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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小说家高蒂的《白骨》以大象视角展开叙述，主要从姆德、拜德、泰姆的角度讲述象群竭力逃离人类宰杀并寻找“安全地”的曲折经历。自出版以来，《白骨》中的拟人化手法和叙事策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研究者普遍对高蒂的拟人化书写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她成功地使大象发声、为大象代言。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认为小说中“大象的语言、社会结构、智慧和精神世界都和人类的一样真实”。
休根（Graha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认为高蒂“施展拟人技巧的正面塑造能力，将大象从转喻、隐喻或寓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通过赋予大象语言、可辨识的个性和宗教思想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工具性动物形象，颠覆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范式。
德国《南德日报》评论说：“在这里，我们不像旅行者那样穿越大象的世界，也没有一笑而过，而是‘变成’了大象，并沉浸在它们的世界里。”
研究者在肯定高蒂的动物叙事的同时，也不避讳动物视角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德梅罗从大象的语言能力、宗教信仰和故事中真实与虚构的杂糅等方面探讨高蒂动物叙事的不足，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很容易使关于大象的政治探讨难以实现，甚至无法严肃考察大象和其他动物心理的塑造”。
休根和蒂芬也对作者独创的大象语言的效用表示疑虑，认为大象观察视角下所使用的词汇可能“导致该故事的幼儿化理解”。
总体而言，不管是对作家创作手法的肯定，还是对动物叙事局限性的揭示，基本上还是对故事的表象式研究，缺乏通过文本细读、透过大象复杂的心理刻画和再现，深入细致地探讨大象的主体性呈现，因而对作家创作意图的考察也难免流于表面。那么，高蒂的创作旨趣到底是什么？拟人化的创作手法到底赋予故事什么样的精神特质？或者说该小说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故事正式开始之前的独白是打开该小说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遗憾的是，这部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如果他们活得够久，他们便会忘记。但是大部分活得没有那么久，因为在记忆力衰退之前几十年，绝大部分大象便被杀戮。你听到的都是真的：他们大部分永远都不会遗忘……在他们硕大的机体和巨大的骨头里面隐藏着的全是记忆……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哭泣？就像我们所说的拥有“玻璃心”一样，他们极易感伤，即便是公象也是如此。（生命中的）任何损失或思念都足以令他们心碎。
这部分貌似只是一个引子，其实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感伤”基调，整部小说的题眼—创伤与记忆—也呼之欲出。本文采用创伤视角，借助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创伤”概念，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作品中，探讨大象创伤及其表征，揭示人类对大象创伤无法推卸的伦理责任和义务，认为高蒂在动物创伤书写的过程中，探索了创伤书写的新维度，并将动物的主体性书写推向新高度。
当代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由哈佛大学卡鲁斯（Cathy Caruth）提出。她认为创伤是指“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造成令人难以承受的体验，由此导致反应的延迟、无法抑制和反复出现的幻觉以及其他精神侵入现象”。
近些年，创伤已经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一大景观，尤其以美国“9·11”恐怖袭击、世界性或局部战争、种族屠杀等为主题的作品成为创伤理论关注的重点；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种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等为核心概念，记忆与创伤、创伤与叙事、创伤与复原等关系都成为常见研究话题。但是，这些研究都止于对人类创伤的关注，或拘囿于人与人之间的创伤范畴，一直将动物排除在关注视野之外。事实上，情感能力和创伤体验并非人类独有。现代动物学家通过实验一再证明，大猩猩、大象等哺乳动物不仅有丰富的情感，而且在社会结构上也同人类相似。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活生生的生物其实内心情感世界都十分复杂，如果把它们当机器一样对待，不仅会造成它们身体不适，也会让它们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挫折”。
