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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是全球性动物，可以联结整个地球的海洋自由活动，跨洋迁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驱使了捕鲸船的全球航行和捕鲸业的全球化。以资本扩张和殖民主义为本质的捕鲸业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全球化雏形的建构。如果说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捕鲸小说《白鲸》（
Moby Dick
, 1851）“可以看作是反映全球化的小说”，
那么澳大利亚作家温顿以鲸鱼为主题的《浅滩》也是一部关于全球化的小说。
温顿的《浅滩》以20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西部捕鲸小镇安吉勒斯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在新的世界和社会发展形式下捕鲸业的去留问题，主要分为捕鲸、观鲸和护鲸三种态度。安吉勒斯小镇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缩影，不同人士对捕鲸的态度和行为体现了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与动物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鲸鱼本身的因素，也有人类自身的因素，既有小镇居民的声音，也有小镇之外甚至不同国家人士的声音，还有整个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体现出澳大利亚、安吉勒斯小镇无法脱离的全球化进程。
捕鲸业的发展同世界进程、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相关。安吉勒斯小镇的捕鲸业同殖民历史上的捕鲸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镇是捕鲸业发展全球化的产物，而关于捕鲸还是护鲸的论争也体现了新时期人与鲸鱼关系的全球性。小镇是小地方，但却展现了人与鲸鱼态度的世界大舞台。捕鲸业反映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中人与鲸鱼之间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之间的关系，是殖民主义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推手。
下面以作为澳大利亚缩影的安吉勒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全球化的不同形态的联系为切入点，考察在不同背景下，小镇的生存、发展同鲸鱼之间的关系，揭示在工业文明，以及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从而厘清动物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所需要探讨的因素。
《浅滩》中，酒吧老板哈萨·斯塔茨的“正是这些捕鲸工创造了这个国家”
这句话揭示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和捕鲸业之间的关系，也透露出捕鲸业对于安吉勒斯小镇的重要性。事实上，斯塔茨对捕鲸业的见解是对梅尔维尔在《白鲸》中对捕鲸业作用的回应：“澳大利亚，另一个半球上的美国，它的文明也是捕鲸者带来的……如今的强盛，真正的母亲就是捕鲸船。”
两处见解同时指向捕鲸业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促进作用。根据叙述，正是借着捕鲸船，西方白人为未开化的黑暗地带带来鲸油，带来了光明。捕鲸业的确推动了世界物质文明的进程，这为捕鲸业的存在和不断发展提供了合理借口。
历史上，捕鲸活动同西方殖民扩张和活动密切相关。澳大利亚及其捕鲸业的形成和发展是西方，尤其是英国推行殖民主义的结果。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抵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宣布这片土地属于英国。起初，英国人只是把澳大利亚作为囚犯流放地。澳大利亚的捕鲸活动始于18世纪末，捕鲸以及鲸产品比如鲸油是澳大利亚早期的主要产业之一。《浅滩》中就有1829年“温南号”船载着流放犯、补兵、总督等靠岸的描述。澳大利亚摆脱罪犯聚集地之名并不断发展和强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周围海域数量众多的鲸鱼。不仅英美的捕鲸船经常光顾作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周边海域，殖民地自身也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捕鲸业。西澳大利亚州南部城市奥尔巴尼是小说中澳大利亚西南部小镇安吉勒斯的原型，在这里捕鲸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这里的鲸鱼湾曾是欧美殖民者捕鲸的重要场所，这里最初的发展、最早的产业就是依靠捕鲸业拉动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小城历尽沧桑，同殖民历史联系最紧密的捕鲸业依然存在。自从安吉勒斯第一批捕鲸船抵达，那里的捕鲸活动已经持续了150多年，虽然捕鲸的形式、武器不断改变，但不变的是人们对鲸鱼的捕杀。安吉勒斯小镇是欧美殖民者的产物，这里起初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后来因为鲸鱼的存在而吸引了一些试图改变命运的殖民者。“对须鲸、海豹、海狗等资源的贪婪是欧洲人最早到澳大利亚西部定居的最重要动因。”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捕鲸带来巨大利润，形成完整的捕鲸产业。《浅滩》中“男人之家”号捕鲸船是最早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开展作业的捕鲸船，纳撒尼尔·库帕的航海日志也证实了这一点。
