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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奈德（Gary Snyder）是声望享誉全球的作家，他的代表作《龟岛》获得1975年普利策诗歌奖，他本人1987年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院士，1997年获得博林根奖和约翰·海自然书写奖。斯奈德也是离乡后返乡、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地作家。就创作主题与风格而言，尽管斯奈德早期诗歌有垮掉的一代的诗风，总体上他的诗文仍以自然、荒野书写为主。斯奈德1930年出生于加州旧金山，他在西雅图北部树林环绕的小农场度过童年。他从十三岁起就进入卡斯克兹群山，在横跨加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三州的山脉里，尝试荒野生活。青年时期的斯奈德为亲近自然山水，做过森林防火瞭望员，也做过伐木工。1956年他前往日本学习禅宗，娶妻成家。1969年他携家人返回美国，居于僻静的西部山区荒野。犹如栖居于德、瑞交界的黑森林的海德格尔，斯奈德因身体与自然的亲密无间而感知敏锐、思想鲜活。荒野中他接近生命本原，感受到自己的初心/本心。向外发现“野域”，向内探索“本心”。
他也从荒野生活中获得思想和写作灵感。斯奈德以与卡斯克兹群山的“联系”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
他的诗作既有本心流露，也有群山、沙漠、荒野及野生动植物的声音。如毛明所言：斯奈德的诗作“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和人的潜意识之音”。
斯奈德在归居生活描写中，表达了荒野是龟岛所有本土居民家园的生态思想，倡导野性能承受的文明，抒发了通灵诗人天地一隅的满足与星球意识。
重新栖居是斯奈德独特生活方式孵化的概念。对于斯奈德而言，归居荒野需要入乡随俗，了解和认同荒野文化；需要承认自身身体与头脑中的荒域，降下身段，甘愿与野生动植物为邻为伴；需要改变认知习惯，以感知先于认知，身体体验重于头脑想象与推测；需要学会欣赏荒野中比比皆是的“生存型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
即野生生命对物质的需求限于维持生存。这种再栖居不是原始文明中人们习以为常、沿袭下来的栖居自然，而是退出工业文明、商业文化之后对于荒野文化、在地价值的重新肯定与认同，是对以城市文明为基础、以能源消耗为特色的现代文明的摒弃，对构筑益于自然环境的生态文明，即斯奈德所说的“原始现代”文明的尝试。如程虹所写，斯奈德的重新安居“指从工业社会及现代文明中脱身，从身心方面都重返土地，重返生活地域的人”。
重新栖居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成为斯奈德诗歌和散文的重要题材。他早期和中期出版的《神话与文本》（
Myths & Texts
，1960）、《穷乡僻壤》（
The Back Country
，1967）、《砌石与寒山诗集》（
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1969）、《龟岛》（
Turtle Island
，1974）、《斧柄》（
Axe Handles
，1983）中有不少取材于栖居生活的诗文。在这些诗文中，斯奈德不仅解释何为真正的栖居，说明移居荒野并非栖居自然的象征；他还提醒居于荒野的人不要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荒野中，不要给本土野生动植物带来劫难。在《荒野的呼喊》一诗中，斯奈德以加州荒野土生土长的八十岁老翁为例，说明居于荒野之人会为野生动植物带来劫难，他会叫来政府捕兽队，“用铁腿夹抓郊狼”。诗中，斯奈德不仅揭露了荒野出卖者是造成荒野破坏的罪魁祸首，还将政府灭绝荒野郊狼比作在亚洲的越战，“政府也与荒野出卖者沆瀣一气，对荒野发动战争”。诗人以跋为诗眼，“我想说，郊狼永在你心中。但这并不是真的”，
表明人可以销毁大地上的荒野，却不能泯灭人心中的郊狼，消除人心中的荒野。这首诗清晰地表明居于荒野并不等于栖居；衡量栖居者的标准在于其对待荒野与野生动植物的态度。
只有安然接受其他生灵，欣赏并融入荒野文化，才称得上栖居于自然。
认识到野域的广泛存在，肯定野性的价值，学习并融入荒野文化，归居荒野者才能真正栖居自然。《神话与文本》中收录的近二十首“伐木”诗，描写了人类移居荒野给自然带来的灾难，突出荒野成为人类家园与其本来是野生动植物家园之间的冲突。“伐木八”描写了人们开荒建房，致使树木被剥皮，幼松被损伤，花粟鼠弃家逃命，甚至连蚂蚁也衔着一颗卵另觅家园。诗歌采用生命中心论的视角，平等地看待幼松、花粟鼠、蚂蚁等不同生命，体恤它们也需要安身立命之所。斯奈德担心城市化进程会快速侵蚀乡村与荒野，野性伴随荒野的萎缩日益势弱，荒野、野生动植物与野性本身需要爱惜与保护。在《龟岛》等诗集中，斯奈德就用不同的意象表达了这一思想。
