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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核心

如前所示,伯顿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是所有宏观政治——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宏观政治——的典型基础”。显然,伯顿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政治时,运用的是利奥塔的理论,因为正是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怀疑宏大叙事”, 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怀疑宏大叙事,乃是因为“宏大叙事失去了其公信力”。

巴特勒有类似的看法。在《后现代主义简论》第二章“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第一节“对抗宏大叙事”里,他首先指出“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维系于怀疑态度,而这里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贡献是最最重要的”。接着,巴特勒解读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论,认为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里主张,当今时代,“‘宏大叙事’的合法化已处于危机、衰败之中”,“自二战后失去了其公信力”,所以简而化之,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怀疑宏大叙事”。

关于什么是宏大叙事,马尔帕斯做了非常好的解释。他说:“如该术语所暗示的[——其前缀meta-表明有一更高的序(order)……],宏大叙事设定叙事和语言游戏规则,这意味宏大叙事组织语言游戏,决定发生其中的每一陈述或语言‘行动’(move)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里,马尔帕斯的解释指出了宏大叙事的本质:宏大叙事之所以“宏大”或说“超越”或说“元”,乃是因为是它设定游戏规则,它说了算,因而它是排他的、单一的、极权的。无怪乎,在当代的西方文论中,我们时常看到有人用totalizing(极权的)来描述它,如布克就说“极权的宏大叙事”(totalizing metanarratives)。 还有哈琴,她认为“对利奥塔来说,后现代性的特征是没有宏大极权叙事”(grand totalizing narrative)。 哈琴还解释totalizing的含义,说它“指的是一过程(因而有了笨拙的‘ing’形态),历史学家、小说家甚或理论家,借此过程来使其素材一致、连贯和统一,而且总是用心控制其他素材,甚至不惜对它们施以暴力”。 此外,我们还时常看到,“宏大叙事”还常给说成是“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如马尔帕斯。 赫布蒂奇(Dick Hebdige)在1988年就提出后现代主义有三大“否定法”,这第一否定法就是“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由上面的这些描述,再联想到伯顿斯说的“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我们就看到,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核心就是否定宏大叙事,就是否定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统一性”(totality)。在《回答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一文中,利奥塔甚至发出号召:“让我们向统一性宣战。”

就此,马尔帕斯评论道:“倘若有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定义,或许这就是最接近我们能得到的了。” 而麦金利也有类似的评论。他说:“利奥塔对后现代状态的解释之核心,是将政治与差异联系起来。面对黑格尔思辨宏大叙事的极权化(totalization),利奥塔倡导表现不可表现之物(the unpresentable),始终关注差异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 多尔蒂也说过:“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试图超越现代主义,欢迎多样性,赞扬差异。” 托德·梅谈到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关系时说道:“有宏观政治,也有微观政治,但微观政治是第一位的。它是首要的。”梅还解释说:“微观政治是对差异做出反应的政治思想。传统的政治思想已经硬化了。”

为了“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极权主义”,为了“在政治上试图超越现代主义,欢迎多样性,赞扬差异”,后现代主义在诸多问题上,例如除了上一章所谈到的语言、真理、历史、现实、主体性这些问题外,还在身份问题上,也反对单一论力求多元论,反对绝对论力求相对论,即反对宏大叙事奉行微小叙事。

就身份问题,传统上认为“人的身份是固定的、纯一的、不变的”,“身份的功能是表现其预先确立的社会角色”,“生为某个宗族成员,死也是某个宗族成员”。在前现代社会,“个人不经受身份危机”。但在现代社会里,“身份相对多变”,可“依然由社会和与他者的关系来确定”,“所以依然相对固定”。可是在后现代社会,即“在二战后出现的消费和媒体社会,身份就越来越与风格、塑造意象和模样如何联系在一起了”。 “从前,构成个人身份的,是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道德、政治和生存选择与努力。但今天,构成身份的是你的长相如何、你的形象如何、你的风格如何、你看上去如何。而正是媒体文化越来越多地提供构成身份的物质和资源。” 这里,凯尔纳不仅在说,在后现代社会身份因人而异,而且也指出之所以有此变化乃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媒体文化”。 亦如伯顿斯所指出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比如拉克劳和墨飞(Chantal Mouffe),就“利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德里达和福柯的贡献,来主张身份不来自阶级地位,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相关的”。 还有些西方理论家,比如布朗(Doug Brown),看到了阶级身份经受了危机,即所谓的“阶级身份危机”(class identity crisis)。先是“福特主义”和郊区化的增长,使得阶级黯然失色:人人变得均一,“虽然工作不同工资有异,但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却越来越一样,在生活方式上都是中产阶级,在思想意识上都是消费者”。 后是七八十年代的高科技革命,“这场革命实际颠倒了先前的潮流,创造了异质性、多元性、个性化、差异性和碎片化”。这两重身份危机一下来,“不仅我们的生活碎片化了,拉向了无数不同的方向,而且我们理解这一危机的能力也降低了”。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奉行的是“什么都行”。诚如赫勒和费赫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文化运动(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或纲领),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思想,即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口号。就此口号,他们解释道:

后现代主义的的确确允许各种造反。但是却没有集体综合造反的单一伟大目标。可以这样解读“什么都行”: 可以向一切你想造反的东西造反,但请让 向我特别想造反的东西造反。或换言之,请允许我不向任何东西造反,因为我感到自己完全舒适自在。

这里,赫勒和费赫实际是在说,后现代主义政治不是追求某个具有单一的宏大目标的政治,而是在提倡多元化政治。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伯顿斯解读他们的那样,“他们视当代政治舞台人人可以粉墨登场,不受制于(相关)秩序,这个秩序过去往往是由现代性的支配一切的宏大政治构想来施加的,体现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和工会组织。对于赫勒和费赫来说……后现代主义政治状态‘是以接受多元文化和话语为前提的’”。 其实赫勒和费赫他们自己也讲得非常清楚:

后现代政治状态就是以接受多元文化和话语为前提的。(各种各样的)多元主义作为一工程含蓄于后现代性之中。宏大叙事的衰竭即是直接邀请各种各样的(局部的、文化的、族裔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微小叙事和平共处,只是它们的共存的形式可以非常不同。各种文化之间看上去有可能全然毫不相干,也可能不完全真正敬慕“他者”[即表现出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第三世界情怀(third-worldism)”],与之相伴的倒可能是对普遍性的绝然拒绝和相对化。

那么,后现代主义应该有怎样的政治?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其《后现代主义政治和为将来而战》一文中有过建议,即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写此文的另一目的:既然现代主义政治和后现代主义政治“各有其长短”,那就应当“创造性地结合它们最好的元素”,把现代政治的概念(如团结、联盟、共识、大众利益、宏观政治)和后现代政治的概念(如差异、多元、多视角、个别身份、微观政治)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后现代政治,也就是伯顿斯说的,“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结合起来”。可是,这恐怕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反对宏大叙事,如果给它注入宏大叙事的东西,那它就不是后现代主义了。 wq2C19CD1owizqsEI1qvt54zGRpDKPdhDFaQXXOfcn9Re9b2VDz4BAEqTChD2W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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