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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栖居（reinhabitation）是当代美国自然书写的重要母题。作为生活方式，它指放弃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回归荒野、自然与乡村的生活；作为生活理念，它指尊重在地价值、重新认同前辈适应自然的生活。以重新栖居为主题的当代美国自然书写，如斯奈德、贝瑞与霍根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利奥·马克斯（Leo Marx）的“机器、田园双重动力文学”的延续：
它们在人的荒野体验、农耕生活描写中委婉表达对工业社会、商业模式与全球化进程的焦虑与反思；在讴歌家乡文化与在地价值观中批判现代一体化模式与商业价值体系，倡导融入自然，维持、修复当地生态关系的可持续生存模式。这是用“中间风景”寓意可实现的理想的自然书写；
是“理想与其对立面不可分离”的复杂田园叙事；
是对“带机器的花园描写”。
这种在地书写亦是对全球在地化（glocality）的诠释。
全球在地性寓意在全球化意识或跨国视野下，重新重视在地生活方式与在地价值。海塞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
马西（Doreen Massey）的“全球的地方意识”（a global sense of place）与布依尔的“多地观”是三种常被提及的全球在地性的范式。海塞倡导将以家乡感为代表、拘于一方的地方依恋、地方关爱拓展到全球范围。马西提出全球化下的在地是本地与外在世界联系的“历史产物的累积”，这一“开放”而非排外的在地是一种“行进中”的在地，
意味在肯定地方生命共同体的同时，允许地方为现在与将来发展采取举措。布依尔的多地观以现象学、社会学的“地方依恋”及对虚拟地方的依附为基础，
表现为“以家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或“群岛模式”（archipelago of locales）。
相比这三种全球在地范式，以重新栖居为母题的斯奈德、贝瑞与霍根的自然书写似乎是延续了马克斯中间风景理想的全球在地。
马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中提出“中间风景”与“中间风景理想”的概念。
中间风景可以溯源到维吉尔《牧歌集》中的阿卡狄亚。这是比邻荒野，又与罗马城接壤的丰盛草场与绿谷。处于中间风景的阿卡狄亚，既有“人工的复杂结构”，又有“自然的简单自发”。
它同时享有城市与荒野两个不同世界的精华，却避开城市与荒野可能带来的贫困与焦虑；避免人类文明带来的压抑与自然不确定性带来的折磨。阿卡狄亚代表了“情感型田园理想”。
马克斯对中间风景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阿卡狄亚的现代变体，即他所说的以机器与花园并置为代表的“知性/复杂田园理想”。
霍桑笔记中被汽笛骚扰的睡谷、《白鲸》中受到捕鲸船侵扰的大海、马克·吐温笔下木排与船航行的密西西比河是体现了复杂田园理想的中间风景。这些中间风景象征“置于压力之下”的田园理想。
一方面，机器与工业文明意象成为“冲击”田园风光的“反作用力”，
寓意“权力和复杂性世界侵袭”的田园理想。另一方面将真实世界的机器与田园幻景相并置，不仅“抑制”田园理想的表达，也“质疑、讽刺”绿色牧场平静与和谐的幻想。
马克斯带机器的花园体现了工业文明、商业守时的“感知方式”，价值文化与季节、生命循环的田园文化并置，
中间风景成为在机器时代保留，甚至实现田园理想的象征风景。只不过按照马克斯的悲观看法，代表中间风景的田园理想无法在“历史”现实中实现，它是只能存在于“文学之中”，“置于”梭罗类作家的“知觉”想象中的“象征风景”。
与此对应，机器时代作家书写田园理想的目的似乎在于唤起人们在自然中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感知与认知，用以抵御工业文明、商业文化对人的奴役；借助人对自然的感知力推动人的想象力、认知力与批判精神，使主导人生活的体制与文化“像陶工手中的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
文学中的田园理想自然不只有带机器的花园一种。生长于不同地域环境、文化语境中的在地作家，选择不同的自然环境栖居，想象了不同的田园理想，给予家园意识不同的解释。斯奈德重返龟岛；贝瑞重返肯塔基的农耕生活；霍根重返北美的印第安文化与生活。斯奈德理解的家园是被称为龟岛的北美大地，他视树、鸟、鱼、兽为家园中的各类居民。贝瑞视土地为家园，期待人们善用土地、承担对土地共同体的责任。霍根关注印第安裔的家园，呼吁维护荒野这一印第安人的庇护所，保护印第安文化的物质依托。
无论归居荒野、农庄，还是归居印第安家园，斯奈德、贝瑞、霍根的自然书写没有漠视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没有将自然与文明、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而是借归居自然的生活，表达植根不同自然景观的在地文化，憧憬不同生态意蕴的“中间风景理想”，意欲改造现代西方文明。这种全球在地似乎与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目标不同。
罗伯逊以全球本土化解释“来自外界的某一想法进入某一语境时不得不适应那一语境”，
说明各种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受到“限制”，只能以各种形式“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因特定的局势而“妥协”。
斯奈德、贝瑞、霍根的在地书写，倡导绿色的现代化，呼吁建设适宜不同生物地域环境的文明模式。他们力图汲取野性他者的力量，改变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表达了不同于“带机器花园”范式的中间风景理想。于斯奈德，这中间风景理想是与野性共生的文明，是天地一隅的心态，是行星意识下适合不同生物区域性的文化与实践。于贝瑞，它是杰斐逊式的农业社会与民主；于霍根，它是保留印第安文化的精髓，维护荒野生灵庇护所的功能。
具有中间风景理想的归居文学以自然体验为源泉，承认荒野与自然的他者自主性，肯定自然体验与农耕生活有利于治愈人的精神、情感创伤，表达了恢复土地共同体生态平衡的意识与责任，憧憬了中间风景的理想。如环境史学家克劳农（William Cronon）所写，“中间地带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我们所有人用不同方式创建的家园”。
只有通过不断探索“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我们才能学会设想“对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都更好的“多样化世界”，
这种具有中间风景理想的家园意识描写，体现了与自然环境相宜的风土人情、人文情怀；表现出多样性的在地文化与忠诚一地生活的思想。这是斯奈德所说的天地一隅与行星意识下的在地，
是多样性在地文化并存的“古老方式的国际主义”。这是以重新栖居为母题的自然文学构建的全球在地新范式。
从文化影响与文化构建看，归居主题的自然文学具有从全球到在地，再从在地到全球的两种不同姿态。一方面，在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体系化、同质化、全球化的大潮之下，在地自然文学逆向而行。斯奈德讴歌野性、野域及其文化，倡导野性能承受的文明。他的荒野诗学劝导人们摆脱商品思维模式，学习自然界的生命维持经济，在“自愿简朴”生活中融入自然。
贝瑞在书写农耕生活中，提出农耕有益培养人对自然与土地的责任感，有利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霍根以书写印第安文化与生活方式，肯定植根荒野的印第安文化有助于治愈创伤。另一方面，在地文学不只以家园为背景与素材，在地文学创作与成功本身说明乡村农耕生活、荒野体验会有助于新知识的生产，开拓对世界的认识；有益于加强人与人的交流，增进人对自然的了解、对生命的体验。在地书写不仅有斯奈德所说的天地一隅的丰富感、满足感，还体现了在地知识、文化的生成性。它们充分肯定自然体验、乡土生活是文学创作、文化生产的源泉，表明在全球化下文学、文化生产占主导地位之时，“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文学、文化与知识亦有生存的可能，
亦会促成全球化下文学、文化生产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