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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示，伯顿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是所有宏观政治——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宏观政治——的典型基础”。显然，伯顿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政治时，运用的是利奥塔的理论，因为正是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怀疑宏大叙事”，
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怀疑宏大叙事，乃是因为“宏大叙事失去了其公信力”。
巴特勒有类似的看法。在《后现代主义简论》第二章“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第一节“对抗宏大叙事”里，他首先指出“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维系于怀疑态度，而这里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贡献是最最重要的”。接着，巴特勒解读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论，认为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里主张，当今时代，“‘宏大叙事’的合法化已处于危机、衰败之中”，“自二战后失去了其公信力”，所以简而化之，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怀疑宏大叙事”。
关于什么是宏大叙事，马尔帕斯做了非常好的解释。他说：“如该术语所暗示的［——其前缀meta-表明有一更高的序（order）……］，宏大叙事设定叙事和语言游戏规则，这意味宏大叙事组织语言游戏，决定发生其中的每一陈述或语言‘行动’（move）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里，马尔帕斯的解释指出了宏大叙事的本质：宏大叙事之所以“宏大”或说“超越”或说“元”，乃是因为是它设定游戏规则，它说了算，因而它是排他的、单一的、极权的。无怪乎，在当代的西方文论中，我们时常看到有人用totalizing（极权的）来描述它，如布克就说“极权的宏大叙事”（totalizing metanarratives）。
还有哈琴，她认为“对利奥塔来说，后现代性的特征是没有宏大极权叙事”（grand totalizing narrative）。
哈琴还解释totalizing的含义，说它“指的是一过程（因而有了笨拙的‘ing’形态），历史学家、小说家甚或理论家，借此过程来使其素材一致、连贯和统一，而且总是用心控制其他素材，甚至不惜对它们施以暴力”。
此外，我们还时常看到，“宏大叙事”还常给说成是“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如马尔帕斯。
赫布蒂奇（Dick Hebdige）在1988年就提出后现代主义有三大“否定法”，这第一否定法就是“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由上面的这些描述，再联想到伯顿斯说的“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我们就看到，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核心就是否定宏大叙事，就是否定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统一性”（totality）。在《回答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一文中，利奥塔甚至发出号召：“让我们向统一性宣战。”
就此，马尔帕斯评论道：“倘若有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定义，或许这就是最接近我们能得到的了。”
而麦金利也有类似的评论。他说：“利奥塔对后现代状态的解释之核心，是将政治与差异联系起来。面对黑格尔思辨宏大叙事的极权化（totalization），利奥塔倡导表现不可表现之物（the unpresentable），始终关注差异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
多尔蒂也说过：“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试图超越现代主义，欢迎多样性，赞扬差异。”
托德·梅谈到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关系时说道：“有宏观政治，也有微观政治，但微观政治是第一位的。它是首要的。”梅还解释说：“微观政治是对差异做出反应的政治思想。传统的政治思想已经硬化了。”
为了“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极权主义”，为了“在政治上试图超越现代主义，欢迎多样性，赞扬差异”，后现代主义在诸多问题上，例如除了上一章所谈到的语言、真理、历史、现实、主体性这些问题外，还在身份问题上，也反对单一论力求多元论，反对绝对论力求相对论，即反对宏大叙事奉行微小叙事。
就身份问题，传统上认为“人的身份是固定的、纯一的、不变的”，“身份的功能是表现其预先确立的社会角色”，“生为某个宗族成员，死也是某个宗族成员”。在前现代社会，“个人不经受身份危机”。但在现代社会里，“身份相对多变”，可“依然由社会和与他者的关系来确定”，“所以依然相对固定”。可是在后现代社会，即“在二战后出现的消费和媒体社会，身份就越来越与风格、塑造意象和模样如何联系在一起了”。
“从前，构成个人身份的，是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道德、政治和生存选择与努力。但今天，构成身份的是你的长相如何、你的形象如何、你的风格如何、你看上去如何。而正是媒体文化越来越多地提供构成身份的物质和资源。”
这里，凯尔纳不仅在说，在后现代社会身份因人而异，而且也指出之所以有此变化乃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媒体文化”。
亦如伯顿斯所指出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比如拉克劳和墨飞（Chantal Mouffe），就“利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德里达和福柯的贡献，来主张身份不来自阶级地位，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相关的”。
还有些西方理论家，比如布朗（Doug Brown），看到了阶级身份经受了危机，即所谓的“阶级身份危机”（class identity crisis）。先是“福特主义”和郊区化的增长，使得阶级黯然失色：人人变得均一，“虽然工作不同工资有异，但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却越来越一样，在生活方式上都是中产阶级，在思想意识上都是消费者”。
后是七八十年代的高科技革命，“这场革命实际颠倒了先前的潮流，创造了异质性、多元性、个性化、差异性和碎片化”。这两重身份危机一下来，“不仅我们的生活碎片化了，拉向了无数不同的方向，而且我们理解这一危机的能力也降低了”。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奉行的是“什么都行”。诚如赫勒和费赫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文化运动（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或纲领），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思想，即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口号。就此口号，他们解释道：
后现代主义的的确确允许各种造反。但是却没有集体综合造反的单一伟大目标。可以这样解读“什么都行”：
你
可以向一切你想造反的东西造反，但请让
我
向我特别想造反的东西造反。或换言之，请允许我不向任何东西造反，因为我感到自己完全舒适自在。
这里，赫勒和费赫实际是在说，后现代主义政治不是追求某个具有单一的宏大目标的政治，而是在提倡多元化政治。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伯顿斯解读他们的那样，“他们视当代政治舞台人人可以粉墨登场，不受制于（相关）秩序，这个秩序过去往往是由现代性的支配一切的宏大政治构想来施加的，体现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和工会组织。对于赫勒和费赫来说……后现代主义政治状态‘是以接受多元文化和话语为前提的’”。
其实赫勒和费赫他们自己也讲得非常清楚：
后现代政治状态就是以接受多元文化和话语为前提的。（各种各样的）多元主义作为一工程含蓄于后现代性之中。宏大叙事的衰竭即是直接邀请各种各样的（局部的、文化的、族裔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微小叙事和平共处，只是它们的共存的形式可以非常不同。各种文化之间看上去有可能全然毫不相干，也可能不完全真正敬慕“他者”［即表现出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第三世界情怀（third-worldism）”］，与之相伴的倒可能是对普遍性的绝然拒绝和相对化。
那么，后现代主义应该有怎样的政治？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其《后现代主义政治和为将来而战》一文中有过建议，即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写此文的另一目的：既然现代主义政治和后现代主义政治“各有其长短”，那就应当“创造性地结合它们最好的元素”，把现代政治的概念（如团结、联盟、共识、大众利益、宏观政治）和后现代政治的概念（如差异、多元、多视角、个别身份、微观政治）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后现代政治，也就是伯顿斯说的，“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结合起来”。可是，这恐怕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反对宏大叙事，如果给它注入宏大叙事的东西，那它就不是后现代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