土地的“精神纽带”，
表明农耕是诗歌创作与文化生产的源泉。他的论著《动荡不安的美国》（
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
）、《家庭经济学》（
Home Economics
）针对生态危机这一时弊，提出生态危机是“性格危机”、“农业危机”与“文化危机”，
呼吁以哺育者思维模式替代商业掠夺、征服的思维模式，建立以土地与人“健康”为目的的个体、家庭、社会生活。
贝瑞有意识地自我定位于在地作家，这或许是其离乡与归居生活中最重要的自我认知与发现。贝瑞初期文学生涯沿着向内自我发现，向外进行尝试、探索的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方面，他遵循内心的召唤，1957年大学毕业后的暑假，偕新婚妻子回到肯塔基故乡，开始创作以农耕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土地上的家园》。他明白要将肯塔基写入美国文学经典，他要抛开肯塔基作家有缺陷的地方主义，丢弃其乡村景观描写的“陈词滥调”，
需要逐步确立其作家的独特声音与风格。他在阅读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作时，发现描摹乡村的景致本身既有趣又有价值，还有助于想象力突破“题材与体裁的限制”。
他在阅读美国新泽西作家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诗作《爱之旅》时，欣喜地发现当代作家也可效仿梭罗，在描写家乡景观中托物言志。另一方面他也沿循当代美国作家的职业发展之旅。1957年秋季开始，他在加州、纽约大学工作，与都市文人、作家密切接触，在文学圈集聚人气。之后，他携家眷在欧洲游学一年。1963年，贝瑞放弃了纽约大学的教职，同时接受了肯塔基大学的教职，举家搬回故乡波特·威廉县的波特·罗尔（Port Royal）。他立志扎根故乡，沉浸于乡村的农耕文化，成为福克纳、梭罗一样的在地作家。他要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出生与长大的乡村，让头脑在其“被唤醒”的地方形成“关于肯塔基几平方英里的知识”。
贝瑞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表明荒野体验、农耕经验不只是文学创作的素材与源泉，还能决定人的思维模式、文学创作模式，为文化的创造、文明的更新提供新范式。在散文《故乡的山》中，贝瑞坦承身处故乡能“更完整、更清晰地感受到世界”。
他回忆自己对土地的关切始于童年的难忘经历。驾驭马车、下田耕种、骑马打猎这些贴近土地的生活塑造其思维的独特之处。从家乡的记忆中，他能“形象体会到抽象原则的价值”。
从故乡的土地，他理解到地球福利。从家乡的男男女女与其“面庞、姿势与行动”，他具体感知到忠诚与背叛、关爱与忽略、拖拉与优雅。贝瑞在故乡的山水中孕育了波特·威廉郡系列小说。他在故乡的思维文化启迪下发现当今美国农业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掠夺、征服思维模式。他的农耕小说源于土地，成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与文明模式更新换代的标杆。
农耕生活、农耕文化是贝瑞农耕小说的重要内容。在贝瑞的小说中，农耕不只是职业技能、谋生手段，也是自愿选择、栖居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农耕中，农人体验到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喜悦与满足，找到生活意义与生命的依托。在农事活动中，农夫履行了对土地、家庭、社会的责任，体现了以诚为本的信念。他们忠诚于土地与家庭，愿意修复遭洪水淹没的农田、被抛荒的土地；敢于抵御商业资本对耕地的绑架，积极将土地从资本的猎物中赎回。永续农耕蕴涵的农耕文化，体现了生死相连、彼此依存、生生不息的生态理念；表达了合理使用土地与自然资源的思想；肯定了关爱价值及人对自然的托管者义务；成为将“个体和社会、历史和传统联结起来的文化精神”。
贝瑞书写的农耕与乡村生活是在历经城市生活、商业文化之后的返乡务农。在这种返乡栖居中，寄予了以培育者的养育思维替代采矿者的掠夺、占有思维；以敬重生命的农耕文化替代重利益、轻生命的商业文化；以责任、忠诚、关爱为美德替代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土地上的家园》为代表的农耕小说，以在地农耕文化回应、抵御商业文化，说明扎根土地的农耕生活有助于乡民逐渐摆脱二战的阴影，农耕可以成为具有中间风景理想的栖居方式，体现了具有中间风景理想的全球在地模式。