斯奈德在1969到1974年所写的诗歌被其收入以“龟岛”命名的诗集，以强调大地、野生动植物、印第安人与欧洲定居者同为美洲大陆本土居民的思想，呼吁学习印第安人，“爱护、保护土壤、树木与郊狼”，将它们都当作“龟岛的本土居民”。
在《以前在这里发生过什么》这首诗中，斯奈德一一历数美洲大陆三亿年来的自然变迁：三亿年前的“片海”在八千万年前“凸起又折叠”，“使河床露出矿脉，涌出成堆的金子”；三百万年前四散而落的河流“向西奔去”，冲出“道道山谷”，带来“黄松、石兰、黑橡树、山地紫杉”落地生根、成林，吸引郊狼、蓝鸟、灰松鼠、狐狸、浣熊、鹿到此生活；四万年前，人类来到这里，携网、造船、建屋，“少男少女畅饮、舞蹈”；一百二十五年前白人占领者才来这里“追寻古老的沙砾和金子”，也带来了“马匹、苹果园、纸牌游戏、枪击、教堂与监狱”的现代文明。诗歌继提出“这片土地属于谁？”之后，简洁利落地回答“土地属于它自己”，并加上评述“我中无我，物中无我”，借用佛教灭小我而成大我的无我思想，表达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这之后，诗人引入印第安神话中“游弋”于虚空、“咬着尾巴”的古老的龟岛意象，说明黄松、石兰、黑橡树、郊狼、蓝鸟、浣熊在北美大地的生存历史比人类还长，它们是“龟岛的本土居民”，有权利继续以龟岛为家园。诗歌以“我们会看到/那些懂得/如何栖居的生命/蓝鸟在松树上尖啸”为结尾，寓意只有接受野生动植物为“龟岛的本土居民”者，才懂得栖居，才能欣赏蓝鸟的尖啸。
在诗歌《大地母亲：她的鲸群》中，诗人以革命家的激昂之气呼吁五月的蚂蚁、鲍鱼、水獭、麋鹿“团结”起来；呼吁“树之民耸立”“鸟之民飞翔”“海之民游动”。四条腿、两条腿的人民，共同抛开“机器王国赐予的一切”。树之民、鸟之民、海之民的称呼寓意树、鸟、鱼与人平等；而四条腿之兽与两条腿之人并列，暗示兽与人共权；表达了有别于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生命伦理思想，即树、鸟、鱼、兽同为龟岛受蹂躏之民，它们应有生存权、空间权，以此抗议机器王国的扩大挤压有机体的生存空间。
在《禅定荒野》（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1990）一书中，斯奈德呼吁美国人改变移民心态，培养以美洲大陆为家园的“本土美国人”思想；将印第安神话中的龟岛当作自己与子孙后代的“家园”；
重新发现古老文化的价值并运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在学会“敬重”龟岛及其野性，维护其“生物多样性”与“完整性”中得“再生”，
与动植物共存于龟岛。
斯奈德在其后期创作的诗文中坦承流连自然并非志在学习动植物的知识，而在于从荒野语境与野域文化中了解人的社会与文化，
寻求优化人类文明的途径与方法。他肯定野性的价值，探讨野域文化特点，尽情表达了野域文化是其心中的中间风景理想。这些思想表现在其后期诗文集《山水无尽头》（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1996）、《山顶诗人》（
Poets on the Peaks
，2002）、《山巅之危》（
Danger on Peaks
，2005）、《火焰再燃》（
Back on the Fire
，2007）中。在晚期作品《禅定荒野》、《天地一隅》（
A Place in Space
，1995）中，斯奈德更多地用散文形式重新界定荒野，充分肯定了野性的价值，突出建立野域文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归纳总结荒野实践的成果，以引导、建议与期望形式写入《禅定荒野》。该书收录了《自由法则》《地方、区域和公用地》《优良、荒芜和神圣》《青山常运步》《生存和圣餐》等九篇探讨野域、野生物、佛教信仰与世界文明的散文，反映了斯奈德对荒野文化的理解及对野域、野性的肯定，表明建立野性能承受的文明或许是社会无法停止经济发展情境之下人类缓解环境危机的方式。
斯奈德在后期作品中肯定野性、野域的价值，倡导野性能承受的文明。出于担心全球化进程中，在贪婪的“工业文明”、商业文化的侵蚀下，原始部落人口急剧下降，各具特色的在地文化岌岌可危，面临灭绝。斯奈德提出相比污染、人口爆炸、能源危机之威胁，生态系文化的“多样性与稳定性”的降低才是人类面临的真正问题。
在《古老的方式》（
The Old Ways
，1977）的《民族诗学的政治》一文中，斯奈德以亚马逊的印第安人、阿根廷与北美的马布希人为例，表明在地文化濒临灭绝；
而拯救濒危的在地文明“必然”与工业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目标“相冲突”。
斯奈德提出诗人与诗歌创作要有“打击文化族群屠杀”的使命感。
