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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

何谓历史?历史学家何为?有人用一幅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图中的历史就像那有漏孔的筛子,历史学家拿着它做筛选,“选择作为‘历史’当包含什么、排斥什么”。 这也就是说,所谓历史或所谓撰写历史实际是某种选择的结果。众所周知,凡是历史的都是过去的,它不再是我们现在目睹的东西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历史”,都是口传或笔记的东西。换言之,它是种叙事。因此,历史与叙事密切相关,或者说历史因叙事而展示。叙事就是讲故事,而讲故事即是将事件做成故事,或喜剧,或悲剧,或悲喜剧,以此来“提供故事意义”,这就是海登·怀特说的“情节化解释”。这是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所做的事情之一。此外,历史学家还做了一件事,即“形式主张解释”。对此,海登·怀特解释说:

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做叙事情节编排,除了在此概念化层次之外,他还在另一层次,可能力求解释“其目的”或其最终“想说什么”。在这一层次上,我能见到一种我称为解释的工序,它作明晰的形式或曰话语主张。这种主张解释故事中发生的事……。在这个概念化层次上,历史学家通过推理—演绎的主张,来解释故事中的事件(或者事件形式,这形式是他以某种特殊模式通过对事件情节化而强加上的)。

海登·怀特还特别强调:“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学家在其叙事中以推理—演绎的方式解释事件结构,因此这些解释须有别于他将其故事情节上 编排 某种故事 而获取的解释作用。” 海登·怀特警示我们:“表现‘发生过的事’和‘它为何这样发生’是一回事,以叙事形式提供语言模式,以此借助普遍因果法则来解释由一态势向另一态势的 发展过程 则是另一回事。”

因此,从这幅画和海登·怀特的解释中,我们看到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是筛选事件;二是将事件情节化,做成故事;三是“以推理—演绎的主张来解释故事中的事件”。显然,这与写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索思盖特认为,历史与小说关系密切而持久,其原因之一是,“二者本质上都关心同一个任务,即关心意义构造,关心从看似混乱的、组成人类生活的资料堆里弄出某种意义。换言之,二者都需要讲述故事——构造 叙事 ”。 索思盖特还指出:“历史学家与小说家的知识主张没有任何区别:二者创作的故事都是故事,这些故事源自其对资料的想象编排,理想地以吸引人的形式表达之,以强有力的方式再现之。” 这样的认识和主张,构成了扎戈林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的两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反现实主义的,认为过去不是历史认识的客体,或者说得更具体些,过去并非是也不能够是历史陈述和表现的指涉物。因而这样的表现所指的不是过去,而只是其他的、一向为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后现代主义割断历史认识主张与真正的过去的关系,故而将历史消解为文学片断,只把过去做成文本。第二个主题是叙事主义(narrativism)的,在历史叙事创作中更注重语言规则和内在于语言使用中的修辞。依据这一主题,作家创作的虚构故事和历史学家编排的叙事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用语言做成的,在修辞实践和叙事构造中都受制于创作者的规则。历史叙事情节化的方式,叙事之间形成的关系,提出的解读和解释,因而都被视为强加于过去的结构,而非立于、受制于和对应于事实,并非证据揭示的东西。从叙事角度看,历史学家采用的修辞和文类,预示并决定了对事实的见解、解读和意义。同样,历史叙事与小说家、艺术家的虚构话语同属一类,以至于不可能区分历史和小说,或者说不可能依据事实或证据裁决不同的历史解读。

其实,历史之所以给做成了小说,是因为历史难以再现。无怪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 说,“历史的不足处便生长出小说”。 “历史是其所属,但也是我们所造。我们成为‘历史’的东西不是一个物,一个研究客体,而是我们选择讲述事物的故事。”

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一般被认为原则上反历史。历史或历史意识是后现代主义声称要消除的‘偏见’之一”。 与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观一样,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也受到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认为语言在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历史,无论是口传的还是笔记的,都是用语言叙述出来的,成了种叙事行为,而为了叙事,又把历史中原本的某些东西筛选掉,再因叙事增加了些叙述者的东西,这样下来,讲出来或写出来的历史(history)就成了“他的故事”(his story)。 k5YXpmYGdsBW5ntv8A421gbm3it2jj1pD5n1mLQ6SCYasyLT0rbO/fPLYxIbzq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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