《土地上的家园》以历经二战、洪水洗劫的美国中西部农场与乡村社会艰难复苏为背景，讲述以麦特、汉娜为代表的农夫、农妇不畏艰辛，修复被洪水破坏的家园，在忙碌的农耕生活与朴素的农耕文化中，治愈在战争与洪水中丧失亲人的心理创伤。作品突出农耕是种自然栖居方式，农耕中的谷物生长、牲畜产仔使农夫、农妇重新品尝新生命带来的喜悦，缓解在战争与洪水中失去亲人的痛苦。
对于小说的男主人公麦特而言，务农这种栖居方式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麦特并非固守一地的传统农夫，而是离乡接受高等教育后又返乡务农的农庄主。他享受农耕的乐趣与耕种带来的踏实，这是他离开城市、回到农庄生活的重要原因。他坦言：想到土地与能在土地上做的事会让他“充满激情”。
他迫不及待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犹如饥饿者吃饭”。
另一方面，在遭遇儿子维吉尔在战争中失踪的沉重打击后，麦特在农事活动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依托。在阴雨连绵的冬季，他半夜与凌晨到畜棚巡视，从活着的牲畜中感受到家园的“活力”；
在牛犊、羊羔的出生中感受新生命诞生带来的喜悦。春天，夜晚的蛙声、黄昏中飞过的野鸭给麦特以安慰。想着这些野生生灵能尽情享用池塘中丰盛的水草，他似有饲养员喂食后的“快乐与满足”。
熟悉的乡土生活让他暂时摆脱了丧子之痛，重新体验到生活乐趣与生命价值，也感受到栖居的悠然与满足。
农耕生活蕴含着在地价值与乡村互助文化。关爱生命、照看土地家园中的生灵是在地价值的核心。麦特是贝瑞塑造的有爱心、富于责任感的大丈夫，具有在地价值与关爱美德的高贵农民。他义无反顾地承担照看亲戚、乡邻的责任。他雇人照顾堂兄酒鬼罗杰的生活。他带儿媳在果园中修枝，帮助怀孕、孀居的儿媳在了解丈夫耕耘的土地和打理果园中发现自然的再生力量。他请亲戚帮助吉迪恩家重建被洪水冲垮的小桥，组织乡邻帮助孤身一人在家的汉娜犁田、播种。
农人以农为生，也以农为乐。贝瑞在《土地上的家园》中憧憬了以农耕及其文化为基础的中间风景理想。农耕生活培育了富有人情的乡村文化。乡民在彼此帮助中渡过难关，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与热情。返乡的蕙勒、麦特使乡村重具生机与活力。他们辛勤耕耘，服务农庄、乡村，使之既有便利医疗、法律的城市功能，又有恬静和谐的乡村田园风光的中间风景。蕙勒在离乡读完法学院之后，放弃在芝加哥从事律师工作的机会，回乡当上了执业律师。他安排农场的租种、转让；安排孤寡农场主在镇上旅店的托管照顾；为乡亲邻里排忧解难；帮助农夫与佃农赎回、购买被资本绑架的农田。
在继承发展农耕文化、用法律业务帮助乡邻时，麦特、蕙勒也出力解决因土地所有权与耕种权分离造成的农夫无法拥有耕种土地的问题。小说中，罗杰及其父亲格里夫斯代表新兴的大农场主与农业资本家。他们以囤积土地，向租种者收取地租为乐。继承大片田产的罗杰，不事农活，无视良田抛荒。他以酗酒打发时间，最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麦特通过律师协调，接管罗杰的土地，保障克罗普一家继续从事世代相传的农耕；用土地收益请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罗杰。通过让精于农事者有良田耕种，有动力合理使用土地，维持土地的长久肥力，麦特、蕙勒保证了农耕文化的延续，某种程度上抵御了土地资本文化对乡村的侵蚀。
保证农耕者有地可耕、享受农趣，维持怡然自得的栖居生活，这是确保农耕文化在全球商业文化大潮中延续的根基。《土地上的家园》中的小农庄主老杰克看到租户攀恩夫妇在自己的农庄有条不紊地从事农事，他体察到共同的种植文化与家园意识。这份宾至如归的熟悉亲切感让老杰克无比宽慰。他不遗余力与律师蕙勒筹划帮助攀恩夫妇买下自己的农庄。他要让自己的农庄留在精于农事的农夫手中；他要确保在自己百年之后，农庄仍有人在耕种、养鸡、驾驭马车、修理农具。在老杰克托付自己的农庄这一情节设计中，贝瑞似乎表明：保证农人拥有耕种之地是保存农耕文化的根基；而农耕文化的传承又有助于抵御弥漫全球的商业文化，成为阻击毁灭性产业化农业的根据地。
