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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白人作家尼科可的长篇小说《典范》以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的南非为背景，聚焦于伯纳德家充满暴力、冷漠、乱伦的家庭关系，呈现南非下层白人的生存困境、内心焦虑和命运抉择等问题。小说中的伯纳德一家生活在精神荒原之上，他们对外界充满敌意，不屑于同黑人交流，同周围邻居恶语相向，相互之间也冷暖不知，更荒诞的是充满暴力和罪恶的家庭乱伦。与冷漠的家庭情感、扭曲的家庭关系和错乱的家庭伦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尔同格缇、托比两条狗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冰冷的人际关系和温暖的种际关系形成强大反差，产生张力，昭示着动物意象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创作旨趣。利宾（Mark Libin）认为尼科可透过人狗关系，提出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人的身份地位问题”。
珍妮—玛丽（Jeanne-Marie Jackson）指出：“小说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描写打断了人类一直以来的优越地位，虽基于地区经验，却表现出典范意义，值得研究。”
伍德沃德（Wendy Woodward）认为“《典范》中失衡的伯纳德家庭和狗之间处于完全平等的关系，人依赖于狗，而非相反”。
这些针对动物的评论切中肯綮，但又都不足以全面概括小说中人狗关系的复杂内涵。事实上，小说中的人狗关系不仅有浓厚的政治内涵，也有明显的伦理指向。
本文以小说中的狗意象为切入点，考察作者笔下不同人物对待动物的不同态度，考察其内在的发生机制，探讨物种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共生关系，以及南非白人的生存困境和摆脱困境的路径，南非白人的出路在于克服种族观念，新南非的未来在于种族和谐；作者通过摩尔和格缇的精神共通、心灵对话，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表达了种族和解的夙愿。
伯纳德家庭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见证者，也是受害者。老普浦经常将“这世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彼此”挂在嘴边，反复告诫孩子要“彼此照顾”。
这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思维和自闭倾向，投射出特有的家庭伦理，也反映出底层白人的身份焦虑，因为似乎只有彼此才能维持和证明对方的存在，这是南非种族制度酿下的苦果。小说中，老普浦生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非的种族歧视达到顶峰。伯纳德家庭所在的典范镇是在1960年政府下令推倒黑人聚居的索菲亚镇后，直接在其废墟上建设而成的白人聚居区，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集中体现。在黑人面前，伯纳德一家享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自傲情绪，形成一种虚妄的自尊。但是在白人社区，他们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老普浦和老摩尔只是普通工人，生活捉襟见肘，无力负担孩子教育，父亲不断灌输的“彼此照顾”思想导致家庭的孤立、成员的自闭和乱伦。研究者认为“当家庭成员同外部环境隔绝时，家庭内部容易出现乱伦……家庭的社会孤立是导致乱伦暴力的重要因素”。
在母亲病死、父亲上吊后，普浦和摩尔兄妹俩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弟弟特莱比也同摩尔发生性关系，因此儿子兰伯特的生物学父亲无法确认。令人惊愕的是，兰伯特也同母亲摩尔时常发生性关系，因此乱伦成为家庭里公开的秘密和生活常态。兄妹乱伦、母子乱伦暂时在封闭的家庭结构中得以维持，但同外界的隔绝使他们成为南非黑白两个阵营中的“孤岛”，种族身份面临着空前危机。
