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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每个人遇到终极感叹的时候，都会起用一个告白对象，如“老天哪”“上帝啊”，尽管他们不在现场，也权当其精神在场。而我的呼号语总是“我的妈呀”，难说成因，事实而已。这应该是我此生不会改变的、脱口而出的惊叹语。遇危急，遇惊喜，遇任何不可思议、天理难容之事时，她老人家总稳居我惊讶的当口。随着这几年我回老家的次数增多，我发现这个惊呼时常还会当着“本妈”的面。
我妈个矮、体胖，近年有些驼背。
她实在是个普通的妈。这些年来，我却发现她值得我书写记述的点随手可以掂起几百件。不论是从亲情内外的任何角度，我妈都是个令我感怀、惊叹的人。
我妈中学时是我爸的学生，这是我长大后才发现的。找她对质，她支支吾吾好多次才承认。那个年代，这种婚姻组合并不罕见。前几年父亲逐渐病重期间，看着我妈近乎神勇地忙碌操劳，我几次跟妹妹说起，爸妈要不是有这个年龄差，情况会难以想象。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学生嫁给了老师，生了一双儿女，勤俭操持了一辈子，最后送走了她的老师。
我妈以前做裁缝，我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用的书包都是我妈用给别人做衣服剩的碎布拼成的。各色的小三角形布头，拼成五彩方块，还做上波浪形的宽边，像背着一块大饼干上学。到了“高年级”后，特别想得到一只“绿军挎”—帆布的军用书包，书包盖上印着五角星，及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镇上的供销社有卖的，在一个玻璃柜台的下层，空瘪的，斜着摆放。我每天放学经过就去看，蹲在那儿看一会儿，隔着玻璃，像隔着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强力磁场，恨不得自己能穿过玻璃，侧躺在里面，那书包斜挎在我身上。
带补丁的裤子被我一直穿到初中。我对时髦从没追求，对于穿衣，最大的期望是能普普通通隐蔽于人群。我不要突出，也不用谁认出我，只求万人如海一身藏。
直到现在，我也偶尔让我妈帮我改衣服，每次她也很高兴，大概是觉得节约的家风得以延续。只是我发现她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修改的效果不似以往。
如今再回老家，吃饭时就剩我和妈两个人。偶然会形成习惯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在饭桌上坐的位置之前是专属于我爸的。虽然屋陋桌旧，但那是个面朝房门的“正座”，我像是一个即位的新君，看着我妈开始围着我转。那是她一生的习惯，也是这些年的惯性。她永不停歇地张罗着一切，永远生怕我吃不饱、吃不好。
安葬了父亲之后，我妈才算有时间治自己的病。我委托朋友联系了熟识的医生，一天也没有间隔，带我妈去做胆结石手术，摘除胆囊。手术是早晨开始做的，中午时分做完，很成功。记得我妈被推回病房时麻药还没有退，她迷迷糊糊睁开眼后跟我妹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叫你哥回去午睡……”
我心里很清楚，在父亲走了之后，妈心里很大面积装的将是我。未来的时间里，我也将用更多时间面对她。妈仍旧认为我是个生活没有着落的浪子，她曾暗地里交代过我妹妹：将来我跟你爸不在了，你哥的情况若是不好，没了饭吃，你可得管他……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我就泪奔了。
手术拆线后回到家，我跟妈说我要去一趟北京。同时想让妹妹来接她去住几天，歇一歇，也免得她在家总找事做不安全，妈也表示同意。我离家之前，把妈拉到我住的小屋门口，指着墙角桌子底下的包说：“那里头是我的两台相机，这次去北京忙事情，就不带它们了。你去妹妹家，记得把这个屋门锁好。”
