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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工党政府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剧变。大众文化史无前例地迸发，英国进入一个充满历史危机与道德意识形态变化的时代。战争“不仅创造了新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并且不可避免地创造了新的智性及艺术环境”
。与此同时，英国“日不落”殖民帝国迅速没落、风光不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帝国经历了“最后的繁荣、后来的衰退和最终的帝国权力丧失”
。“到了1962年，帝国实际上不复存在。……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及之后，财政危机和英镑的贬值表明英帝国国力和军力的衰退，同时还伴随着其经济和生产力的大衰退。”
面对英国社会的改头换面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剧变，作家也在寻求适合战后英国社会的声音。然而，小说的发展似乎遭到了阻滞，“战争过去五年了，但是依旧看不到文学复兴的迹象，看不出未来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蛛丝马迹”
。一些评论家进而认为，英国当代小说显得故步自封，了无生气。
此时，《每况愈下》（Hurry on Down,1953）和《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学”的出现，被称为“愤怒的青年”，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与约翰·韦恩（John Wain）成为战后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流派的代表。他们以充满智慧的笔触描绘当代现实，同时又对作为艺术形式的小说自18世纪便同生相息的文化与伦理价值不屑一顾。“愤怒的青年”作家们不仅公开表达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偏爱，而且也毫不隐讳地对现代主义实验小说表示厌恶和反感。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反对并非与生俱来或后天习得的审美反应，而是因为战后一代面对的已是新的英国。50年代的乡土小说和“愤怒”小说正侧重于反映当时英国社会的“新现实”。
韦恩于1953年接任BBC 3编辑一职，开始了反对现代主义、回归传统形式的实践。他创作了“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中第一部重要作品《每况愈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画卷。小说颇具欧洲18世纪传统小说之风，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拉姆利大学毕业后的种种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拉姆利大学毕业后感到无所适从、前途渺茫，发现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学的知识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用处，还磨掉了他的锋芒。拉姆利决心反抗现有的社会结构，彻底摆脱金钱和地位的控制，为此四处闯荡，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做过擦窗户工人、汽车司机、医院勤杂工、帮佣车夫、夜总会看门人，但这些工作不仅使他跌落到社会最底层，还使他的灵魂和肉体都濒临毁灭的边缘。拉姆利的漂泊生涯是英国的教育制度和阶级偏见造成的，韦恩在小说中揭露了英国传统教育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展现了等级制度滋生出的强烈的阶级对立情绪。《每况愈下》被批评家认为引领了“混合反抗的幽默、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对现存制度隐秘批评的小说新潮流”
。他的学院小说实则是一种讽刺，主人公拉姆利从事过的工作几乎全部处于社会底层，“韦恩或许可以被看作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讽刺作家”
。这种反社会分子并不是简单地反抗常规与资产阶级，相反，一旦找到合适的职位，他们就会逐渐适应那个位置。
即行动是为了生存：“他在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之前一直在漂泊，而后得到了自己所需——女人与金钱。”
韦恩尊重生活的原貌，在创作中忠实记录了个人的生活经历。他在拉姆利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表达了对于自身缺乏的农民血液、工人血液的渴望。有趣的是，韦恩早年梦想成为“批评型”作家，他并不会刻意迎合读者的趣味，“我没有做过市场调查，没有刻意地让我的作品被某些特定类型的读者接受，总而言之，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写下那些令我感兴趣的场面”。
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创作始于1951年，叙述了出身低微的青年吉姆·狄克森不择手段跻身他所鄙夷的上层社会的经历。吉姆作为大学临时聘任讲师，为求保住教职忍辱负重、疲于奔波，纠缠于各种麻烦之中，但他对于正统的教授学者们始终持批判嘲讽的态度，这导致他最终与正统教授学者彻底决裂。被赶出学校的吉姆被富有的权贵戈尔阿夸特先生看中，受雇为报酬优厚的私人秘书，而这个职位正是他的对手伯特兰德始终觊觎而没有到手的肥差。尽管对上层社会的盛气凌人感到愤慨，吉姆最终还是接受了上层社会的恩惠并感到“幸运”。他的身上充满了英国社会来自中下层阶级新一代青年的共同情绪，他们的所谓“愤怒”既包含对森严的等级壁垒的愤恨，也包含对自己出身卑微、攀升不易的怨怼。而教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用深奥复杂的语言来表达简单的事情和贫乏的思想，处处流露着刻意的卖弄和虚伪的高雅。吉姆以反叛的姿态出现，却道出了生活的真相，即社会的不公、等级壁垒的森严、学术界的虚伪。