斯塔茨不仅揭示了澳大利亚对鲸鱼的依赖，也映射了19世纪欧美对鲸鱼经济的依赖。动物经济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小说隐藏的还在于鲸鱼经济与英美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鲸鱼湾也是美国捕鲸船经常光顾的地方。19世纪上半叶的鲸鱼经济可谓欧美一个独特的景观。捕鲸经济同英国的殖民扩张、同美国殖民地的扩张以及其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从欧洲对北美的殖民化的开始，鲸鱼就在帝国经济中发挥支柱性作用。”
19世纪美国政客丹尼尔·韦伯斯特称捕鲸为“最富有豪气和最令人钦佩的职业……对鲸鱼的追逐对现代社会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斯蒂芬·卡托纳和哈尔·怀特海德指出：“捕鲸业带来的产品和资本有效推动了早期的工业革命，继而又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态系统。”
同时，捕鲸业也推动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扩张和全球化进程。捕鲸业是美国海上扩张的重要举措，美国经济对捕鲸业的依赖反过来又促进了捕鲸业的发展和兴盛。捕鲸业每年给美国带来高达七百多万美元的收益，成为美国经济的领军行业，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象征。詹姆斯·埃斯里认为《白鲸》的“皮廓德号”是作者精心塑造的隐喻形象，是梅尔维尔通过“捕鲸业找到的全球化急先锋的文学形象”，“象征着美国征服全球，开展全球合作和控制的欲望”，作者笔下的“捕鲸活动将美国的西部扩张同美国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联系起来”，捕鲸的“全球化性质以及楠塔基特岛捕鲸人‘赶超、征服水中世界’的气概”正印证了这一点。
既然捕鲸活动如此重要，人与鲸鱼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鲸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不可或缺，捕鲸业必须维持下去。同斯塔茨持有相似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因为小镇上的很多人都处于捕鲸所带来的利益输送链上，因此，要让鲸鱼镇停止捕鲸无异于掠走这个镇的生存之本，必然面临巨大困难。安吉勒斯的捕鲸业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旅游局还会发布每日捕鲸报告，安吉勒斯被称为捕鲸镇，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捕鲸是安吉勒斯的命脉，同当地居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小说中镇上的居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同捕鲸业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捕鲸业是安吉勒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这里林立的酒吧是捕鲸工聚会喝酒的地方，巴黎湾捕鲸公司依赖公司而生存，公司的陆地中心站的员工，游船老板特德·贝尔及其员工，作为码头看守人的克利夫·库帕、迪克和达西都依赖于安吉勒斯捕鲸经济的存在，都是安吉勒斯捕鲸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已经将鲸鱼完全物化，鲸鱼是商品，仅此而已。
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暴力的。鲍勃·托里斯指出：“现代工业文明—自身及其相关的—无不是暴力的。……不仅对人，对地球，对非人类物种，而且对所有路上的障碍物都采取暴力。”
暴力之下伴随着的是痛苦。小说中纳撒尼尔·库帕的捕鲸日志丝毫没有彰显捕鲸工的英雄举止或豪情壮志，描述的都是肉体的痛苦、心理的折磨和精神的危机。捕鲸者都非常残忍，澳大利亚的捕鲸产业源于以压迫和剥削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在“男人之家”捕鲸船上，大部分船员的身份并不光明，纳撒尼尔是欠债者，为了还债不得不从事捕鲸这一高危职业，其他船员的身份虽然未揭露，但从他们对待鲸鱼、对待工友的暴戾态度可窥一斑。在纳撒尼尔看来，他们“好像都是罪犯”，
个个都似凶神恶煞：捕鲸炮手利克脸庞像“杂种狗”，第二炮手凯恩在船上打架被打掉了左耳垂，诺厄尔斯失去了手指。在诺厄尔斯因痛苦而辗转反侧时，纳撒尼尔却非常无情，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我要他离开或者死掉，在残存的夜晚给我一点安宁和睡眠。”
最后，诺厄尔斯在痛苦和工友的冷漠中死去。纳撒尼尔则时刻处在痛苦之中。航海日志将捕鲸船描绘为一个地狱般的空间，而船上的捕鲸工一个个像魔鬼，对待自己的工友都如此冷酷，可以想象他们对待土著居民以及鲸鱼的残忍程度。纳撒尼尔航海日志中的这些亡命之徒使他内心焦虑，充满厌恶和恐惧情绪，最终他逃离了捕鲸船。这也表明资本主义所孵化的捕鲸业充满了杀戮、残忍和邪恶的东西。