小说中的狗是伯纳德家庭成员有意识地强化自我身份、克服心理焦虑、转嫁精神危机的重要载体，是他们不断进行自我身份暗示、调节枯燥生活的载体。身份使人产生归属感，并从特定立场认识和阐释周围事物。
叙事中的特莱比和兰伯特正是如此。他们将狗划分为黑人狗和白人狗两个种类，并表达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将黑人狗贬损得一无是处，竭力同白人狗交流。当旧城索菲亚被推倒后，被遗弃的黑人狗在原城区徘徊，有的狗活活饿死，有的则因为“思念主人悲伤而亡”，特莱比和兰伯特认为这些狗因“黑鬼”而死，一文不值，
他们的冷漠背后蕴藏着种族身份的对立。身份让人产生独特感，特莱比特别在意狗在血统、种类上的差异，划分优劣品种。在他看来，白人的狗显然比黑人的狗要体面和优越：黑人的狗都是杂交狗，是劣质狗，而白人的哈士奇、马尔济斯犬、比特犬等血统纯正，是优质狗。对他而言，白人的狗担负着保护白人、“咬黑鬼”
的职能，而黑人的狗“唯一的用处就是用来吃”。
老格缇是黑人留下来的，当摩尔、普浦和特莱比第一次发现无助的老格缇时，特莱比对摩尔说：“你最好不要管那条黑鬼狗，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炖肉。”
当摩尔和普浦收养它后，兰伯特和特莱比耿耿于怀。当老格缇下崽后，特莱比坚持要把所有的幼崽全部扔掉，因为“他不想在自己的地盘上住着一窝黑鬼狗的崽”，
在普浦的极力阻拦下才留住了小格缇，但特莱比坚持要阉割小格缇，以绝后患。特莱比和兰伯特是种族主义者的典型代表，白人优越的思想和“自尊”作祟，使他们远离黑人，不乐意同黑人有任何交集和关系，狗成为他们同黑人划清界限、强化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格缇的主人曾是黑人，这是他们同黑人的唯一联系，却让他们感到羞耻。同时，特莱比和兰伯特又面临着空前的身份焦虑和危机。微薄的家庭收入、混乱的家庭关系、扭曲的心理又使一家人陷入严重的自闭，难以同周围白人正常交流，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的归属感越来越弱，白人集体身份面临空前危机，同其他白人的纽带断裂了，语言变得苍白无力。狗成为他们同白人重建联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是他们接触外界、影响外界、感受自我的重要途径。特莱比和兰伯特热衷于通过模仿狗吠激起周围集体狗吠的游戏。他们每次都站在门廊外的草坪上，身体向前微倾，鼻孔朝上，深吸气，然后发出号叫声，随着周边狗的回应，整个街道都喧闹起来，似乎“将整个小镇玩弄于鼓掌之间”。
表面上看，他们在自娱自乐，实际上，他们是试图通过行为产生一种存在感，获得对周围世界施加影响的快感，证明自己的白人集体身份。白人的狗成为他们同整个城市其他白人的唯一的纽带，也是他们试图证明自我白人身份的唯一途径。
同特莱比和兰伯特不同，普浦和摩尔不在乎自己的白人种族身份，更在乎狗是鲜活生命存在的事实，并不纠结狗的主人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只是按照自己的家庭身份默默地履行起自己的角色和义务。尼科可从一个白人作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伯纳德家庭中的冷漠、暴力和乱伦的描写控诉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人的异化，家庭暴力的不断发生、同白人世界的隔绝表明将狗种族化，通过狗建构、证明甚至强化自己的种族身份的所有努力毫无意义。
《典范》中，尼科可给读者呈现出一种极端变态的家庭关系，暴力是伯纳德家庭生活的一种常态。摩尔是典型的他者形象，是父权体制和荒诞家庭伦理的受害者。作为姐姐和母亲，她在整个家庭中地位最低、受苦最多，不仅遭受弟弟特莱比和儿子兰伯特的言语暴力，而且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身体虐待，无条件满足他们的性需求，这是家庭观念中“满足彼此需要”逻辑的后果。与其说是彼此需要，不如说是别人需要她，她为其他三人而活。她却一直牢记父辈教诲，恪守家庭伦理。即便如此，除了从年老体衰的普浦那里得到一点慰藉外，从弟弟和儿子那里得到任何的善意、宽慰和友善的交流仅仅只是奢想，因此她是整个家庭中受虐最深、精神最压抑、灵魂最孤独的人。
边缘人需要精神慰藉，渴望爱和尊敬，边缘的体验也往往使人更能理解其他边缘人群的处境，并对其表现出爱的能力。受到多重压迫的摩尔正是通过格缇实现了精神的宽慰，填补了空虚的灵魂。摩尔需要理解、爱和尊严，同处边缘地位的被人抛弃的格缇使她似乎看到另一个自己，因而不顾一切地向它释放自己的爱。某种程度上，爱格缇就是爱自己，格缇成为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她在暴力和虐待中生活的动力。罗斯玛丽·罗德（Rosemary Rodd）认为：“对某些人而言，动物陪伴可能意味着生存抑或是毁灭。”