1944年英国颁布教育法案，提高了英国学校教育年龄的上限，并为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获得预期效果的同时，该法案也使得一小部分学生感觉自己既脱离了出身，又远离了上层社会主导的学术圈。而这正是小说中吉姆代表的新兴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成为战后在新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草根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出身于中下层，受过高等教育，却并没有因此真正地进入上层社会。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中出色地继承了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塑造了战后英国颇具典型意义的“小人物”形象，表达了平凡的下层“小人物”们对社会现实和现代文明的强烈不满。
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也主张小说应该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真实情感，认为文学应该尊重生活，取材于生活并忠实于生活。《向上爬》（Room at the Top,1957）讲述了乔·兰顿依靠自己帅气的外表和迷人的魅力攀爬云梯、企及成功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兰顿出身寒微，父母亲在二战空袭时被德军炸弹炸死，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被德军俘获。兰顿在战俘营自学财会，战后来到沃利市财政局工作。在有钱人奢侈生活方式的刺激下，他决心向上爬，想方设法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最终，兰顿如愿以偿，跻身上层社会，却失去了生命中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兰顿被称为《红与黑》中于连·索莱尔的简化和升级版。
他一方面对英国社会等级森严深表不满，另一方面又不择手段挤进上层社会，使个人感情服从于个人野心，置社会道德于不顾。小说反映了布莱恩对都市现代文明的反感，向读者展示了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现实主义手法令读者感到朴实自然又真切感人。《顶层的生活》（Life at the Top,1962）作为《向上爬》的续篇刻画了主人公爬入上层社会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两部小说共同勾勒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英国社会画面。
“愤怒的青年”这一称谓最初出于新闻记者、评论家莱斯利·保罗1951年的同名传记，但该作品与50年代英国文坛并无关联。剧作家奥斯本（John Osborne）《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1956）才是“愤怒”一语最为直接的文学来源，而他本人也被称为“一个非常愤怒的年轻人”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象征着英殖民帝国的衰败；同年，《愤怒的回顾》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对衰败了的帝国社会表达愤怒和批判，成为反映时代生活的写实主义戏剧代表。作品背景是英国中部一栋公寓，里面住着波特和他的妻子艾莉森。这对“欢喜冤家”因为出身和成长经历的巨大差别，是冤家却没有丝毫欢喜。艾莉森是前驻印度陆军中校家的千金，波特则出身低微，十岁时目睹父亲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回家后短暂而凄凉的晚景，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愤怒——愤怒与无助”。这个“生错了时代”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形中成了社会的弃儿，因而对现存社会体制中的一切都心存强烈的抵触情绪，诸如阶级差别、国家利益、宗教伦理等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作品中包含相当比重的自传成分，例如波特回忆中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自己凄苦的童年都是作者对本人经历的改写，女主人公艾莉森则是以奥斯本的第二任妻子为原型，因此这出戏被称为“一个愤怒的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
。不过现在看来，《愤怒的回顾》仅是以表面的愤怒与反叛掩盖本质上的保守与怀旧。波特怀念以岳父为代表的殖民事业，羡慕那一代人尚有伟大事业可以效力，而“我们这一代青年再也不可能为伟大的事业献身了。这些事业在三四十年代，咱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干完了……再也没有什么伟大、英勇的事业了”，显示出他对大英帝国旧日荣耀的无限怀念和向往。波特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在这个被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毫无意义的陈规陋习主导的世界里，他焦虑、沮丧而又无可奈何。由于个性中的被动与局限，他注定只能以言辞为手段来宣泄愤怒情绪。联系到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保守党上台后的政治，波特愤激的言辞无疑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代表了战后那一代迷惘的年轻人。他的愤怒浓缩了整个一代人的愤怒，他的呵骂发出了他们的心声。
