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前所述，伊夫林·沃与金斯利·艾米斯都继承了斯威夫特与斯特恩式的讽刺喜剧传统，作品呈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以讽刺的笔触或描述一个正在走向衰亡的世界，或表达新兴阶级对社会的不满。与之不同，二战后的社会讽刺小说突出的是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实验技巧之间的兼容并蓄，以当代现实主义的形式讽刺与揭示战后的新现实。戴维·洛奇认为，20世纪英国小说的主线仍然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仍不断地涌现——人们容易忘记的是，英国的大部分小说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对现实主义建立在审美和认识论前提的怀疑却越来越强烈”。
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开篇，洛奇以梅勒（Norman Mailer）《学瑜伽的男子》（The Man Who Studied Yoga,1959）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马文问萨姆他是否已放弃他的小说创作，萨姆说‘暂时放弃了’。他解释说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形式。他不想写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因为现实已经不再现实。”
洛奇指出，“文学现实主义的美学与认识论基础正在经受着严重的压力，许多小说家至少已经在考虑指向相反方向的两条路线，而不是充满信心地勇往直前”。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条大道到了20世纪中期分出了另外两条分支，一条路指向新纪实性，作为历史的小说与作为小说的历史，即“非虚构小说”；另一条路指向神话、寓言，即“寓言体小说”。两条道路将再次交会，产生出变化但更新的对现实主义的信念。小说家们并非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而是在五花八门的形式面前无所适从、踟蹰彷徨。一方面，美国和法国声势浩大的小说实验运动在召唤着英国作家，尤其是战后年轻一代的小说家顺应时代潮流，在文学创作中不断革新；另一方面，英国拥有与欧美其他国家不同的历史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根深蒂固。
在《现代写作模式》（The Modes ofModern Writing,1977）中，洛奇展示了当代文学理论和实践中有关现代写作模式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认为所有这些论证可以根据它们对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侧重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艺术模仿生活，另一派认为生活模仿艺术（即艺术是独立自主的）。这两种观点截然对立，但洛奇认为，欧洲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提供了两者融合的基础。他以此来解释在自己的小说中，当代现实主义与游戏性、喜剧式的元小说之间是如何泾渭分明。作为作家的洛奇以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树立了作家声望。《电影观众》（The Picturegoers,1960）描述了伦敦南部布立克里郊区天主教徒们在宗教信仰的道德旋涡里的挣扎，展现了年轻人在灵与肉的矛盾之中追求自我完善的境遇。《金杰，你真傻》（Ginger,You're Barmy,1962）讲述一代人如何应对征兵的典型经历。小说模仿格林《安静的美国人》的叙事模式，记述了主人公从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大学生转变为听命于上级的军人，其间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揭示了现实的军旅生活中梦魇般非理性的本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1965）模仿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形式上转向了游戏、戏仿的元小说形式来讲述主人公亚当的故事，但主题仍然是反映现实的。正如亚当所意识到的，“文学多半关于性而非孩子，而生活恰恰相反”，现实中的婚姻、避孕等问题与他阅读研究的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正相反。洛奇自称作品是“实验现实主义”，他的许多同代作家也乐于接受这一称谓。
在其后的校园小说中，洛奇在现实主义与后现代技巧之间愈加游刃有余。他的“校园三部曲”以恣意的游戏讽刺了学术圈鲜为人知的琐事，反映了学术界的现实状况。在《换位》（Changing Places:A Tale of Two Campuses,1975）中，洛奇讲述了学者史沃娄和扎普的学术与情感生活。史沃娄是一位胸无大志、腼腆内向的地方大学讲师，他的脱颖而出不是作为文学研究学者，而是因其超凡的考察技能。与他形成对照，扎普因其对奥斯丁的出色研究而享有学术赞誉。二人的生活在1969年发生交集，他们分别参加了各自大学年度教授交换计划。而他们所交换的不仅是学生和同事，也包括妻子与家庭。《小世界》（Small World:An Academic Romance,1980）伊始，扎普与史沃娄继续周旋于各自的学术与社交圈。70年代末世界范围的士气重振改变着他们的学术生活，国际会议、全球交流接连不断。正如扎普感慨的那样，“单调、一成不变的校园终结了”，随之而来的是同样遭到职业需要与人际交往的矛盾困扰的、游走在世界各地的学者们。