创伤体验并非人类独有的事实使探讨动物创伤成为可能。
动物创伤主要是指自然灾难、生存竞争或人类宰杀给特定动物造成难以承受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严重影响其原有的生存方式、生活规律和心理平衡，导致动物心理问题和非常规行为的产生。现代文明语境中的动物创伤同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和强制性行为密切相关，其中大规模宰杀，强制动物迁徙，侵占动物居住地或破坏动物生存环境等是导致动物创伤的主要灾难性事件。
在动物创伤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包括英国动物保护主义者谢尔德里克（Daphne Sheldrick），美国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野生动物专家摩斯（Cynthia Moss）和美国心理学家、生态学家布兰德肖（Gay A. Bradshaw）等。谢尔德里克以救助孤儿象闻名于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人类行为和动物创伤之间的关系，认为“大规模偷猎使大象的社会结构陷入混乱，对大象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孤儿象陷入创伤之中”。
摩斯长期从事野生大象家庭结构、生活规律和行为研究，较多地关注大象的异常行为和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布兰德肖对动物创伤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她有意识地将创伤和相关心理学概念用于大象行为研究，不仅首次提出非人类动物也会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探索和实践实现动物创伤疗愈的途径。布兰德肖、司格尔等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成果《崩溃的大象》（2005）将人类对动物的屠杀同科索沃和卢旺达种族屠杀相提并论，揭示了宰杀行为对大象造成的心理问题、精神伤害和社会创伤，提出遭受创伤的大象常常表现出多种创伤性应激障碍的症状等观点。
布兰德肖在博士论文《大象创伤和复原：从人类暴力到解放生态心理学》（
Elephant Trauma
and Recovery: From Human Violence to Liberation Ecopsychology
，2005）和专著《崖边大象：大象给人类的启示》（
Elephants on the
Edge: 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Humanity
，2009）中对动物创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从六方面总结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产生的条件和表征，确立了判断大象是否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并揭示了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和创伤学的密切联系。在布兰德肖看来，“依附和创伤是同一个理论‘硬币’的两个面”，二者的结合将“为理解人类经验和心理提供新的概念框架”，
这同样适用于对大象经验和心理的认知。“依附”是大象赖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幼象依附于母亲，母象的形影不离和悉心照料能满足幼象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诉求，是幼象安全、健康成长的保障。另一方面，象群中的所有成员都依赖于雌性首领，首领不仅决定整个群体每天活动的时间、行动路线、觅食地点、栖息场所等，也担负着在危难之时引导家族寻找水源和食物继而得以生存的重任。因此，母象或雌性首领死亡的突发性事件将导致依赖关系的断裂，象群或幼象可能由此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甚至遭受灾难性后果，创伤由此产生。
创伤是《白骨》中的重要主题。为了创作该小说，高蒂不仅潜心研读大量关于大象行为方面的资料，还曾远赴肯尼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像动物学家一样对大象进行科学研究，观察大象的交流方式”，
并目睹了大屠杀中幸存大象的非正常行为，她意识到“大象从来不会失忆，因为那些亲历母亲被宰杀的大象，经常是从惊恐的尖叫中醒来”。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向热爱动物的高蒂对大象的交流能力和智力印象深刻，对它们的悲惨遭遇和受灾难性事件的影响程度之深感到极为震撼，这直接影响她小说的基调和言说方式。正是基于此，创伤和记忆成为《白骨》的精神内核。