格缇对摩尔就呈现出这种攸关性作用，成为她的生命动力和爱之源泉。
在同格缇相处的过程中，摩尔经历了“生成狗”的过程，是她在心理和精神上向狗无限“接近”的过程，是她接纳、给予的双向过程，也是她和格缇“融为一体”的过程。摩尔将格缇视为同伴知己，格缇成为她的精神伴侣。在摩尔的世界里，人与狗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人与动物的界限不复存在，她像对待人一样对待自己的狗。她不仅想动物所想，善解“狗”意，而且忧动物所忧，不仅考虑格缇的物质需求，还照顾到其精神需要，不仅注意格缇的身体冷暖，而且关注其心理状况，不仅喜欢同格缇分享她的喜与悲，也乐意分享和分担格缇的苦与乐。
在弱小的格缇面前，摩尔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她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格缇。每逢秋天，为了应对严冬，她利用极为有限的部分救济金购买毛线，像典型的慈母那样，早早为格缇编织防冻衣。她不仅为格缇着想，而且站在格缇的角度上为它着想。生成动物就在于“个体把自己想象成动物，想象它会怎样看世界，怎样感知，怎样行动”
等，摩尔完全从狗的角度进行思考，认为“狗需要狗，人类不能完全满足它们”。
为了让它更自由、健康地生活，她不顾弟弟和儿子反对，将托比留下，成为它“很好的伴”。她和格缇实现了一种心理的默契、心灵的沟通，当普浦提醒她家庭四人要目标一致时说，“他们所拥有的就是彼此”，摩尔的反应是“她还有格缇”，
显然她已经把它当作家人对待。
摩尔对格缇扮演着母亲的角色，而格缇反过来又成了摩尔的精神母亲，成为她的保护神和天使。事实上，所谓的“彼此”对摩尔而言毫无意义，因为是她一味地付出和满足别人，而自己在其他人身上很少获取，反倒是格缇让她寻觅到安全的靠山、倾诉的对象和心灵的伴侣。在强大的父权思想桎梏下，摩尔对弟弟和儿子无话可谈或者有话不能谈，而面对格缇则可以敞开心扉。不论是面对醉醺醺、寻衅滋事的特莱比，或是疯疯癫癫的兰伯特，又或是电视上的枪击、杀戮等血腥镜头，她都可以说“我要带格缇快点出去”，
这成为她逃避麻烦、远离是非的最好借口。摩尔脑子一团糟、内心压抑时，格缇是她最忠实的倾诉对象。当摩尔需要帮忙时，为了避免激怒性格暴躁的弟弟或儿子，她不得不压抑真实的自己，故意在格缇面前试探性地表露心迹，而似乎每一次格缇“大大的眼睛回视着她，都知道她所想的”。
对于摩尔而言，格缇的沉默就是一种力量。如果是房子、用具坏了或东西遗失了，或者是什么在摇晃、流淌，造成了她无法单独解决的困难，就可以说：“见鬼，今晚又要听漏雨声了。”或者，“格缇，你知道我们的浴盆塞到哪里去了？”
其他家庭成员听了，可能会主动解决问题，也可能会勾起“你到底在说什么鬼东西？”的怒火。这种情形下，摩尔往往借格缇之名，以“我只是在向狗儿讲话”作为回应，而将危机化于无形。
因而，格缇成为摩尔的倾听者和保护伞的双重角色。同时，格缇像母亲一样以行动鼓舞着她。不管条件多差、多苦，格缇都不离不弃：“格缇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从来没有。所有的其他人和她完事之后，便一走了之。普浦很多次也是这样。但格缇始终在那里。”
格缇与摩尔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关系，它对她的行为也只有最无私的母亲可以做到。它的忠诚和坚守赋予了摩尔面对困难、忍受痛苦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之间尽管没有直接的言语对话，摩尔却可以感到它母亲般的温暖，感到它“小小的眼睛释放出的满满的爱”。
摩尔也认同了格缇的母亲角色。当格缇被马蜂严重蜇伤，摩尔寝食难安。当它症状恶化，不断干咳时，她在它身上更真切地看到了过世的母亲，当年她母亲也是在病重时不断咳嗽。对格缇病情的焦虑使摩尔不堪重负，她在精神恍惚中似乎和格缇合为一体，“当格缇咳嗽时，好像她是在咳嗽的人”。
一方面，她希望咳出一点东西，缓解格缇令人窒息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她又担心好像格缇要把心都咳出来了。同时，她有意识地开始慢慢咳嗽，希望帮格缇分担一点咳嗽的力度。摩尔在感知格缇的痛苦，她的内心在滴血。她说：“像老母亲在浴室里咳嗽至死，那种痛苦难以忍受。”
