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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若干问题，不仅受到本土化的抵制，甚至引发“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文学在全球流通过程中产生本土化的流变，一些普适性的命题被批判性接受和反思。这种世界文学的新形态，改变了跨文化交流的路径和方式，既反映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需要理解和解释一些比较宏观一点的问题，比如：全球化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文化政治和文学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对全球资本和市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比如：生态、性别、族裔、流散、后殖民等如何传播并本土化，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批评反思诸如主体性、他者性、世界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当代文学呈现了什么样的全球化主题？文学研究的跨国民族主义转向与传统的民族文学研究范式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视角、立场和方法等不同角度来思考全球化与文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全球化的概念以及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如何理解全球化？这方面争议颇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首先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其次，它指针对全球化话题而不断涌现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再次，它是指有关的话语、叙事和图像。
虽然全球联系和全球视野早就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全球化”这个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直至80年代后开始流行。约翰·汤姆林森说：“可以确信的是，全球化虽然是个使人恼火的术语，却抓住了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界定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需要加以理解。首先，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推动全球化、全球意识和全球联系的历史进程是一些结构性的力量，比如：数字技术、市场化等。虽然去全球化或者抵制全球化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全球化的类型，进而影响全球化的形态，比如：以市场主导还是以官方为主导，以欧洲为中心还是多元文化的全球化，等等。其次，全球化不只是推动同一性，而且也催生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不同社会中不同人群影响程度不一样。全球化没有终止文化的多样化。当文化相遇时，产生了众多新的文化形式，比如世界音乐、混合烹饪。再次，全球化不排斥本土化、区域化，它们是可以相互促进的。纯粹的本土化也是有问题的。最后，就学术而言全球化是跨学科的，具有多面性。全球化不属于哪一个领域，而是多元重合，在不同学科的内部产生关联。与全球化相关的每一个概念都要综合不同领域的知识，比如生态、环境、流散、混杂等。
全球化是一种多维度的进程，同时产生于经济、政治、环境、文化以及技术制度化等各个领域。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全球连接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这样的后果是忽视了每一种维度之相对重要性。就文化来说，人们倾向于强调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认为全球市场的发展，比如消费品的分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鉴于此，文化全球化被理解为“美国化”或“西化”，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内在的复杂性被轻视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中提出的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是一个例子。他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全球融合正在进行，未来可能出现政治、社会、文化的全球同一化，而这实际上可能成为历史的终结。二十多年过去了，福山的预言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保罗·杰（Paul Jay）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他认为经济和文化的纬度同样重要。“尽管我一直强调我们要区别文化和经济条件及其进程—一方面是符号、再现和想象，另一方面是物质和经济关系现实—但斯蒂格利茨最后指出，如果我们不认可全球化的经济及文化纬度的同时性，那么就无法理解或者控制全球化。”
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有时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和文化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意识到文化是伴随商品交换而进行交换的。人文学科中全球化研究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文化形式（文学叙事、电影、电视、舞台表演等）是商品，从而颠覆了文学属于纯美学范畴且超越商品、经济，甚至历史世界的旧观念。我们已无法明确区分纯物质的、发生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换和纯象征性的、发生在文化经济中的交换。的确，两种形式的交换总是互相重叠（它们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这应该成为全球化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是当代全球化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认识和分析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身份认同的变化。“文化身份”主要包括：性别、阶级、宗教、种族和民族以及国籍。一般认为，全球化消解了文化认同，可是全球化也许是制造和扩散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身份远非是被全球化蹂躏的那朵脆弱的花儿，相反被看作是可以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向心力相抗衡的本土文化不断上升的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流散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移民数量不断增长，他们的身份认同却更加多元。由于电子媒体的快速发展，流散群体与母国之间的交流频繁且深入，他们与母国的联系比以前的移民更加紧密。“遍及欧美的多元文化主义争论风波证明，国家无法阻止其少数人口与更为广泛的宗教或种族之间的联系。这些以及其他例子表明，认为独立的公共领域必然是民族的，这种时代应该结束了。流散的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多样的，它们是后国家秩序的大熔炉。”
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全球化对于普世主义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全球化不一定带来普世的价值，而且可能因为推广某一种具有霸权地位文化的价值观，比如美国的价值观，从而引起冲突和抵抗。西亚和中东地区的动荡与此有莫大的关系。“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文化、宗教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将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