在波特·威廉郡系列农耕小说中，贝瑞书写了新一代知识青年返乡务农、服务乡村经济，表达了人归属土地、善用土地的中间风景理想。这种归属不同于商业社会的财产物质拥有，而是将人作为平等一员归于当地的区域生物共同体；以“鸟兽的方式”成为本土居民；在身体与生活融入地方的同时，也自愿遵循自然规律，自愿维护当地本土的生态环境。从某种角度上讲，贝瑞以其独特的归属与本地居民的概念重申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即“凡有利于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美丽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
贝瑞以“寂静”为比喻，提出以“缺席的姿态”出现在自然中，让一地的生命与土地“不受干扰”继续其原本的生活。
他倡导“以不在场作为在场的理想模式”，消除人对自然干预的影响，使其恢复原始状态。
贝瑞的农耕小说在书写农耕生活文化与乡村社会中肯定农耕文化、在地价值，否定工业文明重机器、轻生命的价值取向。它们称赞以土地为家园、以关爱为核心的土地伦理观；批判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掠夺、占有的商业社会的主导思维。贝瑞的农耕小说在倡导合理使用土地、担负重建乡村社会责任中表达了抵制土地资本、产业农业、采矿者思维的中间风景理想。
在中间风景的全球在地模式中，回归农耕与乡村生活不只是以逆向的姿态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思维的同质化，也在合理使用土地、实施可持续性农耕中弘扬照看土地、关爱生命的在地价值，促进以自我为中心、过于看重经济发展的西方主流文化的改变，有利于更新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内核。贝瑞的小说《回忆》延续《土地上的家园》这一农耕主题，以麦特的外孙安迪的两次离城返乡突出记忆中的农耕生活、农耕文化代表的中间风景理想在个人生活与创伤治愈中的作用。
在《回忆》中，贝瑞以对比自然农耕与产业化农业的方式表达农耕文化代表的中间风景理想。作品中，《科学耕种》记者安迪采访的大农场主比尔·梅克伯格（Bill Meikelberger）与阿米什农场主艾萨克·特洛耶（Issac Troyer）分别代表产业化农业与有机农耕两种不同的农耕理念与农庄经营方式。比尔依靠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独自一人耕种两千英亩农场，他负债累累，要用药片缓解其焦虑与胃部溃疡。而阿米什人（Amish）艾萨克只耕种八十英亩土地，不仅轻松承担五个孩子的大家庭生活，还能节余近百分之五十的农场收益。前者只靠一人打理农场，后者却有比邻的阿米什农人相助。前者代表美国政府、农业专家提倡的农业产业化；后者代表的是美国中西部三十万阿米什小农庄主。阿米什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保留自己的宗教与生活方式。他们倡导族内通婚，习惯简朴生活；远离技术与商业，排斥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他们坚持自然农耕，维持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与社会。见证不同的农耕理念与农庄运营，安迪意识到有责任身体力行，在从事自然农耕中继承、发展农耕文化。这一觉悟使他离开城市、携家返回故土。贝瑞通过安迪返乡情节设计，倡导用牛马犁田的有机农业替代高能耗的产业农业；在有机农耕基础上形成互依互助的乡村文化；树立以关爱、忠诚和负责为核心的价值观；表达了以自然农耕替代产业农业的中间风景理想。
贝瑞的中间风景理想有着杰斐逊式农业社会理想的影子。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写道：“如果上帝特别选定了一个民族，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就是他的特选子民。上帝特别让他们的胸怀能够储存坚实而真正的美德。”
杰斐逊认为自给自足的农民拥有独立意志、理性与美德，能成为民主社会的根基。他提倡发展作坊式的小型家庭农场，倡导崇尚工匠精神。小说中，贝瑞设计了安迪在美国革命史课上与佛罗拉相识，并在探讨杰斐逊农业思想的期末复习中向其表白，巧妙解释了安迪受到的杰斐逊式农业社会理想的影响。在返乡十二年里，安迪与妻子佛罗拉在合力打理农庄中，建立了彼此的信任。两人彼此托付，验证了杰斐逊所说农耕有益于坚实美德的培育。