由此可知，西方捕鲸业的发展是以利润为根本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殖民者跟随鲸鱼到达世界各海岸并大肆推进殖民占领，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但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残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强。护鲸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识，并成为一种全球性活动，主要体现在世界各国鲸鱼保护意识的增强和立场的一致性。鲸鱼是一种全球性的动物，护鲸也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临海国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否则护鲸效果难以实现。成立于1946年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在70年代作用日益明显。在此时期，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政策调整，对捕鲸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根本变化”，“稳步推进倾向于护鲸的立场”。
《浅滩》中安吉勒斯小镇的捕鲸业成为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商业捕鲸的最后遗留地。闯入安吉勒斯的护鲸者就来自不同的大洲和国家，有欧洲、美洲、大洋洲，马克斯是美国人，乔治斯·弗勒尔是法国人，布兰特是加拿大人，国籍的多样性是温顿的一种刻意安排，旨在体现护鲸人员的国际性，说明护鲸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护鲸行动业已成为一种全球性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护鲸者尽管都倡导护鲸，但又都有自己关于人与鲸鱼关系的独特见解，这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中对于鲸鱼的不同理解。不同国家的人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诠释护鲸的合理性和意义，形成一种互补合力，驳斥了支持屠鲸的传统论调和观点，体现了多层面的动物伦理思想。
澳大利亚人萨利·迈尔斯从现实角度，同时从人道、道德的角度挞伐人类对鲸鱼的屠杀，认为：“捕鲸业已经过时，也很不人道，还会导致也许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灭绝，因此这是不道德的！”
在现实层面，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停止捕鲸，小说中的安吉勒斯的原型是奥尔巴尼，而奥尔巴尼恰恰是澳大利亚最后停止捕鲸的城镇，捕鲸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资本主义以利润作为最根本的追求，大肆捕杀鲸鱼的行为正是源于对利润的追逐。在19世纪作为重要燃料的鲸油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而随着新的照明手段的使用，再加上当鲸鱼数量锐减，有很多鲸鱼种类濒临灭绝，捕鲸成本大幅提升，利润不断减少导致捕鲸业的最终衰落。以鲸鱼作为重要产业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纷纷调整政策。因此，迈尔斯关于捕鲸过时的观点从经济利润的角度来说的确是事实。另外，迈尔斯认为鲸鱼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也就是说鲸鱼不仅有感知能力，有丰富情感，而且还有很高的智力，因此不仅要考虑鲸鱼的感知和感受，考虑鲸鱼的福利，还要尊重鲸鱼的智力。迈尔斯甚至称：“鲸鱼是我的兄弟！”
法国人乔治斯·弗勒尔则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对待鲸鱼，强调鲸鱼的主体性、神秘性，认为人类还不能完全理解鲸鱼，认为：“鲸鱼已经成为我的生命。它们是最了不起的活物。它们聪明、智慧、有同情心。鲸鱼身上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希望人类有一天能了解它们。”
在反捕鲸队伍中，马克斯是一位鲸鱼专家，曾长期从事针对鲸鱼搁浅行为的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典型鲸鱼专家，因为他并不赞同将自己局限于鲸鱼行为理论研究，对鲸鱼的了解和研究使他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深入的判断，具有较为复杂的鲸鱼伦理观。他是一位行动主义者，投入护鲸活动中，对他而言，整日沉湎于鲸鱼理论研究对迫切需要保护的濒危鲸鱼毫无益处，他强调的是行动。马克斯对捕杀鲸鱼行为的批评最为彻底：“鲸鱼是地球上的居住者—它们需要保护，就这么回事，因为它们指定要在这儿，不需要论证合理性。”
正如德国思想家所罗门·麦门曾经这样论述世界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如果有人要问，这个世界存在的最根本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会这样回答他：‘存在的目的就是存在，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马克斯认为存在的即为合理的，鲸鱼存在于地球之上，理应有一席之地，这是对西方传统中以语言、理性、智慧作为道德考虑的基点和标准的反驳。在他的观念中，弱智儿童、水牛和浮游生物不管有没有智慧，都应得到同等对待：“一件东西不需要有智慧才能找到存在的理由。弱智儿童、水牛、浮游生物群落，等等。应该说，它属于这里，应该存在。该死的智慧怪论。”