世界主义需要有批判性，一方面消除偏见和自我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要重视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和声音。
长期以来，文化全球化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文化全球化被认为具有三个层次：与物品在全球扩散同步，观念也在全球传播；来自不同区域和文化中的人在交往当中形成新的规范和知识；以全球作为认识参照的新的思维方式。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一种世界文化，影响和作用于任何地区和民族的文化。
学术界对于文化全球化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西方霸权。二是社会学的视角，讨论全球政策和治理的挑战和机遇。三是文化研究的视角，认为一方面不同文化碰撞、交流会带来相似性；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全球的相互依存中形成文化多样性。“文化全球化包含多重流动的意思。由于这些流动有不同的速度，在具体的社区当中以一些独特的‘混杂’或者‘融合’的方式交汇，它们因而产生全球文学差异的新形式。在‘全球人文’的多样化当中，文化失去了自己的疆界，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流动的旋涡和全球联系的网络。”
正是在这种联系和互动当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建构自己的特色。杨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中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当中中国学术是如何形成自己的传统的。“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世界视野敞开的是天，文化还原落实的是地。天地交泰乃是超越文化霸权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由此可以引申出现代化中国学术在应对全球化中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全球化在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探讨对于文学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究竟如何思考和辨析全球化与文学的关系？在这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过持续的探讨，对于当下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英语世界，关注全球化与文学关系的相关研究也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摩西斯（Michael Valdez Moses）在《小说与文化全球化》中讨论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小说创作如何反映了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以及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在非洲和拉美产生的影响。
但是该书对于全球化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没有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历史进程。
关于文学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当代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文学不仅反映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且深化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和知识建构。同时，全球化影响文学的创作、流通和接受。此外，文学研究本身也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全球化正在改变文学的学科边界、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
2001年，美国《南大西洋季刊》出版特刊《小说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小说》，这是严格意义上关于全球化与文学关系比较早的论述之一。“（本特刊）试图理解……文学与全球化的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本质关系……不仅仅要思考例如全球化主题如何在小说中得到反映这样的问题，而且要思考文学在无数全球化的‘小说’话语的叙述建构中的作用。”
伊思瑞尔（Nico Israel）在《全球化与当代文学》（2004）一文中也认为“当代文学中全球化的主题无处不在，这一点也不奇怪”。
文章举了《撒旦诗篇》的例子，指出该作品在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了文学在内容、传播和接受等不同方面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安尼斯莱（James Annesley）的著作《全球化的小说》（2006）肯定了小说对于认识和理解全球化的积极意义。“本书的目的不是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来证明全球化的存在，或者认为它们对全球化真实物质状况的细节做出了如实表达，而是利用分析各种文本来提炼认知全球化话语的方法。”
文学始终是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和阐释者，阅读当代文学能加深我们对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迁的理解和把握。
古普塔（Suman Gupta）著的《全球化与文学》（2009）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与文学的关系做出了最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该书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有如下比较全面的界定：
一、某种实践……关于小说如何反映全球化主题。二、有时，文学文本及对它们的阐释被用来支持或阐述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们在全球化方面的观念立场。三、试图在文学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术语与表述（如文本、文化、身份）之间找到能相互贯通的可能性。四、很多学术研究努力使全球化观点适应已发展完备并被人熟知的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后殖民和后现代文学及文艺理论已经证明，文学学者在寻求拥护和介入全球化的讨论中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和空间。五、人们已经投入值得关注的努力，从而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表明文学研究自身体制或学科追求的过程。六、也即最后一点，一些学术目光也投向了文学的产业化，即学术研究之外的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或者更宽泛一点，世界上书籍的买卖。
由此看来，关于全球化与文学的讨论不仅仅是后者再现前者，也不是前者影响和决定后者，而是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文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文学性。
