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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当与五个人的关系最大：即索绪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和德里达。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语言观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内核。
索绪尔是语言学家，他给语言学带来的革命，是以描述性语言学研究方式打破规约性语言学研究方式，区分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视语言为符号（sign）而非标志（symbol），又视符号由能指和所指合成，二者没有一对一的关系。他将语言运用比拟为下棋，赋予语言以自治力。
维特根斯坦是位分析哲学家，与其他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做哲学分析“主要在做语言的研究”，
将语言运用比拟为游戏，不过这是他后期的思想观点。反映他前、后期思想的是《逻辑哲学导论》（
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1921）和《哲学研究》（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1953）。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传统的语言观和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在很多方面，从《逻辑哲学导论》到《哲学研究》，我们可以界定为由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风格”。
在《逻辑哲学导论》中，维特根斯坦持语言镜子论，视语言为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认为语言的功能是描述现实。这显然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肯定语言与现实的一对一的对等关系。但他的这一语言观受到了拉姆齐（Frank P. Ramsey）和史拉法（Piero Sraffa）的批评，促使他反思自己的这一观点。反思的结果是在《哲学研究》中，他将前期的“意义对应说”修正为“意义即用法”，语言镜子论修正为语言游戏论。在他此时的眼里，问文字是什么就好比是问棋子是什么。这种比拟实际是“描述语言的自治，解释语言活动是规约活动，超出了单个言者的能力之外”。
海德格尔虽未将语言比拟为棋子，但却将它比拟为网，以此“来举例说明语言自治”。
海德格尔有两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和“语言自己说话”，
将语言的自治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另外还有一句话——“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虽非海德格尔原创，而是源于诗人格奥尔格的《词语》，海德格尔却很喜欢，因为它道出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所谓“词语破碎处”，“就是命名物的词语缺失之处。词语缺失，无物可存在。是词语使物成其为物，让物存在”。
就这一诗句，海德格尔自己解释道：“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就是说，始终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语言的词语和词语对物的关系，词语对任何存在者——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关系。”
孙周兴对这段“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做了这样的解释：“按海德格尔的理解，这个诗句实际上就意味着：‘任何存在者的存在都寓居于词语中。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
美国的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认为结构主义者所持的语言观就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自己说话”：“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是“语言游戏论的首倡者”，
那么海德格尔就是语言游戏论的接受者和发展者。“在他们的晚期思想中，他俩都把语言当成问题核心：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构造世界，对海德格尔来说，语言给我们提供了接近存在的途径。”
可以说，正是他俩从哲学的角度奠定了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内核：语言游戏论和语言本体论。
直接接受并发展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非一对一关系说的是拉康，他用大写的S表示能指，用小写的s表示所指，这好像是说，大写的S永远大于小写的s，即能指永远大于所指，因为一个能指可能导致多个所指。为了说明这层意思，拉康用下图来表示：
巴克沃尔特对拉康的这幅图作了一番解读：（1）此图含有两个术语：横线之上的术语拉康系之于能指，横线之下的系之于所指。一眼看去，此语言单位意义清清楚楚。能指“女士”（ladies）和“男士”（gentlemen），伴以两扇门，表达的具体含义即是“女厕”与“男厕”。（2）但是想象一下，要是“女士”和“男士”未伴之以门来表现所指内容，那么“女士”和“男士”可能意味着任何与这两个能指相关的东西，比如男女听众。“因此，意义主要取决于主体对所指的解读，而不取决于说话主体操控能指的能力。”在拉康那里，说话主体是不能控制能指的，因为能指先于主体而存在，人生下来就被抛入能指世界，何以是主体生产能指？所以当是“能指决定主体，而非相反”。
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的意义是在差异中形成，但德里达在此基础上向前跨出了一步，认为语言的意义处于“延异”之中，所见的只是能指的滑动，所指不出场。这无疑是主张语言不指涉自身之外的东西，在语言与现实之间竖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虽然有人指出这是“误读索绪尔”，但还是有人依然重复语言不能指涉自身以外的东西。
这种“误读”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那些元小说作家，他们中不少人用作品来表现语言自身。元小说又称之为“自我意识小说”（self-conscious fictio）或“自我反射小说”（self-reflexive nove），其“意识”和“反射”的就是“自我”，而这里的“自我”即是语言本身。应当指出，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言不达意，用语言做成的现实绝非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些是不能否定的，抹杀不了的，也是近现代科学所支持或利用的。霍奇的《走向后现代语言科学》一文就后现代语言学与科学问题做过一番探讨。
他认为“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对三体问题（Three-Body Problem）的分析与后现代语言学尤为相关”，该分析证明，假如三个或更多的物体极度独立，比如太阳、月球和地球，那么牛顿定律不能解决（因而不能预测）涉及两个以上物体的动态问题。通常，语言被分成二元对立，比如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现实，语言与社会，但它们都像庞加莱的天体星球一样，同样相互依存，其轨迹不可能长期预测。霍奇指出：语言也是个三体系统（three-body system），即语言、思维和现实，或者语言、社会和文化，它们最好地图解了非线性物体问题。
依据他的看法，“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就是“精心构想用来描述复杂的动态系统，在此系统中，语言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线性作用。萨丕尔本人用的词语是‘预先处置’（predispose），而不是决定（determine）”。
霍奇还提到，1977年获得诺贝尔奖、被称为混沌理论之“父”
的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为后现代语言学提供了好的框架”。
此外还有查德（Lotfi Zade），他1965年提出模糊逻辑（fuzzy logic）概念用于工程和控制系统理论，认为工程和科学需要包容而不是抛弃内在于语言和思想中的含混（fuzziness）。
霍奇认为模糊思维内在于后现代科学，尤其是后现代语言学，因为模糊与复杂程度存有内在关系。
霍奇还提到了曼德布罗特（Benoit B. Mandelbrot）的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和洛伦兹（Edward Lorenz）的“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
霍奇的结论是：“在科学和语言学里，围绕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有许多相关的思想。”
上述五位大师措辞虽然有异，但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语言本体地位，将语言运用比拟为游戏，视语言意义难以确定，把语言当成了一个建构者。他们的这种语言观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内核，影响到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观、历史观、真理观和主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