在这里，格缇对摩尔而言，就是对她尤为重要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主体，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莱比在她看来“没有心”。
摩尔像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格缇，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哀求它咽下一点点食物。
格缇的死让摩尔悲痛欲绝，似乎再次看到同样死于浴室的母亲。悲痛之余，她用心为格缇设计、挖掘墓穴，挖完后，甚至自己爬到坑里，用脚踩一踩看是否结实，躺下看是否舒服。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疆界一次次被跨越：“格缇是她的狗，她是格缇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摩尔魂不守舍，她失去了一个“女儿”，也再次失去了“母亲”，是格缇给了她强大的精神支撑，让她在极端的家庭环境中坚持下来，“她为它而活”。
因此，对于摩尔而言，为彼此而活经历了由一开始的她为弟弟、儿子而活逐渐转变为她为格缇而活，这是对父亲家庭伦理、对弟弟种族伦理和传统物种伦理思想的突破和颠覆。需要指出的是，尼科可笔下的摩尔绝非个例，她是整个南非下层白人女性的代表，她的遭遇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伯纳德一家生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他们不乐意同“龌龊的”黑人接触，也无法同“高傲的”白人交流，他们抗拒即将来临的新南非，虽然他们“彼此需要”，但却不能“自给自足”，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像作茧自缚的蚕，逐渐走向自我毁灭的边缘。这种“绝境”源于他们尘封的内心。普浦、摩尔和特莱比、兰伯特对动物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年近耄耋的普浦对种族隔离制度、扭曲的家庭伦理和混乱的家庭生活怀有不满，对遭受虐待的摩尔充满同情，对暴戾、偏执的弟弟和儿子心存芥蒂，但残酷的现实让他感受到的是无奈；摩尔虽然受到生活和家人的多重压迫，但仍然任劳任怨，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新南非抱有期冀；特莱比、兰伯特则对人生充满怨恨，对黑人充满鄙视，对其他白人满是敌视，对新南非充满恐惧。小说中，各种“动物情境”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普浦对生活不满、对现实无奈的心境在他的梦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梦中的一切是那么美好：
我们都到了天堂，都变成了狗，带翅膀的狗。我们不走，我们可以飞，也能讲话。我们变成了狗类天使……天堂里所有的一切都相互交谈。鸭子语言、狗语言、人类语言，每一个又都可以明白其他的语言。鸭子也是天使—鸭类天使，他们除了普通的翅膀之外，还有两个彩虹般的翅膀，像蝴蝶的翅膀。我们并不追逐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在天堂里，所有一切都非常友好。我们并不孤单。所有的生命都很幸福，我们心情愉悦，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
弗洛伊德认为梦往往是欲望的满足，人们有所期望，不能在现实中实现，故而寄托于梦境。从这个梦可知，普浦对于沟通的渴望、对于友爱的渴望、对于幸福的渴望。在梦境中，他和摩尔都变成了狗类天使，在这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没有贫穷与暴力。事实上，狗让摩尔成为更好的人，“她想起普浦的梦。她和格缇是彼此的天使”，使她的内心充满了爱意，释放着善意，并坚强地支撑着他人，“如果没有了托比和格缇，他们还要糟糕得多”。
普浦的梦反映出他对陷入孤立状态、罹患失语症的家庭的无奈和悲观情绪，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之思。
摩尔对动物持一种敬畏态度，她对弟弟和儿子关于黑人狗与白人狗势不两立的陈词滥调不敢苟同，她相信动物都有灵魂，相信因果轮回，狗也不例外，因此，她不让兰伯特破坏索菲亚镇废墟中遗留的狗骨头，因为她坚信那些死去的黑人狗早晚会死而复生。每当连绵不断的狗吠声将她从睡梦中惊醒，她总是满怀期待：“等大地裂开，那些狗的骨头重新组合，肉体和皮毛又再次附着，并重新站起来。”