贝瑞的中间风景理想不同于杰斐逊式农业社会理想之处在于其生态内涵与“亲善使用”（kindly use）土地的思想。贝瑞在安迪的返乡农耕中憧憬了后工业时代杰斐逊式农业民主社会的美景。善用土地的耕种者以土地为家园；在农耕中发展农耕文化；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如贝瑞所写：农耕文化是扎根土地的农人代代相传的经验的累积；是在选种、种植过程中推己利人的良知；是对“品质与秩序”的痴情；是对有经验的农人的“尊敬与热爱”。
贝瑞着力渲染农耕文化，意在以其抵制农业产业文化，抵御以掠夺、占有为特点的采矿者思维。在贝瑞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个性危机”（crisis of character）与“农业危机”，
而农业危机本质上则是“文化危机”。
小说中，贝瑞巧以安迪与《科学耕种》杂志主编的辩论，表明产业农业思想意在带动农业机械、化肥、农业产业的发展；产业农业是导致土壤肥力透支，导致土地共同体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
自然农耕是栖居自然的方式，农耕与农耕文化潜移默化培养了人的生态意识。自然农耕的生态行为、农耕文化的生态意识具有警戒标杆的作用，使人看清规模产业的弊病与危害。安迪自小跟着外公麦特在农庄耕种农田、捡蛋、喂养家禽。目睹艾萨克与比尔两种不同的耕种理念与打理农庄的方式，唤起他对儿时农耕生活与文化的温馨记忆，令其质疑自己为《科学耕种》采访、写稿工作的正义性。他意识到《科学耕种》极有可能为自身杂志生存刊登文章与专访，推广化肥、杀虫剂与农业机械的使用，吸引厂商投放广告、给予资助；为此不惜误导、欺骗中小农庄主，夸大产业农业的功效。安迪毅然辞掉记者工作，带着家小回到故乡波特·威廉，买下罗杰后代出售的农庄。他要用自己的农耕生活证明农耕文化可以与时俱进，有助于抵制农业产业文化。
《回忆》一书反复突出农耕与农耕文化记忆的价值。因手卷进收割机导致伤残的安迪自卑自怜，离家出走到旧金山。漫步海边，他忆起儿时捡蛋换钱的趣事；想到艾萨克的阿米什农庄令其返乡务农的过去；回想到与妻子相互信任、和睦度过的十二年农耕生活往事。对农耕生活的记忆让安迪在离家千里之地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安定，记起返乡务农、拯救农耕文化的抱负。往事温暖的记忆召唤安迪返乡，也使其从创伤经历中觉醒。他开始重新审视伤残经历，理性接受机器带来的残酷现实，心平气和地接受机械手为身体的一部分。他平静地结束自我流放，返回家园。
贝瑞笔下带机器的农庄与带装置的身体，令人想起利奥·马克斯的带机器的花园。这是美国版本的阿卡狄亚，也是受制于工业文明反作用力的田园理想。不同之处在于贝瑞的中间风景理想倡导农耕者在土地上“投入爱与劳作”，“投入家人般的忠诚”，珍惜因“记忆与传统”而与土地的相连。
贝瑞以农耕为栖居的田园理想缓解后工业化社会中自然与社会、机器与自然、机器与生命的冲突，成为具有生态内涵的中间风景。
《回忆》描绘了安迪的第二次返乡。他走进有着参天古树的树林，鸟儿歌唱着自己的快乐与他的快乐；林中欢快的鸟鸣欢迎着日光，也如日光一样画满天空、触摸大地。“光的音乐在空气中，在山中回响、闪耀，将一切纳入其无穷、神秘却又能感受到的和谐之中”；“这是一首歌，是多种不同成员由共同的爱而唱的一首歌。”
林中的安迪感受到愉悦之情，重新有了方向感。他好似找到失去的右手，仿佛进入了永生之地。目睹波特·威廉郡及其环绕的农田，他感受到一切显示出“受到长久的关爱”。
贝瑞以众灵之歌象征安迪融入土地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
在安迪的两次返乡中，贝瑞寄托了以农耕为基础的中间风景理想。这是不再依赖工业文明、商业社会的自然农耕；是在农耕生活中栖居；是在农耕中培育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农耕文化。从文化角度看，贝瑞的中间风景理想具有全球在地范式，即以在地农耕文化替代农业产业文化，以在地文化丰富全球文化。贝瑞基于农耕的中间风景的理想将梭罗的名言“世界的拯救在于野性”改写为“世界的拯救在于有机农耕”。
贝瑞在归居乡村、创作波特·威廉郡系列农耕小说中实现了成为在地作家的文学抱负。他以乡村农耕生活为写作的素材，使在地生活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与灵感源泉。贝瑞坦言与土地的亲密、信任关系是创作、思想发展的源泉：“我与这块土地缔结了婚约”，“在信任的保证之下，这地方开始向我展示其生命中的亲密无间与妩媚。”
“只有在熟悉的乡村，头脑才从抽象中解脱、在创造中更新。”
贝瑞的农耕小说不仅将波特·威廉郡写入美国文学历史，也将在地文化与农耕中间风景理想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