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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历史？历史学家何为？有人用一幅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图中的历史就像那有漏孔的筛子，历史学家拿着它做筛选，“选择作为‘历史’当包含什么、排斥什么”。
这也就是说，所谓历史或所谓撰写历史实际是某种选择的结果。众所周知，凡是历史的都是过去的，它不再是我们现在目睹的东西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历史”，都是口传或笔记的东西。换言之，它是种叙事。因此，历史与叙事密切相关，或者说历史因叙事而展示。叙事就是讲故事，而讲故事即是将事件做成故事，或喜剧，或悲剧，或悲喜剧，以此来“提供故事意义”，这就是海登·怀特说的“情节化解释”。这是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所做的事情之一。此外，历史学家还做了一件事，即“形式主张解释”。对此，海登·怀特解释说：
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做叙事情节编排，除了在此概念化层次之外，他还在另一层次，可能力求解释“其目的”或其最终“想说什么”。在这一层次上，我能见到一种我称为解释的工序，它作明晰的形式或曰话语主张。这种主张解释故事中发生的事……。在这个概念化层次上，历史学家通过推理—演绎的主张，来解释故事中的事件（或者事件形式，这形式是他以某种特殊模式通过对事件情节化而强加上的）。
海登·怀特还特别强调：“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学家在其叙事中以推理—演绎的方式解释事件结构，因此这些解释须有别于他将其故事情节上
编排
成
某种故事
而获取的解释作用。”
海登·怀特警示我们：“表现‘发生过的事’和‘它为何这样发生’是一回事，以叙事形式提供语言模式，以此借助普遍因果法则来解释由一态势向另一态势的
发展过程
则是另一回事。”
因此，从这幅画和海登·怀特的解释中，我们看到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是筛选事件；二是将事件情节化，做成故事；三是“以推理—演绎的主张来解释故事中的事件”。显然，这与写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索思盖特认为，历史与小说关系密切而持久，其原因之一是，“二者本质上都关心同一个任务，即关心意义构造，关心从看似混乱的、组成人类生活的资料堆里弄出某种意义。换言之，二者都需要讲述故事——构造
叙事
”。
索思盖特还指出：“历史学家与小说家的知识主张没有任何区别：二者创作的故事都是故事，这些故事源自其对资料的想象编排，理想地以吸引人的形式表达之，以强有力的方式再现之。”
这样的认识和主张，构成了扎戈林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的两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反现实主义的，认为过去不是历史认识的客体，或者说得更具体些，过去并非是也不能够是历史陈述和表现的指涉物。因而这样的表现所指的不是过去，而只是其他的、一向为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后现代主义割断历史认识主张与真正的过去的关系，故而将历史消解为文学片断，只把过去做成文本。第二个主题是叙事主义（narrativism）的，在历史叙事创作中更注重语言规则和内在于语言使用中的修辞。依据这一主题，作家创作的虚构故事和历史学家编排的叙事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用语言做成的，在修辞实践和叙事构造中都受制于创作者的规则。历史叙事情节化的方式，叙事之间形成的关系，提出的解读和解释，因而都被视为强加于过去的结构，而非立于、受制于和对应于事实，并非证据揭示的东西。从叙事角度看，历史学家采用的修辞和文类，预示并决定了对事实的见解、解读和意义。同样，历史叙事与小说家、艺术家的虚构话语同属一类，以至于不可能区分历史和小说，或者说不可能依据事实或证据裁决不同的历史解读。
其实，历史之所以给做成了小说，是因为历史难以再现。无怪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
说，“历史的不足处便生长出小说”。
“历史是其所属，但也是我们所造。我们成为‘历史’的东西不是一个物，一个研究客体，而是我们选择讲述事物的故事。”
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一般被认为原则上反历史。历史或历史意识是后现代主义声称要消除的‘偏见’之一”。
与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观一样，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也受到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认为语言在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历史，无论是口传的还是笔记的，都是用语言叙述出来的，成了种叙事行为，而为了叙事，又把历史中原本的某些东西筛选掉，再因叙事增加了些叙述者的东西，这样下来，讲出来或写出来的历史（history）就成了“他的故事”（hi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