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物质与心灵的双重浩劫。战争结束之后，对命运与未来的焦虑感始终伴随着人们，即便到了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欣欣向荣的年代也未曾远离，物质繁华的表象背后是对自身存在愈来愈多的疑虑。意识领域的疑虑带来了文学创作模式的改变，20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的现代主义潮流一度遭遇了排斥，现实主义文学在传统的孕育和实验的召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英国文学向来崇尚传统，而传统模式又来自两个源头：其一是19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美学，其二是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美学。 以贝内特（Arnold Bennett）、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和H.G.威尔斯（H.G.Wells）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尊重18、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以詹姆斯（Henry James）、劳伦斯（D.H.Lawrence）、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乔伊斯（James Joyce）为代表的小说家们企图突破或扬弃18、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对小说的形式结构和表现手段做各种各样的探索实验，从而开创一种新的格局。这正是长久以来英国文学创作存在双重倾向性的缘由，“小说一方面倾向于写实，倾向于像社会文献那般表现历史事件和运动；另一方面，它又注重形式，天生带有虚构性和反观自身的倾向” 。战后英国文学依旧延续着两种传统的交织共存，现实性与实验性从未完全孤立地单独现身文坛，二者更多地以亦此亦彼的关系并存。战后作家们生活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投下的双重阴影中，试图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新世界里重构传统、描绘战后世界，从而证明小说并未终结。在二者的此起彼伏、交错重叠中，战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现实主义理论家们意识到，模仿冲动与现实关注仍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根本。无论形式手法如何多变，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时刻意识到一个文本之外世界的存在”，并试图与之建立联系，不断思考现实主义与虚构的本质问题。英国文学被赋予了经验主义的民族禀性，形成重视社会道德责任的文学气质。这样的传统造就了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真正的文学兴趣也即对人生与社会的兴趣。 历时地看待二战后的英国文学，人们会发现文学创作的形式与内容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写作手法和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以最大限度的忠实再现剧变中的社会现实仍是多数战后书写的核心目的。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文学日益显现出作品本身的自我意识与建构意识，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悖论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此时的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地反对美学实验，也非修正、延续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技巧，而是一种崭新的现实主义形式。现实主义不再仅仅意味着“传统”，而是拥有“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的内涵与外延。 为了调和外部指涉与自觉建构之间的难题，加西雷克借用哲学家戈尔德曼的“适配”隐喻来修正将现实主义视为直接映照外部事实的传统观念，认为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恰似衣服与身体之间的适配关系，而非镜子与物体之间的呆板对照。正如身体拥有不止一件合身的衣服，对世界的正确构想也绝非单一，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赋予了现实主义文学不息的生命力。

“适配说”与现实主义的持续性与历史性概念不谋而合。现实主义既是一个持续性的概念，长久以来以主导或次要地位存在于文学创作之中，同时又指涉特定的文学历史阶段，意味着文学传统在历史的具体进程中得以继承的不同形式。包括小说兴起的18世纪、现实主义创作在欧洲取得杰出成就的19世纪，“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 。因此，现实主义不仅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进程而存在，同时对变化着的现实本质做出回应。 “进程中”的现实主义其复杂性在于，在依赖文学前辈、文学传统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社会、政治、历史、新经验格外敏感，并关注虚构与句子的可能性、语言的革新、语言的生产性。 “现实是排列事物的一种可能，正如现实主义是排列文本的一种可能。” 既然现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关系结构，那么现实主义也存在着文本排列的多样性。于是，现实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共时的、复数的存在。我们不妨借用“复数现实主义”的说法，从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愤怒的一代、社会讽刺小说、道德现实主义与自觉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形式来审视战后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quG8PHGzaoebRBcShQYgBXh30gOQCcuj0pZ0eC7rkPdn9BltYYIae/QThWq6gS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