小说讲述了二人的学术活动与浪漫奇遇，以及一门心思在彼此身上实现职业与情欲愿望的其他知识分子。《好工作》（Nice Work,1988）审视了学术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以及知识分子的竞争力量与工业化的自由市场力量之间的奇妙关系。小说质疑了文学理论与学术界之外现实问题的联系，试图调和工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对立关系。
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在中学时曾热衷于阅读19世纪的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狄更斯、高尔斯华绥和爱略特等人的作品。他的早期作品颇具19世纪现实主义风范，大多描写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主人公包括势利小人、贵族以及流浪汉。在这些作品中，威尔逊继承了英国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目的并不是营造维多利亚式的氛围，而是帮助自己构建真实而广阔的社会图景。“有的小说家引导读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创造故事的真实感，我则书写多个不同的世界，正如石子在湖面泛起的层层涟漪。”
威尔逊认为小说家应该说服读者相信他对社会拥有整体视野，于是，他在小说中描写大量次要人物并安排副线情节。《爱略特夫人的中年》（The Middle Age of Mrs.Eliot,1958）充分展示了威尔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功力，女主人公麦格·爱略特令人不禁想起传统现实主义名著里的女主人公们。在“愤怒的青年”主导英国文坛的50年代，威尔逊对中产阶级的批评并未引起评论界足够的注意。同时，他并没有像斯诺和库珀那样滞留于5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而是很快意识到现实主义手法的局限性，转而为现代主义辩护。当60年代实验之风在英国兴起之时，这位现实主义的极大支持者也积极倡导小说的实验与革新，出版了非现实主义小说《动物园的老人》（The Old Men at the Zoo,1961）。其中，读者仍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人性和社会的关怀。虽然威尔逊的情节描写超出了合乎普通小说情理的范围，使读者似乎置身在梦魇中一般，但作者同时也以准确优美的细节描写了英国的乡村和避难的丛林。创新的写作手法与现实主义的主题关怀在这部小说中相得益彰。在《夜访》（Late Call,1964）中，威尔逊在叙事上又回归到早期的社会主题和现实主义风格。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希尔维亚·卡尔维特从传统社会来到二战后的新城之后，从对那里新式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由此反映了新旧两种文化，即由希尔维亚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由其子哈罗德代表的电视机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作品充溢着对电视时代带来的新生活的深入洞察，以及对这种新生活中潜在的、令人既兴奋又担忧的因素的关怀。可以说，威尔逊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战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对实验主义从抗拒到接受的转变。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从关注殖民、种族到女性、身份的创作历程也体现了这一转变。莱辛出生于伊朗，成长于非洲殖民地。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命经验、不安定的生活处境促成了她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与作品主题。她早期的小说创作多以非洲为背景和题材，“非洲的草原、植物与动物在莱辛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在她的作品中以一种意味深远、象征性的意义反复出现”
。《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以反对殖民主义为主题，讲述了白人女性玛丽在南非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以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莱辛后期作品多次重现的主题，即统治与被统治种族之间的关系。小说以倒叙的方式，从玛丽被黑仆谋杀开始，回溯她在非洲殖民地的生命历程，从不同的侧面展现这片非洲土地上被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人性。小说的悲剧性结局令英国人从无法忘怀的昔日帝国美梦中惊醒，让人们看清了殖民掠夺和种族歧视的罪恶本质。
