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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一个冬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他几个月的儿子匆匆赶往镇卫生院。医生告诉他，孩子得了肺炎，还发烧，需要吊盐水。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这么小，能吊水么……”
此时外面风雪交加。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这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说：“你爸以前特别疼你，一辈子也没见过他那样哭。”
父亲是在他八十岁上因肺病去世的，病名是间质性肺炎，也称肺纤维化。父亲是在参加退休教师体检时查出这个病的，当时觉得不要紧，又很忌讳去医院，拖了一年才接受治疗。从虚弱到卧床，到最后一次去医院没能再出院，大约有三四年时间。对于父亲的这个病，我妈为从医生那儿得知的一个词哀伤不已—“不可逆”，并得到一个比喻：他的肺会像丝瓜一样，逐步干化，失去弹性。这种“纤维化”的趋势没有办法逆转和根治，只能用药、调养，尽量延缓坏结果的到来。
全家人穷尽所能地围绕着治病、护理，最终在这场战役中败下阵来，眼看着一家之主，一个父亲的离去。
堂叔一番分析、总结，得出“咱们家族的人，肺都不好”的结论，老家的村里，有几位老人去世几乎都因肺病，父亲的病亡又增添了新例。
在这几年里，我也以空前的频率回到县城，有时直奔医院，有时或长或短在家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经历也让我体味了一个家庭的忧惧、苦痛和阔别了许多年的日常亲情。
一个曾经用脚丈量过那么多地方的人，最终还是要路过自己。
三四年前的暑期，我带儿子回去，我妈跟我说起父亲被查出这个病时，他的状态还行，仍是平常的样子。就是在带孙子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时常觉得累，需要坐下来休息。那时候只是觉得他渐渐衰老，内里出了问题会导致将来怎样，没有预料。2012年，我拍过一张照片《严亨与斑马》，就是在我家旁边的公园里拍的。我预先看中了那个场景和傍晚的天光，记下了时间，第二天傍晚便带上儿子去给我做模特。照片并无多大意义，只是想让他留下跟这个小县城老家的联系而已。父亲也跟了去，我交代他替我一直举着一只小小手电筒作为灯光，他就一直勤勤恳恳地举着。这也是唯一的一张父亲给我当助手的照片，不难看出右侧有一道很有方向性的光源的存在。当到了2015年这张照片印到了书上，父亲已经卧床了，我指着照片给他看时，那次拍照的场景，他已经全然忘却了……
当我回到广州，每次电话问父亲的状况，我妈说得最多的是“还可以，还是老样子”。能是老样子，我已经很安心了。偶尔不好，会让妹妹回来，一起把我爸送去住几天院，每次都是出院之后才告诉我。
渐渐知道，父亲住院的频率在增多，间隔在缩短。最初每半年左右，在感冒或咳嗽比较厉害的时候去住一次院，打上一周的吊针，也就没什么状况了。出院回家，又可以过一段没什么事似的日子。我妈对我爸的照顾是极细心的，冷暖、饮食各个方面无微不至。毕竟肺功能在弱化，父亲逐渐不愿意走动，活动范围逐年、逐月收缩，更多的时候是卧床睡觉或看电视，不久住院频率上升到两三个月一次。父亲是个极不愿去医院的人，每次把住院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动员他出发，他仍非常抵触，有一次竟发怒道：“你们把大部队开来也休想把我弄去医院！”没有办法，连骗带哄，还是得去。每次回家，我都能发现家里逐渐完备了应对住院的锅碗瓢盆，像行军打仗一般，稍一收拾就能出发。我妈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由于那句“不可逆”，这个家所能希望的，就是可以打持久战。