前面提到文学的产业化，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古普塔认为“显而易见，全球化影响了文学的‘生意’—商业化的‘生产’……与此同时，因特网（网上书店，比如亚马逊网）也为人们获取文学作品提供方便，世界边远地区的购买者也能得到各种各样的作品……拿英美的大学来看，在过去的15年中，文学方向的学生所阅读的当代书籍来自更加广阔的地域范围，尽管那些书大体上还是有一小群受过西方教育、用英文写作的作者所发表的”。
确实，全球化给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带来便利。但是，全球化对于传统的文学阅读产生冲击，比如电子图书的流行。米勒（J. Hillis Miller）对于这种变化有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网络空间里文学作品产生一些问题，比如作品与历史语境的分离。至于网络上将文学作品与形形色色围绕这些作品的视觉和听觉素材并置在一起，米勒觉得这样做会误导读者，而且由于作品与图书文化的割裂可能会导致“文学的终结”。
商业化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纯文学的负面影响已经为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作家莱辛曾谈过她的一些经历。在她成名后，很多出版社找她，希望能出版她的作品。为了试探出版界是否唯“名”是从，抑或唯利是图，莱辛将自己的新作品用一个伪造的名字投稿，结果屡被出版商拒绝。在全球化时代，出版行业跨国公司奉行利益驱动原理，这意味着所有出版业的发展—包括文学出版—相应地导致了某些纯文学的萎缩，如创新实验文学。希夫林（Andre Schiffrin）在《出版业》一书中说：
新观点和新作家被接受需要时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可能要等上若干年才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从而让出版商觉得出版他的书是有利可图的。甚至从长远来看，市场也不能给一个观点所具有的价值做出合适的评价。显而易见，曾有成千上万本伟大的书从没有取得商业利润。因此，这种新的办法—决定只是出版那些能马上带来经济回报的书—会轻易导致巨大数量的重要著作消失。
如何着手研究全球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令人困惑的，康奈尔（Liam Connell）和马什（Nicky Marsh）在他们主编的《文学与全球化读本》（2011）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他们的建议：“首先，从一系列试图理解全球化的学科中选择理论书籍；其次，了解一些试图运用这些视角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再次，阅读一系列应用这些视角作为批评实践的文学文本。”
这个建议的要点仍然是要将理论探索和文本批评结合起来，相互启发，深化我们对于全球化与文学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其中，近年来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是世界文学以及它与全球化的联系。
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传统的地域和文化上的疆界被打破，解域就是“文化与地理领域和社会地域之间的那种‘自然’关系的丧失”。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体验不再那么依赖于场所，因为场所逐渐为“距离”所渗透，即为全球化关联结构之融合所渗透。全球化与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的方式紧密相连，全球化时代文化“符号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被生产，对其生产和再生产几乎没有什么资源限制”。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具有了全新的特点，世界文学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而且在生产与传播方式上更加趋同。然而，世界文学的丰富性并没有消减。世界文学仍然是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这一点没有改变。
相对于狭义文化全球化的单一向度，有中国学者提出“复数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对于世界文学的解读可以是不同的。
马勒蒂（Franco Moretti）在《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中提出世界文学是“一体的但又是不平等的”（one and unequal），也就是说世界文学是一个体系，但是不同文学之间的影响和互动是“不对称的”。
他同时指出，研究世界文学需要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我认为是我们重新回到世界文学这一古老追求上的时候了：毕竟，当前我们周围的文学毫无疑问的是个全球体系。实际上，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怎么做。它对于研究世界文学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怎么做呢？”
通过对文学进行历史的考察，他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文学形式（通常是欧洲）与地方经验和现实的复杂结合。他说：“世界文学确实是个体系，但是个变动的体系……如果说1750年以后小说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是西方欧洲模式与当地现实的妥协，那么，本土现实在各地是不同的，就像西方影响在各地也非常不均衡一样。”
马勒蒂的“世界文学猜想”给我们的启发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的关联性迅速得到加强，但是地方的特色也能够更加显现。
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阅读世界文学，认识世界文学，以及如何从事世界文学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一方面，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在21世纪初以来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分别是《世界文学是什么》《如何阅读世界文学》等。大卫·达姆罗什在《世界文学是什么》一书中提出，世界文学包括“所有超出源文化界限而在其他文化流传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以翻译形式还是源语言形式”。
他认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数量众多、难以把握，其研究的重点因而转向对于“流通和阅读方式”的关注。当一部作品在外国文化中传播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接受上的偏差，但是其他文化中的不同视角也会丰富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不同文学的交流是文学保持活力的一个前提。达姆罗什引用歌德的话说：“如果没有其他文学的滋养，任何一种文学都会有枯竭的那一天。”
英语和英语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有比较大的代表性。保罗·杰在《超越学科？：全球化与英语的未来》（2001）一文中说：“流散英语的扩张极大地加强一种感觉，当代书写是在一个后民族的、全球的潮流中创造的，是在全世界被改编、翻译和再传播的去疆界化的文化产品。”
他还认为全球化时代英语文学的内容、边界和形态也会产生变化。他在《全球事务：文学研究的跨国民族主义转向》一书中探讨了英文书写将不可避免具有一种混杂性。“这一过程的确在英语的全球生产中发挥了作用，越来越多地受到南亚及拉丁美洲书写（一种形成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拉丁传统）、美国黑人文学以及美国流散社区特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所谓的‘英语’文化完全是一种混合物，它建基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流之上，从而越来越难以找到一种不受来自英美之外的资源和话语快速融合的控制和影响的主流西方话语。”