人类的残暴杀戮行为是大象个体产生心理创伤的主要根源；记忆是创伤产生持续性影响的重要条件，大象很强的交流能力和记忆力使创伤事件的影响在家族内外持续扩散和发酵，往往造成集体性创伤。在《白骨》中，高蒂展现了大象创伤的多维形态，既有个体创伤，也有集体创伤，后者又可呈现为社会创伤、文化创伤等。
动物的个体创伤主要是由于人类借助猎枪、汽车、飞机等现代器械，采用突然袭击或引诱的方式展开围捕和宰杀，对幸存的动物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其心理防御机制崩溃，时常表现出呆滞、孤独、恐惧或记忆错乱，甚至情绪暴躁和突发性攻击行为。《白骨》中的姆德是典型的个体创伤的受害者，她出生不久就目睹母亲因蛇毒而亡，并被狼分尸，这意味着对母亲依附关系的断裂，使得姆德陷入孤独无助的状态。姆德的创伤不仅源于刚出生就失去母亲的关爱和呵护，而且还在于受到家族的抛弃，这对她是种双重伤害，使她遭受心理创伤。姆德虽然幸运地被S家族拯救并接纳，但仍然不断受到尖叫的排斥，虽然被刚刚失去幼崽的小胆抚养，但她同养母以及新家庭的依附感依然比较弱，内心缺乏安全感，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不容否认的距离”，
因此她很难走出母亲死亡、自己被抛弃的心理阴影。亲历突发性的灾难使她的创伤愈加严重。姆德所在的S家族在饮水时，受到捕杀者的突然袭击和疯狂扫射，一半以上的成员当场毙命。她不仅目睹首领赛斯被枪杀，眼睁睁看着养母倒毙，自己也差点被击中。姆德陷入极度恐惧和悲痛之中，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心理创伤。
母亲的死亡和大屠杀这一创伤性事件成为姆德难以释怀的记忆，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她的心理创伤，导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现象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表征，即创伤性情境在记忆中反复地、不由自主地涌现，闯入意识中萦绕不去，亦经常出现在梦境中，有时会出现“重演”性发作，再度恍如身临其境，出现错觉、幻觉、意识分离性障碍等。
地狱般的场景时常在姆德脑海中浮现，随之产生的是惊慌和恐惧，她内心非常脆弱，记忆也出现了错乱，常常产生幻觉。母亲遭到土狼围攻的景象在姆德“头脑中不断再现”，
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是折磨她的梦魇。自从大屠杀发生后，姆德每一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就惊恐不已，一到晚上“就有种恐惧感，感觉每个模糊的形状都是人，天黑后，她在安全地点再也不敢移动半步”。
大屠杀的记忆使她内心极为敏感和脆弱，时常听到受伤大象绝望的哀鸣，并感到不寒而栗，但这一切“声源都来自她的记忆”，
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创伤性事件使大象陷入精神恍惚，甚至对自己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相似的体验在D家族首领戴蒙德身上也得到印证。在另一场大屠杀中，D家族失去23位成员，戴蒙德对此悲痛欲绝，整日精神恍惚，无法从过去的伤痛和记忆中恢复。看到同病相怜的姆德，她曾说：“每一刻就是一个记忆……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万象之母想象的。我们之所以在是因为在她的记忆里。你的生活，你所经历的，都只是她所回忆的、想象的。我们是记忆。我们生活在记忆中。”
创伤重创下的戴蒙德失去了自我存在感，或者宁愿自己只是一种记忆；她为自己是首领却无法保护家族成员而感到极为自责，内心的苦闷无法排解，她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宁愿一切只是虚幻的记忆，这里的“记忆”已经成为她逃避现实、忘记过去的手段。
动物不仅可能遭受个体创伤，也会承受集体创伤。动物集体创伤是指灾难性事件对动物造成群体性、持续性影响。当灾难性事件转化为动物的集体记忆，并对它们的情绪、生活习惯等造成持续性影响时，集体创伤相应而生。个体创伤可能转化为集体创伤，当个体记忆演化成集体记忆，创伤性事件必然造成集体性创伤。
动物的集体性创伤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创伤。动物的社会创伤指创伤性事件对动物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群体行为模式造成严重影响。大象雌性首领在整个家族中发挥核心作用，对生存经验往往有终生记忆，在维护和稳固整个象群的社会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雌象首领一旦被宰杀将对象群造成集体性创伤。布兰德肖认为“资深的雌性大象在象群中发挥支柱性作用，雌象首领的死对于整个象群都异常艰难”。