父亲的肺功能弱化是明显的，下床上洗手间，再回来即已气喘吁吁，须及时吸氧气缓解。家用的制氧机是学医的朋友建议买的，每天可进行几个小时的氧疗，缓解肺的压力，增加供氧。最初父亲对吸氧也非常抗拒，大约觉得那是电视剧里状况很糟糕的人才用的。随后我们又给他买来轮椅，他更是拒绝，觉得被推着出门被老同事、邻居看到是件很丢脸的事。可是用轮椅很有必要，不能总躺着看电视，我们希望他能出去公园转转，看看新鲜的事物，避免脑力僵化。后来的两年里，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父亲在不情愿下也逐渐接受了。
一切已经由不得他，父亲已经垂垂老矣。
说实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性情是很躁郁的，在家里有绝对的威权，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永远皱着眉头。后来我在外多年，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最怕父亲接。他一点也不给这个浪子嘘寒问暖的机会，总是烦躁地说你妈不在，草草挂断。
父亲的衰老过程，似乎也是放松眉头的过程。卧床的父亲应该能感觉到，儿女们回家的次数在增多，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个意外之喜。
我和妹妹离家读书后，事实上等于离开了这个家，爸妈又重回二人世界。或许最初他们也觉得清闲，待到老至，他们又渴望这种有儿女在身边的日子。
早几年父亲身体还好时，我回到家中父亲还能陪我喝两杯，后来妈不让他喝酒了，饭也单独吃。但只要我回来，他也会起床，披着衣服坐在我的桌对面，东张张西望望，就那么坐着，陪我把饭吃完。每当这时候，我也不会仓促地吃完一顿饭，而是耐心地细嚼慢咽起来。从陪我喝酒，到看着我吃饭，我知道我们彼此都在无奈中接受部分现实，也想抓住别的不愿失掉的部分，沉默间将其放大，延长……后来，我几乎怀疑自己是在那段时间里增加了酒量。
有一次我在特别热的夏天回到家，刚在客厅里放下沉重的行李，父亲蹒跚着出来，笑盈盈地说：“喝口酒，暖暖身子。”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他老得已经有点糊涂了。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又托人在国外给他找了延缓老年痴呆的药，效果还是有一些的。
我给父亲买过一个U形枕头，很软和，父亲很喜欢，经常枕着它看电视。听我妈说，父亲有时候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到在晾晒的枕头也会指着要过去拿，说那是他的，是儿子给他买的。
随着卧床时间的增多，家里人轮番给父亲按摩，算是让肌肉被动地运动。父亲很喜欢我给他捏腿、抓背，面带一点点微笑，随着我的按摩节奏颤动，然后渐渐睡着。每次我跟他说到吸氧时间了，他也笑笑答应，看着我把吸氧管用湿纸巾仔细擦净，轻轻地挂在他耳朵上，还会轻轻侧转头配合，乖得像个小孩子。
我与父亲共处的时候，仍是沉默居多。有几次父亲会睁大眼睛问我：
“什么时候回广州呢？”
“下个月。”我答。
“哦，那还早着呢……”他会露出十分轻松的微笑，像是什么悬着的疑问被放下了。他不想我走。
父亲生前喜欢的文化娱乐项目有下象棋、拉二胡、拳击比赛、听豫剧，后两项主要是在电视上看。综合比较，豫剧电影《朝阳沟》是他的挚爱，是耸立在他心头的文艺标杆。电影是黑白片，长春电影制片厂出的，1963年上映。故事讲的是城市女青年爱上男同学，经历内心转变最后留在农村，当年在全国应该是家喻户晓。这个电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大人在镇上的电影院看过，一些关键场景和唱段还有些印象。
父亲病重卧床之后的几年，我和妹妹在网上下载了大量的豫剧节目，放在U盘上，随后网络电视发展起来，家里装了宽带，弄了电视盒子，找起节目来更加方便。他喜欢的《梨园春》《武林风》，都可随时找出来看，那都是我们能给他的一部分精神慰藉。每次我从外地回来，想陪父亲看会儿电视，问他想看啥，他都会犹豫一会儿，最后总是两眼放光地说出三个字：朝阳沟。特别是在团圆节日、出院归来，《朝阳沟》的电影音乐响起，扎俩大辫子的银环手捧《中国青年报》开腔唱出“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就起了某种氛围，在它的萦绕中我们这个家暂时安好。