我从北京回来后才知道我妈哪也没去，一直在家待着。忽而怀疑妈妈是因为我的相机包的缘故，她莫不是想帮我看守相机才没有出门？本来她胆子就小，如今摘除了胆囊，是不是变得更加胆小了？我真后悔临走的时候告诉她相机的事了。
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不知道形单影只的她一个人在家怕不怕？
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夏天我在三峡地区拍照，好多天都在奉节老城待着。那会儿老县城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剩一些残砖烂瓦沿着斜坡铺向江边。废墟间还有一些窄路，依稀可以辨识原先街道的走向。河边零落着几个简易帐篷，那是拆房子的工人或捡拾废品的人临时的家，跟前摆满了旧轮胎、旧电器、钢筋铁丝等。还会有灶台，也支在外面。旁边有竹竿挑起的电灯，在傍晚时分会亮起，那应该是留守在这个老城最后的灯火了。
我在那里逡巡数日，那里整体吐露出的是一种告别氛围，把我抓得很紧。不一定拍照，陪伴、见证也是足够重要的事。个人太小了，小得像地上的瓦砾；人也是强大的，搬山填海直至面目全非。
有天傍晚，我正在乱砖堆中寻路，发现有个脏兮兮的小孩跟着我，大约六七岁模样。只穿着一条大短裤，身体裸露的部分晒得很黑。我停下来的时候，他蹲下来玩石子。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裴”，很腼腆。我好奇地问他家在哪，他站起来一扬手指了一下远处砖头堆另一边的帐篷。我想起包里还有“奥利奥”饼干，那种圆柱体包装的，还有半袋，拿出来送给了他。他拿着了，还是很腼腆。他手攥着饼干袋空了的那一半仍蹲在我旁边玩，我说：“你吃啊？”他拿了一块吃掉，我问他好不好吃，他说好吃，然后又把袋子攥上了。
“你怎么不吃了？”我问。
“我想拿回去给我妈尝尝。”男孩这回没有腼腆，只是在陈述一个决定。
我被这孩子的一句话感动坏了，可以想象光膀子男孩回到工棚里把黑色饼干递向灰头土脸的妈妈嘴里的欢喜场面。有些珍贵的花儿只有在贫瘠土壤里才开得出。在这日渐发达的大时代，还是有缺这少那的人家，还有这么小的孩子有这份心肠。“带回去给我妈尝尝”，这样的句子，就是我有幸听闻的闪闪发亮的话，它会长久地在我心里回荡。
前年春天，父亲住了一段院回到家后，我问妈，我能不能出去一些天拍照？我妈说，去吧，肯定没问题。我打算跟合肥的张亮从定远出发，开车去甘肃拍照。走的时候我跟卧床的父亲辞行，妈帮我喊他：“严明要去甘肃了，过些天还回来！”“哦……”愣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带点好吃的。”话刚说完我妈就笑了，“你牙都没有了，你能吃什么？”妈说的是实情，加上病重，爸已经只能吃我妈包的小馄饨了。
其实爸的那句话没说全，隐藏了后半句，就是“给你妈尝尝”。
妈妈的人生是极简的，绝不会主动消费去尝鲜、吃稀奇之类，也无吃零食的习惯。回想起来，我也没给爸妈买过什么，最多的好像是茶叶。
几个月前，我在外地讲课，临走时得到礼品，一箱石榴。纸箱外印有硕大的彩色石榴图片，还有“怀远石榴”几个大字，看着亲切，不过大字旁边还有一串小字“孕育状元郎”，算是广告文案了吧。多子多福的传统寓意不便写，干脆来个拔高，也是难为了。看在老家的份上，可以原谅。从小就知道，石榴是怀远老家特产，不过没有吃过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没在它上市的季节回去过。石榴花是见过的，钟形的花裂分为六瓣，蕊在其中，艳丽异常。它有个坚实的底托，那就是孕育果实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喜欢花花草草的人，但石榴花是个例外。以前有个新疆歌，唱“石榴花一样的阿娜尔汗”，我曾好奇，石榴花一样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石榴花新疆也有？资料上说，石榴择土不严，沙壤、沙土上都能健壮生长。我的老家就是那种土壤，土里满是沙石块。没有水田，粮食只能种小麦。我妈说过，她嫁过去那会儿什么都缺，什么好东西都没吃过，坐月子才能吃一点红糖水泡馓子。我奶瓶里的奶喝完了，还在哭闹，就把我在床上放平，将奶瓶垂直对着我的嘴，依靠地心引力的帮助获得最后几滴。那画面，想想真是壮观……