在国别、种族、信仰与身份的变化遭际中，莱辛从未停止探求生存的意义。《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颇具实验之风，但从不同色彩的笔记所记录的内容来看，小说对道德、社会、人性的关怀更为突出，反映了作者对艺术在大众传媒统治的新社会里是否能够本真地反映社会实在所怀有的疑虑，再现了现代社会中自我分裂的人对于重获完整自我的强烈冲动。小说主人公安娜被塑造成一位创作灵感匮乏的作家，于是写满了四个笔记本，对应安娜分裂为“黑色笔记”“红色笔记”“黄色笔记”“蓝色笔记”碎片的自我，但她最终写下到达统一的“金色笔记”，破碎的自我终归圆满。安娜关注着社会与人性的方方面面，如历史的模式与意识形态神话，作为作家在混乱的世界里书写小说的责任，写作、经历、记忆之间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强制性又常常具有毁灭性的纽带等。作为作家，安娜常常抨击文字的缺失：“真正的经历无法以语言描述”，以及“一列星号或许更好一些……或是某种标记，一个圆圈或一个正方形”。
《金色笔记》正是按照这样的几何形状精心布局，像一个圆圈里的正方形。以这种形式，莱辛称小说描写了“情感的矩阵……以一种常规历史所无法实现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的气息”
。小说既展现了急剧变化中的女性意识和这种变化给女性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困惑，也暗含了左派政治的方方面面和是非曲直。
小说内容虽则是一位女作家及其所记笔记的故事，却不啻为一部时代的记录，明确的主题和明晰的叙事语言让整部作品避免了过度实验化的倾向。
英国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A.N.威尔逊（A.N.Wilson）的小说中得到了着力表现。他的小说以讽刺喜剧的形式揭示了不同时代之间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当代人的剖析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皮姆利科糖果》（The Sweets of Pimlico,1977）讲述了伦敦数学教师伊芙琳·斯坎特奇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她先是被沉闷的杰弗里抛弃，却得到神秘迷人的德国移民提奥·格曼的垂青，继而又通过提奥结识了苏格兰糖果工厂主、双性恋者约翰·皮姆利科，并得到他的追求。同样是双性恋者的伊芙琳的哥哥杰里米曾是皮姆利科的情人，这令几人的关系更加复杂。作者以娴熟的笔触引领读者走进伊芙琳的个人世界。《治疗的艺术》（The Healing Art,1980）将焦点放在英国当代社会和当代青年身上，反映了等级制度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青年人生活的无目的等。两位主人公帕梅拉·考珀与多萝西·希格斯因癌症入院治疗，恰巧住在同一间病房。帕梅拉被告知她已没有治愈的希望，而多萝西的情况则比较乐观。作者以细腻并智慧的文字描写了二人面对死亡来临的情绪。多萝西沉浸在家庭事务之中，帕梅拉则埋头于工作，并投身宗教。小说情节自然而然地囊括了众多的人物，令读者置身于充满讽刺的对话与关于爱、死亡、性习俗、宗教、药物的叙述中。作者以敏锐的观察与讽刺的幽默揭示了帕梅拉与多萝西个人性格中的隐秘一面，描写出那些无条件爱着她们的人。小说使读者感受到人与人的交往就像一场戴着面具的化装舞会，现实世界是模糊的、虚假的，而人的内心体验在此时则显得尤为真实可信。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小说表现出与美国小说相似的潮流，以看似极端的现实主义形式关注现代晚期暴力、犯罪、疏离、非个人化的城市图景。超越小说的现实层面、探究人物心理层面奇异与张力的当属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与麦克尤恩（Ian McEwan），他们共同开创了英国小说的新视界，将小说创作带入危机四伏的心理世界。马丁·艾米斯与父亲金斯利·艾米斯一道，继承了英国18、19世纪现实主义社会讽刺小说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许多小说创作的新异元素，将现实主义叙述与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这种结合调和了现代主义形式实验与现实主义叙述方法之间的矛盾，用新颖别致的手法向读者展现出一个变态、残忍、邪恶的现实世界。
他承认，自己的小说可以像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那样艰涩、超脱、精妙，而同时又像奥斯丁的小说那样流畅、情节生动、富于幽默感。
相对于社会阶梯顶端的生活，马丁·艾米斯更倾向于书写普通人的悲伤和潦倒。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经济获得暂时的复苏，贪得无厌的拜金主义是流行一时的社会风尚和万恶之源。金钱可谓遍布马丁·艾米斯的小说，《金钱：绝命书》（Money:A Suicide Note,1984）就是一部杰出的社会讽刺小说，批判了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对金钱的疯狂崇拜。主人公约翰·塞尔夫是个大腹便便、令人生厌的角色，集粗野、好色、蛮横、奸诈等恶习于一身。故事发生于1981年，即查尔斯亲王与戴安娜王妃成婚的那一年，“整个英格兰已经被骚乱暴动、被烧焦的贫民窟、被社会崩溃弄得焦头烂额”
。在那个势力社会里，金钱无所不能，而高雅的文化却变得一文不值。塞尔夫追求的是金钱而非艺术，得到金钱、保存金钱、消耗金钱、丢失金钱成为他生活的轨迹。马丁·艾米斯有力地揭露和讽刺了这种金钱至上观念的社会弊端，甚至把自己也写进小说，作为小说人物感慨道：“20世纪是个讽刺的年代——每况愈下，哪怕现实，最低级的现实，对于20世纪来说，也过于美好。”