陪父亲看电视，帮他按摩的过程也是相互沉默，就像他老了之后不会再接电话一样，他也不再会用电视遥控器，看什么节目似乎都可以。病情很重的时候，我也就不再问他，会悄悄地直接播放《朝阳沟》，它已经成为一味药。要不了多久，他似乎已经不在看，也不在听，沉沉地睡去。
几年里，我跟着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虽然每次只看部分片段，但足以无缝拼接至大好团圆。后来还慢慢了解了剧中演员的近况，比如银环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柱宝也老了，常被请到豫剧比赛节目现场当嘉宾，还会表演锄地，示范“前腿要弓，后腿要蹬”。台下掌声雷动，粉丝们也老了。
曾经的潮流运动、人物命运，已经化为唏嘘。其中人性悲哀的成分、那个时代的扭曲，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跟父母探讨了。我们总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禁忌的一部分。隐瞒似乎成了一种义务，谅解成为一种孝顺，否则都是残酷。就像我们有时很讨厌广场舞，但跳广场舞的人们定有儿孙，他们是会原谅也只能原谅长辈的，他们可能还予以鼓励并封锁社会对他们的微词。
就像父辈最终也没有喜欢上罗大佑，我的孩子至今也没有看上崔健。但是，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清楚，在乐曲中呼喊过肺腑之言的珍贵。芳华的肉身、动听的调子至今竟然在掩盖病情，也在为病人理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唱腔，未来的世界一定充满了陌生的旋律……宋词本来也是歌，如今已经不知曲调了，但留下了歌词。该传颂的，是它承载的意义。
定远县在几年前把几个大医院合并了，叫做总医院。它最后面的住院部大楼的九楼内科，是我家之外的第二战场。我妹妹和我妈跑得更加轻车熟路。最初去住院是可以规划的，觉得最近可以安排去做做消炎、调理了，就事先问好医院的淡旺，约好床铺再去。当然，慢慢地到后来一切无可选择。
我妈是个特别好强、特别能操劳的人，即使在医院，她也要把那儿尽量安排得像家。应对医院的条件，需要用的、吃的，全数带齐。
在医院的吃穿用要比在家复杂多了，很多东西是需要滚动往返运送的。比如脏衣服要带回来洗，晾晒好的衣服再带回去。我爸没有牙了，只能吃我妈包的小馄饨，那是将肉与各种蔬菜精心挑选、切碎包制而成，易嚼易消化。平时速冻在冰箱里，每顿饭取出若干来煮。住院时就得有人往返送饭，这就需要妹妹或我在家才行。医院里不让做饭，我妈就偷偷用一个小电热杯，神不知鬼不觉地为我爸变出了三餐。另有一种我托浙江的朋友买的中药铁皮石斛鲜条，需要用榨汁机打碎，动静很大，我妈就瞅准了每天下午病房里医生护士走动最少的时候，暗度陈仓。
渐渐地，这套装备就成了我们家的机动系统，我妈也练就了两套战斗模式。她能把医院的日子也过出生活气来，把诸多为难一一解决，无惧一切困难，简直可以在那里一直过下去。
病房里还要会跟病友处好关系，相互照应。常年的经验让我妈成了病房里的百事通、管事大王。她总是耐心地给乡下来的病人和家属指引住院检查流程、护理注意事项等。一一教会他们上完厕所冲水，委婉地制止在病房内用唢呐音高声讲电话的人……
我妈跟打针换药水的小护士的相处堪称一绝，即使是那些忙碌中脸色难看的护士也能搞得定。只要她们来，量血压或打针吊水，我妈都笑脸以待，热情协助。妈妈通常称她们“小姑娘”，有一次我竟然听到我妈称一个小护士“宝宝”，不知道是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还是真心流露，像电视里尿不湿广告中对婴儿的称呼般亲切、自然、天衣无缝。