普浦死后，摩尔将他的骨灰葬在了格缇旁边，补充了碑文：
安眠在这里的是格缇·伯纳德（现在普浦也在这里）
托比·伯纳德之母
摩尔·伯纳德之爱犬（摩尔所深爱的）
皆卒于气短。
他们
现在在狗的天堂
那里的狗是幸运之神。
正如普浦梦中所见。
这些碑文表明了摩尔对格缇深深的爱恋和对普浦的思念，完全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是她心境的最好诠释。
兰伯特冷漠、无情的内心开启了地狱之门，并通过动物得以呈现。他对新南非的临近充满恐惧，对白人种族的命运满是焦虑，因而一直在深挖地洞、存储汽油，一旦局势恶化，便伺机驾车向“北方”国家逃亡。当第一次看到兰伯特在地洞岩壁上的动物绘画时，普浦和摩尔都惊呆了：“那些不是动物，而是怪兽和害虫……所有的都长满了翅膀，长满了腿，长满了头。蛇、老鼠，还有其他的，看起来都不正常，全是畸形的。”
兰伯特笔下的狗也是畸形的。这些畸形动物是兰伯特内心的最好诠释，他不仅对新南非充满敌意，而且完全丧失了爱的能力。在他眼中，周围世界甚至整个约翰内斯堡都处于自我毁灭之中，因为“他所看到的都在燃烧。他所能闻到的尽是鲜血和钢铁。他说约翰内斯堡就像一只巨大的钢铁恐龙，正在吞噬它自己”。
尼科可塑造的特莱比和兰伯特两个怪胎形象令人作呕，他们不仅对他人冷酷无情，而且对家人也冷漠无感，对他们而言，他人就是地狱。但他们扭曲的心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普浦的噩梦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顽固的种族论者兰伯特和特莱比是普浦的梦魇，他老是反复做一个噩梦：“他被笼罩在一团白色之中。前面是白的，周围都是白的。除了白色，什么都看不见。这让他感到窒息。当他进入那团白色时，虽然依然能听见，但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也出不来。当他试图冲出来时，却陷入更多的白色之中。”
关键是他也说不清楚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是羊毛，云朵，沙子，肥皂泡，牙齿，墙，牛奶”，好像又通通都不是，就是白色。白色预示着死亡，最终当兰伯特发现了他竟然是兄妹乱伦的产物，残忍的暴力导致普浦死亡。其实，白色也是特莱比和兰伯特顽固坚守的颜色，成为他们一家人困境的症结，也是病根，白人的自尊与自闭、“彼此拥有”的种族和家庭伦理使他们陷入生活的绝境。白色是他们最大的障碍，白色的皮肤使他们纵享种族优越感，但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封闭和同其他人的隔阂，以及严重的自我异化。
普浦的死、难以为继的种族伦理和制度、新南非的诞生是否意味着这一家已经陷入绝境？他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们以及所有穷苦白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尼科可对此未做明确交代，但故事结尾释放了足够的讯息。小说最后，摩尔仰望星空，当兰伯特问她在看什么时，她的回答令他意外：“普浦正在猎户座的星带里休息，躺在悬于两颗星星之间的吊床里。”她接着对托比说：“看，格缇正在这两颗星的另一侧休息呢。你看到的是她翘起来的尾巴。”
这显示了摩尔对明天的坚定信仰，她对黑人狗老格缇以及黑白混血的托比的深深的爱预示的是白人与黑人的一种沟通和和解，接纳黑人的狗是白人伯纳德家庭走向新南非的第一步。
综上所述，尼科可的小说《典范》是南非由种族隔离制度走向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南非白人陷入困境、迷惘和彷徨的生动写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使黑人受到极大的伤害，也使白人陷入困顿。小说中的人狗关系意蕴丰富，不仅反映了南非白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根源，而且灼照着白人摈弃偏见、正确前进的方向。尼科可通过对摩尔的塑造，试图说明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盛行的南非，对爱、尊敬和平等的坚定信念一定会突破种族主义、物种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坚冰，迎来一个更和谐、更自由、更平等的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