斯奈德身体力行，从1980年开始收集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民俗与歌谣，通过保存印第安“民族诗学”避免这一文化族群的消失。
斯奈德呼吁挽救在地民族文化，与其建设野性能承受的文明的理想抱负有直接联系，也与他将野性视为文明更新的良药密不可分。将野性视为拯救文明的处方并非斯奈德首创，梭罗早有名言：“世界的拯救在于野性。”（In wildness lies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斯奈德只不过在全球化语境下更新与发展了梭罗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之后，带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欧盟政治一体化、城市化与社会服务体制化、文化生产大众消费化。同质化的社会，带来同质化的生活与文化，挤压了在地文化的空间。犹如荒野受到城市的侵蚀，各种野域也受到体制化文明的侵蚀；而个体与社会、文化与思想要突破体制束缚，需要汲取野性的力量。
对野性的肯定解读与对野域的拓展是斯奈德荒野思想的重要部分。不同于《牛津英语词典》从否定角度将野性界定为：动物的“狂野”“未驯服”；植物的“未经栽培”；土地的“未经开垦”；社会的“未经开化”；个体“不受拘束”。
斯奈德从肯定的角度，重新将野性定义为：自然中“自在、顺从本性生活”的动物；以自然方式繁殖、维持物种延续的植物；土地未经人力影响，动植物种群完整并保持充分内在的交互性。斯奈德充分肯定野性的自在性、创造性与生命力，将野性比作中国哲学中的道与佛教文化中的“达摩”（Dharma）。
斯奈德还将野域拓展到人的身体与无意识，提出人体的非自主性反应，如呼吸、心跳，人的梦与无意识都是野域。认识到自身的野域有益于人重新发现“自然自我”（natural self），以自然一员的身份融入生物区域共同体。因此，谈及野域就是论及整体性。他写道：“野域是野性潜力充分得到表达的地方，具有多样性的生物与非生物以其自身秩序共同发展，当生态系统完全发挥功能，所有成员都起到作用。”
斯奈德从野性的角度理解部落原始社会，认为部落族群由内在习俗与约束力维持秩序，有其自身的部落原始文化；残存的部落社会与文化会为我们抵御文明政治、经济主导的社会提供有益思路；为建立野性能承受的文明提供文化范式。
正因如此，斯奈德将其理想的野性能承受的文明视为“原始—未来文明”，
倡导回到原始文明，回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在地文化；弱化国家、城市等行政区域划分。如程虹评述：“斯奈德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误区，他将保护荒野、培养人们的野性与人类文化的存亡联系在一起。”
看到野域与野性的价值，看到其对更新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斯奈德呼吁建立野性能承受的文明，这也是斯奈德的中间风景的理想。诗人为荒野与野生动植物代言；尊重、认同野域文化；挽救濒危的残存部落文化，以此为基础发展与不同生物共同体相适应的生态系文化；有星球意识与天地一隅的心态；这些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因素。
斯奈德将为荒野与动植物代言作为其诗人责任。在《诗、社团、高峰》一文中，他写道：“社会制度这个小小的人类庇护法，其实不与围绕在它周围的植物、动物、风、雨、河相分离。此时诗人便是非人类自然界的喉舌，他其实是另一个声音的媒介，借他之力使这个声音送入人的世界，并告诉我们外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人类其实是地球的子女。”
斯奈德的“伐木”诗第十二首，想象飞禽走兽、树木花草都会说话，委婉表达诗人要成为动植物喉舌的心愿。诗中写道：“他好似看到一种景象，在地球孤寂的中心发生：野马跑去看晨星，而四脚人、爬行的人、站着的人、飞行的人，他们会说话。我早应跟他们，一起吃掉鲸鱼舌。”
诗人用一句“早应跟他们，一起吃掉鲸鱼舌”引出疑问：是否因为人没有与其他动植物一起吃掉鲸鱼舌，而无法与它们进行交流呢？继而用“他们一直说我过去是人，乌鸦听从他的声音栖生在海上”收尾，委婉表达了人与动植物交流的愿景。
野域文化是斯奈德憧憬的野性能承受的文明的自然状态。野域文化打破自然与文化、文明与野性、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肯定野性与荒野价值。在野域文化中，人的感知是知识的基础。如斯奈德在“人类植物学”诗中所写，知识不过是人们尝遍所有之后记录下来的文字；“橡木中新生的酸味主干裂开，‘像翻开一本书’”；“尝遍所有的，然后把知识记下”。诗人“尝遍”自然中的一切，预示源于自然体验的知识与文化，也不应与自然隔绝，相反，这文化要如酸奶文化为富有营养之地；这文化要具有可渗透性，“如荒野一样可供居住”。