不多想，能在第三地见到怀远石榴也是意外，我不想再延续严控行李重量的习惯了，我要把它带回家，给我妈尝尝。
回到家后，妈妈很欣喜。拿出几个送给邻居，笑呵呵地回来。再拿出一个，坐在门前开始品尝。我也吃了，果真很甜，水分特别足，籽儿很小。一大把入得口中，几乎一抿嘴，果粒即破。然后，就可以像喝饮料一般饮下那些汁水。整个吃石榴的过程，妈妈的表情很沉默，每递给我一块我也不推让。想必是因为产地的关系，母子的这场分食异常平静，平静得有些肃穆。我心里清楚，这奇异的浆果是那片土地所出，爸爸正长眠在那片土地上。
妈妈上一次吃怀远的石榴，很有可能是她刚嫁过去的时候了，或是在生养我的期间曾经吃到过。
那时，她刚二十岁。那时候，她是石榴花一样的女子。
在外行走，我总能拍到一些母亲带小孩的画面，却鲜少示人。以前总觉得那是些简单的“小片”，没有什么可以说道的余地。如今我不再这么认为，因为那些无须解释的，可以统统交给凝视。
我妈有个口头禅，“有当无”。意思是看淡有无，有也当没有，没有也无所谓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眼里，我妈从来不是这样的。
我妈有个多年的习惯，每天早上起床烧上两壶开水，用的炉子是一种烧柴的铁皮炉，柴是她平时捡回来攒着的。每当她早上在院里生炉子烧水，总搞得浓烟四起，我跟她说那样很污染环境，对自己和邻居都不好。说了多次她也不听，还说不是为了省钱，就是“有当无”的。
我家院里有棵香椿树，是以前我爸种下的。香椿芽可以做菜，每年春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一直吃香椿头炒鸡蛋，不过需要很嫩的叶儿才可以做菜，老的叶子就会发苦。那段日子，我妈每天盯牢它的生枝拔节，待嫩叶长出，渐渐打开几片，一簇油亮的绿泛着一点紫红，便是把它们够下来的最佳时机。我妈知道的，香椿刚出芽的时节，街上也会有卖的，是很贵的东西，一小把都值十几块。于是乎，每个枝头冒出钞票都不会被轻忽。
这倒很像广东人吃烤乳猪、妙龄乳鸽，都是要在它们的幼儿期下狠手。
开始的时候嫩枝少，也比较容易够，随着春深，树杈顶端的叶子飞长，我妈与枝条的战斗变得艰难。她把竹竿一接再接，顶上安上钩子，如果钩住了树枝还拽不下来，就爬到花台上去，又扯又拧，人与枝条形成角力之势。我实在担心她会从花台上摔下来，每次只要我在家看见，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说“我来”，她总是示意我走开，偏要亲自取那枝条首级。有时候挑落的香椿头掉到院外的公路边上去了，她就跨上自行车到墙外去寻。若是已经被人捡走，回来就懊恼成串……
对此，妈挂在嘴边的仍是“有当无”，可我分明发现我们几乎吃掉了整棵树，那棵可怜的香椿树几乎没有几个触手能够度过春天。去年春天我一直在家，每天都有香椿炒鸡蛋，吃得我快通体椿香了。香椿摘得多的时候，吃不完就会送些给邻居。我妈会细心地做好分配，串门时偷偷捎去，以施惠者的姿态，仿佛那是对长期坚持睦邻友好者的褒奖。
不用再跑医院了，我妈的生活和社交半径又缩小为方圆几十米。我妈应该算是很懂邻里相处之道的人，每次我回家偶尔会跟我唠叨一些事，若是我妹妹回家，她俩更是有聊个没完的家长里短。比如说到某个街坊老太太忘恩负义，转头又会说算了，都是可怜人，并不打算记仇。邻居小孩打架，互相咬了，她去敦促人家“要打狂犬针”，搞得小孩家长不太高兴，让我妈觉得真是好心没好报。我家所在的中学里，我妈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从没有正式工作，但她偏要做个编外善人，业余菩萨。
尽管经常受挫，但她常觉得是别人素质不高，自己的善心天地可鉴。此处有一个正例必须要提，她曾成功地将邻居家中学生口口声声的“杉杉有礼”纠正为“彬彬有礼”，一举赢得多年尊重。
老式的生活就是这般琐屑，“有当无”其实是一种看似淡然洒脱的掩饰，若有似无，有也聊胜于无。我那可怜的妈，还在与生活细细厮斗，经营着让自己心安理得的人生。就像那棵院里的香椿树，拼命地在小得可怜的天地里伸展，叱咤。
