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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19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19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因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被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对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的迅速同化，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把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崛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持续不断的介入。相反，美国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日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独一无二。核武器的出现，意味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见本章末图1．1）。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国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是在几乎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味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