我妈的身体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胆结石。一直拖着没有去治，也没有时间去。平时她在家照看我爸，连上街买菜都是抽出时间冲向菜市场去的。有一次在我爸多次住院期间，她的眼睛不舒服，再三劝说，同意我带她去眼科检查。医生开了些药之后，我妈又嫌贵，犹豫着不想去拿。最终还是去了，到了发现取药窗口前的队伍排成了长龙。我妈让我在队尾排队，自己朝窗口方向挪去了。已经排到窗口的人正在跟窗内的人说话，似乎有什么疑问，我妈凑到跟前也跟着搭话，好像帮着解释什么。那人取完了一堆药正在收拾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妈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胳膊伸进了窗口。我意识到，她在加塞儿。
等我妈拎着药走回来的时候，我埋怨说：“妈你怎么能不排队呢？”
我妈转身朝住院部的方向走，低着头，好久才说了一句：“你爸还在病房躺着呢。”
2004年，平遥。清早赶往学校的自行车上，父子在通过“关口”时平静而有默契。父亲风风火火地向前，脊背后的儿子低头玩着什么或吃着什么。那时候我刚学摄影不久，被这种不言不语的大开大合吸引，也喜欢上了摄影所能做到的定格。
小时候是父亲告诉我的，“很多老年人，都熬不过某个冬天”。这个知识后来被用于我对他的担心。
去年（2017）春节期间，父亲的病情已经很重，往返医院的频率变成数天一次。每一天都是让人忧惧的日子，每一个明天都需要企盼才能来。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有肉吃的时候，父亲会鼓励我们把一片肉埋在碗底，一路吃到最后时它便出现。说这叫“封口肉”，吃得有盼头，吃完有余香，正所谓笑到最后。而这几年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最后，那注定是悲痛的最后，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最终失去肺动力的父亲，会是怎样地告别？会是怎样停止呼吸？会不会剧痛难捱？我不敢去想。
父母在，不远游。我却是个远游了三十年的浪子，但整个冬天我不敢再离开，甚至不敢看我的行李箱。它一直呈打开状，我甚至不愿意去整理，整理它似乎都与某个不好的结局有关。
有天下午我在给父亲按摩时感觉他有点发烧，跟他说话发现他神志也有些不清，身体还有点发抖。我赶紧喊妈来，给他量了体温，39.2度。我妈很是惶惑，因为父亲出院才两天，怎么会又发烧了呢。她赶紧给主治医生打电话，医生的指令很清楚：火速再来医院，叫120。
我妈支支吾吾还在纳闷，医生说他来安排救护车，你们快做准备。我妈在放下电话前跟医生说的话是“能不能让救护车来的时候不要叫？”
我第一次见到我妈的眼神惊恐且呆滞。在她的心里，救护车发出的应该是最后的、最危险的警报，是最急促的叩门声。她可能想象过，但也祈祷着，那个响声迟一点向我们家驶来。她一边再次收拾住院用的锅碗瓢盆，一边喃喃说：“来了救护车，就真的不妙了……”
要是没叫120，当晚应该都挺不过去。
虽然当晚挺过来了，但是状况频仍。父亲身上出现肌肉骨骼非常疼痛的状况，翻个身都会疼得哼出声来。我妈说，你爸本是最耐痛的人，没见过他怕疼吭过一声。虽然退了烧，但他已经是呼不给吸，残灯如豆。
查房医生连续两天都悄悄把妈叫到病房门口轻语，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焦灼。
特别坚强，特别能战斗的妈也轻声哀叹：“怎么每天总没有好消息，还多一两条坏消息。”我们这个家，已然四面楚歌。
每天晚上都是我妈在医院看护，从不让我在医院过夜。通常清早我从家里赶头班公交车去，把需要的吃的用的送去。上午是打吊针的时间，通常要打六瓶左右，持续整个上午。我守在旁边做些招呼护士换药瓶之类的事，妈会在这时候赶着回一趟家，忙些家里的事再回来。到中午我妈就会催我回去吃饭、午睡，通常都说下午没什么事就可以不用再来。每晚我在家，我妈在医院。我在家其实也睡不好觉，每晚能醒上三四次，寒夜醒来发现胸前的被子会汗湿一片。
“医院的墙比教堂听到了更多的祈祷。”每天的生活如此小心翼翼地反复延续着。
那天中午，我站在床边跟爸说，“我回去了哦，你好好休息。”
“我跟你一起回家吧……”爸看着我轻声说。
我跟妈都苦笑着，跟他解释要等医生同意了才能回家之类的话，他不再言语。我想，他应该实在是住院住够了。我看着躺在床上的他，怀着沉沉的心情离开了医院。
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父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当晚，我枕边的手机铃响了。是妈打来的，我一下子坐起身。