当知道我妈是金牛座时，我简直惊得愣了半天。感慨星座确实是一门准确的科学，真的是什么都对上了。她实在是太能节俭了！用我妈自己的话说，大钱挣不到，小钱绝不乱花。
我在县城的家，仍旧是90年代的样貌。你可能难以置信，现在仍在使用的沙发、吊扇以及一些厨具年龄都超过三十年。前些年我跟妻子每次回来，都会跟我妈围绕着新旧去留的事儿展开斗争。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这个家中儿女一直没跟老一辈共同生活，否则的话老年人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跟上儿女的脚步走。这种改变是在漫长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缓缓进行的，比如，流行又实用的某种新衣新鞋、省钱省时的生活工具的出现等，这些东西由年轻人带回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长辈的生活，也改进他们的常识习惯。而我们这个家却不同，我和妹妹离家读书之后，它几乎停止了演进，被封存在90年代。
道理不必多讲，上一代人穷怕了，也穷惯了。有钱不知道怎么用，不用。对任何一件需要花钱的事警惕。用旧的东西不舍得扔，而新东西基本上不买，还往家里面捡东西。
挖耳勺、铁钉、线头、随时可能碎掉的塑料夹子、蜡烛头、纽扣、锁头、打火机、永远也写不出字的各式圆珠笔……这些全是我爸妈捡回来的，扔在窗台上或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院子里也堆着破木板、旧桌腿。我总是跟妈说，你捡这些东西又不用，还占地方。可妈总是坚定地说：“我捡啥东西都是经过慎重决定的，需要用到啥的时候，就能把它找出来。”
我给妈讲了广州一个垃圾收集狂的故事：一个老太太常年捡拾垃圾，把自认为有用的码放在几平米的独居小屋，塞得严严实实，高至房顶成为奇观。社区干部和消防部门一直认为这不卫生也很不安全，多次规劝无果后，动用了消防官兵将老太的垃圾山清离。“拆迁”时老太还疯也似的与官兵大战，誓要保卫她的宝库。
我妈才不管这些。不过有时候我急着要用到什么东西时，只要问她，她的回答总是“有”。经过一通翻找，目标总会神奇地出现，这些更让她坚信自己的收藏理念。
跟捡那些百无一用的小东西相比，捡空瓶子则是爸妈他们坚持多年的事。他们不是专门去捡，但只要看到，就会捡拾。因为家在中学，夏天的时候，每天校园及附近会产生很多瓶子，他们觉得每一只就是一角钱人民币躺在地上，无视才是罪过。他们把矿泉水瓶子踩扁，装在塑料袋里，带回来堆在院子里，攒到了一定的量就卖给来收破烂的，算是挣上一笔小钱。
有一年爸妈去广州帮我带孩子，有一天妈告诉我一件很痛心的事：“你爸每天出去跑步，把捡到的矿泉水瓶子塞在小区的绿化带树丛里，以为很隐蔽，今天发现不在了。攒了好几十个呢，他不敢拿回家来，怕你知道了说他。估计是小区的清洁工发现了，一锅端了去。”这件事妈提过好几次，感觉不是太恨那个清洁工，只是怪我爸藏得不成功，或没有及时卖给隔壁小区收破烂的大爷。
后来，我带小孩回老家过暑假，孩子在校园里看到矿泉水瓶子冲过去就捡，还学会了用小脚猛力踩扁。有次这个动作被我妈看到了，赶紧把孩子喊回家了，为此还嘀咕了好几天，说都怪她把孩子带得太寒碜了，让学校里的老师们知道，真的会很不好意思的。
捡瓶子虽然没有成为咱家的传统项目，但这个习惯他们确是一直没改变。听我妈说，在我爸已经颤颤巍巍坐轮椅的阶段，我妈推着他逛公园，他们仍会捡。我爸看到路边有瓶子，还会伸出手一指，我妈就过去捡。小时候就听爸爸讲过《儒林外史》里严监生临终前不能说话了还举出两个手指，示意把两根油灯芯减省为一根的故事，当时还挺恼火怎么会有这样的本家，没想到这样的画风也会这么接近自家。
去年夏天在老家学开车期间，每天喝完饮料我都把空瓶子悄悄装回包里，带回家扔在院里。她在捡，我若再扔，总觉得于心不妥。我本人虽无收集的习惯，但在扔东西的时候还是十分谨慎。妻子颇为欣赏我这点—觉得我尚是“恋旧”之人，大概将来也做不出什么抛妻弃子的事来。因为广州的家房子小，不用的东西赶紧扔是常规做法。妻子在处置一些鸡肋小件的时候也常问我“这个还要吗？”，只是那些东西往往小到让我发笑，竟然还隆重地来问我。
