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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在灭掉刘毅之时，就已经在积极筹划伐蜀了。
表面上看来，刘裕既掌大权，又有着极高的声望，要取晋而代之，做权力最大的公务员，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
但刘裕不这么想，他还要等。
仅仅靠稳定内部局势，立功于境内，是不足以服众的，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威信，让万众归心，就必须要通过北伐来达到目的。因为东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自五胡乱华以后，北方的广大土地沦为夷地，大批臣民南迁。到了这个时候，南迁的人想念故土，而没有南迁的又想念代表汉室正统的晋室。因此，为了自己的梦想，他必须要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他不得不北伐。
早在灭掉南燕之时，刘裕就有过趁势消灭后秦的念头，只是由于卢循作乱才只好作罢。
而如今，内部已然基本安定，他再次动起了北伐的念头。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契机。
如果能够控制益州与梁州，东西并举，北伐大业将更容易成功。
历观南方北伐，最后获得实效的多为控制益、梁以后，或从益、梁同时出兵。早期桓温正是靠灭掉西蜀的成汉政权才有关中百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境况。
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要北伐首先要确保东南半壁江山的安定，而益州既然是半壁江南的一角，当然必须保证。其次益州顺流可直下荆州，只有确保益、梁，方可保全荆、扬，而且益州还可以作为北伐的西部支点。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盖蜀者，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也，是诚取之先资也”。
由此，刘裕一定不能放过占据西蜀的谯蜀政权。
但是，由于前两次伐蜀均遭到失败。因此，这一次必须得慎重。
当时，刘裕还在江陵，由于担心建康的诸葛长民添乱子，他自己必须得赶回建康。这样一来，伐蜀的元帅人选就成了大问题。
首先，刘敬宣是不能去了，前次伐蜀，刘敬宣打得很失败，这次如果再派他去，难保不会再出问题。但其他的将领不是年纪太轻，就是能力不够。而且他也不能让资历高的将领去立功成为第二个刘毅，因此，他需要从年轻资历少的将领中选一个人出来。
选谁好呢？
几经思量，刘裕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朱龄石。
朱龄石，江苏沛县人，一直跟随刘裕南征北战，平时表现得既有武干，又练吏职，且为人忠义。除了在建康保卫战中率鲜卑骑兵出了一回场以外，基本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因此一直在下级军官里混。
但这一次，刘裕越级提拔了他。
刘裕给了朱龄石两万人，并让自己的小舅子臧熹及蒯恩、刘钟等人做了他的副手，可见对他的信任。
出发之前，刘裕与朱龄石密谋伐蜀事宜。刘裕指出：“刘敬宣上次伐蜀，从黄虎取道内水进攻，没能成功。按正理我们应该走外水。但敌人也许会以为我们出其不意仍然从内水进攻。这样，谯纵必然将重兵屯驻在涪城，防备内水。所以我们再走黄虎那条路，一定会中谯纵之计。因此我认为应该分出少量兵力从内水进攻，以期迷惑敌人，而你则率大军从外水直取成都，必然能够成功。”
即便是这样，刘裕对朱龄石还是不完全放心。又交给了朱龄石一个锦囊，并千叮万嘱他要到白帝城后才可打开看。
锦囊妙计说的是诸葛亮的故事，但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假的，刘裕才是真正地演绎了一回。后来，罗贯中写三国，是否将刘裕的故事转嫁给了诸葛亮，不得而知。
朱龄石很老实，率领大军开拔到白帝城以后，才珍而重之地打开了刘裕的锦囊。
锦囊里是封信，上面只有三句话：“主力从外水直取成都，臧熹、朱林率军由中水（今绵水口）攻打文汉，另派老弱士兵乘十余艘大船，从内水去黄虎作掩护。”
说的还是战前的一番部署，比之诸葛亮，似乎欠缺了一些意外性。刘裕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要保持军事的机密性，也好不露出口风，让谯纵事先得知这支部队的作战计划。
反观谯纵这边，大哥姚兴近年来被刘勃勃打得没了脾气，国力严重衰落。而且前不久还败于仇池的杨氏政权。一连串的失败使得姚兴根本无法顾及到小弟谯纵的安危。他也有心无力啊。
朱龄石得了锦囊，按照刘裕交待的布置了下去，诸军倍道兼行，直取成都。
而谯纵也正如刘裕所料，将主要兵力交给谯道福驻扎在涪城，以防备内水。另以侯晖、谯诜等人领兵万余驻扎于彭模（今四川彭山），“夹岸筑城以拒之”。而在中水一路则派遣大将军谯抚之领兵守牛鞞，谯小苟守塞打鼻。
三路人马各守险要，只等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