“你来……”是我妈那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翻身下床，拿着电话的手有些抖。“你注意给他保暖，保暖……”我急速套上衣裳，几乎同时就穿上鞋，抓了钥匙飞奔出门。不曾在这么老旧的家里做过这么剧烈的系列动作。
当时是凌晨两点多，我在县城空空的街道上边跑边四顾找车。寒冷的建筑大幅歪斜着，昏黄的路灯摇晃着催促，我耳朵里只有自己轰轰的心跳声。
终于打到了车，来到医院，冲进病房。妈在病房的墙边呆坐，病房里其他几位病人也探着脑袋朝冲进门的我这边看。一切似乎很平静，靠墙的那张病床上，父亲还在躺着。妈说医生刚刚已经来过了，没有办法了。妈是凌晨一点左右醒时发现情况不对，当时父亲已无生迹。
他没有给我们告别的时段，悄悄地走了。我的膝盖重重地砸在床前的地面上，脸埋在被子上恸声喊叫“爸”。妈制止我哭，说这不是哭的时候，要把后续的事情办完。
后续是事情怎么办，我和妈谁都不知道。几年来这个家全力一心地要把亲人从死神跟前抢夺回来，这场拉锯战只要能有打下去的权利，我们就只管打。结果是每一个人不愿意想的，是每个人所排斥的。可是，这个结果还是来了，我们反而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太平间？死亡证明？我隐约只在电视剧中知道这些，具体怎么做，什么都不懂。值夜班的护士长送来一张名片，说这是出售寿衣的店家留下的联系方式，打吧，他们会来，他们知道怎么做。
没多久，一个拎着个大袋子的跛脚老头来了。他带来了寿衣，帮着约了灵车，他说在医院去世的人，都是须回家的，停灵三天，再去火葬。所谓“从家里走”，是我们这里的风俗。随后我协助他帮父亲换了衣服。
妈在一边开始收拾东西。我妈曾有心理准备，准备开始伺候可能进入卧床大小便阶段的父亲，可是这个阶段没有来，他就走了。一地的大小袋子，吃的用的穿的，那些不知道陪我们打了多少场仗的家什，如今它们连同我、我妈，都一起显得沉默沮丧，我们被打败了。
我以往在任何地方，只要路过花圈店都会绕道走，绕不开也会侧开脸去。父亲生病之后，我心里更是对它特别忌讳。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每次外出都还会经过。那些悬挂门前的“寿衣花圈”“设灵堂”“一条龙”的字眼以及黑黢黢的屋内隐隐闪着的串灯，都让我心里总觉得怎么会有人安于做此生意，平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萨特在《魔鬼与上帝》中这样谈过死：要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怕死吗？因为每个人都以为死神只会光顾隔壁邻居家。他说中了。
国人对许多亲情上的事，拿手的，是回避和拖延。直到某一天，再也回避不掉。
那天凌晨三点多，我们把父亲的遗体运回了家。灵车停在院门口，跛脚老头打电话叫花圈店的人来设灵堂，他找的就是我家附近的那家。干这行的人会有个互相关照，会帮忙联络相关的服务。我妈说那家老板姓杨，跟我家还有点遥远的亲戚关系。我妈也开始打电话，给我的舅舅，老家的叔叔侄子们。
电话打完没一会儿，花圈店的杨老板就到了，拎了两个大塑料袋，白布、黑纱、纸花之类的，感觉这个行业的人每晚似乎都是枕戈待旦的。桌子沙发很快被搬到院里之后，客厅空了。杨老板麻利地钉墙栓铁丝，挂上白布帘、挽联，设几案，摆上烛台等等。
一个提心吊胆几年的穷家破院很快被刷新为丧事模式。
停灵三天，其实是两天。
大姑父沉默寡语，但能感觉倒是他暗暗把持着流程，力图谨慎周详。谁有做得失当的地方，他也会轻声提点。比如，他几次交代灵堂里不能离开人，人不能断，看守要有接续。还告诉我，出殡的那天，出家门的时候要由我将这几天烧纸用的那个陶盆摔掉，一定要摔碎。我看了看那火盆，敦实厚重。我问他，要是摔不碎呢？“一定要摔碎，反正越碎越好。”
大姑说，你听他的没错。他在村里常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帮忙，很多年了，他也会帮老人穿寿衣，很在行。好吧，他知道那么多关于福祉延续的秘密，做了总比不做要好吧。可我还是有点担心第二天早上我摔不碎它。