妈妈视力不好，捡一副茶色眼镜，镜腿上还镶嵌着三两粒“钻石”，应该有脱落，因为两边并不对称。想必那根本不是珍宝，但也不掩其豪华。可妈说这眼镜好使，出门喜欢戴着它，说不戴时眼睛看东西是蒙的，戴上它看这世界就有立体感。我几次要给她买新的她都不同意，偏说自己捡的这副非常合适。据她说有一次戴着这副眼镜跟我家旁边修围墙的工人理论，瓦工们竟然收敛了嚣张，听从了她的指令。据她分析工人们应该是把她误当作单位领导了—这显然是那副眼镜的功劳，捡来的东西竟然助她为邻居们捍卫了权益。
唉，若再得广厦三间，我就专门用于收藏大业，叫我妈来坐镇、筛选、看管。就戴上那副茶色眼镜，看什么官兵胆敢来犯！
离家二十多年，与家里联系最多的是用电话。千里喜忧一线牵，但我觉得双方都总是报喜不报忧的。对于我这个在外闯荡的人来说，忧是常态，常伴左右。没有多少喜可以报，或者说我以为的喜对他们来说其实未必，是瞎胡闹并制造人生险情而已。
最早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打到邻居家，先是在电话这头听到阵阵叫喊、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才能听到我妈那喘着大气的声音。那时候长途话费贵，没有大事打电话其实也是给家人和邻居添麻烦。
年轻的时候，在跟我妈通话的内容里，多数时候都是她在叮咛：“我跟你爸在家一切都好，你好好忙你事。”然后还会加上一句：“黄赌毒，永莫沾。”
联系不易，母亲的牵肠挂肚和叮咛竟能化为口诀。
平生里最让我妈开心的电话是那年妻子从产房出来，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妈报告喜讯。当我说出“是个男孩”的时候，电话那头迸出一个“哟！”之后，全是笑声。
我当时是有点纳闷儿的，为什么一个苦难的母亲也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重男轻女的阵营中去？
后来小孩大了一些，老家也装了电话，我常有意地让小孩跟奶奶通话。可小孩子没有耐性，总是敷衍几句跑掉，为此我也没少发火。
再后来给我妈买了手机，联系方便多了。只是她仍舍不得电话费，每次她有事找我，都是我先把电话来电按掉，再拨打回去。她的电话几乎只有传呼功能，我得默契地配合她把电话费控制在月租费之内。
智能手机时代，要给她买新手机她却不让，只让我们把淘汰的手机带回去给她。她又不能接受套餐，于是就只装了个微信，配合自己的手机教她怎么用。尝试用微信联系她，发现总不能及时收到回复。通常隔了一两天收到她的回复：我刚上街回来，刚到家看到你微信，真巧！
如今我妈一个人在家，情况变成儿行千里担忧妈了。我早已把县城里最好的几个朋友的电话写在一张大纸上挂在墙上，他们是紧急联络人，让我妈有事直接打。她从未打过，依旧告诉我她在家一切都好。
如今的我能做到的是经常回家。最好是带上孩子，赶上千里的路，出现在家门口，让儿子高声喊门：奶奶我回来了！然后，迎上奶奶喜悦的目光。进屋的第一件事总是在家里的一个门框边给孙子量身高，用笔做个标记，写上年份。逐年上升的身高线在门框上增加，我妈需要踮起脚才能刻画下一段久久期盼来的欢欣。
更多的时候是我独自回家。这些年，只要在北京或上海有活动，我都会尽量安排回一趟家。以前专程回家，总是被家人反对，觉得太浪费。若是路过，家人便能接受了。
从定远汽车站出来，穿过东大街，到西大街的家中，大约有两公里的路。早些年没有公交、出租车的时候，县城里跑的满是载客三轮。汽车一进站，三轮车们就会蜂拥围堵过来，家乡话嘈杂却总让我感到幸福。最早的时候车费是一块两块，几乎可以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后来涨价至五块六块。有几次我坐了三轮，在轰轰隆隆中领略了小别的县城主街回到家中，几乎是一进院门，我还在归家的喜悦中，我妈就问我：“是怎么来的？坐三轮了吗？收了你多少钱？”当我回答说“五块”，妈会立刻神情懊恼地说，“你又亏了，其实最多三块……”。随即我也是无言以对。在我妈的眼里，我大概是永远都不会过日子的笨人吧。