《白骨》中的象群就不得不面对首领被宰杀的困境，这个灾难性事件破坏了大象原有的社会结构，可能导致大象行为的混乱，甚至新的集体创伤。象群首领本应由那些经验丰富，对水源、食物源和必要的迁移路线了如指掌的成年象担任，但当象群遭受人类的“清洗”式屠杀后，幸存者中的长者被迫担负起首领之责，但又往往因为缺乏经验而无法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很难肩负重任。故事中，名为尖叫的母象和新的象群首领鼻息出现观点分歧，鼻息认为幸存的成员应当聚在原地等待女儿特德·贝德，而尖叫则认为贝德很可能已经遇害，因而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白骨，赶赴安全地。尖叫对首领权威的挑战，间接地表明新任首领不能有效领导本族群。事实上，鼻息的确缺乏主见，也缺乏领导力和权威。鼻息下命令时最常说的话就是“大家自由行动”，
这不利于原有社会结构的恢复。按照传统，首领在行进中应当在最前面，其他大象在后面依次跟进，但尖叫却同她齐头并进，这是原有社会秩序难以恢复的表现。
动物的集体创伤还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创伤。文化创伤“源于具有亲密关系的集体对大规模断裂和社会危机的共同经验。并非集体的每一个个体都亲历文化创伤，但是集体记忆在时间中沉淀，影响每一个个体”。
大象有自己的文化，在成员死亡以后，象群会在首领的带领下对死去的成员进行集体“哀悼”，但当象群被猎杀到仅剩下幼象或很少的成员时，这种哀悼仪式便难以为继，以此为重要内容的大象文化也被摧残殆尽。
高蒂对万象之母的信仰和白骨传说的叙述隐含着大象的创伤记忆和集体性创伤。故事中，大象有自己的信仰，他们信奉万象之母，坚信如果活着的时候象牙被砍，死后魂魄便不能飞升至天堂，失去天堂中万象之母的护佑，只能像孤魂野鬼一般在没有边际的恒瀚河游荡。
这种信仰是一种自我预警和保护机制，表明人类对象牙的贪婪攫取已对大象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精神创伤，在时间的积淀中转化为一种信仰和集体意识，是大象对久远的人类暴力的记忆。这同小说的独白部分形成呼应：“如果他们活得够久，他们便会忘记。但是大部分活得没有那么久，因为在记忆力衰退之前几十年，绝大部分大象便被杀戮。”
人类的残忍和大肆屠杀导致大象身体和心理创伤的形成，大象超强的记忆力又储存了创伤，这种创伤记忆决定了创伤对大象种群影响的持续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大象群体性的生活方式、独特的社会结构、丰富的情感能力和超群的记忆力都使它们像人类一样，在灾难性事件中产生创伤，既可能是个体创伤，也可能是集体创伤，既可能是社会创伤，也可能是文化创伤。
作为情感性和社会性动物，大象不仅能体验创伤，而且具有一定的自主应对和疗愈创伤的手段和能力，主要表现在“哀悼”亲人的仪式，断裂的依附关系的重建以及通过借助原有的情感纽带进行疗愈。赫尔曼提出“获得安全感，铭记并哀悼，回归正常生活”作为创伤修复的三个重要阶段。
这虽不能直接套用于理解大象创伤恢复的过程，但至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悲伤、哀悼等仪式是大象克服心理创伤的手段之一。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对人类与动物的疆界进行解构，认为“对亡灵的哀悼或仪式并非人类独有”。
[1]
美国动物学家查尔斯·辛博特认为：“当大象死亡时，它的家庭成员会进行密集的哀悼或埋葬仪式，甚至围绕尸体守夜达一周之久。”
[2]
布兰德肖认为“大象具有理解死亡的能力”，
[3]
“伤心和哀悼仪式是大象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高蒂笔下的大象正是如此，当大象家族有成员被射杀后，其他成员总习惯于遵循传统，找机会返回事件发生地，围绕在尸体四周，面部朝外，其中一只后腿抬起，朝向尸体上方，吟唱圣歌，这种纪念亡灵的仪式正是试图缓解死亡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其次，重塑依附关系、重建情感纽带也是克服创伤的重要手段。大象个体创伤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依附关系的断裂。因此大象要克服心理创伤，必须重塑它们的依赖感、归属感和安全感，这里的“三感”不仅包含幼崽对母亲、雌性首领的依赖感，对家族群体、生存环境的归属感，还包括在生存地的安全感。安全感的获得意味着“对自己的心理和身体获得重新的支配感，并且有安全居住的环境”。
象群在原有的生存地经历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寻找“安全地”的过程也是重建依附感，进行自我疗愈的过程；经历大屠杀后，社会结构的有效重组也是克服创伤的重要途径。姆德返回到屠杀现场寻找幸存的同伴时，意识到自己同其他家庭成员“不容割裂的依附”，
她同拜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泰姆产生了美好的爱情，这些情感因素使她逐渐重新获得归属感，这种情感纽带和相互依附感成为支撑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强大力量，对于创伤弥补有重要作用。
但是，面对人类的大屠杀行为，他们根本无力招架，甚至没有机会进行自我疗愈，因为屠杀行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使大象失去了使用疗愈手段的能力”。