因此，在马克斯看来，以智力或理性作为考量因素，并因此否定鲸鱼的做法是荒谬的逻辑。
不仅如此，马克斯对人与鲸鱼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对昆尼说：“我要我的孩子长大后看得到鲸鱼。我要体面知道自己的位置。海洋里没有鲸鱼就像荒野里没有树木。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赞赏这种做法，我要让他们知道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他们得知道好的、坏的、大的、小的东西；他们得了解大半个世界；他们不应当只是半个人。”
简单而言，马克斯认为没有鲸鱼的海洋不能算作真正的海洋，不了解鲸鱼的人是不健全的，这表现出他强烈的环境正义、生态正义和物种正义思想。三种正义的思想内涵不尽相同，环境正义“更多地关注人，聚焦于人的健康和福利”，生态正义强调“地球环境的质量和其他物种的权利，非人物种享有不受折磨、虐待和生存环境不受破坏的权利”，物种正义则更“关注动物福利和权利”，
但这些都出现在马克斯的话语之中，体现了他的正义观。这里的正义可以从几个层面理解，即分配权利的平等、获得承认和尊严的平等权、参与的平等权以及自由和充分发展的权利。
在马克斯看来，从人的角度，不仅当代人，而且后代都有接触、认知鲸鱼的权利，也就是代际间的平等权利。从自然和动物的角度，自然有保持自我系统不受人类破坏的权利，鲸鱼有获得承认和自由生存的权利。因此，他强调当代人对环境、对生态和对动物的责任，承担着为后代留存和谐生态和维持物种多样性的义务。马克斯强调人类对大自然、动物的伦理责任，并认为人类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了保持自然界的平衡、保护鲸鱼，可以干预自然界，又要知道自己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位置。换言之，既要置身自然之外，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干预自然，又要融入自然之中，摈弃人类中心主义或物种主义思想。他一直从事鲸鱼搁浅行为研究，研究表明，一旦鲸鱼首领搁浅，跟随它的鲸鱼肯定都会搁浅，因此在危难之时射杀鲸鱼头领，制止它发出痛苦信号，不啻是挽救鲸鱼的好办法。这又表现了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浅滩》中捕鲸的维护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持续的对峙和激烈的斗争，但是护鲸者受到了小镇居民和当地政府的阻挠，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的斗争涉及媒体间的交锋。安吉勒斯政府支持捕鲸，因而当地媒体—电视台、广播电台必然支持，旅游局甚至发布每日捕鲸报告。而正是在外地媒体及记者的干涉下，保护鲸鱼的行动才形成声势，也限制了当地政府和捕鲸公司的行动。一方是当地媒体对捕鲸业和捕鲸公司的支持，另一方是外来媒体对护鲸事件的报道。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信息的全球化，媒体报道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这对坚守传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护鲸鱼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是一种历史发展潮流，尽管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护鲸者对人与鲸鱼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带着挽救鲸鱼的坚定信念，并同捕鲸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利益的冲突决定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人类和动物的交流尤为重要，在交流中可以更好地了解动物，更好地了解动物促使人类认识到动物生命的可敬与可畏。西方文明的历史不仅是人对人暴力的历史，而且更突出的是人类对动物暴力的历史。毫无疑问，在工业文明语境下，人类肆无忌惮地捕杀动物，导致很多动物物种的灭绝，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如果人类不停止对动物的暴力或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存，动物的命运乃至人类的未来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小说中的乔治斯·弗勒尔认为人的问题仅仅通过人是无法解决的，人的问题要通过动物才能解决。他认为自己的潜水员父亲致力于“沉船研究、海上救助和探索秘密”这些试图“找到关于人的答案”的活动就是浪费生命，因为那都是“沉湎于过去的胡闹”。他认为人类的未来“在于物种之间的交流，在于与环境共存”。
在小说中，温顿塑造了人与鲸鱼交流的三种方式，一是新兴的观鲸旅游实现人与鲸鱼之间的交流，二是昆尼和鲸鱼之间的交流，三是迪克和达西与鲸鱼之间的象征性交流。
在安吉勒斯，小镇的捕鲸派和镇内外的护鲸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正如上文的分析，捕鲸业终究会走向没落。那么，一直以鲸鱼作为经济命脉的安吉勒斯前途在哪里，小镇居民的前途在哪里？温顿虽然没有正面探讨小镇居民的前途和出路，但在小说叙事中却提供了一些暗示。那就是以鲸鱼为中心的生态旅游—观鲸旅游。这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与鲸鱼实现亲密接触的新方式。小说中，为了更利于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有人曾向老牧师威廉·佩尔提出改变安吉勒斯巴黎湾捕鲸站现行作业的建议：