对此有觉识的人告诉我：“流程”貌似成规俗套、繁缛仪节，其实是能把悲痛中的人引到具体的事务里去，慢慢做一系列可见可感的事，它有减缓悲痛的功用。
人在伤心无助的时候，是多么需要提示。以前最避讳的事，终成为绕不开的事，并以协助你的姿态站在你的旁边。在这样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被提示“走传统”，传统应该就是前人出离伤痛的经验集合。
各路朋友络绎前来，带着花圈和一扎纸钱，似乎是一种标配。我还发现那个花圈店竟然在我们学校大门口设置了个临时摊位卖花圈，还现场负责写好字，方便吊唁者。在我妈的坚持下，我们不收任何亲友的礼金，只收下花圈和纸钱。那些花圈是伞形的，伞骨可以收束起，一撑开，纸花亮片也会展开。“传统”也在与时俱进，变得身段轻捷。
父亲去世前一年，每次在广州接到我妈打来的“你爸情况很不好”的电话，我就弹射状地匆匆收拾行李往回跑。虽然几次都转危为安，但我知道已经到了要随时面临最不好状况的阶段。分隔两地的家人，常年形成的是互相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我妈能说出“情况很不好”那说明已经是相当危殆。每次我火速收拾东西的时候，也会悄然带上一只U盘。只有我知道为什么要带上它，心情沉郁地坐上开往合肥的高铁。
U盘里只有一个文件，是父亲的肖像照片。照片拍了并不久，在此之前父亲因为卧床几年，病态，老态尽显，我想到过给他留下一张肖像，但一直也不知道怎么办。不敢提，不愿提，不愿想，但这个隐忧一直在。
那是前两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妹妹一家人也在，推着轮椅带父亲出去溜达一圈后回到院里。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我们一家人开始拍合影。合影主要是用手机拍的，我也拿出了黑白胶片拍了几张。父亲精神尚好，我提议给父亲单独拍一个。这个提议不能太慎重，慎重就是沉重。
就在小院里，父亲坐在轮椅上，穿着我妈给他换上的衬衫，微笑看着我，我拍完后轻松地跟他说，不错，可以了。
这张照片与合影不同的是，我离得很近。禄莱双反相机最近的对焦距离是一米，而且是方幅的，我其实再近也只是获得了一张端坐于轮椅之上半身照，并非肖像。
后来回到广州后，我将胶卷冲洗之后特意扫描了一个大文件，裁剪出了竖图头像，效果挺好。有一点遗憾之处是，大概当时因为天气热，我爸的衬衫领口是解开的，而且敞开得略大，稍显得休闲随意。拍的时候没在意，算是个小遗憾。先不管那么多，我总算有了这么一张照片，这是我的事，是一个做摄影的儿子理当准备的事。我把相片存在一个单独的U盘里。
做灵堂的时候，花圈店的老板娘问，遗像要做吗？我说要啊，她问照片有吗？手机上的就可以。八十块钱，这个是交给别的店去做的，她是代收图片。我说我有，黑白的，胶卷拍的。我把U盘交与她。我跟她说，你能不能交代一下做照片的人，在电脑上把我爸的那个领口调整一下。
天亮后，老板娘拎着相框来了，交给我的时候还很神秘地指了一下：“衣领合拢了，看不出来吧？总共八十块钱。”确实很好，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打心底里感谢这没有加价的神来之笔。一直傲娇的胶片摄影师，到底还是有赖PS的帮助，解除了一块心病。
案上摆上了父亲的遗像，灵堂似乎才有了精神中心。消瘦，微微地笑着，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样子。案台上烛火摇曳，“驾鹤西去音容在”的挽联在飘动，看着他平静的表情，我难以想象他骑在鹤身上航行的惊心动魄，于是也会在心中苦笑一下。我妈说这张照片拍得很好，我问她为什么觉得好呢？她说，拍得很像。
县城里许多爱好摄影的朋友来吊唁，也有说到这相片的，他们都知道肯定是我拍的，理所当然是黑白胶片的。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前一日凌晨时分，县城里曾有某人披衣下床，打开电脑，插上U盘，替某个“著名摄影师”的爹修饰过最后的体面。