这解释了为什么时下人们会用复数的英语（global Englishes）描述英语和英语文学在全球的状况。
全球化对于世界文学的挑战还体现在西方的文学研究理论被普适化这一问题上。文学研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同一化，这与西方批评理论、术语及实践被广泛运用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地区和文化的文学研究都被西方批评话语所笼罩。英语在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加强。因而在世界文学研究上需要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地方的特殊性。“对卡普兰来说，阿德里安娜·里奇和钱德拉·莫汉蒂等批评家所说的‘地方优先’要求我们将地方文化视为抵制全球化的场所，并强调在西方学术消费中，全球化的文学研究通过自身规范化词汇的疏导，使世界文学避免被殖民的危险。”
对于全球化历史进程与文学进程的关系，需要强调以下几点：文学作品反映全球化的场景、进程和问题；文学作品能够生产和修正全球化的话语叙事；文学研究有助于阐释全球化的理论概念，同时全球化的理论和概念也为文本分析提供新的视角；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有必要关注当代社会出现的重要问题和现象，主要包括：生态和环境危机、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认同、后殖民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身份想象。本卷正是围绕以上议题对于全球化历史进程与当代外国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的。
首先，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造成了生态灾难，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当代文学从不同角度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的环境危机，呼吁重新构建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伦理观。美国自然书写文学的研究通过重新栖居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美国作家斯奈德、贝瑞和霍根如何分别借助归居荒野、憧憬传统的农耕生活与回归印第安部落文化，表达了适应地方环境与增强家园意识的在地文化，以此对抗全球化进程下科技文明与商业经济模式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异化、焦虑和空虚。英语生态文学的动物性研究通过揭示动物的记忆能力与遭受创伤的心理，探讨了以人类道德责任为基础的动物伦理。加拿大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分析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平行关系，揭示女性和自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的多重压迫，讨论了妇女在实践生态正义中的作用。俄罗斯生态文学研究从宗教、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反思全球化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与救赎问题，认为生态文明之路在于信仰的回归，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北欧生态文学研究从全球在地化的视角入手，讨论北欧文学如何继承和发扬北欧的文化传统，通过对北欧古代山妖神话的挪用，反思全球化对于生态和地方文化的破坏作用。
其次，全球化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国际化、普遍化与在地化，同时女性主义的跨国旅行也构成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和认识纬度。在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权运动不断发展并在全球传播的深刻影响下，法语女性主义文学通过对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等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生存状况的描写和反思，批评家庭和社会生活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追寻女性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不同道路与可能性。英国女性文学将性别与种族、阶级、环境等结合在一起，从跨种族、跨性别与跨文化的视角，构建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日本女性作家在西方文化，尤其是女性思潮的影响下，以开放和多元的文学理念，运用独特的文体和叙事方式，反映全球化时代日本社会中妇女遭遇的各种问题，以及女性对传统家庭与性别观念的反叛与超越。
再次，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具有多元共存、交织与冲突的复杂性，呈现动态和不断演进的特点。美国华裔文学通过对神话、民间传说、文学经典等中国文化素材的挪用与改写，反映书写族裔文化认同的不同策略以及矛盾性。北美非裔文学，不论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关注“黑人性”在文学中的呈现与建构，反思黑人移民的艰难经历与身份困惑。在美国，由于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非裔美国文学的传统已经逐步得到确立和发展。德语流散文学表现了全球化时代德国或者德语区国家的流散群体处在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之间经历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超越，而德语流散作家的跨文化书写体现了以开放性、流动性与混杂性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身份认同。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殖民的历史被重新审视和彻底清算，后殖民的生存状况和民族认同上发生的问题激发起人们从对殖民历史的重新认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全球化英语小说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角度出发考察了全球化与后殖民生存状况之间的种种联系，既反思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讨论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澳大利亚文学通过对殖民历史与多民族社会现实的思考，探索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的本土身份建构。不论白人文学，还是移民文学、土著文学都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特征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拉美后殖民文学对于拉美国家的殖民历史与民族记忆进行重新书写，以拉美民族自身作为叙事的主体，反思殖民遗产，重构全球化时代拉美人民的民族认同。
全球化进程催生了各色各样的社会、文化与环境问题，其中主要包括生态危机、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后殖民的民族认同，这些问题在当代文学的书写和阅读中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想象、反思和建构。文学的创作不只是被动地反映和呈现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而且也构成了思考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纬度，同时会发挥着文学的能动性，影响全球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