后来我总结了原因：我是不愿意在落地的时候，跟操着家乡话的人狠心还价，更不愿意争吵而致不悦。
一个游子的心里，早就为家乡预备了很多原谅。
再后来，我干脆不坐三轮了，即使是大夏天，即使是背着大包。到了家里，妈又问我“是怎么来的”时，我便坦然以对：“这次没亏，我是从汽车站走回来的。”
安徽，就是夏天热死、冬天冷死的地方。
记得前几年有个夏天的夜里热醒坐起来喘气，打开灯，几岁的儿子也在对面床上呆坐着看着我。我妈知道此事后终于心疼孙子了，决定给屋里装上空调，说真怕她的孙子暑假不敢回来了。
夏天午饭的时候必须开空调，否则实在太热，人几乎没食欲。在我妈的眼里，空调简直是珍贵的，是用来对抗灾害性天气的。门窗关严不说，门底下的缝隙还会找些破旧衣服塞上一塞，生怕冷气白白流散。
空调在夏天能开上几天，在冬天就完全休息了。我爸去世之后，我家的空调在冬天是罩起来的，我说的不是室外的空调机，而是在屋里的出风口。去年回家发现空调已经被我妈用一大块塑料布裹上，我就知道要咬牙过冬了，默默地把能盖的被子都找出来。有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发现水槽口是结了一圈冰的，不禁一惊：原来我每天晚上都是在零度以下的空气里睡觉的啊！
我妈就让我多盖被子，家里被子多，那些老被在加至三层时，压得人实在胸闷。而且睡觉时总要露出鼻子呼吸，还是冻得脑袋疼，我妈就建议我戴帽子睡……一个知道此事的朋友甚至不觉得这是个经济问题，直接问：是不是亲妈？
只要出太阳，我妈就晒被子，洗衣晒鞋，最充分地利用起太阳能。还问我，你的相机要不要晒？
电话、车、空调就是我回归的脚步，半生跑下来，终于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不精彩了，可我的家乡还很无奈。我也常跟妈讲一些关于消费观的道理，人生不是攒钱来了，那些东西都是为人服务的，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过于省钱，常常换来的是不健康，甚至更费钱。也跟她细算过一些账，告诉她一千瓦时才一度电，一度电才几毛钱。跟她说饭店是要赚的，厨师、服务员是要开工资的，更不用说房租。当我说到“你攒的钱以前够买一套房，眼看着现在只够买几平米了”的时候，她似乎才有些明白。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里说，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
中国人干脆说“学道的人莫回家”，我理解的意思大概是：人若直面原生家庭进行思考太残酷，那是个会把人的心思、情怀弄乱的地方，那里是基因与格局的战场，足以让你动摇你攒出来的一些信念、标准。所谓能避世修行的远方，大约就是与自己家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所在。于是，冥冥之中，许多人索性选择离家远一点。以前回到家一段时间就觉得这样下去我定会变得焦愁、胆小、抠门，这明明就是平时我脑子里的事业、朋友、天下的背面。
没有办法，你只能给自己的家人预备下更多的理解。巨大的生存惯性已经在一代人身上形成了活着的伤，那是写入贫穷的基因带来的，至今还附着在他们孤寂的生活上，逼仄的院落里。母亲身上那些令我烦闷的不堪，正是她无语的艰难。
医生建议我妈做了胆结石手术后，不能再吃很油腻的东西。我曾多次跟她讲，吃菜剩下的盘底油不要再用来炒菜或留着下面条用。去年某天，我妈突然跑过来很坚定地跟我说：“我刚才把盘子里剩的油倒掉了，以前从未有过，直接倒掉了！”
我愣愣地望着她那从未有过的阔气神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转变，我的妈呀！
再看这张很久以前拍的照片时，我会想起电影《太平轮》结尾处的那首缓缓唱起的歌：“你是不能不飘荡的风，我是芒草走不动，来时低头倾倒你怀中，过后仰首看长空。”会想到虚实与命运，欢乐与哀愁，以及注定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