美国东海岸作了尝试，并且成功地实施了这种做法。在那里，原有的捕鲸船和围捕网改成了鲸鱼观光船，载上游客和学生，去近距离观看原生态环境中的巨大哺乳动物。露脊鲸和座头鲸已几近灭绝。抹香鲸仍遭捕杀，但如果不去袭扰，任其繁衍并游近陆地，那么这项产业发展的势头会更好。鲸鱼观光也许不像捕鲸业那么有利可图，但在维持用工方面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一旦捕鲸业在安吉勒斯成为累赘，很多海员和工人势必失去工作。
从这个六年前的文件内容看，安吉勒斯面临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捕鲸业行将走进死胡同，大肆的捕杀鲸鱼已经造成露脊鲸和座头鲸濒临灭绝，抹香鲸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但是，遗憾的是，这项关乎小镇前途和命运的建议并未引起佩尔的重视，并非他不乐意改变，而是他知道安吉勒斯现在被普斯特林牢牢控制，他根本无力改变。然而叙事中，一味追求利润的普斯特林以极强的敏锐力已经嗅到观鲸旅游蕴藏的巨大商机，已经开始准备开发观鲸商业旅游，他和广告经理已经策划将小镇开发成观鲸旅游的重镇，并制作了精美的旅游指南，上面写着“在西澳大利亚安吉勒斯好好看看鲸鱼”。
观鲸旅游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旅游的新模式，一方面，满足了旅游者接近自然以及对海洋中躯体最庞大的动物的好奇；另一方面，为当地的旅游市场和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尽管也受到诟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观鲸旅游将是人与鲸鱼和谐相处，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欣赏这种庞大的海洋动物。
如果说观鲸旅游仍是以经济利润为目的的，昆尼同鲸鱼的交流则代表了毫无索求的观鲸方式。同她捕杀鲸鱼的祖先完全不一样，昆尼对大自然的热爱、对鲸鱼的依赖似乎已经融入她的血液，她天生具有同鲸鱼进行交流的能力，因此，保护鲸鱼成为她的一种本能性行为。在小的时候，鲸鱼对她而言，担当着类似上帝的角色。她从小就喜欢“同海豚说话”，
认为鲸鱼是“上帝指派的信使”，
在梦境中，鲸鱼以上帝的声音发出呼唤。她尝试一切方法接近鲸鱼、了解鲸鱼，这种做法也是一种交流方式。昆尼喜欢收集一切同鲸鱼相关的信息并将其放在活页文件夹里，包括报纸、书籍、电视脚本、政府文件的片段，有复印的、复写的和剪贴的。她对先祖留下的捕鲸日志的厌恶源于她对鲸鱼的爱，她对捕鲸行为的厌烦源于对鲸鱼的爱，她同丈夫之间的矛盾也源于他们对鲸鱼不同的理解。爷爷丹尼尔是自然爱好者，排斥现代文明，希望近距离接近鲸鱼、观察鲸鱼，渴望“偶尔游到岸边的鲸鱼深深的阴影”，
这对昆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昆尼对鲸鱼更加了解，她小时候就经常观察鲸鱼，“以往，每年冬天它们都经过农场，告诉我们这是一年的什么时候，提醒我们去年干了什么。它们沿海往西游，然后绕过海角，沿海岸北上，到了一定季节，后来又返回这里。观察鲸鱼是家里人的一个习惯。……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观察鲸鱼”。
昆尼是人类与鲸鱼远古纽带的体现，她带着好奇、敬畏观鲸的方式体现出人与鲸鱼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人们观鲸应当持有的态度。
在小说中，迪克和达西两个老人老态龙钟、行为怪异、极为神秘。作者对他们的每次描述都是寥寥数语，交代也语焉不详，但因他们在不同章节中反复出现，可断定温顿的刻画必有深意。在叙述中，我们直接获得的信息是二人整日偎依而坐，在桑德湾码头观察、垂钓海鱼，而斯塔茨依照父亲遗愿赞助二人生活。二人与斯塔茨家族无亲无故，一定对斯塔茨家族做出过重要贡献。斯塔茨的酒馆是捕鲸工聚集的场所，从二人整日钓鱼的习惯可知他们曾经是捕鲸工，如今的他们钓鱼从不携带袋子或水桶，显然，垂钓意不在鱼。温顿透过对这两个看似腐朽的人物形象的刻画表明，尽管年轻的他们曾同鲸鱼搏斗，晚年却通过整日观察海洋鱼类，在鱼把水中的鱼饵叼走的瞬间同鱼实现了一种无声的交流，表达出对以前捕杀鲸鱼的忏悔，实现同海洋动物和解的夙愿。他们用自己的“无为”表达心境，实现心理的宽慰和精神的救赎，象征着旧有人鲸暴力关系的消弭，也孕育着人鲸和谐共存的未来。
综上所述，整个地球由海洋联结在一起，海洋生态对于整个地球生态非常重要，鲸鱼是海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以鲸鱼为首的海洋动物受到人类的大肆捕杀，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和动物生态造成深刻影响。海洋动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性，因为海洋动物可能在迁徙过程中，途经很多不同的国家。人与鲸鱼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演，由工业文明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捕鲸到后工业文明时期的护鲸和观鲸，无不同全球化的进程密切相关。护鲸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往往需要多国的紧密合作，全球化的合作为观鲸这种新型的人与鲸鱼的和谐共存提供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