斯奈德高度赞赏了野域文化中的生存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他提出“荒域文化以生命维持经济的生死法则维系”。
不同于人类看重的舒适、整洁、有秩序的物质经济，自然以个体与群体生存的生命维持经济为主导；一个生命的躯体、粪便是另一生命的食物与营养；不同生命息息相关、彼此依存。斯奈德提出满足于温饱的生活，有益于我们“接近世界的本真与其完整性”，形成对其他生命的“同情之心”，
有益于真正栖居生活，融入生命维持经济。斯奈德以为栖居如同禅修，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人一旦以生存经济为生活准则，就进入了栖居状态；而发现、认同、融入野域文化是栖居自然的前提，也是栖居者应尽的义务。
斯奈德在游历世界，深入体验了印第安文化、禅宗文化后，以植根于荒野景观的印第安文化为榜样，提出生物区域性文化是融入在地环境的生物系文化，具有生物区域性的物质性与文化性的在地文化。在《禅定荒野》的《褐色语法》（“Tawny Grammar”）篇中，斯奈德提出：“玉米、稻米、驯鹿、田薯标志着地域与文化。作为植物，它们代表某种类型的土壤与降水；而作为食物，它们体现了社会与生产安排。当地的歌舞则是区域的物质性与文化性的另一标志。舞蹈使我们能向彼此、向大地表达人性与非人性；大地也袒露自己。献舞是回馈水果、谷物或猎物的收获。”
斯奈德看到生物区域性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核正是“生物区域性是地方进入历史的方法”。
拥有广博的在地文化阅历的斯奈德提出：相比当代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偏远地带的部落文化，亚洲国家的佛教文化、中国的道家与禅宗蕴涵了丰富的在地文化。这些文化以绘画、歌谣、舞蹈与口头相传的神话故事，记录当地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保留了当地气候、节气的特点；展现了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宜的风土人情。伴随在地文化还有当地的语言或方言。如程虹所写：“他挖掘印第安文化，潜心研究东方的禅学，无非是希望人类不要成为机器的奴隶，而是要像野生系统中的生物那样保持多样化、多元化，从而使人类世界如同野生自然界一样生机勃勃。”
斯奈德所说的生物系文化也就是具有历史与传统的在地文化。从构建野性能承受的文明的角度看，生态系文化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未来；不仅存于荒野，还要发展到城市。因为相比当今与自然隔绝的单一文明，与自然环境相宜的生态系文化是“成熟的体系”，“它有极大的稳定性与自我保护能力”。
斯奈德认为拯救、弘扬民族诗学便是建设生态的原始—未来文明
这一历史使命赋予民族诗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诗人要“能取悦于超自然物”；必须是“好猎人或好战士”；他才会有一天能在睡梦中听到“鹰的歌唱”，
听到云与风的歌唱，成为通灵的诗人；在面向荒野、抒发本心的诗歌创作中建构原始—未来文明。这也是所谓“神圣的生态”，即有效汲取原初文化的精华，将“我们与古老的过去中最富有创造力的部分相连”，在“原始—未来”（future-primitive）文明的指引下，生活在“永恒的当下”（the perpetual present）。
斯奈德的行星意识是与原始—未来文明、生态系文化相一致的世界观。他认为行星意识是“古老方式的国际主义”，它承认“一个地球上所有多样性并存的可能性”。
他以行星意识对应全球视域，以多样的原始文明对应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从星球意识、生物系文化看栖居荒野，重新栖居不仅要与当地野生动植物为友为邻，还要认同、融入荒野文化，接受、保护当地的原始群落及其文化。重新栖居不只是效仿前辈与先人简约的生活方式，而是参与挽救、复苏生态系文化，积极学习“非白人的残留原始文化”。斯奈德基于人们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称为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他将“非白人的残留原始文化”称为“第四世界”，这些比第三世界还落后保守的部落社会与文化，却了解当地植物的特殊用途，知晓如何与海豚交流，“能在一地听到失传的盖娅之歌”。
这种重新栖居也是天地一隅的心态；是在意识到行星的有限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后，主动从工业社会中退出，“将个人熟悉的一方水土与人类共生的天地联系在一起”，
在天地之间寻得一方安身、明性、通灵的家园。忠诚一地生活不只是体力与脑力的付出，也是“道德与精神追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