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坛还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家或是出身于工人家庭，或是本人有过工人经历。他们的作品多以自身生活经历为素材，反映工人们的生活和情感，揭露阶级矛盾。其中巴斯托（Stan Barstow）从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种爱》（A Kind of Loving,1960）开始，就将焦点放在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继而由家庭来管窥整个社会的婚姻伦理道德问题。《一种爱》讲述了一个极为平常的爱情故事，但巴斯托却以细节描写赋予了小说独特的魅力。他细致准确地描绘了人物的动作、表情以及环境等，尤其是人物的心理状态，将人物的思想活动、喜怒哀乐一层一层地揭示给读者，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具有一定自传色彩的小说《明天问我》（Ask Me Tomorrow,1962）中，巴斯托通过主人公维尔福的创作历程，表达了他本人关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是真实，它只需要表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而不用对它们做出任何评价，一切留待读者自己去领悟、思索。
希利托（Allen Sillitoe）将诺丁汉工人生活状况作为素材，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周六晚与周日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品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诺丁汉工人阶级的生活，展示了社会下层工人阶级贫困的生活状况和枯燥乏味的工作，成功塑造了“福利国家”时期的工人形象。主人公亚瑟·西顿的个性和思想代表了当时生活在英国社会中下层许多青年的精神状态，极具典型性。60年代，希利托创作了“威廉·波斯特斯三部曲”（William Posters Trilogy），其中第二部《火中树》（A Tree on Fire,1967）被评论界认为相对成功。尽管希利托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渗透进强烈的政治色彩，小说依然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如何与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对他的种种不公待遇作斗争，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
斯托利（David Storey）的《体育生涯》（This Sporting Life,1960）和《拉德克利夫》（Radcliffe,1963）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在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正经受着灵与肉分离对抗的煎熬。《体育生涯》通过富有说服力的细节和富有劳工特色的对话，生动展现了劳工阶层的生活和情感，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令主题自然凸显于情节之中。斯托利于60年代创作、1972年出版的《帕斯摩尔》（Pasmore）以劳工出身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与他们父辈之间理想与信念的冲突为主题。主人公帕斯摩尔是一位典型的“愤怒的青年”式人物，他身上体现了60年代英国社会一些青年人对理想和信念的困惑与迷失，因生活中精神支柱的缺失而痛苦和愤怒。斯托利的创作素材同样取自本人的生活经历，作品读来真实感人。
“愤怒的青年”作家将自己视为厌倦了形式革新的严肃作家，他们的目的不是检验寓言表达的限度，而是希望作品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并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他们认同现实主义作家的主张，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再现了50年代英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并且希望全面而真实地表达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现实，例如，当时许多人所遭遇的挫折以及怀有的抱负，包括战后工人及中下层阶级的工作环境；对福利国家在消除阶级特权与阶级不公问题上不力的不满；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含沙射影的批评；对唯利是图的厌恶；对道德及高雅生活旧基础的嘲讽；对种种自命不凡的憎恶。
但是，他们常常拒绝评判作品中人物的态度，甚至会默许某些错误的行为。例如《周六晚与周日晨》中的亚瑟·西顿反对各种形式的权威，从政府到军队、从经理到警察，但他没有任何改变道德状况或政治秩序的想法，而是将不满诉之于酗酒、寻花问柳、钓鱼和拳击。同时，他们的反抗往往无效也无力，在强大的金钱、权力和社会制度的压力下，他们要么在欲望获得一点点满足之后就妥协、放弃反抗，要么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寻欢作乐、追逐名利。可以说，“愤怒的青年”作家缺乏明确的社会理想，因此，在创作换来了荣誉和地位后，不满和愤怒渐渐淡化，作品也逐渐转向。
与“愤怒的青年”密切相关的是1954年10月1日《旁观者》确立的“运动派”（the Movement）。这一诗歌流派中包括“愤怒的青年”艾米斯和韦恩。“对于近代文学史来说，运动派非常重要，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与此诗派相联系的作家重新想象并推动了国家身份话语发展，以便让其甘愿表现不得不表现的东西（即英国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降低）。”
“运动派”的中坚人物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就“悲叹‘失去的英格兰’，力图使它的价值和传统延续更长一点时间”
。他在诗中表现的是英国成长于战前与战后断层中零落的一代，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束缚、宗教信仰的丧失之中，又不具备60年代青年的反叛精神。拉金反对现代主义，他的诗歌大多采用传统的英诗格律，主题也建立在英国的现实之上，这与他始终如一地保有“英国精神”息息相关。他的诗歌充满想象力，又具有逼真的细节，诗歌风格冷静、忧郁、自嘲，精心勾画出一代英国人的历史环境与精神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