在象群中一个家族几乎都被射杀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以家族为整体的社会性活动已经不可能进行，自我创伤疗愈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在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布兰德肖认为大象创伤很难治愈：“大象个体的死亡会对整个象群中的家庭产生影响，当死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死亡的数量不断增加，整个象群、人口和联系的网络便会崩溃。持续性的心理创伤就会出现，而且大象家庭和文化中传统的疗愈结构也已失效。……因此，创伤不会轻易逝去。它可能持续很多代，通过社会的、文化的和神经生物的方式或途径得以延续。”
美国动物学家凯蒂·潘恩也认为：“大象的经验都是集体性的，经验的集体性贯穿于它们的一切反应行为中。集体性使大象因失去家庭成员而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对于拥有长久记忆、长寿的大象而言，这种创伤很难愈合。那些在偷猎或政策性宰杀中幸存的大象或许永远都无法从不断的失亲中恢复。”
大象创伤自我疗愈的不可实现性表明人类暴戾行为之极致，同时也凸显了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人类介入的必要性。由于视角限制，这是高蒂并未涉及的话题，但是人类对大象的伦理责任的确是作家创作和思考的重要基石。
高蒂的动物创伤叙事和创作源于现实，又以反观现实为旨归，反映了她对人类针对动物暴力行为的考问。高蒂创作的年代，非洲大象的数量急剧减少，“单单在1974至1989年间，肯尼亚85%的大象被宰杀，世界范围内大象有濒临灭绝的危险”。
对人类暴力的考问本质上反映了她的伦理之思：人类是大象创伤形成的罪魁祸首，对大象的生存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在《白骨》中，高蒂通过动物创伤叙事提出了人类对大象负有伦理责任这一核心议题，表达了对人类暴力的鞭挞。与人类对大象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中的大象并没有因为人类的暴戾而仇恨或试图报复人类，因为它们依然记得人与大象和谐共处的时代，表现出它们对人类的伦理意识。高蒂指出“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伦理语境。没有记忆，我们也便失去了伦理意识……当下人类文化蕴含的暴力和残忍可以看作是我们精神记忆、文化记忆和地理记忆的匮乏……大象比我们更具有伦理意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记忆”。
通过对人类魔鬼般残忍行为的描述和对富有情感的大象所遭受的心理创伤的呈现，高蒂承担起自己的伦理责任，试图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唤起人类的良知，她曾明确表达自己的创作归旨：“小说有改变生活的力量……甚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本不怎么样的小说，都终结了奴隶制。我希望《白骨》将对读者产生前所未有的触动。”
综上所述，《白骨》是一部关于创伤和记忆的小说，从大象视角言说了人类暴力给大象个体和群体、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高蒂对大象的拟人化书写突破了惯有的叙事模式，独特的叙事视角、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攻破了人类为规避相关责任而构筑起的心理防线。动物创伤基于动物对灾难性事件的认知和记忆，基于动物自身的情感因子和内心活动，是对动物主体性存在的肯定。动物创伤将暴力和创伤研究拓展到动物，是人类伦理思想的拓展，反映了人们在认知上不再时刻拘囿于古板的物种主义，打破人类优先的固化印象，推翻人与动物不可逾越的藩篱，拓展了人类对动物心理和动物精神领域的认知范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物种主义思想的解构，是人与动物关系研究的重要突破和思维革命。
[1] 转引自Kelly Oliver, “Elephant Eulogy: TheExorbitant Orb of an Elephant,” Lynn Turner, ed. The Animal Question in Deconstr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97。
[2] Charles Siebert, “An Elephant Crack-Up?,”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www.nytimes.com/2006/1 0/08magazine/08elephant.html>.
[3] G. A. Bradshaw, “Not by Bread Alone: Symbolic Loss, Trauma, and Recovery in Elephant Communities,” Society & Animals Vol. 12, No. 2（2004）: 147.
[4] G. A. Bradshaw, Elephants on the Edge: 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Hum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