天不亮，县城里的朋友都来了，有人专门负责组织把车停妥在路边，等着稍后跟上灵车出发。父亲所在的学校派出了一辆中巴用来载随行的亲友，以及一辆货车，用来装花圈。这是前两天我妈向前来吊唁的校领导提的要求，除此之外追悼会、告别式都依我们家人的意见免去了。父亲是教中学政治的，一辈子辩证唯物主义挂在嘴边，我们知道，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些。说真的，他若是知道在去世后的寿衣还包括师爷扮相的瓜皮帽、铁皮戒指，多半不会乐意。在最后那两年，我妈常抱怨他太忌讳去医院，以致延误了治疗，我爸就曾很无所谓地说：“难道人的生命是按尺子上的刻度去活的吗？”他的意思是，哪有那么一定的事。不过，那个一定的结果还是来了。
天刚放亮，殡仪馆的车来了。在我抱着火盆准备出家门的时候，我妈终于开始了她的号啕。这么多年，我没见她掉过眼泪，永远是在做事情，与生活搏斗，忘命地战斗。在父亲的遗体被抬出门的时候，我妈竟长喊一声“我不能再服侍你啦……”瘫倒在扶着她的女眷堆里。
出了院门，经验老到的姑夫怕我摔不破火盆，早已在前一晚于路边物色了一块小尖石。火盆被摔得粉碎，所谓能给家人、后人带来什么福祉，还不如说能排遣一丝悲痛的郁结，摔盆的响声，何尝不是万千无奈中的一声长叹。
我抱着父亲的遗像，坐上灵车的副驾位置。小四，我的发小，开着他的车在灵车前引路。我看得出来，为了灵车行车和缓，小四在尽量压制着后面的车速。一路看着他车尾的红灯，我泪眼模糊。
县城的殡仪馆在北郊，其实也就几公里远。灵车停驻的地方，有一人一桌，那便是火化工在做交接，遗体连同担架被接到一个带轮子的床上。旁边有个玻璃门的大厅，锁着的，看得出那是做追悼活动的地方。由于我们谢绝了举行仪式，一切即是从简，火化工示意就在这入口处叫亲友过来告别一下便罢。亲友们围过来，缓缓走了一圈。火化工站在边上等着了。
亲友们退开了。我流着泪最后抚摸了一下父亲的脸，那么安静，那么寒凉。罗兰·巴特说：“尸体作为尸体，是活生生的。”我知道几秒钟之后，他将被推走，被永远地带离我们身边。
火化工推着车往幽暗的远处走，大步流星。我和妹妹紧追几步，跪倒在地，望着那个带轮子的车转弯，我呜咽着大喊：“爸，一路走好！”
父亲的骨灰暂时寄放在殡仪馆，要待老家的坟修好后，清明期间送回安葬。
接下来的主要事情是清理遗物。一家之主不在了，多年来围绕着一件事做的战斗之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很多用不上的东西，就扔掉了。也有一些东西在去留之间，母亲很犹豫。比如父亲的二胡，病重后的两年就没有再拉过，尽管还让我在网上给它配上一只新的弓，但后来再也无力碰过。还有就是衣服，住在我家附近的舅妈力主全部烧掉，说这是风俗，烧掉也以免将来看到心情不好。那态度，像与一个旧世界割裂般决绝。烧光焚尽才好迎来新生活。
让我妈犹豫的是几件好衣服好鞋子，比如有一件“名牌羽绒服”，我妈说那是这两年才买的，卧床、坐轮椅的父亲基本没有穿过它们，烧掉实在可惜。
在这个时候，回到郑州的张二哥打来电话，说看到我们的犹豫，关于烧不烧衣服。二哥说，一定要留两件，他的父亲在十年前去世后，家里就完全没有留，他一直非常后悔。
睹物思人，烧是烧不掉的，你想留的就留吧。咱们就不烧，我们又不恨他，我们想他。
一连好几天，我们沉默地整理着，仿佛时间从此变得多起来，什么都不用再急。
我发现了那支体温计，父亲在家中最后一次使用的温度计。体温刻度停在39.2，那是他留在家中最后的体温。又想起那天我跑到单位大门口，引领救护车开到我家巷口，又亲手把父亲抱上担架担出门的十万火急情形。这是个意外，区别于其他衣物的特殊遗物。我把它用几片纸巾包好，放在一只空的眼镜盒里，收到书柜里。
我打算永远留着它，父亲最后的体温。
好几天，妈在屋里院里低头忙碌着收拾整理，我一下子还难以想象她忙完之后还有什么事可忙。有一次，我见她坐在院里歇息时发呆，长叹了声：
“一个人，就这样永远地回不来了……”
我心里蓦然念叨起一句话：失去，才是人生最大的真实。
2016年春天，我从安徽老家抽出几天时间去了趟甘南，说是拍照，但心中惴惴不安。在拉卜愣寺，我随着众人磕头、拨转经筒，祈求父亲的病情能好转。在寺外的山坡上，我拍下了沉默的僧人。天上黑云翻滚，随后下了骤雨。回来后唱片公司把这张照片约去做了黄绮珊与马帮乐队单曲《一切会过去》的封面。每当我在手机上打开这首歌，看到唱片中间的僧人在转呀转，我就又会想起当时自己绞痛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