单一的国度、单一的现实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散乱的抽象概念。
作品的形式具有维多利亚小说的特点，内容则打上了后现代状况的烙印，因为当时的世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却依据现实主义的逻辑运作。马丁·艾米斯创作的当代性还体现在《伦敦场地》（London Fields,1989）中，小说虽然实验色彩鲜明，却展现了城市下层社会生活的黑暗残酷。马丁·艾米斯具有道德讽刺者的紧迫感，他希望以作品谴责罪行与邪恶，从而重塑天真与美好。
20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时代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传统道德衰落，物化的人际关系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麦克尤恩所描绘的阴沉恐怖的场面、心灵与性爱的危机具有揭示社会痼疾、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严肃意义。他的作品常常涉及谋杀、乱伦、易性癖、虐待狂等令人困扰的题材，因此也遭到许多误解与抵制，甚至被定位为狂暴的色情文学。这样的评价忽略了麦克尤恩希望通过作品表达的道德意图。他的写作主题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颇多相似之处，其作品中曾反复出现人们熟悉的维多利亚现实主义的三大主题，即性别主体性建构、个人与公共伦理以及道德责任、当代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思想的交织。
正如作家本人的表白：“我重视一种纪实的品质，这种品质与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相吻合；我喜欢思索个人的隐私世界与包容了这些个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个使我着迷的主题，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畏惧和爱恋，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游戏。”
从《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1987）开始，麦克尤恩转移了创作主题的重心，突破了对家庭生活中儿童心理活动的书写，从幽闭恐怖的内心世界转向公众生活和政治问题的外部世界，拥有广阔的社会与政治视野。故事的主线是作家斯蒂芬的女儿被拐骗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同时辅以另一条线索，即一位政客达克在其公众形象与私人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偏差及其后果。小说“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个孩子已被工具理性主义的国家拐骗了，这个国家的存在前提源自牛顿的数学和笛卡尔的逻辑学”
。因此，达克“想要童年的安全感，无权，服从，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远离金钱、决定、计划和要求”
。小说强调了当代科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通过科学与人文相结合而达成共识的智性探索。
现实、历史、社会不再坚不可摧，而成为无序世界中的一部分。
90年代，麦克尤恩更加注重人性，清晰有力地描绘了当代英国的种种社会现象。《无辜者》（The Innocent,1990）将90年代初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的剧变作为故事的时代背景，回到了50年代东西方冷战时期的间谍故事模式，展开了主人公，即“无辜者”（又译“天真的人”）列昂纳德·马勒姆由“天真”变为老练的故事。《黑犬》（Black Dogs,1992）回忆并控诉了纳粹暴行，从形式到内容都颇似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风格。两只曾经在战争期间被用作恐吓盖世太保关押的各类人士的黑狗，使女主人公无法摆脱往事的阴影。作品被视为“对当代生活、对一个抗拒着道德连贯性甚至道德理解力的世界所作的某种神经质反应”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998）围绕一对好友——作曲家克莱夫·林利和报纸主编弗农·哈利戴展开，以他们共同的好友莫利·莱恩的葬礼开始，又以二人的死亡结束，中间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导致他们死亡的一连串事件。小说嘲讽了身为“社会精英”的主人公的中年精神危机，对当代英国的道德、政治、传媒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展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欲望所导致的悲剧。麦克尤恩兼顾文学的严肃性和小说的可读性，在深刻洞察当代英国的道德与公众生活的同时，展现了他对语言出神入化的驾驭能力。冷静、精确、激发感官反应的笔触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引领文坛将90年代书写成一个极端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